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高颎牛弘李德林

高颎，字昭玄，又名敏，自称是渤海蓚县人。他的祖先因在北边做官，流落在辽左。曾祖高皓，于太和年间从辽东归附北魏，官至卫尉卿。祖父高孝安，任兖州刺史。父亲高宾，在东魏做官，官至谏议大夫。大统六年，因逃避谗言弃官投奔西魏，独孤信任用高宾为僚属，赐姓独孤氏。等到独孤信被诛杀，他的妻子儿女被流放到蜀地。隋文献皇后因高宾曾是父亲的属吏，常去他家往来。高宾在从政方面机敏，做事果敢决断。赐爵武阳县伯，历任齐公宇文宪府长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在州中去世。等到高颎显贵后，开皇年间，追赠礼部尚书、武阳公，谥号简。高颎年少时聪明机敏，有器量，粗略涉猎文史，尤其擅长言辞。当初，他还是孩童时，家中有棵柳树，高约百尺，亭亭如盖。乡里父老说：“这家定会出贵人。”十七岁时，北周齐王宇文宪任用他为记室。承袭武阳县伯爵位，两次升迁为内史下大夫。因平定北齐的战功，授任开府。

隋文帝执掌朝政后，一向知道高颎精明强干，久习军事，多有谋略，打算引他入府。派邗公杨惠传达旨意，高颎接受旨意欣然说：“愿受驱使。纵使公事不成，也不辞灭族之祸。”于是担任相府司录。当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昉都因奢侈放纵被疏远，文帝更加属意于高颎，委以心腹重任。尉迟迥起兵时，文帝命韦孝宽讨伐，大军到河阳，无人敢率先前进。文帝因诸将不齐心，命崔仲方监军，崔仲方以父亲在山东为由推辞。当时高颎见刘昉、郑译等都没有出征之意，便自行请求前往，深合文帝心意。受命便出发，派人向母亲告辞说，忠孝不能两全，慨叹着上了路。到了军中，在沁水上架桥，敌军在上游放火筏，高颎预先制作土狗防御。渡过河后，烧桥交战，大破敌军。回军后，在卧内侍宴，文帝撤下御用帷帐赐给他。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升任丞相府司马，信任更深。等到文帝受禅即位，授任尚书左仆射、纳言，进封勃海郡公。朝臣无人能比，文帝常称他为独孤而不直呼其名。高颎假装躲避权势，上表逊位，让给苏威。文帝想成全他的美意，准其解除仆射之职。数日后，文帝说：“苏威在前朝隐居，高颎能举荐贤才。我听说进贤受上赏，怎能让他去官！”于是令高颎复位。不久授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突厥屡次侵扰边塞，诏令高颎镇守边地。回朝后，赐马百匹，牛羊千计。兼任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高颎。高颎常坐在朝堂北槐树下处理政务，那棵树不在行列中，主管官员要砍掉它。文帝特命不要砍，以昭示后人。他就是如此被看重。又授左领军大将军，其余官职如故。因母丧离职，二十天后，命其起复理事。高颎流泪辞让，未获允许。

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伐陈，命高颎节度诸军。适逢陈宣帝去世，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由，奏请班师。萧岩反叛时，诏令高颎安抚江汉地区，深得人心。文帝曾问高颎攻取陈朝的策略，高颎说：“江北地寒，田收较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估计他们收获之际，稍微征集兵马，声言掩袭。他们必定屯兵防御，足以荒废其农时。他们既已聚兵，我们便解甲，再三如此，他们以为常事。后来再聚集兵力，他们必不信，犹豫之间，我们便渡江，登陆而战，兵气倍增。又江南土薄，房舍多竹茅，所有储积，都不用地窖。秘密派人，趁风纵火，待他们修葺，再烧毁。不出数年，自可使其财力俱尽。”文帝用其策，从此陈人更加疲弊。

开皇九年，晋王杨广大举伐陈，以高颎为元帅长史，三军皆听命于高颎。等到陈国平定，晋王想纳陈后主宠姬张丽华。高颎说：“周武王灭殷，诛杀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宜娶张丽华。”于是命人斩之。晋王很不高兴。等回军后，因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定食千乘县一千五百户。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有人说公谋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不是谗言所能离间。”高颎又逊位，优诏不许。

此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先后在文帝面前说高颎的短处。文帝发怒，都被疏远贬黜。于是对高颎说：“独孤公犹如镜子，每次被磨莹，更加皎然明亮。”不久，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都上奏说水旱不调，罪过在高颎，请求废黜他。二人都获罪离开，而高颎更受亲信礼遇。文帝巡幸并州，留高颎居守。回京后，赐缣五千匹，行宫一所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卧病，宫中使者不断探望。文帝亲临其宅，赐钱百万，绢万匹，又赐千里马。曾从容命高颎与贺若弼谈论平定陈朝之事，高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在蒋山苦战破敌。臣是文吏，怎敢与猛将论功！”文帝大笑，当时舆论称赞其谦让。不久以其子高表仁娶太子杨勇之女，前后赏赐，不可胜计。

当时火星进入太微垣，侵犯左执法。术士刘晖私下对高颎说：“天文不利于宰相，可修德以禳除。”高颎心中不安，将刘晖的话上奏。文帝厚加赏慰。突厥犯边，以高颎为元帅击破之。又出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说高颎想谋反，文帝未作答，高颎也破贼而还。

当时太子杨勇失爱于文帝，文帝暗中存废立之意，对高颎说：“晋王妃有神灵告知，说晋王必得天下。”高颎跪下说：“长幼有序，不可废。”于是停止。独孤皇后知道高颎不可改易，暗中想除去他。当初，高颎夫人去世，皇后对文帝说：“高仆射年老了，又丧夫人，陛下为何不替他娶妻？”文帝将皇后的话告诉高颎，高颎流泪辞谢说：“臣今已老，退朝只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深加哀怜，至于娶妻，不是臣所愿。”文帝才作罢。至此，高颎的爱妾生一男儿，文帝闻知极为高兴，皇后很不悦，说：“陛下还能相信高颎吗？当初陛下想为高颎娶妻，高颎心怀爱妾，当面欺骗陛下，如今他的欺诈已显露。”文帝从此疏远高颎。

适逢商议征伐辽东，高颎坚决劝谏不可。文帝不从，以高颎为元帅长史，随汉王杨谅征辽东，遇连绵大雨和疾疫，不利而还。皇后对文帝说：“高颎当初不想去，陛下强令他去，我本来就知道他无功。”又因文帝以汉王年少，将军务专委于高颎。高颎因责任重大，常怀至公之心，毫无自疑之意。杨谅所言多不被采纳，因而深恨之。回军后，杨谅哭着对皇后说：“未被高颎杀掉，幸矣！”文帝听说，更加不平。不久上柱国王积因罪被诛，在审讯时，涉及宫中之事，说是从高颎处得知。文帝想定高颎之罪，闻此大惊。当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幹、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柳述等证明高颎无罪，文帝更怒，都将他们交付司法。从此朝臣无人敢言。高颎最终被定罪免官，以公爵身份回家。

不久，文帝驾临秦王杨俊宅第，召高颎侍宴。高颎悲叹不能自制，独孤皇后也相对而泣，左右都流泪。文帝对高颎说：“朕不负公，是公自负朕。”于是对侍臣说：“我待高颎胜过儿子，虽有时不见，常如在眼前。自从他被解职，便茫然忘记，好像本来没有高颎此人。不可以身要挟君主，自称第一。”不久，高颎的国令上告高颎的隐私，说：“其子高表仁对高颎说：‘从前司马仲达起初假托有病不朝，终得天下。公今遇此，怎知不是福？’”于是文帝大怒，将高颎囚于内史省审讯。宪司又奏报高颎其他事，说：“僧人真觉曾对高颎说：‘明年国家有大丧。’尼姑令辉又说：‘十七、八年，皇帝有大难。十九年过不去。’”文帝闻之更怒，环顾群臣说：“帝王岂可凭人力强求。孔丘以大圣之才，制法垂于后代，难道不想居大位吗？天命不可违而已。高颎与子言谈，自比晋帝，这是何心！”有司请求斩之，文帝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年斩王积，如果再杀高颎，天下人会怎样说我！”于是除去高颎之名。当初，高颎为仆射时，其母告诫他说：“你富贵已极，只是还有砍头之祸，你可要谨慎！”高颎因此常恐祸变。到此，高颎欣然无恨色，以为得免灾祸。

炀帝即位，授任太常卿。当时有诏令收集北周、北齐旧乐人及天下散乐。高颎上奏：“此乐久已废弃。如今若征召，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互相教习。”炀帝不悦。炀帝时奢侈腐化，声色更甚，又兴起长城之役。高颎深以为忧，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因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岂可再如此！”当时炀帝对启人可汗恩礼过厚，高颎对太府卿何稠说：“此胡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毫无纲纪。”有人上奏，炀帝认为他诽谤朝政，诛杀之，诸子被流放边疆。

高颎有文武大略，明达政务。自蒙受重任后，竭诚尽节，引荐贞良之士，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都是高颎所荐，各尽其用，成为一代名臣。其余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朝野推重佩服，物议无异，当时致升平之世，是高颎之力。论者认为他是真宰相。及被诛杀，天下人无不伤悼惋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谋及改革时政的建议，高颎都删削草稿，无人知晓。

其子高盛道，位至莒州刺史，流放柳城而死。高盛道之弟高弘德，封应国公，任晋王记室；次弟高表仁，封勃海郡公。被流放蜀郡。

牛弘，字里仁，是安定鹑觚人。他的祖先曾避难，改姓辽氏。祖父牛炽，任本郡中正。父亲牛元，任北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恢复牛姓。牛弘在襁褓中时，有相士见到他，对他父亲说：“此儿当贵，善加爱养。”及至长大，须貌甚伟，性情宽厚，好学博闻。在北周做官，历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书，编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任内史下大夫、仪同三司。开皇初年，授任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因典籍散失，上表请求广开献书之路，说：

从前周朝德政衰败以后，旧的经典被废弃紊乱。孔子凭借大圣的才能，开创了素王的事业，效法遵循前代圣王，制定《礼》刊定《诗》，端正五始而修订《春秋》，阐述《十翼》而弘扬《易》道。到秦始皇统治天下，吞灭诸侯，先王留下的典籍，被扫荡干净。这是书籍的第一次灾难。汉朝兴起，建立了藏书政策，设置了校书官员。到汉成帝时期，派遣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下诏命刘向父子校勘典籍。汉代的典藏文献，在这时最为兴盛。到王莽末年，这些书全部被焚烧成灰烬。这是书籍的第二次灾难。光武帝继承复兴汉朝，尤其重视经典，还没等下车，就先访求文雅之士。到汉肃宗亲自到讲习场所，汉和帝多次驾临书林，兰台、石室、鸿都、东观这些地方，秘藏的典籍堆积，比以前加倍增多。到汉献帝迁都，官吏百姓扰乱，图书缣帛，都被取来做成帷帐和囊袋。收聚起来向西运载，装了七十多辆车，遇上西京大乱，一下子全部烧毁荡尽。这是书籍的第三次灾难。魏文帝取代汉朝，重新聚集经典，都收藏在秘书省，分内外三阁，派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评论的人赞美他分辨清楚了朱紫之別。晋朝继承魏朝，文籍尤其广博。晋秘书监荀勖确定魏朝《内经》，又编著了《新簿》。碰上刘聪、石勒侵犯，从此丢失散落。这是书籍的第四次灾难。永嘉之后，寇贼竞相兴起，他们建国立家，虽然传有名号，但典章制度礼乐，沉寂灭绝没有声闻。刘裕平定姚泓，收取了他的图书典籍，《五经》和诸子史书，才四千卷，都是赤轴青纸，文字古朴拙劣，全部归于江东。宋秘书丞王俭依照刘向的《七略》，撰写了《七志》。梁人阮孝绪也撰写了《七录》。总计这些书的数量，有三万多卷。到侯景渡过长江，攻破梁朝宫室，秘书省的经籍，虽然经过兵火，但文德殿内的书史，依然完好存在。萧绎占据江陵，派遣将领攻破平定侯景，收取了文德殿的书籍以及公私典籍的重本七万多卷，全部送到荆州。等到北周军队进入郢城，萧绎把它们全部焚烧在外城，所收的书籍才十分之一二。这是书籍的第五次灾难。

后魏从幽远之地兴起，迁都到伊洛地区，因时间紧迫，经籍缺乏。北周在关右创立基业，战车没有停息。保定初年，书籍只有八千卷，后来加以收集，才满一万卷。高氏占据山东，起初也采访收集，查验他们的书目，残缺还是很多。等到东夏刚刚平定，获得那里的经史书籍，四部重复杂乱，有三万多卷。但比旧有书籍增加的，只不过五千卷而已。现在御府收藏的单本，合计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起梁朝旧有的目录，只有它的一半。至于阴阳《河洛》的篇章，医方图谱的学说，更加稀少。

臣认为经书从孔子到现在，几次遭遇五灾，兴隆聚集的时期，正逢圣代。现在秘府收藏的书籍，也足够披阅览，但一时的典籍，必须让它大备。不能王府所没有的，私家却拥有。如果广泛发布明诏，同时开设购赏，那么异典一定能到来，观阁的藏书就能积累起来。

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赐一匹缣。一两年间，篇籍逐渐完备。进升爵位为奇章公。

大业三年，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编成一百卷，在当时流行。牛弘请求依照古制，修建明堂，上奏议说：

我个人认为明堂，是用来沟通神灵，感应天地，施行教化，崇尚有德之人的。黄帝称为合宫，尧称为五府，舜称为总章，布施政教，由来已久。《周官考工记》说：“夏后氏代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说：“修十四步，其广增加四分之一的修，那么广十七步半。”“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玄说：“其修七寻，广九寻。”“周人明堂，度九尺的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郑玄注说：“这三种，有的举宗庙，有的举王寝，有的举明堂，互相说明它们的制度相同。”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玄也不同，现在不全部列出。汉司徒马宫议论说“夏后氏代室，室在堂上更显著，所以用室命名。殷人重屋，屋在堂上更显著，所以用屋命名。周人明堂，堂比夏室大，所以用堂命名。夏后氏增加其堂的广度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认为两序之间比夏后氏大七十二尺。”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那么夏室大于周堂，如果依照马宫的话，那么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马宫所说的，没有详细说明其意义。这都是离圣人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各家不同。郑玄注《玉藻》也说：“宗庙路寝，与明堂制度相同。”《王制》说：“寝不超过庙，说明大小相同”。现在依照郑玄注，每室及堂，只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如果以宗庙来论，袷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加上后稷共七尸，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计十一尸，三十六神主，以及君王面向北在二丈的堂上行礼，我认为做不到。如果以正寝来论，就需要朝宴。根据《燕礼》：“诸侯宴请时宾客以及卿大夫脱屦登堂就坐。”由此知道天子宴请，三公九卿一起登堂。《燕义》又说：“席小卿在上卿之后。”说都坐在席上。限制在二筵之间，怎么能行礼？如果以明堂来论，总享的时候，五帝各自在他们的室内。设置青帝的位置，必须在木室内稍北面向西。太昊配享，坐在青帝的西边，靠近南面面向北。祖宗配享的，又在青帝的南边，稍退后面向西。一丈八尺的室内，神位有三个，加上簠簋豆笾，牛羊的俎，四海九州的珍美物品都陈设，还需要在席上升歌，拿出酒樽放回坫，揖让升降，也显得狭窄了。根据这些来说，近来认为不对。查考刘向《别录》以及马宫、蔡邕等人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都说明代古明堂的事。这些书都亡佚了，无法加以订正。现在的《明堂月令》，郑玄说是吕不韦所著，《春秋十二纪》的首章，礼家抄录合起来成为记。蔡邕、王肃说是周公所作，《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就是这个。各有证明，文字多不记载。束皙认为是夏时的书。刘瓛说：“吕不韦聚集儒者，寻访圣王月令的事而记录下来。吕不韦怎么能独自作这个记？”现在查考不能完全称为《周书》，也不能就是秦典，其中混杂有虞、夏、殷的法度，都是圣王仁恕的政教。蔡邕具体撰写了章名，又论述说：“明堂是用来宗祀其祖先，以配享上帝的。”夏后氏称为代室，殷人称为重屋，周人称为明堂。东面叫青阳，南面叫明堂，西面叫总章，北面叫玄堂，中央叫太室。圣人面朝南而听政，面向光明而治理天下，人君的位置没有不端正的。所以虽然有五个名称，但以明堂为主。制度的数字，各有依据。方一百四十四尺，是坤的策数；屋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是乾的策数。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是阴阳九六的变化，而且圆盖方覆，是九六的道理。八门以象征八卦，九室以象征九州，十二宫对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是用四户八牖乘以九宫的数字。户都向外设置而不关闭，表示天下没有隐藏。通天屋高八十一尺，是黄钟九九的实数。二十八柱分布在四方，是四方七宿的象征。堂高三尺，以对应三统，四面五色，各象征其行。水宽二十四丈，象征二十四节气，在外面，象征四海。这是王者的大礼。”看它模仿天地，取法阴阳，必定依据古文，道理不是凭空而出。现在如果直接取用《考工记》，不参用《月令》，青阳总章的称号就得不到称呼，九月享帝的礼节就得不到使用。汉代两京所建造的，与此说全部相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魏氏三方没有平定，没有听说有兴建。晋朝侍中裴頠议论“只建一座殿，以尊崇父的祭祀，其余杂碎，一概除掉。”宋、齐以来，都遵循这个礼制，前王的盛事，于是不再实行。后魏在代都所建造的，也来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屋。屋檐不覆盖基座，房间之间通街，穿凿之处很多，始终没有可取之处。等到迁都洛阳，更加营建，五九纷争，最终没有建成。宗祀的事，因此没有依托。

现在皇猷远播，教化遍及海外，正建大礼，流传无穷。牛弘等人不因平庸浅陋，错误地担当议论的职责。现在检查明堂必须用五室的理由是什么？《尚书帝命验》说：“帝王承天建立五府，赤色叫文祖，黄色叫神斗，白色叫显纪，黑色叫玄矩，苍色叫灵府。”郑玄注说：“五府与周明堂相同。”而且三代相沿，多有增减，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室是用来祭天的，天实在有五个，如果建九室，四个就没有用处。颁政视朔，自然依照其辰次。郑司农说：“十二月分别位于青阳等左右的位置”，不说居室。郑玄也说“每月在当月的堂上听政。”《礼图》画个，都在堂的偏旁，因此必须做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的理由是什么？《孝经援神契》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通，是布政的宫室。”《礼记盛德篇》说：“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因此必须做成圆方。明堂必须有重屋的理由是什么？查考《考工记》，夏代说“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占堂的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代、周代不说，说明与夏制相同。殷代说“四阿重屋”，周代继承其后不说屋，制度也完全相同可知。其中“殷人重屋”之下，本来没有五室的文字。郑玄注说：“五室，也是根据夏代知道的。”说明周代不说重屋，因殷代就有，显然可见。《礼记明堂位》说：“太庙，天子的明堂。”说鲁国因为有周公的缘故，得以使用天子礼乐，鲁国的太庙，与周代的明堂相同。又说：“复庙重檐，刮楹达响，天子的庙饰。”郑玄注：“复庙，重屋。”根据庙既然有重屋，明堂也就没有疑问了。《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说：“前堂叫太庙，中央叫太室，屋在其上重檐。”服虔也说“太室，太庙上面的屋。”《周书·作洛篇》说：“于是建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都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说：“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依照《黄图》所记载，汉代的宗庙都是重屋。这离古代还近，遗法还存在，因此必须有重屋。明堂必须有辟雍的理由是什么？《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是表明诸侯尊卑的。外面的水叫辟雍。”《明堂阴阳录》说：“明堂的制度，周围环水，左旋以象征天，内有太室，以象征紫宫。”这是明堂有水的明文。然而马宫、王肃认为明堂、辟雍、太学在同一处，蔡邕、卢植也认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是同一实体不同名称。蔡邕说：“明堂，取其宗祀的清貌，就称为清庙，取其正室，就叫太室，取其堂，就叫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就叫太学，取其周围水圆如璧，就叫辟雍，其实是一回事。”那些说不同的，《五经通义》说：“灵台用来望气，明堂用来布政，辟雍用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也认为不同。历代所疑惑，怎么能立即确定？现在根据《郊祀志》说：“想要建造明堂，不明白它的制度。济南人公玉带呈上黄帝时的《明堂图》，一殿没有墙壁，用茅草盖顶，水环绕宫墙，天子跟从它。”以此而言，它的由来很久。汉中元二年，在洛阳建造明堂、辟雍、灵台，都在不同地方。然而明堂都有璧水，李尤《明堂铭》说“流水洋洋”就是。因此必须有辟雍。

如今建造明堂，必须依据《礼经》作为根本。外形尺度依照周代制度，具体尺寸取自《月令》，缺失之处参考其他典籍，希望使沿革的道理详尽完备。明堂有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边有屋檐，四旁各有两门，依照《考工记》《孝经》的说法。堂室边长一百四十四尺，屋顶圆楣直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边长六丈，通天屋直径九丈，八扇门、二十八根柱子，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据《周书月令》论述。宫殿围墙呈方形在内，环绕水流在外，水内径三百步，依据《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都有准则和象征，足以尽诚敬事上帝，配享祖宗，弘扬教化，为后世树立典范。

当时正值国家初建，诸多事务草创，没有来得及制作，最终搁置未行。

开皇六年，牛弘被任命为太常卿。开皇九年，诏令制定雅乐，又创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商议乐事。牛弘上奏说：

谨按《周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作为宫音。《周礼》中演奏黄钟，歌唱大吕，演奏太簇，歌唱应钟，都是轮流作为宫音的含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说：“孟春月则以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其他月份以此类推。”所以先王制作律吕，是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之声的。扬雄说：“声音生于律管，律管生于时辰。”所以律吕配合五行，通于八风，经历十二辰，运行十二月，循环运转，没有停止。比如立春时木旺火相，立夏时火旺土相，季夏余分，土旺金相，立秋时金旺水相，立冬时水旺木相。轮流作为宫音，是指当某月当旺时，就以该月对应的律为宫。如今如果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不以太簇为宫，就是春季木不当旺，夏季土不相助。岂不是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吗？刘歆《钟律书》说：“春季用秋季的律，百草必然凋零；秋季用春季的律，万物必然繁茂；夏季用冬季的律，雨雹必然降落；冬季用夏季的律，雷声必然响起。”以此而论，确实不可改变。况且律有十二，如今只用黄钟一均，只用七律，其余五律究竟有何用处？恐怕违背了圣人制作的本意。所以必须依照《周礼》采用轮流为宫的方法。

文帝说：“不必制作轮流为宫，只制作黄钟一均即可。”牛弘又论述六十律不可行：

谨按《续汉书律历志》：“元帝派韦玄成到乐府向京房请教。京房回答说：‘我师从原小黄令焦延寿学习。六十律相生的方法是：从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从下生上，都是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就完备了。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就完备了。十二律的变化达到六十，就像八卦的变化达到六十四一样。冬至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之本，五音之正。所以各统一日。其余按次序运行，当日的律各自为宫，而商徵等音按类相从。’京房又说：‘竹管的声音无法用来调律，所以制作准来确定度数。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有十三根弦，隐间九尺，以对应黄钟律九寸。中央一根弦，下面刻有分寸，作为六十律清浊的标准。’执始之类的名称，都是京房自创。京房说受法于焦延寿，不知焦延寿所承传。到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奏说：‘官中没有懂得用准调六十律音的人。原待诏严嵩，把准法全部教给了他的儿子严宣，希望召严宣补为学官，主管调乐器。’太史丞弘测试严宣的十二律，其中两律准确，四律不准确，六律不知是什么律，严宣于是被罢免。从此律家没有人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来掌管律法的太子舍人张光询问准的用法。张光等人不知，回去查阅旧藏，才找到这个器物，形状如京房书中所说，但还不能确定弦的缓急，所以史官中能辨别清浊的人就绝迹了。能够相传的，只有大体常数和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的方法在汉代已经不能实行。沈约《宋书·律志》说：“详细考察古典和当今音律家，六十律无法用于音乐。”《周礼》说“十二管轮流为宫”，没有说六十。《封禅书》说“太帝让素女弹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使六十律可以制成音乐，也不会采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

牛弘又议：

按《周官》说“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郑众注说：“均，调也。乐师主管调和音律。”《三礼义宗》称“《周官》中演奏黄钟，是用黄钟为调；歌唱大吕，是用大吕为调。奏是指堂下四县之乐，歌是指堂上所唱之乐。只是在一个祭祀中，都用二调。”由此可知，依据宫音称为调，其义相同。说明六律六吕轮流为宫，各自为调。如今通行的音乐，用黄钟之宫，却以林钟为调，与古典相违背。按晋代内书监荀勖依据典籍，用五声十二律轮流为宫的方法，制作了十二支笛。黄钟之笛，正声对应黄钟，下徵对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对应大吕，下徵对应夷则。其他各均，都是如此。然而如今所用林钟，是荀勖下徵之调。不取正声，先用其下声，于理不通，所以必须改变。

文帝非常赞同他的建议，诏令牛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审定新乐。此后商议设置明堂，诏令牛弘条陈旧例，议论得失。文帝非常敬重他。

当时杨素仗恃才能，骄矜显贵，轻慢朝臣，只有见到牛弘时未尝不改变容色而自敛。杨素将要攻打突厥，到太常寺与牛弘话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停下了，杨素说：“大将出征，所以来叙别，为何相送这么近？”牛弘于是作揖而退。杨素笑着说：“奇章公可以说是他的智慧可以赶得上，他的愚钝却赶不上啊。”牛弘也不放在心上。不久被授予大将军，拜为吏部尚书。

当时炀帝又令牛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并召集众儒生，讨论新礼的降杀轻重。牛弘所提出的建议，众人都推重佩服。等到献皇后去世，王公以下的人不能确定丧礼仪注。杨素对牛弘说：“您是旧学宿儒，为时贤所仰慕。今日之事，决定在您。”牛弘毫不推让，片刻之间，仪注全部拟定，都有根据。杨素感叹说：“衣冠礼乐全在这里了，不是我所能及的！”牛弘认为三年之丧，祥祭禫祭都有降杀，而服期丧十一月而练祭，没有依据，于是奏报皇帝。皇帝下诏废除期丧练祭之礼，从牛弘开始。

牛弘在吏部，先看重德行后看重文才，务求审慎。虽然导致迟缓，但所进用的人，大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别人才机敏，清廉谨慎无与伦比，但爽朗俊逸有余，行为似乎轻浮，当时宰辅大多因此怀疑他。只有牛弘深知他的真实，推心置腹任用。隋朝的选举，此时为最好，当时舆论佩服牛弘见识度量之远。

炀帝在东宫时，多次有诗文书信赠送牛弘，牛弘也有答作。等到继位后，曾赐给牛弘诗说：“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那些同时被赐诗的人，在文词赞扬方面，没有比得上牛弘之美的。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任右光禄大夫。随从祭祀恒岳，坛场珪币牲牢，都是牛弘所制定。回程下太行山，炀帝曾召牛弘进入内帐，对着皇后赐他同席饮食。其亲近器重如此。牛弘对他的儿子说：“我受到非常之遇，荷恩深重。你们这些子孙，应当以诚敬自立，来报答如此隆厚的恩遇。”大业六年，随从炀帝到江都，去世。炀帝悲伤惋惜，赏赐助葬财物非常丰厚。归葬安定，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宪。

牛弘在当世荣宠无比，但车马服饰卑下俭朴，侍奉皇上尽礼，对待下属仁厚，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皇上曾令他宣读诏敕，牛弘走到阶下，说不出话，退回拜谢，说全忘记了。皇上说：“传话这样的小事，本不是宰相的职责。”更加称赞他的质朴真诚。大业年间，委任礼遇更加隆重。牛弘性情宽厚，专心于学问，虽然职务繁杂，但书不离手。隋朝旧臣中，始终被信任，没有悔恨过失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他的弟弟牛弼，好酒而酗酒，曾醉酒射死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家，他的妻子迎上前说：“叔叔射死了牛。”牛弘听后，没有责怪询问，直接回答说：“做成肉干。”坐定后，妻子又说：“叔叔忽然射死牛，真是奇怪的事。”牛弘说：“已经知道了。”脸色如常，读书不停。他就是这样宽厚平和。有文集十二卷流行于世。

长子方大，也有学业，官至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险没有仁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人谋逆，事见《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父李寿，曾任魏朝湖州户曹从事。父亲李敬族，历任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令当世通晓经典的人校定文献典籍，任命李敬族为内校书，另外在直阁省任职。李德林幼年聪慧敏捷，几岁时背诵左思的《蜀都赋》，十几天就背完了。高隆之见了感叹惊异，遍告朝中官员说：“如果假以年月，他必定成为天下大器。”邺京人士多到其宅探望，一个多月车马不绝。十五岁时，诵读《五经》及古今文集，每天几千字。不久便博通典籍，阴阳纬候无不涉猎。善于写文章，文词精炼而道理畅达。魏收曾对高隆之对他的父亲说：“贤子的文笔，最终会继承温子升。”高隆之大笑着说：“魏常侍实在是嫉妒贤能，为何不就近比老彭，却要远求温子升！”

十六岁时，遭遇父亲丧事，亲自驾着灵车，归葬故里。当时严寒，他穿着单薄的丧服光着脚，州里人物因此敬仰爱慕他。家境贫寒坎坷，母亲多病，他只顾专心典籍，不再有做官的心思。后来母亲病稍好，逼迫他出来做官。齐朝任城王高湝任定州刺史，看重他的才能，召入州馆，朝夕同游，几乎像师友一样。后来举秀才，尚书令杨遵彦考为上等，授任殿中将军。等到长广王为丞相，引荐为丞相府行参军。不久，长广王即皇帝位，累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侍郎，另外掌管机密。随即遭遇母亲丧事，以极其孝顺闻名，朝廷嘉奖他。守丧刚百天，朝廷夺情起用，他坚决推辞不起任。魏收与阳休之讨论《齐书》起始年号的事，百官集议。魏收与李德林书信往来，言辞多不载录。后来授任中书侍郎，仍诏令修国史，当时齐帝留心文雅，召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共同判理文林馆事务。累迁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定北齐，派使者到其宅宣旨说：“平定齐地的利益，只在于你，应该入宫相见。”于是令他随从车驾到长安，授任内史上士，诏诰格式及任用山东人物，一概委托给他。周武帝对群臣说：“我以往只听说李德林为齐朝作书檄，我正认为他是天上之人。岂料今日能为我所用，又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回答说：“臣听说明主圣王，得到麒麟凤凰为祥瑞，这是圣德所感，不是人力所能招致的。祥瑞之物虽然到来，不能使用。如李德林前来供驱使，也是陛下圣德感召，有大才可用，远胜于麒麟凤凰。”武帝大笑说：“确实如公所言。”宣政末年，授任御正下大夫。后赐爵成安县男。

宣帝病危时，隋文帝最初接受遗诏辅政，派邗国公杨惠对李德林说：“朝廷赐命我统领文武事务，如今想与您共同完成，您一定不能推辞。”李德林回答说：“愿意以死侍奉您。”隋文帝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他谈话。刘昉、郑译最初假传诏书召隋文帝接受遗命辅佐年幼的君主，总揽内外兵马事务。郑译想要授予隋文帝冢宰职位，自己担任大司马，刘昉担任小冢宰。李德林私下建议：“应当设置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于是任命郑译为相府长史，刘昉为相府司马，两人因此心中不平。任命李德林为相府属官，加授仪同大将军。

不久三方叛乱，隋文帝指挥调兵遣将的谋略，都和李德林一起商讨。军书羽檄，从早到晚不断送来，一天之中，往往超过上百份。有时紧急文书同时发出，李德林口授给几个人，文意千头万绪，不加修改润色。郧公韦孝宽担任东道元帅，军队驻扎在永桥，沁水暴涨，韦孝宽的部队没能渡河。长史李询秘密上奏：“各位大将接受了尉迟迥赠送的黄金。”隋文帝接到奏报后很忧虑，商议想要撤换他们。李德林说：“临阵换将，自古就是难事，乐毅因此离开燕国，马服君因此使赵国失败。您只要派一个心腹，明智而有谋略，向来被各位将领信服的人，迅速赶到军中，观察真实情况。即使有人有异心，也一定不敢轻举妄动。”隋文帝说：“如果先生不说这话，几乎坏了大事！”立即命令高颎乘驿马赶往军中，为各位将领调度指挥，最终成就大功。凡是这些谋划，都像这样。晋升为丞相府从事内郎。在禅让取代的时候，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的诏策、笺表、玺书，都是李德林写的。隋文帝登基那天，授予他内史令。当初，将要接受禅让时，虞庆则等人劝说隋文帝全部消灭宇文氏，李德林坚持争辩认为不可。隋文帝发怒，因此他的品级没有提升，只依照班例，授予上仪同，进爵为子。

开皇元年，敕令他与太尉于翼、高颎等人共同修订法律条令。完成后，奏报皇帝，另外赐给他骏马和九环金带。开皇五年，敕令他编撰记录任宰相时的文书，整理成五卷，称为《霸朝杂集》。隋文帝阅览完毕后，第二天早晨对李德林说：“自古帝王兴起，一定有特殊的人辅佐。我昨天读《霸朝集》，才明白感应的道理。昨晚遗憾夜太长，不能早点见到您。”于是追赠李德林的父亲为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号孝。隋文帝后来巡幸邺城，李德林因病没有随行。皇帝下诏书追他，后来御笔批注说：“伐陈的事情和意图，应当让他跟随。”当时高颎入京，皇帝对高颎说：“李德林如果因病不能出行，应当亲自到他家中，取他的方略。”皇帝将这些交给了晋王杨广。

当初，大象末年，文帝将叛逆王谦的宅第赐给李德林，不久又改赐给崔谦，皇帝命令李德林自己挑选一处好宅第和庄店作为替代。李德林于是奏请取叛逆高阿那肱的卫国县市店八十处作为替代。开皇九年，皇帝巡幸晋阳，店主人上表申诉，说土地是平民的，高氏强夺，在上面建造房屋。皇帝责备李德林。李德林请求核查叛逆者的文簿以及当初换宅的意图，皇帝不听，全部追回店铺给原住的人。从此皇帝对他产生嫌隙。当初，李德林声称他父亲曾任太尉谘议，以获取追赠的官职，李元操等人暗中上奏说：“李德林的父亲死于校书郎任上，却妄称是谘议。”皇帝非常怀恨。到这时，又在朝廷上议论时违背了皇帝的心意，皇帝于是数落他说：“您担任内史，掌管我的机密，近来不参与计议的原因，是您心胸不宽广。我正以孝道治理天下，所以设立五教来弘扬它。您说孝道出于天性，何须设立教化。那么孔子孙子应当讲《孝经》吗？又欺瞒冒领取店，妄加父亲官职，我确实愤怒但没有发作。现在应当将一州交给您去。”于是调出任湖州刺史。在州中遇到旱灾，督促百姓挖井灌溉田地，被考核部门贬黜。过了一年多，死在任上，当时六十一岁。追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号文。将要下葬时，敕令一百名羽林军，并一部鼓吹，用来供给丧事，以太牢祭祀。

李德林容貌仪表美好，善于言谈，器量深沉，当时人不能测度。北齐任城王高湝、赵彦深、魏收、陆仰非常钦敬器重他。李德林幼年丧父，没有字，魏收对他说：“见识气度天赋才能，必定能到公辅之位，我就用这个字赠你。”做官以后，就掌管机密，性情谨慎周密，曾说古人不言温树，哪里值得称道。年轻时就因才学被人知晓，等到地位声望稍高，颇为自负，争名夺利的人，相继诋毁他。所以虽然处于兴王之运，功参辅佐创业，十余年间竟没有升迁品级。所撰写的文集，编成八十卷，遭遇战乱散失，现存五十卷流传于世。

儿子李百药，博学多才，辞藻清丽丰赡。大业末年，官至建安郡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