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38

起自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辛亥，到当日为止。

晁基上书论述三镇不可放弃。

奏书说：“皇天眷顾，陛下即位七天就下诏征求直言，天下非常幸运！微臣住在山间小城，距离京城超过万里，才能跟随士人百姓流泪伏读诏书，痛心战乱风尘如此阻隔，没想到国家遭遇厄运！女真小丑，斩开荆棘进入边塞，驱马渡过黄河，竟然没有停留多久，势如摧山，直抵城下。唉！天啊，忘记我祖宗配享上天、恩泽百姓二百年的基业，竟一日之间有这样的惨酷吗？在春秋时期，周室衰微，孔子因此作《春秋》，谁料国家圣圣相继，累世光明融洽，天下太平，自结绳记事以来，未曾有过，天子垂衣而朝见四夷、统治万国，竟不足以轻重，威德至广！却被女真小丑——平素仆役高丽、臣事契丹的——迟疑傲慢，竟有城下之师、国中之盟，多么严重啊！义士痛心，壮夫洒血，哪有比此时更甚的呢？臣愚昧且年老，不敢与壮夫义士同列，而远看樵夫牧人想谋议、妾妇想奋起之际，难道没有一言可效劳吗？何况臣一门七代食禄，高祖——晁迥，在咸平、景德年间，极负文章礼乐之誉；曾祖——晁悫，在宝元、康定之间，任职西部边疆，遂参大政，罢兵息民。自此以来，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微臣进言，也是职责。只是臣在元符末年，上皇即位之初，曾应诏有封事，蒙有司将臣列为邪等，置籍刑部，起初禁止入京城，渐不许仕宦而摈斥，流放二十多年了，其所言都是天下大利害，今不能尽记，只有二事不能忘：一曰国家累圣功德巍巍，无与伦比，而近日谄谀大奸，独推尊考庙，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而下同士庶，祭于行寝中；二曰自古衰主暗君，才有毁谤先烈之言，以钳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处辜负天下？内外无一人不满足于恩德，还有什么毁谤？那些谄谀大奸，济以凶暴，只资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当今急务，岂顾卞和之玉，再被砍足呢？窃想城下之师，是明主日夜焦劳忧虑之时，狂夫之言，未暇选择，伏见戊申大赦，封豕逃遁，百姓安宁，凡有血气之类，都以更生相贺，父老有言，含哺鼓腹沐浴太平之泽，不知其已虽死犹生；然而赦文有‘新边’之语，读者迷惑，议者侧叹，妄以易州、涿州之地终不能保，而再弃之为新边，后来才知，所谓新边，是河间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镇，约二十州五十六县，自州升为府，而不知不久，竟自中国弃之为新边。唉！此地可弃，此民不可弃！我祖宗艰难之业，不可弃！唉！谁为陛下画此策？昔日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资，而久为戎人欺傲，乃叹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窃考当时，高祖旧臣犹在者——如陈平、周勃、灌婴、季布之徒，其后进者——议论有晁错、贾山、冯唐；守正有申屠嘉、宋昌；司刑有张释之；司兵有周亚夫、柴武，贾谊还恨什么？使贾谊尚在，说今日有人无人？臣于是忘其至愚且老，不能沉默，专以割地为言，未暇及天下事，惟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曾作《朔论》二篇，因杜牧之论而发，杜牧之意则勤，其论失之迂而不密，盖山东不足以制河北，河北能制山东，怎可以天下之勢專之於山東呢？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则得天下，失河北则失天下；凡有国者，得河北则其国兴，失河北则其国弱，又有其国虽不正，得河北则强，其国虽正，失河北则弱，其国虽无道，得河北则强，其国虽不至无道，而失河北则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符氏之秦、拓跋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国所以强弱之势，与曹氏之魏强于刘氏之蜀汉，高氏之齐强于宇文崤函之周，其迹昭然，布在方策，可考不诬，是谓河北之形势，臣敢为陛下略言之，陛下幸察臣已言河北重于天下，乃敢复言三镇重于天下，不必繁引远古，惟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可得其略。昔日周世宗英武雄毅，实汉光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后，刘汉祸乱之余，即位仅余两月，黄钺亲征，而师出之日，四垒奔北，为我宋驱除，晚以数千师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为何？契丹所盗据者，七国时燕地；唐方镇中，卢龙。六国之燕最弱，非韩、赵、魏之比；方镇中，卢龙最弱，朱滔、李克用辈，非魏博田承嗣、镇冀王武俊之比。而其坚忍奇崛，包藏祸心，敢立凶谋，前有荆轲、太子丹之风，后习安禄山、史思明之态，易于为祸，难与图治，所以虽曰弱燕，而尝重于赵、魏；虽曰幽阴，而常动摇魏博、镇冀之上，弃之与契丹，既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丑，譬如熊鼠，得幽蓟则潜窟壤，得三关则洊基，积累其势，将倍万。然而攻克三关者，虽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太祖、太宗，实在兵间。世宗常以千人之军溺于乱流丛苇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镞来加者，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其克瓦桥关者，又专在太祖之功，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乃一日无故而弃之荒裔小丑，岂胜恸哭之痛！又如石晋之末，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于高阳，遂使契丹得犯澶渊，康保裔无高阳之败，则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高阳之胜败，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忍论高阳之存亡？庙堂之上，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义武军，此军甲兵雄于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况又其帅独知臣节，前号河北四叛，义武不与，后称河北三寇时，义武亦不与。逮黄巢之乱，中原四方诸镇，谁为勤王之师？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以解关中之急，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于高阳，契丹遂得犯镇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岂能必胜而前，为入京师之举？亦且屡北，惟是张彦泽、杜仲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使契丹遂得入京师，成晋出帝之祸，为中国之丑。向使高阳全师，中山坚壁，宁至是？咸平中，康保裔既败于高阳，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遂劳真宗皇帝车驾亲征，而傅潜领十万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骑，当斯之时，远近愚知，无不愤疾傅潜，耻与之俱生，无几，车辂班师之后，傅潜议罪当斩，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议甚薄，至今闻者啮指奋袂而起，谁知真宗皇帝圣意有在，岂臣下所易窥？盖傅潜实白首老将，目亲接开运之祸变，今坐拥十万以全中山，以示怯于契丹，勿击堂堂之阵，勿当得意之锐，脱彼能至澶渊，必不得渡河，待其渡河之后，我出中山十万蓄锐请战之师，一举而蹙之，彼契丹虽众，岂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拂扫？彼或不克渡河，我以此复截其归路，匹马只轮定不返矣！恭惟祖宗无失刑，真宗岂得私傅潜？真宗清净垂拱之君，不惑群听而决意亲征，不以王超、石普、杨延昭断契丹之归路，不斩傅潜之不济师，巍巍振乎千古之上！中山之势，宜如何？惟我祖宗又能用中山之形势，为何？在战国时，介于赵魏之间，屹然自成一国，其地虽狭，而谋至广，其人虽寡，而才至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无论赵魏，所谓中山君者是也，太祖、太宗之时，每年防秋之兵，全师聚于定州，真宗躬置御戎之阵，以真定、高阳诸路之兵，并会定州，夹唐河为大阵，量番寇远近，出兵建栅，仁宗谨遵祖宗之制，积粟中山，以防番兵，则中山为重，命帅则得韩琦，至今庙而祀之，岁时严焉。太原府，刘氏资有之，太祖皇帝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太宗为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亲征克之，于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万国莫不臣妾，逮今将二百年。重惟太宗皇帝号令之所加，鼙鼓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及五代百年之僭乱，曾不足以摧枯拉朽，惟于太原，独如此艰难，为何？刘继元虽孺子，有郭无为之为谋，侯霸荣之勇，其兵嗜战不怯死，其民乐生不轻去，且复念曰：‘太原，吾父母之世所有，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自太原基之。’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晋而得之，遂以晋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夺朱氏之梁者，晋得之，初起诸晋。其上，高祖、太宗所以为唐者，晋奉之；杨氏所以为隋者，晋肇之；高氏所以为齐者，晋致之；司马氏以晋自命者，实谓受命于晋；其在成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号为中兴者，伐玁狁于太原，其后王师败绩于羌戎，王乃料民于太原，是太原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唉！太原之镇可轻弃？重以太宗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首询之张晖，晖曰：‘戢兵待时，常缓为谋。’继询之张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虏为援，未可仓卒图；莫若先离其戎心。’又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难克之国，周世宗伐之至于老师，太祖破北虏于雁门关，尽驱其人民居虎牢关以西，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卒得曹彬而谋之，问曰：‘显德、开宝两征太原，以当时兵不能克，何也？’帝意岂不深？彬能身任其役，帝遂决意亲征，躬擐甲胄，曹彬、郭进、潘美等为之将，先以进守石岭关御北狄，乃降继元，平太原，俘其人民，毁其城郭，将贻万世之安，况夫两朝三帝二十余年而得之者，一日甘心而弃之乎？或谓：‘唐自安史之后，河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为唐？’臣应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据大河津，以制河北，太原犹在朝廷。’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许国，不赦泽潞，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成一代伟绩，以兵论之，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飞扬，然太原、青州各有兵十万，邠宁、宣武各有兵六万，自足以制彼三镇，今又并太原而弃之，古未有也。太原，唐重兵之地，今弃之，而青州盗贼久炽，又未必如唐之重兵，邠宁之兵凋残，于近岁未易并言，唐之宣武，是谓今之汴州，祖宗以重兵威天下，百余倍于唐宣武之兵，太宗时，张洎为能言京师之兵制出于秦汉兵制，仁宗时，尹源又能言京师兵制出于秦汉上，不特与唐时论，后来宜不复开口措意于斯，奈何初变更于王安石，卒歼尽于童贯，天下之势亟矣！惟陛下念之，天下万方臣妾，不胜至愿，而三镇之形势，臣愚略陈之矣，臣前所谓无名而赐之者，请复言之，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比之三镇，于一嚬一笑，孰重轻？谓此小丑为功，则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子仪尝以回纥、南蛮、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安得人赐之田？惟石敬塘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弱燕以委契丹，而赵魏之地犹不与，谓其能战，则彼遐陬荒绝，疆场不相接，未尝一日当中国之师，亦未尝一日与中国雷霆之战，果孰怯而孰勇？且闻渤海者，高丽之别种，女真者，渤海之别种，高丽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在祖宗时，尝因高丽入贡而困于契丹之三栅，求救于淳化之初，其后国家绝高丽不与之通，女真遂自绝于中国，逮熙宁初，国家复与高丽通，而女真方狃于契丹，不得与，奈何一日逞凶谋，倾夺契丹之国，出其故君，空其货宝，而豺狼之心不能自已，遂敢陆梁于中国？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掠官马三匹、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命执之不得还，曾无几，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诛，孰与三马百人多少？在祖宗法令当如何？议者曰：‘奈其顿兵城下，何请责之？’曰：‘唐广德初，突厥自泾州犯长安，至于代宗幸陕西，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越三年，仆固怀恩以吐蕃、回纥、羌浑二十万寇京畿，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岂有割土田以奉？’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天以小丑警陛下，惟陛下增修盛德，庙廊之上，必有长驾远驭之术，三镇已复归于职方氏矣！顾惟疏远小臣，必待百官班驾之后，乃得与昆虫共庆。虽然臣犹将有所陈者，唐杜牧之最善论兵，谓上策莫如自治，汉皇甫规善用兵，而先零诸羌慕其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则以威信为干橹，规之言曰：‘力求猛敌，不如清明；日勤孙吴，未曰奉法。’皆自治之道。又如陈苞于板楯蛮，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亦知自治。陛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帅，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则三镇之复为王土，可指日而期！是则边场之臣，自治之道，若夫人君之自治者，无时不然，尤鉴于变乱之故，犹之治兵。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齐有无知之祸而小白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重耳以霸；赵王不终，诸吕作难，而孝文为太宗。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文帝思永至德，以承天心，崇仁义、省刑罚、通关梁、一远近，礼贤如大宾、爱民如赤子，察庶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温舒于是谓远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谓知务！其观东方朔之对武帝，化民不言尧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今陛下继变乱之后，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仁宗？凡温舒之称文帝，实吾仁宗而云耳！优而论之，仁宗于斯大德，加以严恭寅畏，翼翼而纯美，汉文未必无愧！且文帝在位二十四年，逮其晚岁，稍惑异端，孰如仁宗而相王曾、李迪、吕夷简，晚得杜衍、文彦博、韩琦，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蔚乎不可胜数，其用之未尽，留以遗子孙者，吕诲、范镇、司马光、吕公著，皆社稷之卫。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后，诚能得臣如仁宗时，不开边以玩兵，不专利以残民，不急刑以杀士，不禁言以拒谏，不予知以自弊，何虑乎女真小丑？是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时，是谓《洪范》彝伦攸叙之时，傥或不然，使枭鸣嘉禾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汉幸而有皇甫规、张奂为将，而不幸胡广、赵戒为相，其中则张逊、段珪、曹节等凶阉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仪、李光弼为将，而不幸元载、卢杞为相，其中则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凶阉为之虎狼，则天下之事去矣，是谓《困》之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之时，是谓《洪范》彝伦攸斁之时。唉！天下治乱兴亡之迹出一辙，如此其治，既有明君，则必有贤相，而将臣自出！臣虽至愚，不愿国家以将为相，昔贾谊痛哭于明时，不胜其忠，阮籍痛哭于衰时，不胜其忧，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干，国之器，请为陛下念之，臣所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威如之吉’，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终以威乎天下，是谓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刚，使上九受天顺人，信之助吉，无不利，大有之君，于是乎得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如其恶者不遏，则善无自而扬，何以为《大有》之休？《大有》一变而为《乾》，《乾》之德，首则在刚健，而后曰中、曰正、曰纯、曰粹、曰精，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刚健，继之中正，归之纯粹精，而天下何难乎治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