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朝事二

道学的兴起与废弃

从熙宁、元丰年间开始，河南的两位程先生（程颢、程颐）首先以道学倡导天下。两位先生年少时向汝南的周茂叔（周敦颐）学习，此后学者一致尊奉他们。两位先生去世后，他们的高足门人，前期有河南的朱公掞、刘质夫、李端伯、京兆的吕与叔、苏季明、上蔡的谢显道、延平的杨中立、建安的游定夫、河东的侯师圣。伊川（程颐）的门人，后期有河南的尹彦明、张思叔、东平的马时中、福清的王信伯、涪陵的谯天授（中立）。彦明经历了靖康、建炎、绍兴年间，官位显达。天授在靖康年间入朝却不合时宜，绍兴年间再次征召也不起，后来隐居在清神山中。建安的胡康侯向伊川学习《春秋》却未能见面，以杨、谢为师友。绍兴初年，秦会之（秦桧）任副相，引荐康侯侍奉经筵，一时善类多聚集在朝中，不久被吕元直、朱藏一驱逐。朱、吕罢免后，赵元镇为相，彦明以平民身份入朝觐见，讲经的学者多被召用。元镇罢相后，张德远独任宰相，陈司谏（公辅）首先上奏章，极力排斥程氏之学，认为它是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刻榜下发各郡国严厉禁止。康侯上疏说：“如今让学者师从孔、孟，却禁止他们跟从程颐、程颢，这是进入内室却关闭门户啊。”后来秦会之再次得政，又崇尚金陵（王安石）之学，而洛学就废弃了。杨中立传给同郡人罗仲素，仲素传给同郡人李愿中，愿中传给新安人朱元晦（朱熹）。康侯传给儿子仁仲，仁仲传给广汉人张敬夫（张栻）。乾道、淳熙年间，两人互相往来，又以道学为己任，学者称他们为“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的吕伯恭是他们的同志。南轩侍奉经筵不久就离去，晦庵屡次征召不起，皇上认为他贤能。很久以后，王丞相（淮）当国，不喜欢晦翁，郑尚书（丙）首先创制“道学”的名目，王丞相又提拔太府寺丞陈贾为监察御史，让他上疏说：“近日缙绅所谓的道学，大都是假借名义来成就其伪诈，希望明诏中外，彻底革除这种习气。每当任命听取意见之际，考察其人，摈斥不用。”晦翁于是得以辞官。又过了几年，周洪道为集贤相，四方学者稍在朝中立足。恰逢晦翁被任命为郎官，因病未拜，而林侍郎（栗）弹劾他欺慢，并诋毁道学之士是乱臣之首，应该加以禁绝。林虽然罢去，但士大夫讥贬道学的说法始终不能化解，甚至用朋党来诋毁，而邪正几乎不能分辨。到绍熙末年，赵子直当国，于是起用晦翁侍奉经筵，而他的学者更加进用了。晦翁侍奉经筵数十天就离位，子直被贬永州，何参政（澹）为中执法，又上攻击道学的章奏，刘枢院（德秀）在谏官之列，又重申此意，于是开始有伪学的禁令了。先前，光宗登极，刘德修为殿中侍御史，上疏极力陈述两议交攻的祸害，诏书下发其章，而后五年，伪学才被禁止。

学党五十九人姓名

自从禁止伪学之后，刘侍郎（珏）以原御史身份免丧入见，上言：“从前的伪党，如今又变为逆党，用什么计策来消除？”于是从庆元至今，因伪学逆党得罪的共五十九人：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王兰、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其余官员三十一人——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方、项安世、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达、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幼学、黄灏、周南、吴柔胜、李埴、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仁、张致远；士人八人——杨宏中、周端、胡道、林仲麟、蒋仲、徐范、蔡元定、吕祖泰。庆元三年十二月丁酉，知绵州王沇朝辞，入见，请求从今以后曾系伪学举荐、升改及举刑法廉吏自代的人，都令省部登记姓名，给予闲慢差遣。事情立即施行，黄子由为吏部侍郎，建议人主不应当用党来对待天下，不必置籍以示不广。王沇是已故资政殿学士王韶的曾孙。五年六月己丑，提拔王沇为利州路转运判官，当时子由权礼部尚书，不久，出帅蜀，张参政（岩）为殿中侍御史，奏子由阿附权臣，植立党与，于是降子由为杂学士奉祠。

御笔禁止言说旧事

当党祸已经发生，隆慈与皇上想消除它，于是降下御笔：“今后给舍台论奏，不必再涉及旧事，务在平正，以符合朕救偏建中的意思。”当时刘德秀为谏长，与察官张德修等上疏说：“从今以后旧奸宿恶，或许滋长不改，臣等不说，就误了陛下的进用；说了，就妨碍今日的御札；如果任其败坏朝事，再像前日那样然后进言，就徒有噬脐的悔恨。三者都无一可。希望宣下此章，播告中外，令旧奸知道朝廷纪纲尚在，不致放肆嚣张。”不久诏改“不必更及旧事”为“不必专及旧事”。黄元章为殿中侍御史，独自上言：“治道在于黜其首恶，而任用贤才。使有才能的人不失其职，而不才的人无所怨恨。所以仁宗曾说：‘朕不想把人的过失留在心中。’这是圣皇之道。至于前事有合理论列，事体有关国家利害的，臣不敢以不正来对答。”疏奏上，元章竟被调任他官。

庆元罢臧否

孝宗淳熙年间，开始严格监司臧否郡守的令，既已申明牧伯、部使者数人稽缓的训诫。当时赵温叔守荆州，林黄中守潭，被皇上礼遇，特下诏催促，然而施行十多年后，士大夫往往以人情厚薄为臧否，论者很担心其不公。庆元四年，十一月庚申，新知汉阳军蒋用之朝辞，上言稍论真伪，朝廷同意，明年，三月甲午，右正言陈自强又提此事，于是臧否遂罢。

庆元臧否县令

庆元年间，张君量守广西，请求令监司、帅臣各在年终，以所部县令分臧否上中下三等，合平而为七等，次年春上奏，颁之考功，考察其政迹，果是臧之最的，取旨升擢，而否之最的，也加以黜责，其他次第，斟酌施行，以为惩劝，听从，当时是二年六月己丑。然而自后没有举行的，明年，君量入为台谏，以至枢庭，终不能行其事，更不能行其说。

绍兴许荐士嘉泰罢泛举

国朝荐举的科目，从京职官至令录，由来远了。元祐初，司马公才开始奏设文武十科以举士，其后又有举将帅廉吏所知合旧升陟自代等科，共十一。绍熙元年，冬，又诏监司、帅守满秩造朝，陛对之际，许荐所部人才一二人，如无听缺，文武高下都无所拘，其后三年间，在外被荐的八九百人，朝廷不能尽用，只令中书省登记姓名而已。四年，冬，言者说：“如今被荐者猥众，朝廷疑其私而不信，病其众而难从，其间纵有贤才，不免与侥幸者并弃，请求条约。”于是诏帅守监司自今不得独员荐士。庆元元年，十一月，又诏诸司荐连衔以闻，明年，章德茂帅兴元，荐知利州阆中蒲叔献等三人政绩，有旨与监司，及升擢差遣，胡纮为御史上言：“叔献等不闻有过人之才，而直以人情之厚，独衔举荐。”诏勿行。嘉泰二年，三月，右正言施康年又言：“近来士大夫，有持廉吏科目及荐章十余至庙堂，但得一学官的；又有挟三四荐而得院辖的，执政至无以却之，请求自升改自代十科外，悉行罢去，如朝廷间有特旨令内外举荐的，并具实迹以闻。”听从，自此举荐之滥稍可革除。

执政子孙任祠官

祖宗时，执政子孙都得任内外清望官，只是不为台谏两省而已。自蔡京父子共政，秦熺继之，由此典制大坏，孝宗厌恶。淳熙八年，八月，开始诏见任宰执台谏子孙，并与宫观岳庙，理为资考。庆元六年，闰二月，又诏许用前宰执举状为职司。

姚次韩论谳

绍兴初，陈去非在黄门，开始申严奏谳不当的令，其后渐宽。庆元中，东南有因骂人殴死的，而行凶之人作何问奏裁，姚次韩愈为御史，上言：“如此是骂人之罪重于杀人。”三年，三月壬寅，诏自今有司奏谳死罪，不当的，论如律。

裕民五事

自绍兴初，令诸道守臣到官半年陈便民五事，既又命给舍看详其可行的以闻，其后渐废。淳熙末，又申行。庆元时，刘仲洪为谏长，又请专付检正都司考核，取其近情合理的以闻。三年，四月丙辰，又令给舍看详，以白执政，而检正左右司检详，拟行之，然而如今诸路守臣所上言其无甚可行只是姑存故事而已。绍兴三年，二月甲寅，初有诏守臣到任半年，具便民或边防五事以闻，著为令。

庆元紧要政目五十事

庆元五年，十月，右谏议大夫陈自强勉之上紧要政事条目三十门，请令侍从两省讲读官，进故事日在前面政事条目内选择一事为题，先叙前代帝王施行得失，而证以祖宗故事，事体所宜，断以己意，候其进入，编为一书，如一旬讲一事，则再加今日之事体，一岁之间便有三四十事，不过二年，朝廷之大政，讲究毕矣。疏奏，听从。已而学士高文虎炳如又以二十事上之，如前请。

何自然论荐举

赵子直秉政，引用所知，多自外径除馆学的，何自然为中执法，以其废坏寿皇成法，曾上疏言之。已而，有旨除甲科及经擢用人外，须历知县有政绩的，诸司荐举乃得除职，命下，自然又说：“若此用人，有二弊：一则其人政事虽无可述而有势力，可宛转移书遍嘱，鼎力进奏；二则诸司之中苟有强有力者为主张，则他司莫敢违拒，寒畯之士无由可进。请诏诸司，取实有政绩的，连衔以闻，仍关御史台照会，若有不公，许本台觉察。”听从。自然虽有此言，然终不能革。嘉泰初，察院邓有龙又奏言：“自庆元三年至六年，在外被荐的，无虑千余人。其间或乏廉声而举充廉吏，或素昧平生而举充所知，或不能文而举可备著述，至于庙堂也无以处之，愿诏中外臣僚，自今有人则可荐，无人亦可缺，倘所荐非人，当择其尤者而觉察以闻。”疏奏，听从，然而也未曾有觉察的。

监司郡守至官交割库金

孝宗淳熙中，常有诏守臣满任，以见管钱物交后政或次官，收讫，申户部置籍，代者限一月核实以闻，著为令。当时蜀人有为总计，及典方面的，坐过例馈送各数万缗，皆停官。

郡守铨量

故事：诸道守臣都临遣。淳熙末，皇上因岭南、蜀道遥远，开始诏川广知州军见居川广合缺到半年前奏事人及系见缺去处的，并令诣本路转运司禀事，仰漕臣精加铨量人才，委堪任使，非昏缪老病的，确实报明，申尚书省。然而诸道很少举行。绍熙末，言者论：“漕司之权比制司为轻，而责也不如制司重。权轻则不敢多所废黜，责轻则不暇详于顾计，州县不治职，由此。请一付之制司，权重则虽废黜之多而有所不惮，责重则顾计利害之深而不敢苟且，如此则昏老疾病之人，不得冒居，而州县无不治矣。”赵子直开始为政，遂白行之。其后行数年，议者不以为当。嘉泰元年，五月十一日并赴阙朝辞会知合州郭公燮等数人代者皆过满，帅臣刘仲洪因而请于朝，仍复令制司铨量，免奏事。大抵川陕道远，守臣奏事的，多以为劳苦。若帅臣公心一意，而无请托喜怒予夺之私，则铨量为得。

嘉泰奏荐

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滥，请凡娶宗女授官的，仍旧法，终身止任一子；两府师相，不得以郊恩奏门客文学；归正官不许添差极边；初官不许求郡；大臣丁忧解官，遇覃恩，不许迁秩，著为令，听从。

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

自祖宗开基，首先严格赃吏之禁，重的就弃市。真宗以后，稍从宽贷，然而也终身不用。建炎二年，春，高宗又诏，赃罪明白的，不许堂除及亲民差遣，犯枉法自盗罪至死的，籍没其财产。四年，秋，诏自今犯赃免死的，杖脊流配，这年冬，湖口令孙咸坐赃，黜隶连州，皇上对辅臣说：“祖宗时，赃吏有例杖于朝堂的，黜而特配的，尚为宽典。”绍兴四年，秀州黄大本遂决刺。然而高宗性仁厚，但行数人而止。七年，秋，永嘉令李处廉贷死，籍没其财产，自此为例。二十六年，秋，处守邹栩犯赃当死，邹栩是邹忠公的儿子，皇上见其狱，蹙额很久，说：“既赃罪不可贷，乃编置吉州。”隆兴二年，秋，统制官魏尚，盗用所部军食，为钱三千缗，狱具，孝宗谕汤丞相说：“故事，当直决。”汤相说：“魏尚武人不足深责，愿陛下三令五申。”皇上勉从之，遂降诏禁止。其后广西提刑石享义抵罪，开始刺配。淳熙五年，皇上既申保任京官连坐之罚，十年夏，又诏：“自今自盗枉法赃罪至死的，籍没其财产仍决配，不以秩位高下，形势轻重，朕将一概施行。”遂命监司、帅臣岁举部内廉吏一二人，具实迹来上，令中书登记，无则缺之，然而也未曾有决刺的。庆元元年，倪正父为吏部侍郎，建议：“如今的达官贵人赃以万计，监司台谏按法不过放罢，前的行遣，既不究实，后的辨雪遂得有辞，请自今以贪墨闻的，虽未欲送狱根勘，也合差官究实惩治，庶几大赃治而小赃惩。”其后也不克举行。嘉泰二年，冬，言者又论：“臣僚赃累巨万，且载章疏，投闲数月，便得祠禄，请自今皆须二年。”虽有此言，然台谏所论，或得于风闻，朝廷察其诬，未尝不抆拭，若究实惩治，则赃者无幸免，而枉者可以复直。旧以绢计赃的，千三百为一匹，后增至二千，绍兴三年，高宗以绢直高，特下诏增一千。乾道六年又诏，权以四千为一匹，迄今遂为定制。

近岁堂部用阙

渡江以来，员多阙少，中外久患之，绍兴末，寺监丞、簿、学官、大理司直、枢密院编修官开始都有待次的。乾道五年，秋，孝宗遂命“皆与添差一次，自今须见缺，乃得除”淳熙十三年，诏：“自今存留州郡十五缺止差一政。”令中书登记，以待执事官外补。庆元元年，又增为三十缺，非职事官补外，毋得陈乞。然而庙堂牵于丐请，率多借用。嘉泰二年，夏，言者请以嘉兴府、处、台、衢、严、信、池、袁、抚、江、潮、漳、泰、温、徽州十五缺，令中书再行注籍，专待职事官请外，如有经营留缺之人，令给舍缴驳，台谏论奏，听从。如今监司、帅臣也有待缺的，今年辛焕炳知夔州待除，何侍郎异缺而侍左选人用六年缺，侍右，小使臣用五年半缺。

嘉泰禁私史

不久前秦丞相既和议，开始有私史之禁，当时李光曾因此重得罪。秦相死，遂弛语言律，近岁私史益多，郡国皆刻版，人竞相传。嘉泰二年，春，言者因奏禁私史，且请取李文简《续通鉴长编》、王季平《东都事略》、熊子复《九朝通略》、李柄《丁未录》及诸家传等书，下史官考订，或有裨于公议，乞即存留，不许刊行，其余悉皆禁绝，违者坐之。文简所著《长编》，凡九百余卷，孝宗甚重之。季平、子复都曾上其书，除职迁官，仍付史馆。李柄以父任监行在都盐仓，乾道八年，夏，上其所编《丁未录》二百卷，自治平四年至靖康元年，诏特改京官，付国史院，然而纪载无法，学者不称。这年秋，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中兴小历》、《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帅宪司察郡邑书坊所卖书，凡事干国体的，悉令毁弃。《中兴小历》，自建炎初而至绍兴之季，书虽已成久，未曾进御，然而其书往往疏略多抵牾，非古良史之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