正郭第六十六

抱朴子说：嵇生认为太原的郭林宗，最终没有接受三公的任命，学问无所不涉猎，名声重于前代，再加上他善于识人，能识人就是明智，大概是亚圣的才器。等到他处于衰乱之世，奔波忙碌，坐席都来不及坐暖，志向在于匡正时弊、推行道义，与孔子相似。

我回答说：“明智与不明智，体现在一言之中，关键之处的瑕疵，会玷污白圭那样的美玉，我认为亚圣的评价，不可以轻易地给予肯定。所谓亚圣，必定是具备了圣人的全体而略微逊色，是当世无与伦比的人，与周公、孔子之间没有可以容纳别人的余地。像郭林宗这样的人，哪里配得上这个等级呢！林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见识洞察清晰明朗，但与普通人相比议论起来，固然常有人把他抬举到圣贤之上，实际上还远远不够。这个人有机敏的辩才和风度仪态，又善于巧妙地自我抬高并加以利用，而且有好事的人做他的羽翼，把他的声誉传播到四方，所以他才能在乱世中被推崇仰慕，被那些不经过核实就轻信传闻的人推举褒扬。他片言只语的褒奖，比千金还重；他游历所到之处，贤愚之人都为之波动，说他是龙凤聚集、祥瑞出现。他吐露言论就有余音被效法，迈步就有足迹被模仿，真可以说是善于敲响大鼓、高举日月的人罢了，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他想要在朝廷任职，但世道已经大乱；想要隐居潜伏，又郁闷难耐；想要跃身而起又怕招来祸害；想要坚定自守又于心不安。他彷徨不定，忽胖忽瘦，而世人追逐他的浮华却不研究他的实质，玩赏他的外形却不探究他的精神，所以即使遇到下雨头巾毁坏，还照样被效仿，感觉不到他的短处，都是这一类情况。世俗之人追逐名声，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所以他虽然有缺点，也没有人敢指出来。林宗学识涉猎广泛，善于知人，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但他未能避免名过其实的名声，而且对自己认识不清。有人劝他出来做官，林宗回答说：‘我白天观察人事，夜里观看天象，上天要废弃的东西，是无法支撑的。如今时运正处于明夷的卦象，正值不宜有所作为的位次，这是盘桓隐居的时候，不是利于出仕的时机。即使有原野陆地，还恐怕沧海横流。我就像一条鱼，怎么能冒犯迎风而乘着波涛呢！不如在山岩中颐养精神，以彭祖、老子为乐，悠闲自得，聊以度日。’按林宗的话来看，他知道汉朝不可挽救，不是他的才能所能办到的，这是很明白的了。按理他应当向上像商山四皓那样隐居，向下像范蠡那样泛舟五湖，追随巢父于峻岭，寻找渔父于沧浪。如果不能与山野隐士为伍、离群独居，就应当隐藏光芒、收敛锋芒、缄默不言，然而他却从西到东奔波，坐席未暖，想效仿孔子、墨子奔忙的事迹。圣人忧虑世事，周游四方，尚且被退隐之士讥讽批评。林宗才能并非适应时势，器量并非超群绝伦，出仕不能安定君主、治理百姓、移风易俗，退隐不能挥笔著述、继承六艺，行为自我炫耀，已经过分了，收取赫赫名声，得到很多好处。然而最终进不能对治乱有所补益，退不能在史册留下事迹。观察他倾覆危乱、随波逐流的样子，如同冰融草伏，与普通人没有区别。无故在波涛之间沉浮，在尘埃之中奔波，遨游聚集于京城，结交权贵，车轮磨秃、行装破旧，忙得没有空暇安居，于是使得声誉显赫，秦胡之人都像影子一样追随，街巷里停满朱轮的车子，厅堂上坐满赤绶的宾客，轻车满街，奏章连续呈上，实在是游侠之徒，不符合隐逸的类别。在太平盛世达到这种地步的人，尚且不能列入高洁的行列，成为隐居山林的俊杰，而他在危乱之世这样做，哪里值得称赞呢！谁能不说他不懂天人之道的否泰、不明自我估量的优劣呢！白白背离了恬淡静默的道路，最终没有做出有作为的益处，没有遭遇祸败，大概是他幸运罢了。用这种方式来忧虑世事、怀念国家，希图效仿素王孔子，就好像跛足的人去追赶骏马，斥鷃去追逐鸿鹄，焦冥去比拟云鹏，鼷鼬去与巨象相比一样。

“然而林宗可以说有使世俗炫耀的才能，却没有固守的操守，所见无不透彻，差不多可堪大用，但是言辞辩说显露于外，精神内心空虚，不能忍受烦躁，言行自相矛盾，口里说着静退，心里希求荣利，没能得到玄圃中的栖禽、九渊下的潜龙。自我炫耀、自我推销，是士女的丑事。知道不可为却还要效法师从，亚圣的才器，又在哪里呢？虽说他善于知人，但知人之明，是唐尧虞舜都感到困难、孔子都感到为难的事。即使像日月那样明察，推究始末，尚且会有失误，不能常常正确，何况林宗只有萤火烛光般的明亮，得失参半，已经不少了。然而他的名声重于当世，美谈盛传于去世之后，所以他的所得，世人都共同传说，而他的所失，却没有谁认识罢了。他虽然也在草野中识别了一些无名之士，在丘园中指认了未剖的璞玉，却不能向朝廷进荐忠烈之士，在疆场设立御敌之策，解除危亡的征兆，挫败逆党的竞逐。像鲍叔牙推荐管仲，晏婴举荐穰苴那样，林宗名声震动朝廷，被一时敬重，三公九卿等权贵，没有不钦佩敬重的，他的力量足以提拔人才，言论足以起用沉滞之士，但他只在京城养病，招揽宾客，没有进荐任何人来匡救危局。只能知人，却不肯荐举，这与知道肥沃的土地可以种好田、谈论直木适合做梁柱，却始终不耕种以播撒嘉谷、不砍伐以构建梁栋有什么区别？怎能解决无粮之饥、拯救露宿之困呢！他拒绝贡举，确实是高尚的操守；他奔走不停，也正是他的缺点。”

嵇生又说：“林宗在世时是一代楷模，去世后芳名永播。大儒俊士，没有谁指责他，而您独自批评他的短处，恐怕会被将来的人嗤笑吧！”抱朴子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的话是允当的，就应当交付后世，后世的识者，何必担心和者寡少呢？而且前代贤人也有很多讥讽他的，只有皇生过分褒奖罢了。所以太傅诸葛无逊也说：‘林宗隐居却不修遁世之行，出仕却无益于时，实际上是想要扬名养誉罢了。把街谈巷议当作辩才，把诽谤朝廷、攻击政事当作高明，当时世俗看重他，就像郭解、原涉那样被趋奉于往昔。后来仰慕名声的人，未能用圣王的典制来考察，用先贤的行为来评论，只是被浮华之名迷惑，都争相效仿，学之惟恐不及，谈论之声满耳，中等资质的人尚且不觉悟，蒙昧之人又怎能明白？’所以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绪，是高才笃论之士，也说：‘林宗入朝结交将相，出游遍及方国，推崇私议以煽动众人，在朝廷上操纵毁誉。他所喜好的人就风腾雨骤，改变价格和姿态；他所厌恶的人就摧折沉没，士人不屑一顾。□他本是名贤，遭逢乱世隐遁，隐藏光芒、不露形迹，算不上高远。君子行道，是为了匡正君主，为了端正风俗，当时君主不可匡正，风俗不可端正，林宗周旋于民间，清谈于街巷，无补于世道的衰微，无解于天下百姓的憔悴。’又原中书郎周生恭远，是英伟的名儒，也说：‘遇到太平盛世就赞美它，叫做乐道；遭遇乱世就挽救它，叫做忧道；乱世不可挽救就避开它，叫做守道。虞舜是乐道的人，孔子是忧道的人，微子是守道的人。汉代将要倾覆，世人忙于交游，林宗按理应当慷慨虚心，邀约志同道合的君子，共同矫正时局，而他自己却奔波忙碌成为头领，这不是救世的做法。当时虽然有权阉，不过是六畜自居罢了。像陈蕃、窦武这些人，虽然位居三公、州牧郡守，都器重林宗，信任他的言论，以他的臧否为定论，对于匡正危局、移风易俗，不也可以期望吗？然而林宗既不能推荐有为之士，建立毫毛之益，反而把逃避不出仕的人比作巢父、许由，把弃职待客的人比作周公，把养徒避役的人比作孔子，把弃亲依附豪强的人比作子游、子夏。因此世人被名实所迷惑，而大乱更加严重。如果说林宗不知道，则不能称他是聪明；如果说他知道却不改正，就不能说他忧道。从前四豪像周公却不能成为周公，如今林宗像孔子却不能成为孔子。’”于是问者感慨叹息说：“既然如此，那么这个人只是避乱之徒，并非完全隐逸的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