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110

起建炎元年七月四日壬辰，到当日结束。

傅雱《建炎通问录》说：建炎元年，皇帝车驾到南京，即皇帝位，傅雱被差遣外出，从西京永安陵头检视陵寝回来，回到南京，出头参见李丞相李纲，首先以出使之事相问。当时，划分河东、河北，河北使命容易通，已经差遣了下周望，河东路使命难通，被差遣的人往往多请求辞免，没有人承当此行，傅雱就愿意请求出行，得到指挥赴都堂，见宰执商议使事。李丞相奏知河东奉使，臣与傅雱说，一言而合，即得旨差傅雱河东路，奉使国相元帅，当日授予告身，次日谢恩，又次日到都堂辞别宰执，取禀使旨，又商议军前应该应答的事宜，兼虑鄙人有未晓达军前事理，应该须取覆宰执请教，黄潜善答说：“今日使事系通问之初，虏情未测，奉命出疆者应当自有所处，兼应于军前事宜，难以预先料度，况且朝廷任人不任事，奉使请一面自计度裁决，不应当更问朝廷。”傅雱即时交领国书及礼物，辞归国信所，一面便办行，当日得指挥，限次日出城门即起，离南京前去东京，措置一行礼物等事。七月尽间方到巩县，便差人赍大宋通问所牒，去大金国河阳府投下，乞计会差借船只渡河，蒙河阳知府张巨侍郎回牒，称因为是国号不同，难以过河，即时备录，申朝廷外，一面再移河阳，称：“系是于贵朝通问，事理急速，不敢住滞，欲乞早希公文回示。”再蒙河阳府回牒，称：“是国号不同，未敢擅便放令人使渡河。已申取上畔指挥，别行关报前去。”至第九日，方得河阳关报，称：“今来已得上畔指挥，许令南使渡河，仍打减人从，方得摆渡。”自河阳府至云中，计一千八百里，来回共九日，得上件关报回，接伴使副两人俱至，正使是王秉彝学士，副使是契丹萧太尉。正使王秉彝先问说：“贵朝今来差奉使侍郎去见国相元帅，不知理会甚公事？”傅雱答说：“以此行别无公事，只为今圣皇帝方即位，差傅雱于贵朝通问。”又问：“既是今圣皇帝已即位之时，昨来所立大楚，却如何安排？”傅雱答以张太宰以郡王封之，如傅雱今日之行，郡王亦皆预议。虏使又问：“此是大楚欲如此？是贵朝抑令其如此？”傅雱答以天下四方讴歌，狱讼既尽，皆归于今圣皇帝，张太宰欲为自安之计，亦只得如此。虏使又说：“此段事上畔人当时亦曾预料，他日大楚必须如此；然而今来奉使侍郎，既是去见国相元帅时，却如何说？”傅雱说：“既到贵朝奉使，岂敢诈伪？每事必以实情去相告。”虏使叹服，称：“奉使此行，国相元帅必须大喜，为是国相元帅素喜忠义之人。”到云中府门外，国相遣中书舍人出门相迎，馆伴大理卿、昭文馆学士李侗相见，问：“来时不知贵朝有甚公牒？”傅雱答以使人远来通问，今圣皇帝令再三起居国相元帅，自有通问国书，说郎君来日就行府准备相见，托馆伴关借抬卓共三十，以两卓载朝廷礼物，二十八卓载使人私觌礼物。是时朝廷礼物亦少，只有锦十匹、玳瑁家事三件。使人私觌礼物于东京旋行收买打造，花缬共作五百匹段，并生姜、腊茶、漆器、纸笔等，连朝廷礼物并作三十抬卓，馆伴李侗见之，亦加嗟赏，称乍经残破之余，不意措置礼物等如此。当日鞑靼国献羊，黑水国献马，两国人使同时在帅府前伺候，引见入府，见酋长三人，皆席地重毡趺坐——第一人是左监军兀室郎君，权元帅职；第二人右监军余睹；第三人是时相国，皆重毡在殿中间坐。酋长二人皆戎服，一人小帽窄衫。使人当中揖，少立，然后跪膝打话，须臾高庆裔传指挥，称：“郎君传尊旨，奉使远来不易，不知今日奉使差来理会甚公事？”傅雱答以今圣皇帝方即位，差使人于贵朝通问，离国中日，皇帝令再三起居郎君元帅。仓卒差使人通问，百事草创，礼意全未周旋。郎君传尊旨：“本国于贵朝本来无甚深怨，只缘语言失信。”傅雱答以此事皆先朝所失，又说：“去年皇子郎君兵至城下，南朝本无备易破，你前不知我此段恩义。及许割三镇，又云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语言如此，其信安在？”傅雱答以此亦是前朝所失。又说：“三镇之地何足计较？若不失信，诸事亦有商量。”又说：“使人今日之来，方为通问，如何才通问？便来取二圣。”即答以今圣皇帝即位之后，惓惓于父兄之情，实不能忘，所以差人往通问，及恳祷郎君此事，郎君以为是，孰敢以为非？若郎君以为非，孰敢以为是？全在郎君，矜念周旋此段祈祷之情，即说：“使人且归馆中，别听指挥。”差大理卿、昭文馆学士李侗馆伴，李侗性重，相见默坐，虽久终不发言，副使下马稍远，不免发言扣之，李侗顾盼左右前后，别无人在侧，即发言说：“天下之理，盛衰强弱之势，古今所同，只如汉武之盛，恨不吞尽夷狄；耶律德光之强，恨不席卷中原。然而汉武何尝杀尽夷狄，耶律德光何尝并尽得中国？南北异宜，岂可混并，此是胡道，自古何尝有此理耶？”又说：“盛衰固自有其时，强弱亦是有数，周旋如转轮，返覆如引锯，天下何尝有常强之势？贤人君子佐世因时，识消长之理，遇事，达擒纵之权，于此能变守改节，即于盛衰之中，常使生灵不坠涂炭，免得此一段杀戮，这个因果最为大事，其他不足道也。”又说：“自古圣贤举事，未有不观乎时，若时有可为，人乐为用，即下手为之，不惟事亦有济，亦不徒废心力。若时未可为，人不为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岂惟枉费心力，事亦难济，何所补哉？所以观时会通，留取此事力，少俟他日设施。李侗昨见贵朝近上公卿，似全未有能见事者，以此谋谟庙堂，岂不误事乎？只如昨来虏兵到京，在城守未破，国相亦曾烦恼，若守御稍固，更停待得数日，必须别有商议。又两元帅临城，李侗亦亲随元帅在城下，虏兵只五七人登城，城上即举兵皆散，兵势如此，人不为用，岂可不预知乎？此段事即见贵朝公卿疏略，全不曾讲究，亦不觉悟，稍悟此理，必须留此段事力，少待他日为用，徒然枉费心力，岂不误事乎？”良久，又说：“李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虏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又顾左右前后别无人，即说：“更少三两日间，寻少果子过去夜间，庶得少款曲。”一日晚，入馆对坐，良久，又过果子来，皆油面煎果及燕山府枣栗，并有西瓜数十盘，旋烧香点茶，延之说话，再三恳扣之说：“使人远来，仰荷见教甚多，比不知所恳请二帝回銮之事，贵朝诸公却有商量无？”馆伴说：“固知此行俯为此时。前日二公不见郎君高声说：‘来通问，便及二帝，莫是要遣兵来取也？’其意亦有谓。”傅雱又问：“其意谓何？”说：“其意谓初来通问，合须议论他事，尔若稍不曲折，言不相投，亦恐不无伤事，所以只指挥使人且归馆中，候别听指挥。”傅雱再恳说：“毕竟所恳二帝之事，贵朝诸公曾有商量否？”馆伴说：“此事必须申去国中，军前恐与决此事未得。”馆伴又说：“昨二帝过来时，太上自燕山去，少帝却自此中去。少帝过来此时，亦住半月余日，今皆过在深虏中。然二太子在时，却曾有此商议，候贵朝有恳请时，欲发太上回归。今二太子不在，亦无此段说话。”傅雱又问少帝如何，馆伴说：“少帝虏中，元不曾有此段商议。”又说：“惟是昨在京城下时，因有议论。昨京城初下，发回少帝入城，二太子曾与国相商量：‘自古北兵到南朝，未尝有破其国，携其主而归北，只是兵强而已，德不足也！今来北兵到此，既破其城，孰若立其主，刻大碑于梁宋间，使天下后世知行兵有名，且不绝人后裔，使南兵自此数百年不敢动，若如此施行，不惟兵强，德亦有余，这个功绩大。若使破其国，携其主而归，只是兵强而已，德不足也，兼他日若赵氏自立，即便更无立主一段恩义。’国相遂然其说，放回少帝入城。后来因缘别有异议，议论又复稍变，所以其言不谐。”傅雱说：“议论缘何不谐？”馆伴说：“当来本差监军兀室送，辞免，不曾入去，遂差监军下子弟及其余近上郎君同行，当时此二十余人亦望将此事做一段恩义，兼亦不无冀望，贵朝近上公卿不悟其意，遂至其议复变，却说：‘家国事大，不可不为长虑之计，只如唐太宗固尝臣事突厥，及其既盛，亦能生擒可汗，国家事大，安可不虑哉？’二太子亦曾力争其事，言毕，竟是贵朝秦中丞所请存赵氏之说，是若他日赵氏自立，不惟无立主一段恩义，兼恐兵端未已，然累日商议不成，遂从乌舍郎君之言，遂复变其议。”傅雱又问：“既共议时，不知曾闻有今圣皇帝在外无？”说：“缘知之，所以商议欲发太上皇帝回銮也。”又说：“固知此事，所以亦不留虏人守京城。初推契丹萧太尉守京城，萧太尉不曾承当，又推刘彦宗守京城，彦宗亦不承当，缘二太子复建议说：‘他日必不免赵氏再立，然务广地者荒，不如且守河为界，大事有大，兵力包不住，必别贻后患。’是用二太子之说，只就城中别推贤人守京城。”此段话虏人既得河北，已饱其欲，方务为保守之计，将自河以南皆已置度外矣。又说：“见今行府日逐建议守河之计，欲就国中差拨金人十万人前来守河，亦不用燕人及契丹。”其欲保守河北，防患之心如此。又说：“黄河岂可守！此是胡道，假饶守得河，他日契丹在腹心中，安保其不生变也？”馆伴旧事大辽，其言大概多尊辽国，类皆如此，亦不敢深然其言，恐其虚诞。傅雱又问：“所恳二帝之事，他日有相从意否？”馆伴说：“假使有允意，亦岂肯便说尽？兼方是第一次遣二公来，必无便相许之理，必须再三曲折，俟其有就议之意，然后可以商量。若欲一叩便允，恐无此理。然既就商量，兵亦便可休也。”馆伴又说：“金国自海隅小邦崛起，并二大国，此事岂人力所能至？”某问前后必有朕兆，以应天受命之符，馆伴说：“别无符谶，只是大辽曾占望国中金气旺盛，以此应谶。”又过数日，忽见馆伴密来相报说：“南畔近日复有人马过河来，闻复失利。然而南朝既遣使来议事，又发人马过河，是如何？窃恐言与事不相应，郎君必须差人入馆来议论此事，不可不准备也。”次日，果见高尚书入馆来相见，说：“国相令传语奉使，贵朝既是差人来通问，如何又却差军马过河来？不知所差军马之意是如何？若是遣兵来取二帝否？”傅雱只答以不知，高尚书又说：“且如奉使不知，试自揣度看如何？”傅雱说：“只恐是红巾啸聚，必非朝廷之意。”高尚书又说：“已是三番差人过河来，尽有黄榜。第一番头领是张焕，被百姓杀之。第二番是马忠，亦不曾得便宜。第三番是张所，亦失利自溃散去。三番过河人皆有黄榜，如何却是红巾啸聚？”傅雱答说：“必非朝廷之意，既有二帝在贵朝，又已遣使人通问祈请，后面亦节次更差人来，岂有更发军马过河之理？只恐是盗贼，盗贼亦能黄榜，不假黄榜，无以鼓率群众。”高尚书疑其有黄榜，终不然其说，高尚书既去，馆伴再来论此事前后，并“曾闻虏人见议守河之计亦不用大辽人，直去国中取人来守河，其防河之意甚切。贵朝又发遣人过河来，正犯其所忌也。既是遣使欲与人议事，又发人过河，窃恐言与事皆不相应，其事如何可以商量得？兼是人马过河，不曾得便宜，此小人不能成事，徒为此纷纷，何所补哉？此段事又是贵朝近上公卿虑事不长，既欲款之，自合软语影带，看候得时来，整顿得人马可用，然后设施，如何动必轻举，如此何能成事？兼李侗尝闻自古善治国之说，有如治病，如足病即去其胫，胫病即去其股，然后可以冀一体之安全，若足病不能去其胫，胫病不能去其股，窃恐并与一体不能安全。昔年大辽之失，正缘如此，升平既久，人不习战，一旦金人之起，不谋自治之术，恃大弗戒，谓金人小国不足畏，今年出兵不利，溃散回归，明年出兵不利，溃散回归，即散募乌合之众为用，盖大辽旧少食粮军，以食粮军为不足，募民兵，以民兵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为不足，又募僧兵，是为四军，人虽多，亦皆乌合不为用，及至溃散回归，又皆散为盗贼，时大辽不经残破州军，各自蹂践，其实金人所破州军，十无一二处，其余皆溃军自行烧劫及蹂践占据，将来贵朝弄兵不已，且防溃散军马归来，自残破了州府。当日大辽亦是三百余座州军，贵朝是四百余州军，两国地里广狭亦不相远，今来贵朝若截河为界，南畔州府甚多，尚有三百余座，诚能保全，事力亦不小，何须更发人过来，引惹百端，合早谋休兵之计，以图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