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 类型：古籍章节 书名：《朱子语类》 作者：佚名 类别：诸子百家与思想 卷目：137 章节：137 ## 本章概览 《朱子语类》137现代白话译文。 ## 正文 《家语》虽然记得不纯粹，却是当时的书。《孔丛子》是后来人凭空撰写的。 《家语》只是王肃编辑的古录杂记。那书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不是王肃所作。《孔丛子》却是他注释的人伪造的。读它开头几章，都效法《左传》的句法，已经怀疑它了。等到读它的后序，竟说作者喜好《左传》，便可看出来。 《孔丛子》鄙陋得很，道理既不足取，文词也不值得看。有一处记载“其君曰必然”，这是什么话！ 《管子》这部书很杂。管子以功业著称，恐怕未必曾经著书。像《弟子职》的写法，完全像《曲礼》。其他篇有像庄子、老子的。又有说得卑下的，简直是小聪明之处，管仲不应如此鄙陋。其中内政分乡的制度，《国语》记载得却很详细。 《管子》不是管仲所著。管仲当时担任齐国的政事，事务很多。稍微闲暇时，又有三归之台的享乐，决不是闲工夫著书的人。著书的人是不被任用的人。那书中老庄的话也有。想来只是战国时人收集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写成的，并附上其他书的内容。 问：“《管子》中说辟雍，说不是学，只是‘君和’。”先生曰：“既然不是学，‘君和’又是什么东西？如今不必讨论。《礼记》所谓‘疑事毋质’，因为没有考据，不必那样辨析。如辟雍的含义，古代无法考证，有人以为是学名，有人以为是乐名，无法辨明。我当初解《诗》，也怀疑放在那里。但如今说作学，也说得好了。也有人说，辟雍是天子的书院，大学又另外。” 《国语》文字多有重叠无义理之处。因为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多了。所以柳子厚论作文，有说：“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国语》中多说人有不可教就不要教的意思。 问：“《史记》说：‘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曰：“张文潜的说法对。”道夫曰：“东坡说商鞅韩非得到老子轻视天下的思想，所以敢残忍而无疑。”曰：“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只是孟子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老子是个占便宜、不肯担当做事的人，自守在里，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管，这岂不是少恩？”道夫曰：“像柳下惠的不恭，莫不也到这样？”曰：“下惠的流弊必到这样。”又说：“老子著书立言，都有这个意思。” “诸子百家的书，也有说得好的地方。如荀子说：‘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这两句说得好。”曰：“看荀子的资质，也是个刚明的人。”曰：“只是粗。他那东西都未成个模样，便拿来解说。”曰：“扬子的工夫比起荀子，恐怕却细腻。”曰：“扬子说到深处，只是走入老庄的窠窟里去，如清静寂寞之说都是。又如《玄》中所说的‘灵根’之说。等等，也只是庄老意思，只是说那养生的工夫罢了。至于佛教徒，起初也只是用老庄的话来驾说。如远法师的文字与《肇论》之类，都是成片用老庄之意。然而他只是说，都不实行。到达磨来，才开始教人自己去做，所以后来有禅，其传承也是这样远。”问：“晋宋时人多说庄老，然而恐怕他们也未必足以尽庄老的实际学说。”曰：“当时诸公只是借他言语来，掩盖那灭弃礼法的行为罢了。根据他们心下污浊纷扰如此，如何理会得庄老的意思！” 荀子尽有好的地方，胜过扬子，然而也难看。 不要看扬子，他说话没有好处，议论也没有切实处。荀子虽然有错，到说得处也自切实，不像他说得那样虚胖。 问：“东坡说三子言性，孟子已说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恶，固然不对。然而人的一性，无从看见。荀子却说它恶，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所以立此说？”先生曰：“不必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他分明不识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这是黑，那是白，又何须辨？荀扬不惟说性不对，从头到底都不识。当时没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韩退之说荀扬‘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韩子责人甚恕。’自今观之，他不是责人恕，乃是看人不破。如今且在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则条理分明，不待辨。” 有人说性，说荀卿也是教人践履。先生曰：“须是有这物而后可践履。如今在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天下事从其是。说同，须求其真个同；说异，须求其真个异。如今则不然，只欲立异，道何由明？陈君举作《夷门歌》，说荆公东坡不相合，须当和同，不知如何和得！” 荀子说“能定而后能应”，这是荀子的好话。 “入乎耳而著乎心。”著，音直略切。 问荀扬王韩四子。曰：“凡人著书，须自有个规模，自有个作用处。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不可一律观。且如王通这人，于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处，极见得分晓，只是于这作用晓得处却有病。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郊焉而天神格，庙焉而人鬼享。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说得极无疵。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无物事撑住衬簟，所以于用处不甚可人意。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兼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不知其非。如论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却把孟轲与数子同论，可见无见识，都不成议论。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做处粗，如何望得王通！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尝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会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了决，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语。”问：“王通病痛如何？”曰：“这人于作用都晓得，急欲见之于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业，便去上书要兴太平。及知时势之不可为，做周公事业不得，则急退而续诗书，续玄经，又要做孔子底事业。殊不知孔子之时接乎三代，有许多典谟训诰之文，有许多礼乐法度，名物度数，数圣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缵述，方做得这个家具成。王通之时，有什么典谟训诰？有什么礼乐法度？乃欲取汉魏以下者为之书，则欲以七制命议之属为续书，诗则欲取曹、刘、沈、谢者为续诗。续得这般诗书，发明得个什么道理？自汉以来，绍令之稍可观者，不过数个。如高帝求贤诏虽好，又自不纯。文帝劝农，武帝荐贤、制策、轮台之悔，只有此数诏略好，此外盖无那一篇比得典谟训诰。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无。曹刘沈谢之时，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亦有学为四句古诗者，但多称颂之词，言皆过实，不足取信。乐如何有云英咸韶濩武之乐？礼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礼，它只是急要做个孔子，又无佐证，故装点几个人来做尧舜汤武，皆经我删述，便显得我是圣人。如《中说》一书，都是要学孔子。《论语》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它便说陈思王善让；《论语》说‘殷有三仁’，它便说荀氏有二仁。又提几个公卿大夫来相答问，便比当时门人弟子。正如梅圣俞说：‘欧阳永叔它自要做韩退之，却将我来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它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乱捉别人来为圣为贤。殊不知秦汉以下君臣人物，斤两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说》一书，固是后人假托，非王通自著。然毕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续诗续书，纷纷述作，所以起后人假托之故。后世子孙见它学周公孔子学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时公卿大夫之显者，缵缉附会以成之。毕竟是王通有这样意思在。虽非它之过，亦它有以启之也。如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荀卿著书立言，何尝教人焚书坑儒？只是观它无所顾藉，敢为异论，则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扬又夐别。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阙，所以如此！若更晓得高处一着，那里得来！只细看它书，便见他极有好处，非特荀扬道不到，虽韩退之也道不到。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子细读书。他只见圣人有个六经，便欲别做一本六经，将圣人腔子填满里面。若是子细读书，知圣人所说义理之无穷，自然无工夫闲做。他死时极后生，只得三十余岁。它却火急要做许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观。”曰：“不然，它气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许多书时，方只二十余岁。孔子七十岁方系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圣人许多事业气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的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假使悬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则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见识，非凡人矣。” 贾谊的学问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于像张仪苏秦蔡泽范雎那样过分。他在这方面道理见得分寸稍多，所以说得好些。然而终究有纵横的习气，因为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汉儒只有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不是诸人可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之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都不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然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处，只是也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两轻重自定，你如何文饰得！如续诗、续书、玄经之作，尽要学个孔子，重做一个三代，如何做得！如续书要载汉以来诏令，他那诏令便载得，发明得什么义理？发明得什么政事？只有高帝时三诏令稍好，然已不纯。如说‘肯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这难道是待天下之士的方法吗？都不足录。三代之书诰诏令，都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如秦汉以下诏令济得甚事？缘他都不曾将心子细去读圣人之书，只是要依他个模子。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他作六经。只是将前人腔子，自做言语填放他腔中，便说我这个可以比并圣人。圣人做个《论语》，我便做《中说》。如扬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并！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今人读书，却不去等候迎接那人，只认硬赶捉那人来，更不由他情愿；又教它莫要做声，待我与你说道理。圣贤已死，它看你如何说，他又不会出来与你争，只是非圣贤之意。他本要自说他一样道理，又恐不见信于人。偶然窥见圣人说处与己意合，便从头如此解将去，更不子细虚心，看圣人所说是什么。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恐人捉他，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并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款。今之学者正是如此，只是将圣人经书，拖带印证己之所言而已，何尝真实得圣人之意？却是说得新奇巧妙，可以欺惑人，只是非圣人之意。此无他，患在于不子细读圣人之书。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的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也不见他有什么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意，所以如此。” 问扬雄。曰：“扬雄的学问似乎出于老子。如《太玄》说：‘潜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潜心于渊”，神不昧也。’乃是老氏说话。”问：“《太玄》分赞于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的乃益以‘踦赢’，固然不对。如《易》中卦气如何？”曰：“此出于京房，也难晓。如《太玄》中推之，大概有气而无朔了。”问：“伊川也取扬雄《太玄》中说，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的地位到此罢了。”又问：“贾谊与董仲舒如何？”曰：“贾谊有战国纵横之气；董仲舒是儒者，但见得不透。”曰：“伊川于汉儒取大毛公，如何？”曰：“如今也难考。但《诗》注颇简易，不甚拘泥章句。”问：“文中子如何？”曰：“他极识世变，有好处，但太浅，绝对不是当时全书。如说家世数人，史中并无名。又，关朗事，与王通年纪甚悬殊。”可学谓：“可惜续经已失，不见他所作如何！”曰：“也何必见？只如续书有桓荣之命。明帝如此，则桓荣可知。使桓荣果有帝王之学，则当有以开导明帝，必不至为异教所惑。如秋风之诗，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辞，又何足取？他识见不远，却要把两汉事与三代比隆！近来此等说话极胜，须是于天理人欲处分别得明。如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又何必为之分别说！沙随说，史记高祖泛舟于池中，则‘明当早参’之语，皆是史之润饰。看得极好，此岂小事！高祖既许之明早入辨，而又却泛舟，则知此事经史臣文饰多了。”问：“禅位也出于不得已。”曰：“固然。它既杀元良，又何处去？明皇杀太平公主也如此，可畏！” 子升问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卻要鬥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因言：“魏徵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嘗考文中世系，並看阮逸、龔鼎臣注，及南史、劉夢得集，次日因考文中世系，四書不同，殊不可曉。”又檢李泰伯集，先生因言：“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曾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腳淺，然卻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它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卻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卻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它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個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卻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個‘善惡混’。若有個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勝，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剛領已正，卻無他這個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協得好。如見甚荷蕢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它。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且如太玄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老陰。揚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卻杜撰，就三上起數。”㬊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卻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 问：“先生《王氏续经说》云云，荀卿固然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辈，观其书，则固尝往来于王氏之门。其后来相业，还亦有得于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规模事业，无文中子仿佛。某尝说，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又问：“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纯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韩退之却见得又较活，然亦只是见得下面一层，上面一层都不曾见得。大概此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见得下面一层，源头处都不晓。所以伊川说‘西铭是原道之宗祖’，盖谓此也。”僩 只有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道得数句着，然亦非它真见得这道理。 问：“性者，生之质。”曰：“不然。性者，生之理；气者，生之质，已有形状。” 问：“仲舒云：‘性者，生之质。’”“也不是。只当云，性者，生之理也；气者，生之质也。”璘谓：“‘性者，生之质’，本庄子之言。”曰：“庄子有云：‘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前辈谓此说颇好，如‘有物有则’之意。” 问：“仲舒以情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盖欲为善，欲为恶，皆人之情也。” 童问董仲舒见道不分明处。曰：“也见得鹘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情者，人之欲。命非圣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节’等语，似不识性善模样。又云，‘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义；知仁义，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又似见得性善模样。终是说得骑墙，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质。’如此说，固未害。下云‘命非圣人不行’，便牵于对句，说开去了。如‘正谊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问：“或谓此语是有是非，无利害，如何？”曰：“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理固然也，要亦当权其轻重方尽善，无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计利害，于是非全轻了。” 建宁出“正谊明道如何论”。先生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谊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论。仁人于此有不能自已者。‘师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谊。” 在浙中见诸葛诚之千能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得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谓：“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为之，非所以为训也。固是得道义则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人将于功利之徇，而不顾道义矣。” 仲舒所立甚高。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其议匈奴一节，娄敬贾谊智谋之士为之，亦不如此。 刘淳叟问：“汉儒何以溺心训诂而不及理？”曰：“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问：“何以谓之全体？”曰：“全体须彻头彻尾见得方是。且如匡衡问时政，亦及治性情之说；及到得他入手做时，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庙礼而已。翼奉言‘见道知王治之象，见经知人道之务’，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阴阳日辰贪狠廉贞之类辨君子小人。以此观之，他只时复窥见得些子，终不曾见大体也。唯董仲舒三篇说得稍亲切，终是不脱汉儒气味。只对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方无病，又是儒者语。” 董仲舒才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过之。张子房近黄老，而隐晦不露。诸葛孔明近申韩。 扬子云出处非是。当时善去，亦何不可？ 问：“扬子‘避碍通诸理’之说是否？”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语有病。”问：“莫不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间处事不看道理当如何，便先有个依违闪避之心矣。” “‘学之为王者事’，不与上文属。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学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数圣人之盛德，犹且如此。’”问：“‘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虽无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处称扬。” 扬子云谓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南北为纵，东西为横。六国之势，南北相连则合纵；秦据东西，以横破纵也。盖南北长，东西短，南北直，东西横，错综于其间也。 “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晷，影也，犹影之随形也。盖德隆则星随德而见，星隆则人事反随星而应。” 扬子云说：“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其纽于日乎！”先生举出这句话，问学者们是什么意思。众人引用各家注语，都不合。过了很久，先生才说：“只要懂得一个‘载’字，就都懂了。载，就像加载的‘载’。比如老子说‘载营魄’，左氏说‘从之载’，正是这个‘载’字。各家都乱说，只有古注解道：‘月未望，则光始生于西面，以渐东满；既望，则光消亏于西面，以渐东尽。’这两句略通但未尽。这两句尽在‘其纽于日乎’一句上。因为以日为主，月之光，是日载它；光之终，是日终它。‘载’，就像加载的‘载’。大概初一二间，日落于酉，月这时同在彼处；到初八九日落在酉，则月已在午；到十五日相对，日落于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载魄于西。因为月在东则日在西，日载之光。等到日与月相去愈远，则光渐消而魄生。稍后月与日相蹉过，日却在东，月却在西，所以光渐至东尽，则魄渐复。应当改古注说：‘日加魄于西面，以渐东满；日复魄于西面，以渐东尽。其载也，日载之；其终也，日终之，皆系于日。’又说秦周之士，贵贱拘肆，皆系于上之人，就像月之载魄终魄皆系于日，所以说‘其纽于日乎’！其载其终，皆向日。温公说：‘当改“载魄”的“魄”作“朏”。’都是懂不得扬子云的话，所以想这样改。老子所谓‘载营魄’，便是如此。‘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载，因为以火养水。魄是水，以火载它。‘营’字，恐怕是‘荧’字，光。古字或许通用不可知。有人解作经营的‘营’，也可以。”次日又说：“昨夜说终魄于东的‘终’字，也不对。因为终魄也是日光加魄于东而终之。开始是日光加魄之西，以渐东满，及既望，则日光旋而东，以终尽月之魄，则魄之西渐复，而光渐消于魄之西了。”于是又说老子“载营魄”。“昨天见温公解得扬子‘载魄’没理会，因而怀疑他解老子，也必然懂不得。及看，果然。只注道：‘“载营魄”阙。’只有这四字而已。颍滨解道：‘神载魄而行。’说魄是个沉滞之物，须以神去载它，令它外举。其说云：‘圣人则以魄随神而动，众人则神役于魄。’据他只能在这里如此强解，若以解扬子，则解不得了。又解魄做物，只这一句便错。耳目之精明者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为神，也不对。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温公全不理会修养之学，所以不晓。颍滨一生去理会修养之术，以今观之，全晓不得，都说错了。河上公固然是胡说，如王弼也全解错了。王弼解载作处，魄作所居，说常处于所居，更是胡说！据颍滨解老子，全不晓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载魄而行，便是个刚强外举的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罢了。观他这一章尽说柔的意思，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稍后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的人，它便是如此待你。张子房也是如此。如说‘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说‘以无为取天下’，这里便是它无状处。据此，便是它柔之发用功效处。又，楚词也用‘载营魄’字，其实与颍滨解老子同。若楚词恐或可如此说。以此说老子，便都差了。” 张毅然漕试回。先生问道：“今年出什么论题？”答道：“论题，出文中子。”问：“如何做？”张说：“大率是骂他的多。”先生笑道：“他虽有不好处，也须有好处。所以程先生说：‘他虽然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岂可一向骂他！”友仁请问道：“愿闻先生之见。”先生说：“文中子他当时要为伊周事业；见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学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胜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学，却要学两汉，此是他乱道处。也要作一篇文字说这意思。” 徐问文中子好处与不好处。先生曰：“见得道理透后，从高视下，一目了然。今要去揣摩，不得。” 文中子其间有见处，也即是老氏。又其闲被人夹杂，今也难分别。但不合有许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蒉等人，它也有许多人，便是装点出来。其间论文史及时事世变，煞好，今浙间英迈之士皆宗之。 “文中子中说被人乱了。说治乱处与其他好处极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释。如言非老庄释迦之罪，并说若云云处，可见。”扬曰：“过法言。”曰：“大过之。” 文中子论时事及文史处尽有可观。于文取陆机，史取陈寿。曾将陆机文来看，也是平正。 房杜于河汾之学后来多有议论。且如中说，只是王氏子孙自记。也不应当时开国文武大臣尽其学者，何故尽无一语言及其师兼所记其家世事？考之传记，无一合者。 文中子，看其书忒装点，所以使人难信。如说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见有者。兼是他言论大纲杂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说礼乐治体之类，都不消得从正心诚意做出。又如说“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苍生”，都是为自张本，做杂霸镃基。黄德柄问：“续书：‘天子之义：制、诏、志、策，有四；大臣之义：命、训、对、赞、议、诫、谏，有七。’如何？”曰：“这般所在极肤浅。中间说话大纲如此。但看世俗所称道，便唤做好，都不识。如说晁董公孙之对，据道理看，只有董仲舒为得。如公孙已是不好，晁错是话个什么！又如自叙许多说话，尽是夸张。考其年数，与唐煞远，如何唐初诸名卿皆与说话？若果与诸名卿相处，一个人恁地自标致，史传中如何都不见说？”因说：“史传尽有不可信处。尝记五峰说，看太宗杀建成元吉事，尚有不可凭处。如说，先一日，太宗密以其事奏高祖，高祖省表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只将这几句看，高祖且教来日鞫问，如何太宗明日便拥兵入内？又说，上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欲按其事，又说：‘上方泛舟海池。’岂有一件事恁么大，兄弟构祸如此之极，为父者何故恁地恬然无事！此必有不足信者。只左传是有多难信处。如赵盾一事，后人费万千说话与出脱，其实此事甚分明。如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他终不成亲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贾充成济之徒。如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看左传载灵公欲杀赵盾，今日要杀，杀不得；明日要杀，杀不得。只是一个人君要杀一臣，最易为力。恁地杀不得，也是他大段强了。今来许多说话，自是后来三晋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来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文中子议论，多是中间暗了一段，无分明。其间弟子问答姓名，多是唐辅相，恐亦不然，盖诸人更无一语及其师。人以为王通与长孙无忌不足，故诸人惧无忌而不敢言，亦无此理，如郑公岂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续书中曾采七君事迹以为书，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礼例今无可考，大率多是依仿而作。如以董常如颜子，则是以孔子自居。谓诸公可为辅相之类，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为它之尧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刘禹锡作歙池江州观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载祖讳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载关朗等事，亦多不实。王通大业中死，自不同时。如推说十七代祖，亦不应辽远如此。唐李翱已自论中说可比太公家教，则其书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谓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后人添入坏了。看来必是阮逸诸公增益张大，复借显者以为重耳。今之伪书甚多，如镇江府印关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伪书。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绍韩所作。昨在南康，观其言论，皆本于此。及一访之，见其著述大率多类麻衣文体。其言险侧轻佻，不合道理。又尝见一书名曰子华子，说天地阴阳，亦说义理、人事，皆支离妄作。至如世传繁露玉杯等书，皆非其实。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古文自是庄重，至如孔安国书序并注中语，多非安国所作。盖西汉文章，虽粗亦劲。今书序只是六朝软慢文体。”因举史记所载汤诰并武王伐纣言词不典，不知是甚底齐东野人之语也。 问文中子之学。曰：“它有个意思，以为尧舜三代，也只与后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着。”问：“它续诗续书，意只如此。”因举答贾琼数处说，曰：“近日陈同父便是这般说话。它便忌程先生说‘帝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缘这话说得它病处，它便忌。”问：“玄经尤可疑。只缘献帝奔北，便以为天命已归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龚鼎臣便有一本注，后面叙他祖，都与文中子所说不同。说他先已仕魏，不是后来方奔去。”明日寻看，又问：“它说‘权义举而皇极立’，如何？”曰：“如皇极，某曾有辨，今说权义也不是。盖义是活物，权是称锤。义是称星，义所以用权。今似它说，却是以权为‘嫂溺援之’之‘义’，以义为‘授受不亲’之‘礼’，但不如此。”问：“义便有随时底意思。”曰：“固是。”问：“它只缘以玄经帝魏，生此说。”曰：“便是它大本领处不曾理会，纵有一二言语可取，但偶然耳。”问：“他以心、迹分看了，便是错处。”曰：“它说‘何忧何疑’，也只是外面恁地，里面却不恁地了。”又问：“‘动静见天地之心’，说得似不然。”曰：“它意思以方员为形，动静为理，然亦无意思。而今自家若见个道理了，见它这说话，都似不曾说一般。” 文中子续经，犹小儿竖瓦屋然。世儒既无高明广大之见，因遂尊崇其书。 “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大概有当忧疑的，有不当忧疑的，然而都是心。文中子以为有心、迹之别，所以伊川非难他。又说：“惟其无一己之忧疑，故能忧疑以天下；惟其忧以天下，疑以天下，故无一己之忧疑。” 大抵观圣人之出处，须看他至诚恳切处及洒然无累处。文中子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说：“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 或问：“文中子僭拟古人，是如何？”曰：“这也是他志大，要学古人。如退之则全无要学古人的意思。柳子厚虽无状，却又占便宜，如致君泽民事，也说要做。退之则只要做官，如末年潮州上表，此更不足说了。退之文字尽好，末年尤好。” 韩退之却有些本领，非欧公比。原道，其言虽不精，然皆实，大纲是。 器之问“博爱之谓仁”。曰：“程先生之说最分明，只是不仔细看。要之，仁便是爱之体，爱便是仁之用。” 蒋明之问：“原道起头四句，恐说得差。且如‘博爱之谓仁’，爱如何便尽得仁？”曰：“只为他说得用，又遗了体。”明之又问：“四字先后当如何？”曰：“公去思量，久后自有著落。” 或问“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曰：“此是说行底，非是说道体。”问“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曰：“此是说行道而有得于身者，非是说自然得之于天者。” 子耕问“定名、虚位”。曰：“恁地说也得。仁义是实有的，道德却是总名，凡本末小大无所不该。如下文说‘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是也。” 问：“‘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虚位之义如何？”曰：“也说得通。盖仁义礼智是实，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说，却虚。如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此道德只随仁义上说，是虚位。他又自说‘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说吉人则为吉德，凶人则为凶德；君子行之则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则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与不仁’；‘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类。若是‘志于道，据于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问：“原道上数句如何？”曰：“首句极不是。‘定名、虚位’却不妨。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故曰‘虚位’。大要未说到顶上头，故伊川说：‘西铭，原道之宗祖。’” “坐井观天”，说天只如此大小，是他见得如此。须出井来看，方得。 退之说：“以之为人，则爱而公。”“爱、公”二字甚有意义。 原道中举大学，却不说“致知在格物”一句。苏子由古史论举中庸“不获乎上”后，却不说“不明乎善，不诚乎身”二句。这两个好做对。司马温公说仪秦处，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说“居天下之广居”。看得这样底，都是个无头学问。 “韩子原性说，人之性有五，最识得性分明。”蒋兄因而问：“‘博爱之谓仁’四句如何？”曰：“说得却差，仁义两句都将用做体看。事之合宜者为义，仁者爱之理。若说‘博爱’，说‘行而宜之’，则都是用了。” 韩文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见他好处。如说“所以为性者五：曰仁义礼智信”，此语甚实。 问：“韩文公说，人之‘所以为性者五’，是他实见得到后如此说呢？还是偶然说得着？”曰：“看它文集中说，多是闲过日月，初不见他做工夫处。想只是才高，偶然见得如此。及至说到精微处，却又差了。”因说：“惟有孟子说义理，说得来精细明白，活泼泼地。如荀子空说许多，使人看着，如吃糙米饭相似。” 问：“退之原性‘三品’之说是否？”曰：“退之说性，只将仁义礼智来说，便是识见高处。如论三品也是。但以我看来，人之性岂独三品，须有百千万品。退之所论却少了一个‘气’字。程子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这都是前人所未发。如夫子说‘性相近’，若无‘习相远’一句，便说不行。如‘人生而静’，静固然是性，只着一个‘生’字，便是带着气质说了，但未曾明说着‘气’字。惟有周子太极图却有气质的意思。程子的论述，又是从太极图中见出来的。” 韩文公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说个影子。 至问：“韩子称‘孟子醇乎醇，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程子说：‘韩子称孟子甚善，不是见得孟子意，也道不到；其论荀扬则不对。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什么道？’至说韩子既以失大本不识性者为大醇，则其称孟子‘醇乎醇’，也只是说得到，未必真见得到。”先生曰：“如何见得韩子称荀扬大醇处，便是就论性处说？”至说：“但据程子有此议论，故至因而问及此。”先生曰：“韩子说荀扬大醇是泛说。与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观之，则荀扬为大醇。韩子只说那一边，凑不着这一边。若是会说的，说那一边，也自凑着这一边。程子说‘荀子极偏驳，扬子虽少过’，这些话语，都是就分金秤上说下来。现在若不曾看荀子扬子，则所谓‘偏驳’、‘虽少过’等处，也见不得。” 至问：“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韩文公推尊孟氏辟杨墨之功，以为‘不在禹下’，而读墨一篇，却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为什么呢？”曰：“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如说：‘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他本只是学文，其行己只是不敢有愧于道罢了。把这个做第二义，似这样的地方甚多。” 先生考订韩文公与大颠书。尧卿问道：“观其与孟简书，是当时已有议论，而与之分解，不知有崇信之意否？”曰：“真个是有崇信之意。他是贬从那潮州去，无聊后，被他说转了。”义刚说：“韩公虽有心学问，但于利禄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于外面皮壳子上都见得，安排位次是恁地。于原道中所谓‘寒而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为宫室，为城郭’等，都说得好。只是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工夫。只从粗处去，不见得原头来处。如一港水，他只见得是水，却不见那原头来处是如何。把那道别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于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所以立朝议论风采，也有可观，却不是从里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诗，饮酒博戏为事。及贬潮州，寂寥，无人共吟诗，无人共饮酒，又无人共博戏，见一个僧说道理，便为之动。如说‘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颠与他说什么，得恁地倾心信向。韩公所说底，大颠未必晓得；大颠所说底，韩公也见不破。但是它说得恁地好后，便被它动了。”安卿说：“‘博爱之谓仁’等说，也可见他无原头处。”曰：“以博爱为仁，则未有博爱以前，不成是无仁！”义刚说：“他说‘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因为他不能格物，所以恁地。”先生曰：“他也不晓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识原头来处了。”又说：“孟子之后，荀扬浅，不济得事。只有个王通韩愈好，又不全。”安卿说：“他也只是见不得十分，不能止于至善。”曰：“也是。”又说：“佛学自前也只是外面粗说，到梁达磨来，方说那心性。然而士大夫未甚理会做工夫。及唐中宗时有六祖禅学，专就身上做工夫，直要求心见性。士大夫才有向里的，无不归他去。韩公当初若早有向里的工夫，也早落在中去了。”又说：“也有一般人已做得工夫，道理上已有所见，只是它些小近似处。不知只是近似，便把做一般。这里才一失脚，便陷它里面去了！此等不尽然，也间或有然者。” 退之与大颠书，欧公说，实退之语。东坡却骂以为退之家奴隶也不肯如此说！但是陋儒为之，复假托欧公语以自盖。然观集古录，欧公自有一跋，说此书甚详，东坡应是未见集古录。看得来只是错字多。欧公是见它好处，其中一两段不可晓底都略过了，东坡是只将它不好处来说。 退之晚来觉得没顿身己处，如招聚许多人博塞为戏，所与交如灵师惠师之徒，皆饮酒无赖。及至海上见大颠壁立万仞，自是心服。“其言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此是退之死款。乐天莫年卖马遣妾，后也落莫，其事可见。欧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没着身己处，却不似参禅修养人，犹是贴着自家身心理会也。宋子飞说：“张魏公谪永州时，居僧寺。每夜与子弟宾客盘膝环坐于长连榻上，有时说得数语，有时不发一语，默坐至更尽而寝，率以为常。”李德之说：“东坡晚年却不衰。”先生说：“东坡盖是夹杂些佛老，添得又闹热也。” 韩退之说：“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精。”又说：“沈浸醲郁。”又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杜元凯说：“优而游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而今学者都不见这般意思。又说：“‘磨砻去圭角’，易晓；‘浸润著光精’，此句最好，人多不知。”又说：“只是将圣人言语只管浸灌，少间自是生光精，气象自别。” 包显道说：“新史做得韩退之传较不甚实。”先生说：“新史最在后，收拾得事须备。但是它要去做文章，凛地说得不条达。据我意，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而今要去做言语，凛地说得不分明。” 韩文公似只重皇甫湜，以墓志付之，李翱只令作行状。翱作得行状絮，但湜所作墓志又颠蹶。李翱却有些本领，如复性书有许多思量。欧阳公也只称韩李。 浩说：“唐时，莫是李翱最识道理否？”曰：“也只是从佛中来。”浩说：“他有去佛斋文，辟佛甚坚。”曰：“只是粗迹。至说道理，却类佛。”问：“退之见得不甚分明。”曰：“他于大节目处又却不错，亦未易议。”浩说：“莫是说传道是否？”曰：“也不止此，他气象大抵大。又欧阳只说‘韩李’，不曾说‘韩柳’。” 韩退之，欧阳永叔所谓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然而到得紧要处，更处置不行，更说不去。便说得来也拙，不分晓。因为他不曾去穷理，只是学作文，所以如此。东坡则杂以佛老，到急处便添入佛老，相和倾瞒人。如装鬼戏、放烟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诸公平日担当正道，自视如何！及才议学校，便说不行，临了又却只是词赋好，是什么议论！如王介甫用三经义取士。及元祐间议废之，复词赋，争辩一上，临了又却只是说经义难考，词赋可以见人之工拙易考。所争的只此而已，大可笑也！ 韩退之及欧苏诸公议论，不过是主于文词，少间却是边头带说得些道理，其本意终自可见。 ## 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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