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94

变更新法

元丰八年夏四月辛未日，诏令户部侍郎李定，将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辖的事务以及提举京城所征收课利的具体条目分析上报。诏令尚书省左右司，将京城免行纳支钱的科目名称取旨。又诏令：“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的户马，近来已经支付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路缺马军分，从今以后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的指挥全部罢除。”又诏令：“京城以及京西和泗州所设置的物货等场全部罢除。京城委派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清点核对物数计会，由当职官吏交割桩管，分析措置了结事件上报。”甲戌日诏令说：“恭敬地认为先皇帝统治天下十九年，日夜励精图治，建立政事，用来惠泽天下，垂范后世。近来听说有关部门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有的过于烦扰，违背原降诏旨，有的苟且具文，不能布宣实惠，有的妄意窥测，怠于举职，恐怕朝廷成法因此毁坏松弛，特申谕中外，从今以后，同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符合先帝变更法度、惠安百姓的心意，敢有不敬的，必获其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上报。”丁丑日，御史中丞黄履说：“福建路盐法，只有邵武军、汀州接受数额为重，邵武县近来因为盐多民困，难以出卖，于是按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遵循朝廷旨意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病也是如此，汀、剑、建三州也有抑勒，请求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说：“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谋划官买腊茶，每年三百万斤，访闻抑认，请求委官采访。”于是诏令：“往昔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应当加以考核，那些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的，应当有所惩戒，去年已诏令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派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派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日，枢密院言保甲。庚寅日，司马光上疏：“等到奔丧到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这是臣积年之志一朝得到伸展，感激悲涕，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只乞求下诏，使吏民皆得实封上言，或许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等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实负万死。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阪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之急务，厘革所宜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说：“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庶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乙未日，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前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奉旨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令臣一就取索，今具到提举汴河堤岸司、专切提举京城所管课利事件。”诏令：“汴河堤岸及房廊、水磨、茶场、京东西沿汴船渡、京岸朝陵船广济船渡、京城诸处房廊、四壁花果水池、冰雪窖、菜园并依旧。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各废罢，令贾种民等依罢物货场已得指挥，堆垛般运，东南及西河客人物货亦废罢，其见管官吏人等，并京东西牧力胜钱并仰贾种民等一就相度措置闻奏。洛口两岸滩地，令提举京西北路常平张绶相度措置奏闻，其依旧去处已前并向去，及废罢窠名所收课利，并于内藏库送纳，别作帐桩管，以备朝廷支用。”张绶说：“洛口两岸滩地，除系官者量减二分租钱外，余依旧输税。”听从。庚子日，诏令提举汴河堤岸司隶属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属军器监。戊午日，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司马光以札子辞免，乞求对讫赴陈州，并请求更改新法说：“臣向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用之；敛免役钱，宽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猝，万一饥馑，盗贼群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揽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祸，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顺，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说：“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要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司马光乃受命。

六月丙子日，资政殿学士韩维知陈州。韩维初赴临阙庭，太皇太后遣中使降手诏劳问，韩维奏：“臣近去都下日，尝具奏陈，愿陛下探察盗贼所起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何则？农民以稼穑为生，使之出钱市马，已非其愿，又守护灌饲，素昧其方，万一死损，复更偿买，昔时一马直钱三二十千者，今贵至百千矣！农民如此未有已时，愁叹之声，闻于道路。近岁保甲以筑垣为场，号为团教，一丁在官训练，更须一丁供馈饮食，家阙耕作，身受劳苦，不无怨怼，夫使失业怨怼之人操兵器，习为击刺之事，岂非可虑？近者又闻京西保马，颇为群盗掠取，换易乘骑，如其外厩；河北保甲，渐亦作过，凌暴良民，州县几不能禁，此患在耳目之前，臣恐更易措置，不可缓也。且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民兵遂可不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可胜天时’，可不务乎？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更留圣虑，详酌施行。”癸未日，诏令户部提辖拘催市易钱物，准赦除放息钱外，其合纳本钱，特与展限三年。先是吕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谕公著说：“览卿所奏，深有开益，备见忠亮，良切嘉称，当此拯民疾苦，更张庶政，何者为先，更无灭裂，具悉以闻。”庚寅日，吕公著复上奏说：“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者，便指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财，中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缪；市易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彼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概，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骇物听，而实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贤路，选置台谏官，诚得忠正之士布在要职，使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

八月己巳日，诏令给散青苗钱不许抑配差役

十月己巳日，太皇太后谕辅臣说：“民间保马宜早罢见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丁丑日，诏令罢义仓，其已纳数，遇歉岁，以充赈济。丙戌日，诏令罢方田。

十二月甲戌日，罢后苑西作院。戊寅日，罢增置铸钱监十有四。己丑日，司马光说：“臣观今日公私耗竭，远近疲弊，其原大概出于用兵……神宗继统，材雄气英，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夏河西专于拓拔、交阯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于是边鄙武夫，窥伺小利，敢肆大言，只知邀功，不顾国患，争贾余勇，自谓卫霍不死；白面书生，披文按图，玩习陈迹，不知合变，竞献奇策，自谓良平更生；聚敛之臣，捃拾财利，剖析秋毫，以供军费，专务市恩，不恤残民，各陈遗利，自谓孔桑复出，相与误惑先帝，自求荣位。于是置提举官，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泉；又驱畎亩之人为保甲，使舍耒耜，习弓刀；又置都作院，调筋皮角木，以多造器甲；又奏置保马，使卖耕牛，市驵骏，而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无问边州内地，各置将官以领之，自知州军、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皆不得关预，舍祖宗教阅旧制，诵射法，效胡服，机械阵图，竞为新奇，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卖，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贫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其子孙、邻保籍没货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贱买贵卖，强以配民，食用不尽，迫以威刑，破产输钱。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教兵既久，积财既多，然后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战，将帅愚懦，行伍骄惰，加以运筹决胜者，乃浮躁巧伪之士，不知彼已，妄动轻举，是以顿兵灵武，力疲食尽，自溃而归，执兵之士、荷粮之夫，暴骨塞外且数十万。筑堡永乐，怠忽无备，纵寇延敌，阖城之人翦为鱼肉，曾未足以威服四裔，而中国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厌截截谝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诏，息兵富民，奄弃天下，此臣所为痛心疾首，泣血追伤者也。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俾内外两安，今契丹继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征伐开拓之议皆已息矣，则前此置提举官散青苗、敛免役钱、点教保甲，置都作院、养马、置将官、市易司、封状买场坊、增茶盐额、措置河北籴便司皆为虚设，陛下幸诏臣民，各言疾苦，其已至千有余章，未有不言此数事者，知其为天下公患，众人所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利害著明，皎如日月，各言疾苦而群臣犹习常安，故惮于更张，虽颇加裁损，而监司按堵，将官具存，保甲犹教阅，保马犹养饲，边州屯戍不减，军器造作不休，茶盐新额尚在，差役旧法未复，是用兵虽息，而公私劳费犹未息也！如此因循不知改辙，数年之后，万一遇水旱大饥，盗贼群起，其为国家忧患，岂敢尽言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则存之，其余臣民以为不如旧法之便者，痛加厘革，虽非一日可行之事，欲乞陛下宣谕执政，令因臣民上封事，熟议利害进呈，以圣鉴裁决而行之。”

元祐元年正月戊戌日，侍御史刘挚说：“神宗皇帝以仁圣之虑，达因革之数，凡政令制度，急弦慢轸，大解而更张之，故天下蒙其利，然至于今殆二十年，所谓偏而不起，眊而不行者，盖复有之矣。其事则非一，而其大者则役法是也；于法之弊，相为首尾，而牵连当更者，则坊场吏禄是也。”市易务甲辰日，监察御史王岩叟奏：“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莫如茶盐之法，流毒数路；朝中之大奸，莫如蔡确之阴邪险刻、章惇之谗贼狠戾。”丁巳日，户部说：“相度河北盐法所言：‘乞废罢见行新法，复行旧法通商。’”听从。

二月丁卯日，承议郎章元方说：“两浙每年旧买盐本钱，常以三十万贯为额，近来又以四十万贯，虽本数有加，而计利益寡，刑严赏重，私盐盗贩，州县积压巨万，欲乞废罢诸处买盐场，将见管亭户，召情愿分等，第令每月纳净利钱，许依旧亭池煎盐出卖，余人愿纳钱煎盐者听，仍许通商，于所过州县输税。”诏令本路转运司相度上报。恢复州县议诗赋、经义、贤良方正、明法等科。

闰二月甲午日，先是门下侍郎司马光说：“自改官制以来，备置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监，各有职事，将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既不相统摄，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能尽知钱谷之数，五曹各得支用钱物，有司得符，不敢不应副，户部不能制，户部既不能知天下钱谷出纳见在之数，无由量入为出，五曹及内百司各自建白理财之法申奏施行，户部不得一一关预，无由尽公共利害。欲乞且令尚书兼领左右曹，侍郎分职而治，其右曹所掌钱物，非尚书奏请得旨不得擅支，诸州钱谷金帛隶提举常平仓司者，每月亦须具文帐申户部，六曹及寺监欲支用钱物，皆须先关户部，符下支拨，不得一面奏乞直支，应掌钱物诸司，不见户部符，不得应副，其旧日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是日诏令尚书省立法。司门郎中吕陶说：“初熙宁十年，朝廷依李杞、蒲宗闵、刘佐等起请，尽数榷买川茶，收息出卖远方，不便本州茶户，累有陈诉，及堋口茶场减价，亏损园户，臣尝三具论列，已蒙施行。从来李稷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论奏，后来寖生弊害，岁月愈久，为患愈深，近闻遣使入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状并今来条析利害，伏乞详酌指挥。”诏令札与黄廉。丙午日，户部说：“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说：‘臣僚上言，解盐两池自来通行货卖，今京西转运司置官设局，使民间不得货卖，颇为不便，伏乞放行通商，每席止令增贴买钱一贯或五伯文。并京西转运副使范纯礼相度到本路增收贴买钱无名，乞依旧法，许令通商，将来见在盐并钞，令本路依客例，变转拨还逐处。’”听从。庚戌日，户部说：“广南西路桂州修仁县等处茶货，昨刘何逐年差官置场收买出卖，收息止及一万余贯，虑远方因此茶价增长，有妨民间食用，乞依旧，放令通商，所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广西路榷茶指挥，更不施行。”听从。辛亥日，诏令以刘挚所言乞罢坊场新法及创增吏禄付韩维等相度上报。先是刘挚说：“伏见京师所置水磨茶场，前后累有臣僚论列，乞行寝罢，尚未蒙指挥，臣契勘官自磨茶之初，犹许公私交易，故商贩之茶或不中官，则卖之铺户，自去年二月遂禁铺户不得置磨，然都下虽禁，犹有府界县镇可以交易，故客人不避重出脚费，津置出入，至当年七月，遂并府界一切禁其私易，于是商贾以茶至者，触藩抵禁，须至尽卖入官，而又使牙侩制之，不量茶之色品，一切痛裁其价，留滞邀遏，其状百端，此商旅之所以不敢行，商旅不行，故沿路征商之数，其亏额已多，又磨河之水，下流壅蔽，浸潴民田，被害者数邑。伏望圣慈早赐出自睿断，罢水磨茶场，以通商贾，以养细民，以宽州县税额，以免农民水害，而上以副仁圣惠绥天下之意。”丁巳日，诏令在京水磨茶场废罢，其结绝官物等，令户部措置施行。

三月己卯日，诏令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刘挚说：“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宽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王德，推广其意，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右谏议大夫孙觉也说：“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壬午日，刑部修立到重禄条。

五月戊辰日，诏令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制。

六月辛卯日，监察御史陈次升奏：“熙宁以前上供钱物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后献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己功，若减一事一件，则据其所减色额，责令转运封桩上供，别有增置合用之物，又令自办上供名件，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惟不足。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勘会熙宁以来于旧上供额外，创行封桩钱物，并与放罢，庶使官吏不至过有诛求，而民无骚扰之患。”甲午日，户部说：“百姓昔年请盐，谓之蚕盐，及至丝蚕之时，大有所济，然后随税纳钱入官。昨因言者罢所俵蚕盐，止令百姓虚纳盐钱，于义未安，请依旧俵蚕盐。”听从。庚子日，门下侍郎司马光说：“臣于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乞并罢将官，后来不闻朝廷有所施行。窃见近岁诸处多阙雨泽，盗贼颇多，州县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单寡，禁军尽属将官，多与长吏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苟有如李顺、王伦攻城陷邑之寇，或如王均、王则窃发肘腋之变，岂不为朝廷旰食之忧邪？臣愚伏望朝廷，如臣前奏，尽罢诸路兵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监押等管辖，一如未置将官已前之法。”丙午日，左司谏王岩叟说：“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以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甲差之格，踏逐者，阴用举官之实而明削同罪，非善法也，选才荐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人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允公议。”

七月丙辰日，尚书省说：“旧制中外学官并试补，近诏尚书、侍郎、左右司郎中、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司业各举二员，宜罢试法。”先是王岩叟说：“臣窃见内自太学，外至诸郡学官之制，皆令就试，四方之士，区区于进卷，屑屑于程文，不惮奔驰之远，留滞之久者，顾岂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师道，崇儒风，惜士人之节也。臣愚伏望圣慈令罢此法，一用应诏荐举之士为中外学官，以重教导之选，为天下劝。”

九月辛酉日，以大飨明堂，大赦。

十月丙申日，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说：“三省胥吏，许引有服亲入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点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己物。望敕厉大臣，裁抑侥幸，杜绝姑息，弃近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清四方。”诏令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裁定上报，于是试给事中胡宗愈等说：“臣等按治平以前诸房缘事陈乞件数不多，近年酬奖乃有岁转官者，其他因事陈乞，率多如请，此治平以前委是过厚，今将治平以前及熙宁后来条例看详，参酌到合行裁定事凡十有七条。”听从。

二年正月辛酉日，殿中侍御史吕陶说：“伏见坊场一事，犹有余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实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增价值，诈通抵产之欺；其中则有争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余欠尚存，邻人买产业之禁，期会严迫，节目烦多，不惟酒户缘此困穷，抑亦平民因而朘削，或系狱，或受箠，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县何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产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千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臣愚伏望陛下推广先志，霈发异恩，无远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为简易，不为官吏之沮遏，圣泽宽深，遂除生灵之疲瘵。”

六月甲申日，承议郎彭汝砺为起居舍人，执政有问新旧之政者，汝砺说：“政无彼此之辨，一归于是而已。今所变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见其可也。”

七月乙卯日，朝奉郎、权开封府推官张商英，为提点河东路刑狱。商英先上书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干，奈何轻议变？”更又曾移简苏轼，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吕公著，公著不悦，故出之。

八月癸未日，诏令在京置宣武第十三至第十五三指挥，广勇左第三军第一、右第三军第一两指挥，以先销废宽衣，天武第六指挥，会计一岁廪给，别招中下禁军以补其额故也。

十月庚子日，范纯仁说：“臣窃见赏功旧格，其间亦有未尽未便，合行修正者，皆须随事便行改正。陛下临御之初，将臣方立功效之际，赏典或有不均，必致人情失望，惰其斗志，后来虽有改更，众未必信，已于边事有损，追悔莫及，伏望指挥三省枢密院，应今来推赏旧格中有人情未便者，即且据事改，令均当行下，仍一面将旧格别行修正，庶几不误圣政，边事早了。”诏令裁定军功赏格。

三年正月庚戌日，恢复广惠仓。丁巳日，诏令改封桩钱物库为元祐库，隶属尚书省左右司。

九月壬申日，户部请求立明状，增钱买坊场，听从。

四年三月甲申日，中书侍郎刘挚上书说：“臣待罪近辅，再历年所，近与同列奏事延和殿，两蒙宣谕天意：‘今日朝廷之事，固已尽心，略有成法，唯以久远守之为念’，又圣虑深远，因论及他日还政之后，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则与今日用心无异，若万一奸邪复进，荧惑动摇，则反复可忧。然辨别邪正，全在一人，此乃持盈守成之大戒也，而皇帝陛下深加省领，臣退而叹息欢喜，以谓愚臣平日之所怀，为国远虑者，正在此事，未及上达，而陛下先知之矣。”又说：“临御以来，法度之难久行者，修完之，臣下之害政者，改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志，传于无穷，可谓备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党，皆失意怏怏，自相结纳，睥睨正人，腹诽新政，今布列中外，搢绅之间，在职之吏，不与王安石、吕惠卿，则与蔡确、章惇者，率十有五六，此臣所以寝食寒心，独为朝廷忧也。”又说：“其所进之说，臣窃料之其大者，必为离间之计，此最易入易听，而其祸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渐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说——其一曰：先朝造法为治，而皇帝陛下以子继父，一旦听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确等受顾命，有定策之功，亦弃于外。此二说者，自人情言之，则浅近而易听，自义理考之，则无所取也。”又说：“如青苗、免役、保甲、保马、市易之类，敢不改乎？改之，所以顺人心，救民命尔。试考察今日百姓安与不安，便与不便，则改更是耶非耶，立可见矣。若谓凡继体之君，于先朝之政皆不可改，则古圣帝明王继政而有改者皆非耶？夫立政而违民，改之是也，而异论者非之，以谓改父之道，此岂公议哉？是谗间之说也！”又说：“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深念周公所以戒成王之意，拥佑开导，以成就皇帝陛下之德，凡人之才如何为正，如何为邪；事之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日夕讲论，以立万世不拔之基。伏望皇帝陛下深鉴古事，体汉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奸言异论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无疑于心，无怠乎听，庶以永承祖宗之业，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