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186

类型：古籍章节
书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作者：佚名
类别：诸子百家与思想
卷目：卷186
章节：卷186

## 本章概览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86现代白话译文。

## 正文

卷一百八十六 集部三十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等

总集类一

文籍日益兴起，散乱而没有统系，于是总集就产生了。一是网罗散失，使零章残篇，都有所归属；一是删汰繁芜，使杂草都除去，精华全部呈现。这本来就是文章的衡鉴，著作的渊薮了。《三百篇》既然列为经，王逸所聚集的又仅《楚辞》一家，所以体例的形成，以挚虞《流别》为开始。其书虽然失传，其论说还散见于《艺文类聚》中，大概是分体编录的。《文选》以下，互有得失。到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才另外分出谈理一派，而总集就分为两条路。然而文质相互扶持，理没有偏废，各自阐明一义，不妨害同归。只有末学循声，主持过分，使方言俚语，都进入词章，华丽鸿篇，横遭嗤点，这就连德秀的本意也失去了。现在一一别裁，务求归于中道，至于明万历以后，书商魁首渔利，坊刻更加增多，剽窃陈因，动辄成为巨帙，并无门径可言。姑且保存其目，作为冗滥的警戒而已。

《文选注》·六十卷

案：《文选》旧本三十卷，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录事参军事、崇贤馆直学士江都李善为之作注。开始每卷各分为二。《新唐书·李邕传》称，其父李善开始注《文选》，解释事实而忘记义理，书成后问李邕；李邕想要有所更改，李善于是令补益之，李邕才附事见义，所以两书并行。今本事实义理兼释，似为李邕所改定。然而《传》称李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显庆三年者相合。而《旧唐书·李邕传》称，天宝五载，坐柳勣事杖杀，年七十余。上距显庆三年共八十九年，这时李邕尚未出生，怎么会有助李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余年，当在高宗总章、咸亨间，而旧书称，李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李邕之时，当七十余岁，也决无伏生之寿，待其长大而著书。考李匡乂《资暇录》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李善的定本，事实义理兼释，不由李邕。匡乂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征，知《新唐书》喜采小说，未详考。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李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云答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答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向曰”、“济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李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他如班固《两都赋》，误以注列目录下，左思《三都赋》，李善明称刘逵注《蜀都》、《吴都》，张载注《魏都》，乃三篇俱题刘渊林字。又如《楚辞》用王逸注，《子虚》、《上林赋》用郭璞注，《两京赋》用薛综注，《思元赋》用旧注；《鲁灵光殿赋》用张载注，《咏怀诗》用颜延年、沈约注，《射雉赋》用徐爰注，皆题本名。而补注，则别称“善曰”，于薛综条下发例甚明。乃于扬雄《羽猎赋》用颜师古注之类，则竟漏本名。于班固《幽通赋》用曹大家注之类，则散标句下。又文选的体例，于作者皆书其字，而杜预《春秋传序》则独题名。岂不是从六臣本中摘出李善注，以意排纂，故体例互殊吗？至二十七卷末附载《乐府君子行》一篇，注曰李善本古词止三首，无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于后。其非李善原书尤为显证。以是例之，其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传序》二篇，仅列原文，绝无一字之注，疑亦从五臣本剿入，非其旧了。惟是此本之外，更无别本，故仍而录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六臣注文选》·六十卷

案：唐显庆中，李善受曹宪《文选》之学，为之作注。至开元六年，工部侍郎吕延祚，又集衢州常山县尉吕延济、都水使者刘承祖之子良、处士张诜、吕向、李周翰五人，共为之作注，表进于朝。其诋李善之短，则曰“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旨趣，则岿然旧文，只谓搅心，胡为析理。其述五臣之长，则曰“相与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目无全文，心无留意，作者为志，森然可观。”观其所言，颇欲排突前人，高自位置。书首进表之末，载高力士所宣口敕，亦有此书甚好之语。然而唐李匡乂作《资暇集》备摘其窃据李善注，巧为颠倒，条分缕析，言之甚详。又姚宽《西溪丛语》诋其注扬雄《解嘲》，不知伯夷、太公为二老，反驳李善之误。王楙《野客丛书》，诋其误叙王暕世系，以“览后”为“祥后”，以“昙首之曾孙”为“昙首之子”。明田汝成重刊《文选》，其子艺衡又摘所注《西都赋》之“龙兴虎视，东都之乾符坤珍”，《东京赋》之“巨滑间”，《芜城赋》之“袤广三坟”诸条。今观所注。迂陋鄙倍之处尚不止此。而以空疏臆见轻诋通儒。殆亦韩愈所谓“蚍蜉撼树”者吧。其书本与李善注别行，故《唐志》各著录。黄伯思《东观余论》尚讥《崇文总目》误以《五臣注本》置李善注本之前，至陈振孙《书录解题》，始有《六臣文选》之目。盖南宋以来，偶与李善注合刻，取便参证，元、明至今，遂辗转相沿，并为一集，附骥以传，盖亦幸了。然其疏通文意，也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田氏刊本，颇有删改，犹明人窜乱古书之习，此本为明袁袠所刊。朱彝尊《跋》，谓从宋崇宁五年，广都裴氏本翻雕，讳字阙笔尚仍其旧，颇足乱真。惟不题镂版讫工年月，以是为别罢了。钱曾《读书敏求记》，称所藏宋本《五臣注》作三十卷，为不失萧统之旧，其说与延祚表合。今未见此本。然田氏本及万历戊寅徐成位所刻，亦均作三十卷。盖或合或分，各随刊者之意。但不改旧文，即为善本。正不必以卷数多寡，定其工拙了。

《文选颜鲍谢诗评》·四卷

元方回撰。方回有《续古今考》，已著录。是编取《文选》所录颜延之、鲍照、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之诗，各为论次。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惟《永乐大典》载之。考集中颜延之《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一首，评曰：本不书，此诗书之，以见夫雕缋满眼之诗，未可以望谢灵运也。又《北使洛》一首，评曰，所以书此诗者，有二。又谢灵运《拟邺中集》八首，评曰：规行矩步，甃砌妆点而成，无可圈点，故余评其诗而不书其全篇。（案：此本八首皆书全篇，与此评不合，盖不载本诗，则所评无可系属，故后人又为补录也。）则此集盖方回手书之册，后人得其墨迹，录之成帙了。方回所撰《瀛奎律髓》，持论颇偏。此集所评，如谢灵运诗多取其能作理语，又好标一字为句眼，仍不出宋人窠臼。然而其他则多中理解。又如谢灵运《述祖德》第二首，评曰：《文选》注高揖七州外，谓舜分天下为十二州，时晋有七州，故云七州。余谓不然，此指谢玄所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都督耳。谓晋有七州而高揖其外，则不复居晋土吗？谢瞻《张子房诗》，评曰：东坡诋五臣误注三殇，其实乃是李善。颜延之《秋胡诗》，评曰：秋胡之仕于陈，止是鲁之邻国，而云，“王畿”，恐是延之一时寓言。虽以秋胡子为题，亦泛言仕宦。李善注乃引诗纬曰：陈王者所起也，此意似颇未通。也间有所考订。至于评谢灵运《九日戏马台送孔令诗》，谓“鸣葭”当作“鸣笳”，则未考《晋书·夏统传》。评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谓“行药”为“乘兴还来看药栏”之意，则误引杜诗。评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诗》，谓或以为岫本训穴，以为远山亦无害，则附会陶潜《归去来辞》。小小舛漏，也所不免，要不害其大体，统观全集，究较《瀛奎律髓》为胜；殆作于晚年，所见又进了吧。

《玉台新咏》·十卷

陈徐陵撰。徐陵有《文集》，已著录。此所选梁以前诗也。案：刘肃《大唐新语》曰：梁简文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为《玉台集》以大其体。据此，则是书作于梁时，故简文称“皇太子”，元帝称“湘东王”。今本题陈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傅东海徐陵撰，殆后人之所追改。如刘勰《文心雕龙》本作于齐，而题“梁通事舍人”耳。其梁武帝书谥，书国号，邵陵王等并书名，亦出于追改也。其书前八卷为自汉至梁五言诗，第九卷为歌行，第十卷为五言二韵之诗。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而去古未远，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其中如曹植《弃妇篇》、庾信《七夕诗》，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阙佚。又如冯惟讷《诗纪》载苏伯玉妻《盘中诗》作汉人，据此知为晋代，梅鼎祚《诗乘》载苏武妻《答外诗》，据此知为魏文帝作。古诗《西北有高楼》等九首，《文选》无名氏，据此知为枚乘作。《饮马长城窟行》，《文选》亦无名氏，据此知为蔡邕作。其有资考证者，也不一。明代刻本，妄有增益。故冯舒疑庾信有入北之作，江总滥擘笺之什。茅元祯本，颠倒改窜更甚。此本为赵宧光家所传宋刻，有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重刻《跋》，最为完善。间有后人附入之作，如武陵王闺妾《寄征人诗》，沈约《八咏之六》诸篇，皆一一注明，尤为精审。然玉父《跋》，称初从外家李氏得旧京本，间多错谬，复得石氏所藏录本，以补亡校脱。如五言诗中，入李延年歌一首，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一首，沈约《六忆诗》四首，皆自乱其例，七言诗中，移《东飞伯劳歌》于《越人歌》之前，亦乖世次。疑石氏本，有所窜乱，而玉父因之，未察也。观刘克庄《后村诗话》，所引《玉台新咏》，一一与此本吻合。而严羽《沧浪诗话》，谓古诗《行行重行行》篇，《玉台新咏》以《越鸟巢南枝》以下另为一首，此本仍联为一首。又谓《盘中诗》为苏伯玉妻作，见《玉台集》，此本乃混列傅玄诗中。邢凯《坦斋通编》引《玉台新咏》，以《谁言去妇薄》一首，为曹植作，此本乃题为王宋自作。盖克庄所见即此本，羽等所见者又一别本。是宋刻已有异同，非徐陵之旧了。特不如明人变乱之甚，为尚有典型耳。其书《大唐新语》称《玉台集》，《元和姓纂》亦称，梁有《闻人蒨诗》载《玉台集》，然《隋志》已称《玉台新咏》，则《玉台集》乃相沿之省文，今仍以其本名著录焉。

《玉台新咏考异》·十卷

国朝纪容舒撰。容舒有《孙氏唐韵考》，已著录。是编因徐陵《玉台新咏》自明代以来，刊本不一，非惟字句异同，即所载诸诗，也复参差不一。万历中，张嗣修本多所增窜，茅国缙本，又并其次第乱之，而原书之本真益失。惟寒山赵宧光所传嘉定乙亥永嘉陈玉父本，最为近古。近时冯舒本据以校正，差为清整，然舒所校，有宋刻本误，而坚执以为不误者：如张衡《同声歌》，讹“恐慓”为“恐瞟”，讹“莞弱”为“苑蒻”之类，亦以古字假借，曲为之说，既牵强而难通。有宋刻本不误，而反以为误者：如苏武诗一首，旧本无题，而妄题为《留别妻》之类，复伪妄而无据。又有宋刻已误，因所改而益误者：如《塘上行》，据《宋书·乐志》改为魏武帝之类。全与原书相左，弥失其真，皆不可以为定。故容舒是编，参考诸书，裒合各本，仿《韩文考异》之例，两可者并存之，不可通者阙之，明人刊本，虽于义可通，而于古无征者，则附见之。各笺其弃取之由，附之句下，引证颇为赅备。他如《塘上行之》有四说，刘勋妻诗之有三说，苏伯玉妻诗误作傅玄，吴兴《妖神诗》误作《妓童》；徐悱诗误作悱妻；其妻诗又误作悱；梁武帝诗误作古歌；以及徐幹《室思》本为六首，杨方《合欢》实共五篇，与王融、徐陵之独书字，昭明太子之不入选举，梁代帝王与诸臣并列之类，考辨也颇详悉。虽未必一一复徐陵之旧，而较明人任臆窜乱之本，则为有据之文了。惟汉、魏六朝诸作，散见《永乐大典》者，所据皆宋刻精本，足资考证。（案文渊阁书皆宋刻，见王肯堂郁冈斋笔尘）以书藏中秘，非外间之所能窥，其间文句之殊，尚未能一一参订，今并详为校正，各加案语于简端，以补其所遗焉。

《高氏三宴诗集》·三卷、附《香山九老诗》·一卷

唐高正臣编。所载皆同人会宴之诗，以一会为一卷，各冠以序，一为陈子昂，一为周彦晖，一为长孙正隐，三会正臣皆预，故汇而编之。与宴者凡二十一人，考之《新唐书》，有传者三人，则陈子昂、郎余令、解琬也。附见他传者一人，则周思钧也。见于本纪及世系表者一人，则张锡也。仅见于世系表者五人，则正臣及高瑾、王茂时、高绍、高峤也。余皆不详颠末。案：世系表，正臣曾为襄州刺史，不云卫尉卿，今诗后叙正臣及周思钧事独详。所云“连姻帝室，寓居洛阳”，皆与诸序语合，似非无据。末又附《香山九老会诗》一卷，卷尾有“夷白堂重雕”字，考宋鲍慎由，字钦止，括苍人，元祐六年进士，著有《夷白堂集》。此或慎由所刊吧？《九老会诗》已附见《白香山诗集》，而《三宴诗》之名新、旧《唐书·志》皆不载。盖当时编次诗歌，装潢卷轴，如《兰亭诗》之墨迹流传，但归赏鉴之家，故不著藏书之录。后好事者传抄成帙，乃列诸典籍之中耳，惟辗转缮录，不免多讹。如以高峤为“司府郎中”，《唐百官志》无此官，应从世系表改为“司门郎”。又张锡于武后久视元年，拜同平章事，本兖州东武城人，诗中误以“锡东”为名；又弓嗣初、高瑾、周彦晖，并曰“咸宁进士”。唐无咸宁年号，惟高宗曾改元“咸亨”；“宁”字亦“亨”字之误，兹并为改正云。

《箧中集》·一卷

唐元结编。元结有《次山集》，已著录。是集成于乾元三年，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七人之诗，凡二十四首，前有《自序》，称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近作，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箧中集》。其诗皆淳古淡泊，绝去雕饰，非惟与当时作者门径迥殊，即七人所作见于他集者，也不及此集之精善，盖汰取精华，百中存一。特不欲居刊薙之名，故托言箧中所有仅此云尔。其沈千运《寄秘书十四兄》一首，较《河岳英灵集》所载颠倒一联，又少后四句，字句也小有异同，而均以此本为胜。疑元结也颇有所点定。《馆阁书目》谓二十四首皆元结作，则不然也。千运，吴兴人，家于汝北；季友，河南人，家贫卖履，博极群书，豫章太守李勉引为宾客，杜甫诗所谓“丰城客子王季友”也。逖，里籍无考，李白、独孤及皆有诗赠之；云卿，河南人，或曰武昌人，尝第进士，官校书郎，今所传诗一卷，仅十七首，而悲苦之词凡十三首，则也不得志之士。彪，颍洛间人，杜甫诗所称“张山人彪”者，即其人。微明，天水人，名见窦暨《述书赋》。季川即元结弟元融，独书其字，未详其故，或元融之子孙所录，如《玉台新咏》之称徐孝穆吧？

《河岳英灵集》·三卷

唐殷璠编。殷璠丹阳人，《序》首题曰“进士”，《书录解题》也但称“唐进士”，其始末则未详也。是集录常建至阎防二十四人，诗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题，仿钟嵘《诗品》之体，虽不显分次第，然篇数无多，而厘为上下中三卷，其人又不甚叙时代，毋亦隐寓钟嵘三品之意吗？《文献通考》作二卷，盖字误也。其《序》谓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盖不得志而著书者。故所录皆淹蹇之士，所论多感慨之言。而《序》称名不副实，才不合道，虽权压梁，实终无取焉。其宗旨可知也。凡所品题，类多精惬，张谓条下，称其《代北州老翁答湖上对酒行》，而集中但有《湖上对酒行》无“代北州老翁答”，疑传写有所脱佚。其中字句多与《国秀集》小异。又毛晋刊本綦毋潜条下注曰：“小序与时刻不同”。盖校刊者互有点窜，已非尽旧本了。

《国秀集》·三卷

唐芮挺章编。挺章，里贯未详，诸书称为“国子进士”，盖太学生也。前有《旧序》，谓是集编于天宝三载，凡九十人诗，二百二十首。宋元祐间，曾彦和《跋》云：“名欠一士，诗增一篇。到毛晋校刊，又谓虚列三人”。今案编内，实八十五人，诗二百十一首，毛晋未及详检也。唐以前编辑总集，以己作入选者，始见于王逸之录《楚辞》，再见见于徐陵之撰《玉台新咏》，挺章也录己作二篇，盖仿其例。然文章论定，自有公评，要当待之天下后世，何必露才扬己，先自表章？虽有例可援，终不可为训。至《旧序》一篇，无作者姓氏，陈振孙《书录解题》谓为楼颖所作。楼颖，天宝中进士，其诗也选入集中。考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逊犹在，不录其诗，盖欲杜绝世情，用彰公道；今挺章与楼颖，一则见存之人采录其诗，一则选己之诗为之作序，后来互相标榜之风，已萌于此。知明人诗社锢习，其来有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了。以唐人旧本所选，尚有可采，仍录存之；而特著其陋，以为文士戒焉。

《唐御览诗》·一卷

一名《唐歌诗》，一名《选进集》，一名《元和御览》，唐令狐楚编。令狐楚字谷士，宜州华原人，贞元七年登进士第，桂管观察使王拱辟入幕，后历辟太原节度判官，召授右拾遗，官至吏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卒于官，事迹具《唐书》本传。是书乃宪宗时奉敕编进，其结衔题“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考令狐楚本传，称皇甫镈与令狐楚厚善，荐为翰林学士，进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领彰义节度使，令狐楚草制，其词有所不合，停令狐楚学士，但为中书舍人，则此书之进在元和十二年以前也。陆游《渭南文集》有是书《跋》曰：“右《唐御览诗》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学士令狐楚所集也。”案：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十一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览》所载卢纶诗三十二篇，正所谓居十之一者也。据此，则《御览》为唐旧本不疑。然碑云“三百十一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盖散佚多了，云云。此本人数、诗数均与陆游所《跋》相合，盖犹古本，所录惟韦应物为天宝旧人，其余李端、司空曙等皆大历以下人；张籍、杨巨源并及于同时之人，去取凡例，不甚可解。其诗惟取近体，无一古体，即《巫山高》等，之用乐府题者，亦皆律诗。盖中唐以后，世务以声病谐婉相尚，其奋起而追古调者，不过韩愈等数人。令狐楚也限于风气，不能自异也。本传称令狐楚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旧唐书·李商隐传》也称令狐楚能章奏，以其道授李商隐，均不称其诗。《刘禹锡集》和令狐楚诗，虽有“风情不似四登坛”句，而今所传诗一卷，惟《宫中乐》五首，《从军词》五首，《年少行》四首，差为可观，气格色泽，皆与此集相同。盖取其性之所近，其他如《郡斋咏怀诗》之“何时羾阊阖”，《九日言怀诗》之“二九即重阳”，《立秋日悲怀诗》之“泉终闭不开”，《秋怀寄钱侍郎诗》之“燕鸿一声叫”，《和严司空落帽台宴诗》之“马奔流电妓奔车”，《郡斋栽竹诗》之“退公闲坐对婵娟”，《青云干吕诗》之“瑞容惊不散”，《讥刘白赏春不及》之“下马贪趋广运门”，皆时作鄙句；而《赠毛仙翁》一首，尤为拙钝，盖不甚避俚俗者。故此集所录如卢纶《送道士诗》，《驸马花烛诗》，《郑鏦邯郸侠少年诗》，《杨凌阁前双槿诗》，皆颇涉俗格，亦其素习然也。然而大致雍容谐雅，不失风格，上比《箧中集》则不足，下方《才调集》则有余，也不以一二疵累，弃其全书了。

《中兴间气集》·二卷

唐高仲武编。仲武自称渤海人，然唐人类多署郡望，未知确贯何地也。是集前有《自序》云：起至德初，迄大历末，凡二十六人，诗一百四十首，末有元祐戊辰曾子泓《跋》，称独遗郑当一人，逸诗八首，盖在宋时已残阙。故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所选诗一百三十二首也。姓氏下各有品题，拈其警句，如《河岳英灵集》例，而张众甫、章八元、戴叔伦、孟云卿、刘湾五人俱阙，考毛晋《跋》，谓得旧抄本，所缺张、章、戴诸《评》俱在，独刘湾无考，故编中于四家姓氏之下，俱注云：《评》载卷首。今检卷首无之，当由久而复制佚了。又案：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得宋鋟本，如朱湾《咏玉》一首，“玉”字作“三”，盖每句皆藏“三”字义也。后人不解诗义，翻谓“三”为讹字，妄改为《咏玉》。自元至明，刻本皆然，此本仍袭旧讹，知毛晋所云旧抄本，犹未足据也。仲武持论颇矜慎，其谓刘长卿十首以后，语意略同，落句尤甚，鉴别特精。而王士祯《论诗绝句》独非之，盖士祯诗修词之功多于炼意，其模山范水，往往自归窠臼，与长卿所短颇同。殆以中其所忌，故有此自护之论吧？陆游集有是书《跋》曰：“高适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高适也，然高适自字达夫，陆游实误记而误辨。至称其评品多妄，又称其议论凡鄙，则尤不然。今观所论，如杜诵之“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语本习径，而以为得生人始终之理。张继之“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句太实相，而以为事理双切。颇不免逗漏末派。其余则大抵精确，不知陆游何以诋之。至所称钱起之“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刘长卿之“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此自诗人忠厚之遗，尤不得目以凡鄙。惟王世懋《艺圃撷余》摘郎士元“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句，谓听闻合掌，而仲武称其工于发端，则切中其失，不为苛论了。

《极玄集》·二卷

唐姚合编。姚合有诗集，已著录。姚合为诗，刻意苦吟，工于点缀小景，搜求新意，而刻画太甚，流于纤仄者，也复不少。宋末“江湖诗派”，皆从是导源者也。然选录是集，乃特有鉴裁，所取王维至戴叔伦二十一人之诗，凡一百首，今存者凡九十九，姚合自称为诗家射雕手，亦非虚语。计敏夫《唐诗纪事》，凡载集中所录之诗，皆注曰：右姚合取为《极玄集》，盖宋人甚重其书了，二十一人之中，惟僧灵一、法振、皎然、清江，四人不著始末；祖咏不著其字，畅当字下作一方空，盖原本有而传写佚阙，其余则凡字及爵里，与登科之年，一一详载。观刘长卿名下注曰：“宣城人”，与《唐书》称河间人者不同。又皇甫曾注，天宝十二载进士；皇甫冉注，天宝十五载进士。以登科先后为次，置曾于冉之前，与诸书称“兄弟同登进士者”也不同。知为姚合之原注，非后人抄撮诸书所增入。总集之兼具小传，实自此始，也足以资考证了。

《松陵集》·十卷

唐皮日休、陆龟蒙等倡和之诗，考卷端皮日休之《序》，则编而成集者陆龟蒙，题集名者皮日休也。陆龟蒙有《耒耜经》，皮日休有《文薮》，皆已著录。依韵倡和，始于北魏王肃夫妇，至唐代，盛于元、白，而极于皮、陆，盖其时崔璞以谏议大夫为苏州刺史，辟皮日休为从事，而陆龟蒙适以所业谒崔璞，因得与皮日休相赠答。同时进士颜萱，前广文博士张贲、进士郑璧、司马都，浙东观察推官李縠，前进士崔璐，及处士魏朴、羊昭业等，也相随有作，裒为此集。序称共诗六百八十五首，今考集中皮日休、陆龟蒙，各得往体诗九十三首，今体诗一百九十三首，杂体诗三十八首，又联句及问答十有八首。外颜萱得诗三首，张贲得诗十四首，郑璧得诗四首，司马都得诗二首，李縠得诗三首，崔璐、魏朴、羊昭业各得诗一首，崔璞也得诗二首。其他如清远道士、颜真卿、李德裕、幽独君等五首，皆以追录旧作，不在数内，尚得诗六百九十八首，与《序》中所列之数不符，岂《序》以传写误吗？明弘治壬戌，吴江知县济南刘济民，以旧本重刊，都穆为之《跋》尾，岁久漫漶；毛晋又得宋椠本，重校刻之，今所行者皆毛本。唐人倡和裒为集者凡三。《断金集》久佚，王士祯记湖广莫进士有《汉上题襟集》，求之不获，今也未见传本。其存者惟此一集，录而存之，尚可想见一时文雅之盛了。

《二皇甫集》·七卷

唐代皇甫冉、皇甫曾兄弟的合集。皇甫冉字茂政，丹阳人，天宝十五载进士，大历年间官至左补阙；皇甫曾字孝常，天宝十二载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被贬为阳翟令后去世。皇甫曾集一卷，与《书录解题》相合。皇甫冉集六卷，比《书录解题》多五卷，然而皇甫曾集前有独狐及大历十年的《序》，称“三百有五十篇”，而此本仅有“一百三十四篇”，则已散失其中一百十六篇。又《酬杨侍御寺中见招》、《送薛判官之越》、《送魏中丞还河北》、《赋得越山》，都是三韵律诗，却编在五言古诗中。《奉寄皇甫补阙》六言一首，是张继的诗，皇甫冉有答诗并《序》可以证明，却也被编为皇甫冉的诗。可知旧本附在答诗之后，重刊者按体裁编排，于是杂入六言诗中，就被误认为皇甫冉的诗，那么连次序也不是原来的旧貌了。看它与皇甫曾集都把五言排律另立一体，不但唐代没有这个名称，就是宋、元也还没有这个名称。这是高棅以后不学无术的人所窜改搞乱的，很明显了。前面有王廷相《序》，后面有杨慎《跋》，都称河中刘润之编辑《二皇甫集》，那么此集就是刘润之所编的。

《唐四僧诗》六卷

唐代僧灵澈诗一卷，灵一诗二卷，清塞诗二卷，常达诗一卷。考查《书录解题》，载灵澈、灵一集，都为一卷，而清塞与常达失于记载。此集是合起来编辑的，不知何人所编。灵澈、灵一及常达集前，各载宋代沙门赞宁奉敕所撰本传一篇，只有清塞没有，大概赞宁作《高僧传》时偶然遗漏了他的名字。灵澈诗前有刘禹锡《序》一篇，《文献通考》也引用它，大概灵澈当时与僧皎然交游，得到侍郎包佶、李纾的赏识，所以来往长安，其名声较显著，能够向名流求《序》，然而刘禹锡《序》其诗共十卷，这里仅有一卷，那么也只是吉光片羽，不是他的完整书了。灵澈姓汤，字源澄，越州人。灵一姓吴，广陵人。常达姓顾，字文举，海隅人。清塞就是周朴，此人后来还俗，不应列为四僧。详细情况见李龏《宏秀集》条下，这里不具体论述。

《薛涛李冶诗集》二卷

薛涛，蜀中妓女；李冶，乌程女道士。薛涛与元稹相互唱和；李冶也曾经与刘禹锡交游，都是中唐时人。《书录解题》载，薛涛诗一卷，李冶诗一卷，如今都不传。此本都是后人抄撮而成，薛涛集中如《闻道边城苦》一首，兼载洪迈《唐人万首绝句》、计有功《唐诗纪事》、杨慎《升庵诗话》之说，一诗两次出现。又《唐诗纪事》中的五《离诗》，《唐摭言》中的十《离诗》，乃是一事讹传，其文字互有差异，也相连并载。其编辑颇为详慎，附以补遗三篇，又采摭《薛涛传》及诸书所载事迹，考证也颇为赅备。《李冶集》仅有诗十四首。然而其中《恩命追入留别唐陵故人》一首，详察其词意，不像是李冶所作，大概是好事者想要汇集李冶诗与薛涛相配，嫌它太少，姑且摭取其他诗补足它。薛涛《送友人及题竹郎庙诗》，为向来传诵，然而如《筹边楼诗》说：“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南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其寄托之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的忧思，不是寻常裙屐之人所能及，宜其名重一时。李冶诗以五言擅长，如《寄校书七兄诗》、《送韩揆之江西诗》、《送阎二十六赴剡县诗》，放在大历十子之中，不再可以分辨；其风格又远在薛涛之上，不可以因为篇什少而抛弃它。

《窦氏联珠集》五卷

唐代西江褚藏言所辑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兄弟五人的诗，每人一卷，每卷各有《小序》，详述其始末。窦常字中行，官国子祭酒；窦牟字贻周，官国子司业；窦群字丹列，官容管经略；窦庠字胄卿，官婺州刺史；窦巩字友封，官秘书少监。都是拾遗叔向的儿子，窦群、窦庠因荐辟，其余都是进士科。叔向有集一卷，窦常有集十八卷，见《唐书·艺文志》，如今都不传，此集五卷，《唐志》也著录，而宋代传本颇稀少，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称，可惜未见联珠集，此本是毛晋汲古阁所刊，末有张昭《跋》，署戊戌岁，是晋高祖天福三年。又有和岘《跋》，及和《山皋》题字，署甲子岁，为宋太祖乾德二年。和岘是和的儿子。《山皋》，是和岘的弟弟，和岘《跋》称，借抄于致政大夫，即张昭。又有淳熙戊戌王崧《跋》，也称世上少有这个本子，如今刊于诸公府。大概抄写流传，到南宋才有蕲州雕版罢了。最后为毛晋《跋》，引洪迈《容斋随笔》及计有功《唐诗纪事》，附载叔向诗九篇，又补巩诗六篇，不载于此集的。褚藏言《序》，称窦牟、窦群、窦庠、窦巩之集，并未来得及编录，大概是遗篇散见者。又称：手录《唐书列传》于后，而此本没有，大概是偶然散失吧。集中附载杨凭、韩愈、韦执中、李益、武元衡、韦贯之、刘伯翁、韦渠牟、元稹、白居易、裴度、令狐楚诸诗，大概是谢朓集中附载王融的体例。窦庠诗一首，窦常诗一首，也附载于窦牟集之中，不入本集。大概古人倡和，意皆相答，不像后来的泛应，必须聚而观之，才能互见作者之意，这也是编次的不苟且。

《才调集》十卷

蜀韦縠编。韦縠仕王建为监察御史，其里贯事迹都不详。此集，每卷录诗一百首，共一千首。《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没有杜诗，冯舒评此集，说崇重老杜，不想删择，然而实际上是因为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所以不采录。冯舒的说法不对。其中颇有舛误，如李白收录《愁阳春赋》，是赋不是诗；王建收录《宫中调笑词》，是词不是诗。都违背体例。贺知章收录《柳枝词》，乃是刘采春女所歌，不是贺知章所作。其曲起于中唐，贺知章时也没有。刘禹锡收录《别荡子怨》，乃是隋薛道衡《昔昔盐》；王之涣收录《惆怅词》，所咏乃是崔莺莺、霍小玉事，王之涣不及见，实是王涣作。都是姓名讹异，然而颇有诸家遗篇。如白居易《江南赠萧十九诗》，贾岛《赠杜驸马诗》，都是本集所无，又沈佺期《古意》，高棅窜改成律诗；王维《渭城曲》“客舍青青杨柳春”句，俗本改为“柳色新”。贾岛《赠剑客诗》“谁为不平事”句，俗本改为“谁有如斯”之类。此书都独存其旧，也足以资考证。韦縠生于五代文敝之际，所以所选取法晚唐，以秾丽宏敞为宗，救粗疏浅弱之习，不是没有见地。至于冯舒、冯班意欲排斥宋诗，于是引其书于昆体，推为正宗。不知李商隐等，《唐书》但有三十六体之目，所谓西昆体者，实始于宋之杨亿等，唐人没有这个名称。

《搜玉小集》一卷

不著编辑者名氏。郑樵《通志》已载之，则其由来已久。旧目题凡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此本只有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大概是毛晋重刊所厘定，所注考证颇详；然而胡鹄等三人，有录无诗，毛晋并删其姓氏，已不是阙疑存旧之意。又人缺其三，而诗仅缺其二。不足分配三人，必有一人的诗混于他人名下。那么所订也不确，其次序为毛晋所乱，不可再考。既不以人叙，又不以体分，编次参差，重出叠见，不能得到其体例，只因源出唐人，姑存旧本罢了。

《古文苑》二十一卷

不著编辑者名氏。《书录解题》称：世传孙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之唐人所藏，所录诗赋杂文，自东周迄于南齐，凡二百六十余首，都是“史传”、“文选”所不载。然而所录汉、魏诗文，多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删节之本，《石鼓文》也与近本相同。其真伪大概不能明了。南宋淳熙间，韩元吉次为九卷。至绍定间，章樵为之注释；明成化壬寅，福建巡按御史张世用得本刊之。章樵《序》称，有首尾残缺者，姑从旧编，又取史册所遗，以补其数，厘为二十卷。又有杂赋十四首，颂三首，以其文多不全，别为一卷，附于书末，共为二十一卷，则已不是经龛的旧本了。中间王融二诗，题为谢朓，大概因附见谢朓集而误。又《文木赋》出《西京杂记》，乃是吴均所作，见段成式《酉阳杂俎》，也不能辨别，则编录未为精核。至《柏梁》一诗，顾炎武《日知录》据所注姓名，驳其依托，钱曾《读书敏求记》，则说旧本但称官位，自章樵增注，妄以其人实之。因而启后人之疑。又如宋玉《钓赋》：“蜎渊”误作“元洲”；《曹夫人书》：“官绵”误作“官锦”，都是传写之讹，而注又详为之解。王应麟《困学纪闻》也辨之，则注释也不能无失。然而唐以前散佚之文，间赖此书以传，所以前人多著于录，也是过而存之之意吧。据此书所题。章樵字升道，临安人，以朝奉郎知吴县事。成化《杭州府志》则作昌化人，知处州事。《宋诗纪事》也作昌化人，其号曰峒麓，嘉定元年进士，历官知涟海军，授朝散郎知处州。大概昌化即临安属县，此书举其郡名，处州乃所终官，此书则是其知吴县时所注。

《文苑英华》一千卷

宋太平兴国七年，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奉敕编，续又命苏易简、王祐等参修。至雍熙四年书成，宋四大书之一。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三十卷，迄于梁初。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大概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也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烦碎，则后来文体日增，不是旧目所能概括。周必大《平园集》有是书《跋》，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今闽、蜀已刊。惟有《文苑英华》士大夫间绝无而仅有。大概所集止于唐文章，如南、北朝间存一二，是时印本绝少，虽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张九龄、李翱诸名士文籍，世尤罕见。故修书官于柳宗元、白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或全卷收入，当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由简故精，所以盛行。近岁唐文摹印漫多，不假英华而传，其不行于世则宜，云云。大概六朝及唐代文集，南宋初存者尚多，故必大之言如是，迄今四五百年，唐代诗集，已渐减于旧，文集则《宋志》所著录者，殆十不存一，即如李商隐《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本，乃全自是书录出。又如《张说集》，虽有传本，而以此书所载互校，尚遗漏杂文六十一篇，则考唐文者，惟赖此书之存，实为著作之渊海，与南宋之初，其事迥异了。书在当时，已多讹脱，故方崧卿作《韩集举正》，朱子作《韩文考异》，均无一字之引证。彭叔夏尝作《辨证》十卷，以纠其舛漏重复，然而如刘孝威《绍古词》，一收于二百三卷，一收于二百五卷，而字句大同小异者，叔夏尚未及尽究。此本为明万历中所刊，校正颇详，在活字版《太平御览》之上，而卷帙浩繁，仍多疏漏，今参核诸书，各为厘正。其无别本可证者，则姑仍其旧。

《文苑英华辨证》十卷

宋彭叔夏撰。叔夏，庐陵人，自署曰乡贡进士，其始末未详。《江西通志》也但列其名于《绍熙壬子乡举》条下，不为立传，大概已无可考了。此书大概因周必大所校《文苑英华》而作。考必大《平园集》有《文苑英华跋》曰：孝宗皇帝欲刻江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谬不足观，乃诏馆阁裒集《皇朝文鉴》。臣因及《文苑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往往妄加涂注，缮写装饰，付之秘阁，顷尝属荆帅范仲艺、筠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求别本与士友详议，疑则阙之。惟是元修书非出一手，丛脞重复，首尾衡决，一诗或析为二，二诗或合为一。姓名差互，先后颠倒，不可胜计。其中赋多用员来，非读《泰誓·正义》，安知今日之“云”字乃“员”之省文？以“尧韭”对“舜荣”，非读《本草注》，安知其为“菖蒲”。又如切磋之“磋”，驰驱之“驱”，挂帆之“帆”，仙装之“装”，广韵各有侧音，而流俗改切磋为“效课”，以“驻”易驱，以“席”易帆，以“仗”易装，今皆正之，详注逐篇之下，不复遍举。始于嘉泰初年，至四年秋讫工。云云。是书之首，也有嘉泰四年叔夏《自序》，称益公先生退老邱园，命以校雠，考订商榷用功为多，散在本文，览者难遍，因荟稡其说，以类而分，各举数端，不复具载云云。则必大所称与士友详议者，大概即叔夏。故与必大校本，同以嘉泰四年成书。所分诸类，一曰《用字》，为目凡三；二曰《用韵》，为目凡二；三曰《事证》，无子目；四曰《事误》，为目凡二；五曰《事疑》，无子目；七曰《人名》，为目凡五；八曰《官爵》，为目凡三；九曰《郡县》，为目凡三；十曰《年月》，为目凡四；十一曰《名氏》，为目凡三；十二曰《题目》，为目凡二；十三曰《门类》，无子目；十四曰《脱文》，为目凡四；十五曰《同异》，十六曰《离合》，十七曰《避讳》，十八曰《异域》，十九曰《鸟兽》，二十曰《草木》，均无子目；二十一曰《杂录》，为目凡五；其中如磋、驱、帆、装诸字，与必大所举者合。然而《序文》称小小异同，在所弗录。原注颇略，今则加详。其未注者，仍附此篇，则视必大原本也多所损益了。《文苑英华》本继《文选》而作，于唐代文章，采摭至备，号为词翰之渊薮。而卷帙既富，牴牾实多，在宋代已无善本。近日所行，又出明人所重刊，承讹踵谬，抑又甚了。叔夏此书，考核精密，大抵分承讹当改；别有依据，不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必遽改，三例。中如杜牧《请追尊号表》，以高宗伐鬼方为出《尚书》，显然误记；而叔夏疑是“逸书”，未免有持疑不决之处，然其用意谨严，不轻点窜古书，也于此可见了。

《唐文粹》一百卷

宋姚铉编。陈善《扪虱新话》认为是徐铉，错了。姚铉字宝臣，庐州人，自署郡望，故曰吴兴。太平兴国中第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事迹具《宋史》本传。此编文赋只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也只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考阮阅《诗话总龟》，载姚铉于淳化中侍宴，赋《赏花钓鱼》七言律诗，赐金百两，时人以比“夺袍赐花”故事。又江少虞《事实类苑》，载姚铉诗有“疏钟天竺晓，一雁海门秋”句，也颇清远。则姚铉不是不究心声律者，大概诗文俪偶，都莫盛于唐。盛极而衰，流为俗体，也莫杂于唐。姚铉想要力挽其末流，故其体例如是。于欧、梅未出以前，毅然矫正五代之弊，与穆修、柳开相呼应者，实自姚铉始。其中如杜审言《卧病人事绝》一首，较集本少后四句。则姚铉也有所删削。又如岑文本《请勤政改过疏》之类，都是《文苑英华》所不载，其搜罗也可谓广博。王得臣《麈史》乃讥其未见《张登集》，殊失之苛。惟文中删韩愈《平淮西碑》，而仍录段文昌作，未免有心立异。诗中如陆龟蒙《江湖散人歌》，皎然古意诗之类，一概收之，也未免过求朴野，稍失别裁；然而论唐文者，终以此书为总汇，不以一二小疵，掩其全美。

《西昆酬唱集》二卷

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杨亿《序》，称卷帙为杨亿所分，书名也为杨亿所题，而不说裒而成集出于谁手。考田况《儒林公议》云：“杨亿《两禁》变文章之体，刘筠、钱惟演辈，从而效之，以新诗更相属和，杨亿后编叙之，题曰《西昆酬唱集》。然则即杨亿编也。凡杨亿及刘筠、钱惟演、李宗谔、陈越、李维、刘骘、刁衎、任随、张咏、钱惟济、丁谓、舒雅、晁迥、崔遵度、薛《口英》、刘秉十七人的诗，而杨亿序乃称属而和者十有五人，难道以钱、刘为主，而杨亿与李宗谔以下为十五人吗？诗皆近体，上卷凡一百二十三首，下卷凡一百二十五首，而杨亿《序》称，二百有五十首，不知何时散失二首。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效之者渐失本真，惟工组织；于是有优伶挦扯之戏，石介至作《怪说》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诏禁文体浮艳。然而石介之说，苏轼曾经辨之。真宗之诏，缘于《宣曲》一诗，有“取酒临邛”之句，陆游《渭南集》有《西昆诗跋》，言其始末甚详，初不缘文体发。其后欧、梅继作，坡、谷迭起，而杨、刘之派，遂不绝如线。要其取材博赡，练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也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固也不可轻诋。《后村诗话》云：《西昆酬唱集》对偶字面虽工，而佳句可录者殊少，宜为欧公之所厌。又一条云：“君仅以诗寄欧公，公答云，先朝刘、杨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岂公特恶其碑版奏疏？其诗之精工稳切者，自不可废欤。”二说自相矛盾，平心而论，要以后说为公。其书自明代以来，世罕流布。毛奇龄初得旧本于江宁，徐乾学为之刻版，以剞劂未工，不甚摹印，康熙戊子，长洲朱俊升又重镌之，前有常熟冯武序。冯舒、冯班，本主西昆一派，冯武是其侄子，故于是书极其推崇，然而冯武谓元和、大和之际，李义山杰起中原，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调清拔，才藻优裕，为西昆三十六体，以三人俱行十六。考《唐书》但有三十六体之说，无“西昆”字，杨亿《序》是集，称取“玉山策府”之名。题曰《西昆酬唱集》，则三十六与西昆各为一事，冯武乃合而一之，错了。

《同文馆唱和诗》十卷

宋邓忠臣等撰。同文馆本以待高丽使人，时忠臣等同考校，即其地为试院，因录同舍唱和之作，汇为一编，案《宋史·艺文志》有苏易简《禁林宴会集》，欧阳修《礼部唱和诗集》，此书独不著录，《宋志》最为舛漏，大概偶然遗漏。其相与酬答者，忠臣而外，为张耒、晁补之、蔡肇、余干、耿南仲、商倚、曹辅、柳子文、李公麟、孔武仲等凡十一人。又有但题其名曰“向”、曰“益”，而不著姓者二人。益疑即温益；向，则不知何人也。张耒、晁补之、蔡肇、耿南仲、李公麟、孔武仲、温益七人，《宋史》有传；邓忠臣、商倚并入元祐党籍，惟余干、柳子文，行事不概见。曹辅也不是靖康时为枢筦者，楼钥误合为一。王应麟《困学记闻》已辨之了。集中不著唱和年月，考《宋史》张耒、晁补之《传》，俱称元祐初，为校书郎，以“张耒诗雠书芝阁上，晁补之诗辍直雠书省”二语核对，乃正其官秘省时，而元祐三年，知贡举者为孔平仲，事见本传。此集并无孔平仲之名，则非在三年可知。惟邓忠臣诗有“单阏孟夏草木长”句，自注云：丁卯四月还朝。丁卯为元祐二年，意者即在是岁吧。又案：曹辅诗云：“九人同日锁重闱”，而柳子文又有“毛遂未至空连房”句。注云：同舍十九人，余独后入。疑试官许先后入院，宋制本自如此。时共事十九人，而集中缺其八人，大概古人真朴，不强为其中不能。如“兰亭修禊”，与会者四十一人，有诗者仅二十六人，不是佚脱。诸家专集，惟张耒《柯山集》、晁补之《鸡肋集》、孔武仲《清江三孔集》，今尚存于世；其余如蔡肇之《丹阳集》、邓忠臣之《玉池集》，已佚不传；其余并有集、无集也不可考。残篇缺句，实藉此以获见一斑。即有集诸人，以集本校之，也颇互异。如晁补之五言“官醪持饷妇”，《鸡肋集》“官醪”作“宫壶”；七言“诗似凉风凄有兴”句，《鸡肋集》“凄有兴”作“来有思”。此类颇多，题目也往往不相合，也未尝不藉为参订之助了。

《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旧本题宋王安石编。王安石有《周礼新义》，已著录。此书去取，绝不可解，自宋以来，疑之者不一，曲为解者也不一，然大抵指为王安石。惟晁公武《读书志》云：《唐百家诗选》二十卷，皇朝宋敏求次道编。次道为三司判官，尝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诗，选择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为一编。王介甫观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题曰：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世遂以为介甫所纂，其说与诸家特异。案《读书志》作于南宋之初，去王安石未远。又晁氏自元祐以来，旧家文献，绪论相承，其言当必有自，邵博《闻见后录》引晁说之之言，谓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厌书字多，辄移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荆公性忽略，不复更视。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定”，乃群牧司吏人定也，其说与公武又异。然说之果有是说，不应公武反不知。考周煇《清波杂志》，也有是说，与邵博所记相合。周煇之曾祖与王安石为中表，故周煇持论多左袒王安石，当由王安石之党以此书不惬于公论，造为是说以解之，托其言于晁说之，邵博不考而载之吧？此本为宋乾道中倪仲传所刊，前有仲传《序》，其书世久不传。国朝康熙中，商邱宋荦始购得残本八卷刻之，既又得其全本，续刻以行，而二十卷之数复完，当时有疑其伪者。阎若璩历引高棅《唐诗品汇》所称，以元宗《早渡蒲关诗》为开卷第一，陈振孙《书录解题》所称，非惟不及李、杜、韩三家，即王维、韦应物、元、白、刘、柳、孟郊、张籍皆不及，以证其真。又残本佚去王安石原序。阎若璩以《临川集》所载补之。其文俱载阎若璩《潜邱札记》中。惟今本所录共一千二百六十二首，较晁氏所记多十六首。阎若璩未及置论，或传写《读书志》者，误以六十二为四十六吧？至王昌龄《出塞诗》，诸本皆作“若使龙城飞将在”，惟此本作“卢城飞将在”，阎若璩引唐平州治卢龙县以证之；然而唐三百年，更无一人称“卢龙”为“卢城”者，为何独王昌龄杜撰地名？此则其过尊宋本之失了。

《会稽掇英总集》二十卷

宋孔延之编。前自有《序》，首题其官为尚书司封郎中，知越州军州事，浙东兵马钤辖；末署熙宁壬子五月一日，越州清思堂。案：施宿《嘉泰会稽志》，孔延之于熙宁四年，以度支郎官知越州，五年十一月召赴阙。壬子正应当是熙宁五年，其岁月与《会稽志》相合。惟《志》称孔延之为度支郎官，而此作司封郎中。集中有沈立等《和蓬莱阁诗》，也作《孔司封集》为孔延之手订，于官位不应有误，知施宿所记为讹。孔延之以会稽山水人物，著名前世，而纪录赋咏，多所散佚，因博加搜采，旁及碑版石刻，自汉迄宋，凡得铭、志、歌、诗等八百五篇，辑为二十卷，各有类目。前十五卷为诗：首曰《州宅》，次《西园》，次《贺监》，次《山水》，分《兰亭》等八子目；次《寺观》，分《云门寺》等四子目，而以祠宇附之；次《送别》，次《寄赠》，次《感兴》，次《唱和》。后五卷为文：首曰《史辞》，次《颂》，次《碑铭》，次《记》，次《序》，次《杂文》，书中于作者皆标姓名，而独称王安石为史馆王相，大概作此书时，王安石柄政之际，故有所避而不敢直书吧。所录诗文，大都由搜岩剔薮而得之，故多出名人集本之外，为世所罕见。如大历浙东唱和五十余人，今录唐诗者，或不能举其姓氏，实赖此以获传。其于《唐、宋太守题名壁记》，皆全录原文，以资考证，裨益良多，其搜访之勤，可谓有功于文献了。其书世鲜流传，藏弆家多未著录，此本乃明山阴祁氏“淡生堂”旧抄，在宋人总集之中最为珍笈，其精博在严陵诸集之上。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宋新喻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的诗文。庆元中，临江守王《辶苇》所编。文仲字经父，嘉祐六年进士，官中书舍人；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进士，官礼部侍郎；平仲字毅父，治平二年进士，官金部郎中。事迹具《宋史》本传。文仲兄弟与苏轼、苏辙同时，并以文章名一世，所以黄庭坚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语。南渡后遗文散佚，王《辶苇》始访求而刻之。前有庆元五年周必大《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与此本合。文仲诗仅七首，然而吕祖谦《宋文鉴》载其《早行》古诗一首，乃佚而不收，《文鉴》编于孝宗淳熙四年，《舍人集》编于宁宗庆元四年，在其后二十一年，不应不见，难道王《辶苇》有所去取吗？武仲《侍郎集》，青词、斋文同题曰“制”，于例未安，似非原目，平仲《郎中集》中古律诗外，别出《诗戏》三卷，皆人名、药名、回文、集句之类，大概仿《松陵集》杂体别为一卷例吧。案：王士祯《居易录》，载宋荦《寄三孔文集》，通仅五卷，惜其已非庆元之旧。王士祯、宋荦皆家富图籍，而所见尚非完帙，则此本岿然独全，也深足宝重了。

《三刘家集》一卷

宋代刘涣、刘恕、刘羲仲撰写。刘涣字凝之，筠州人，天圣八年考中进士，任颍上令，以太子中允的身份退休。刘恕是刘涣的儿子，著有《通鉴外纪》；刘羲仲是刘恕的儿子，著有《通鉴问疑》，都已著录。刘涣祖孙父子，都刚直有史才，而刘恕最优秀。司马光称赞他“博闻强记，细大之事，皆有稽据”，确实是公正的评论。这部文集是咸淳年间，他的裔孙御史刘元亨所编辑的。大概南宋末年，已经没有传本，仅从残缺之余搜集，所以刘涣仅有诗四首，文二首；刘恕仅有《通鉴外纪序》一首，并其子所记《通鉴问疑》；刘羲仲仅有《家书》一首。其余都是同时诸人唱和之作，以及他人之文有关刘涣父子的。其中称刘涣为“西涧先生”，称刘恕为“秘丞”，称刘羲仲为“检讨”，固然是子孙的称呼；至于诸人诗文，标题一概删去其称字之文，而改称西涧先生、秘丞、检讨，则不符合实际，这是编次的简陋。至于明代万安贪鄙无耻，被世人耻笑，却唯独保存他的一篇《跋》在卷末，刘涣父子祖孙难道要借此人来表彰吗？现在删除它，使三人不受玷污。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录》二卷，是宋代明道程子、伊川程子的合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明道集》四卷，《遗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有《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为一集，是建宁所刻的版本。这说明宋代所传已经参错不同。这个版本出自胡安国家，刘珙、张栻曾在长沙刻印，胡安国对原文颇有改削。如《定性书》、《明道行述》、《上富公谢帅书》中，删落达数十字；又《辞官表》颠倒次序，《易传序》改“㳂”为“泝”；祭文改“侄”为“犹子”。刘珙等所刻，一以胡安国为主，朱子深以为不可，曾写信给刘珙及张栻，盛气诟争，辩论甚力，具载于《晦庵集》中。然而二人终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说法，大概南宋之初，学者还各自尊所闻。不像淳祐以后，门户已成，羽翼已众，对朱子之言，一字不敢异同。元代至治年间，临川谭善心重新校刊，才与蜀人虞槃商榷考订，完全遵从朱子所改，其《定性书》、《富谢》二书，所删字，也求得别本补足；又搜辑《程子遗文》十六篇，《遗事》十一条，并朱子论胡本错误诸书，别为二卷，附于其后；惟伊川诗仅有三章，《河南府志》载其《陆浑乐游诗》云：“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舟萦野渡时，水乐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逸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没有此诗。《地志》大多假借名人以夸胜迹，这大概是好事者所依托吧。

《宋文选》三十二卷，不著编辑者姓名。按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崔伯易有《金华神记》，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中，那么这是其前集，在南渡以前了。所选都是北宋之文，自欧阳修以下十四人，只取其中有关经术、政治的，诗、赋、碑铭之类不载；其中没有“三苏”文字，而黄庭坚、张耒之文则收录；难道当时对苏文之禁最严，而黄、张之类，则稍宽吗？又其中没有“二程”文，大概不以文士看待他们。何焯《义门读书记跋》，所校《元丰类稿》后说，己卯冬，在保定行台（案：何焯当时在直隶巡抚李光地署中）阅内府所赐大臣《古文渊鉴》，有在集外者六篇，则《书魏郑公传后》、《邪正辨说》、《再上田正言书》、《上欧蔡书》也。后知立斋相公（案：立斋为大学士徐元文之别号）有建本《圣宋文选》数册，其中有《南丰文》二卷，嘉善柯崇朴借抄，遂传于外。此六篇者皆在其中云云。案：《书魏郑公传后》一篇，《宋文鉴》亦载，不仅见于这个集子中，何焯大概考之未审；然而《南丰外集》、《续稿》，今并不传，其佚篇惟赖此集以存，大概也不为无功了。宋人选宋文者，南宋所传尚多，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赅备虽不及《文鉴》，然用意严慎，当为能文之士所编，尤其不可与南宋建阳坊本，出于书贾杂抄者，一例看待。

《宋文选》三十二卷，不著编辑者姓名。按张邦基《墨庄漫录》，称崔伯易有《金华神记》，编入《圣宋文选后集》中，那么这是其前集，在南渡以前了。所选都是北宋之文，自欧阳修以下十四人，只取其中有关经术、政治的，诗、赋、碑铭之类不载；其中没有“三苏”文字，而黄庭坚、张耒之文则收录；难道当时对苏文之禁最严，而黄、张之类，则稍宽吗？又其中没有“二程”文，大概不以文士看待他们。何焯《义门读书记跋》，所校《元丰类稿》后说，己卯冬，在保定行台（案：何焯当时在直隶巡抚李光地署中）阅内府所赐大臣《古文渊鉴》，有在集外者六篇，则《书魏郑公传后》、《邪正辨说》、《再上田正言书》、《上欧蔡书》也。后知立斋相公（案：立斋为大学士徐元文之别号）有建本《圣宋文选》数册，其中有《南丰文》二卷，嘉善柯崇朴借抄，遂传于外。此六篇者皆在其中云云。案：《书魏郑公传后》一篇，《宋文鉴》亦载，不仅见于这个集子中，何焯大概考之未审；然而《南丰外集》、《续稿》，今并不传，其佚篇惟赖此集以存，大概也不为无功了。宋人选宋文者，南宋所传尚多，北宋惟此集存耳。其赅备虽不及《文鉴》，然用意严慎，当为能文之士所编，尤其不可与南宋建阳坊本，出于书贾杂抄者，一例看待。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录》二卷，是宋代明道程子、伊川程子的合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记载，《明道集》四卷，《遗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有《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为一集，是建宁所刻的版本。这说明宋代所传已经参错不同。这个版本出自胡安国家，刘珙、张栻曾在长沙刻印，胡安国对原文颇有改削。如《定性书》、《明道行述》、《上富公谢帅书》中，删落达数十字；又《辞官表》颠倒次序，《易传序》改“㳂”为“泝”；祭文改“侄”为“犹子”。刘珙等所刻，一以胡安国为主，朱子深以为不可，曾写信给刘珙及张栻，盛气诟争，辩论甚力，具载于《晦庵集》中。然而二人终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说法，大概南宋之初，学者还各自尊所闻。不像淳祐以后，门户已成，羽翼已众，对朱子之言，一字不敢异同。元代至治年间，临川谭善心重新校刊，才与蜀人虞槃商榷考订，完全遵从朱子所改，其《定性书》、《富谢》二书，所删字，也求得别本补足；又搜辑《程子遗文》十六篇，《遗事》十一条，并朱子论胡本错误诸书，别为二卷，附于其后；惟伊川诗仅有三章，《河南府志》载其《陆浑乐游诗》云：“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舟萦野渡时，水乐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逸谐心赏。归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没有此诗。《地志》大多假借名人以夸胜迹，这大概是好事者所依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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