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能写史书的人，却能不写史书，苏轼就是这样的人。不能写史书的人，却硬要写史书，王世贞就是这样的人。王世贞抬高眼光，张大嘴巴，饱蘸笔墨，眼前手下，实实在在有一种“不是我写史书，还有谁来写”的念头，横梗在胸中。史书于是终究不能写成，即使写出来也不再能写好，这都是他那‘能写史书’的一个念头误了他啊。太史公司马迁那些得意的传记，都是无心之中写成的，不随便沿袭一个字，不轻易下笔，像银钩铁画一样，简练的笔法，却出以生涩之笔；至于他的论赞，则只是淡淡几句话，不是颊上添三根毫毛般点出神韵，就是眼中一笔点睛，否则即便有一斗多墨汁，又将用到哪里去呢。后世得到这个意思的，只有苏轼一个人。然而无奈他坚持得坚定，拒绝得严峻，欧阳修、王安石劝他都不为所动，他真是有见于史书不容易写，以及史书不该写啊。

唉唉！苏轼尚且还不肯写，那么后世的作者，也就很难有这样的人了！我写这部史书，尚且比不上王世贞的万分之一，怎敢说比得上苏轼？只是看到明代一代，国史失于诬妄，家史失于阿谀，野史失于臆断，所以把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了一个诬妄的世界。我家从太仆公以下，三代留心于此，聚集书籍极多，我小子如果不稍加编纂记述，那么张华家藏三十多车书，也将消散为冷烟，荒废为茂草了。我从崇祯戊辰年便蘸笔写这部书，十七年后突然遭遇国变，带着它的副本，隐居深山，又研究了十年才刚写成这一部。幸而我没有进入仕途，既少恩怨，不顾世情，又没有忌讳，事情必定追求真实，言语必定力求确切，五次改换稿子，九次纠正讹误，稍有未能核实的，宁可空缺也不写。所以如今所写成的书，上起洪武，下止天启，此后都空缺，以等待论定。我本来不能写史书，却不得不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事，固然不推辞罪责，然而能写史书却能不写史书的人，世上还不缺这样的人，我且拿着简册等待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