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货五

钱币的兴起，是从九府圜法开始的，历代都沿用。钞票始于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交子、会子，金朝的交钞。元朝始终使用钞票，铜钱几乎被废除了。

太祖最初在应天设置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币同时流通。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等到平定陈友谅后，命令江西行省设置货泉局，颁布大中通宝钱，分为大小五等钱式。即位后，颁布"洪武通宝"钱，其制式共五等：称为"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其余依次递减至重一钱为止。各行省都设置宝泉局，与宝源局一起铸造，并严格禁止私铸。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起初，宝源局铸造的钱背面铸有"京"字，后来大多不铸，民间没有"京"字的钱就不流通，所以改铸小钱以便利使用。不久命令私铸的钱作为废铜送交官府，官府用钱来补偿。这时有关部门要求百姓出铜，百姓毁掉器皿送交官府，很是痛苦。而商人沿袭元朝的旧习惯使用钞票，大多不便于使用铜钱。

七年，太祖于是设置宝钞提举司。第二年才诏令中书省制造大明宝钞，命令民间通行。用桑穰为原料，其制式为方形，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外面有龙纹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方两旁，又有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间画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写道"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如果是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其余按照其制式递减。其等级共六等：称为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折合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四贯折合黄金一两。禁止民间不得用金银货物交易，违者治罪；用金银兑换钞票的听任。于是停罢宝源、宝泉局。过了两年，再设宝泉局，铸造小钱与钞票同时流通，一百文以下只用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三年，因为钞票使用久了昏烂，设立倒钞法，命令各地设置行用库，允许军民商贾将昏钞交纳入库换取新钞，酌量收取工本费。恰逢中书省废置，于是将造钞归属户部，铸钱归属工部，而改宝钞文"中书省"为"户部"，与旧钞同时流通。十六年，设置户部宝钞广源库、广惠库；收入由广源库掌管，支出由广惠库掌管。在外地的卫所军士，每月盐都给予钞票，各盐场给予工本钞。十八年，天下官员的禄米都给予钞票，二贯五百文折合米一石。

二十二年诏令重新制定钱式：生铜一斤，铸造小钱一百六十文，折二钱是其一半，"当三"至"当十"，按照这个标准等差。重新制造小钞，从十文到五十文。二十四年谕令榷税官吏，凡是钞票有字贯可辨认的，不论烂损，即收受解送京城，强行压低和伪造充数者治罪。二十五年在东市设置宝钞行用库，共三库，各给钞三万锭作为钞本，倒换收旧钞送内府。命令大明宝钞与历代钱同时流通，钞一贯折合钱千文，提举司在三月内印造，十月内停止，所造钞票送内府充当赏赐。第二年罢除行用库，又罢除宝泉局。当时两浙、江西、闽、广百姓重钱轻钞，有用钱一百六十文折合钞一贯的，由此物价上涨，而钞法更加败坏不行。三十年于是再次申明交易用金银的禁令。

成祖初年，犯者以奸恶论处，只有制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永乐二年诏令犯者免死，迁徙家人戍守兴州。陕西都司佥事张豫，因抵换官钞获罪被判戍边。江夏一百姓父亲去世，用银购置葬具，应当戍边。成祖因其迫于治葬，并非玩法，特意怜悯宽宥了他。都御史陈瑛说："近年来钞法不通，都是因为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不如暂时实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果真令按人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余万锭。"成祖命令户部会集群臣商议。大口每月食盐一斤，纳钞一贯，小口一半。听从了他的建议。设立北京宝钞提举司，税粮课程赃罚都折收钞，其价值比洪武初年减了十分之九。后来又命令盐官纳旧钞支取盐，发放南京抽分场积存的薪柴、龙江提举司竹木卖给军民，收其钞。应天每年办理芦柴，征收钞的十分之八。成帝刚即位，户部尚书夏原吉请求更改钞版篆文为"永乐"。成祖命令仍用旧版。此后直到明朝结束都使用洪武年号。

仁宗代理国政，命令犯笞杖刑者缴纳钞。等到即位，因钞不通行询问夏原吉。原吉说："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通行，是因为发放多而收回少，应当设法收回。请对市肆门摊等税，度量轻重，增加其税额。钞收入官府，官府取昏软的尽数销毁。从今以后官钞应少出，民间得钞困难，则自然贵重了。"于是下令说："所增门摊课程，钞法通行后，即恢复旧额，金银布帛交易者，也暂时禁止。"但是此时，百姓终究轻视钞。到宣德初年，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于是放宽布帛米麦交易的禁令。凡用金银交易及隐匿货物抬高价格者罚钞，府县卫所仓粮积存到十年以上者，盐粮全部收钞，秋粮也折钞三分，门摊课钞增加五倍，塌房、店舍每月纳钞五百贯，果园、驘车并令纳钞。户部说民间交易，只用金银，钞滞塞不行。于是更加严格禁令，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贪赃官吏受贿银一两者，追罚钞万贯，再追免罪钞同样数额。

英宗即位，征收赋税有米麦折银的命令，于是减少各种纳钞项目，而用米银钱充当钞，放宽用银的禁令。朝廷内外都普遍用银，小额交易才用钱，只有折官俸用钞，钞壅塞不行。十三年再次申明禁令，阻碍钞法者追罚一万贯，全家戍边。天顺年间，才放宽禁令。宪宗令内外课程钱钞兼收，官俸军饷也兼支钱钞。这时钞一贯不能值钱一文，而按钞向百姓征收，则每贯征收银二分五厘，百姓因此非常困苦。

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都收钞，各钞关都钱钞兼收。其后都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存不用，诏令发放，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求鼓铸，于是重新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一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当一。制钱，是本朝的钱。旧制，工部所铸钱收入太仓、司钥二库；各关税钱也收入司钥库。共贮钱数千百万，由宦官掌管，京卫军秋粮取给于此，每七百文当银一两。

武宗初年，部臣请求查核侵吞；又因钱当俸粮者，仅及银数的三分之一，请求在承运库给银。当时宦官正掌权，都不听从。不久司钥库太监庞〈木栗〉说："自弘治年间榷关折银入承运库，钱钞缺乏，支放不够，请遵照成化旧制，钱钞兼收。"听从了他。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听从太监张永的话，发放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征收，每七十文征银一钱，并且申明私铸的禁令。

嘉靖四年，命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这时钞已很久不行，钱也大壅塞，更加专用银了。

明初铸造洪武钱。成祖九年铸造永乐钱。宣德九年铸造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造弘治钱。到世宗嘉靖六年，大规模铸造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并且补铸累朝未铸的钱。三十二年铸造洪武至正德九种年号钱，每种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税课抽分各厂，专收嘉靖钱。百姓担心钱少，于是发放内库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给俸粮。又命令通行历代钱，有销毁新旧钱及用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照盗铸。在此之前，民间流行滥恶钱，大致以三四十文当银一分。后来更加杂铅锡，薄劣无形制，甚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剪楮夹在其中，不可分辨。用给事中李用敬的话，以制钱与前代杂钱相兼使用，上品者都七文当银一分，其余视钱高下分为三等，下品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私造滥恶钱全部禁止不行，犯者依法处置。小钱流行已久，突然革除，百姓颇感不便。又出内库钱给文武官俸，不论新旧美恶，都以七文折算。各用俸钱交易者，也全部以七文强行给予百姓，百姓也骚动不安。

接连几年大饥荒，四方流民到京师谋生，死者相枕藉。议论者认为是钱法不通造成的。于是御史何廷钰条奏，请求允许百姓使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户部坚持不听从。廷钰上奏弹劾尚书方钝及郎中刘尔牧。皇帝发怒，斥退尔牧，采纳廷钰的建议，命令听从民便。并且规定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然而各种滥恶小钱，因为最初禁令严格，虽然奉旨间或流通，最终不再使用，而民间竞相私铸嘉靖通宝钱，与官钱并行。

给事中殷正茂说："两京铜价太高，铸钱得不偿费。应采云南铜，运到岳州鼓铸，花费工本银三十九万，可得钱六亿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足以稍微补助国家急用。"户部回复说："云南地处偏僻事务简单，就地开山鼓铸为便。"于是敕令巡抚以盐课银二万两为工本。不久，巡抚王昺说花费多收入少，请求停止铸钱。皇帝认为小费不应当吝惜，仍然命令实行。过了几年，巡按王诤又请求停止铸钱。部议："钱法壅滞的原因，在于宣课司收税以七文当一分。奸民乘机阻挠，钱多则恶滥相欺，钱少则增价图利，所以禁令越繁琐而钱越壅滞。从今以后准折听民便，不必规定文数，而课税及官俸且都用银。"于是停止云南铸钱，而听从户部建议。

当时所铸钱有金背、火漆、镟边。议论者认为铸钱艰难，工匠劳费，革除镟车用锉刀。于是铸工竞相掺杂铅锡以便锉削，而轮廓粗糙，色泽暗淡。奸伪仿效，盗铸日益增多，金背钱反而受阻不行。死罪每日上报，终究不能禁止。皇帝忧虑此事，问大学士徐阶。徐阶陈述五害，请求停止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全部给予银。皇帝于是审讯惩治工匠侵吞材料减少工序之罪，而停止鼓铸。此后税课征银而不征钱。并且民间只用制钱，不用古钱，而私铸者很多。

隆庆初年，钱法不行，兵部侍郎谭纶说："要富民，必须重视布帛菽粟而轻视银，要轻视银，必须制定钱法以补助银的不足。现在钱只散布于天下，而不输于上面，所以其权在民间。请令百姓得以钱输官，则钱法自然通畅。"于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又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只许用钱。当时钱八文折银一分，禁止民众不得任意压低抬高。直隶巡按杨家相请求铸造大明通宝钱，不标年号。部议搁置不行。高拱再次任宰相，说："钱法朝议夕改，至今没有定论。小民担心今天得钱，而明天不用，所以越改越乱，越禁越疑。请一概听从民便，不要多作规定以乱人耳目。"皇帝深以为然。钱法又逐渐通畅了。宝钞不用将近百余年，课程也少有收钞者，只有俸钱独支钞如故。四年开始以新铸隆庆钱给京官俸。

万历四年，命令户部和工部按照嘉靖钱币的样式铸造“万历通宝”金背钱和火漆钱，每枚重一钱二分五厘，又铸造镟边钱，每枚重一钱三分，颁布通行于天下，俸禄和粮食都同时发放银两和铜钱。云南巡按郭庭梧上奏说：“建国初期，京师设有宝源局，各省设有宝泉局，自从嘉靖年间各省钱局停止废除，民间用钱匮乏。滇中产铜，却不进行铸造，反而用高价购买海贝，这不是有利的做法。”于是开设钱局铸钱。不久命令十三个布政司都开设钱局。采纳工部的建议，以五铢钱为标准，用四火黄铜铸造金背钱，用二火黄铜铸造火漆钱，粗劣恶劣的治罪。大概是因为费用多利润少，私铸自然就停止了。过了很久，户部上奏说：“钱的轻重不固定，轻了就回收，重了就发放，所以没有壅塞匮乏的忧患。最初铸造时，金背钱十枚值银一分，如今万历金背钱五枚，嘉靖金背钱四枚，各自值银一分，火漆钱和镟边钱也是这样。仅仅过了十年，轻重相差一半，钱重而物价飞涨，应该发放库存来平抑价格。”皇帝听从了。当时各王府都铸造私钱，官吏乐意举报。古钱阻滞不通，国家用度不足，于是命令南北宝源局扩展场地增加炉灶铸钱。北方的钱比南方的钱价格贵三分之一，南方铸造的钱大抵轻薄。然而各自沿袭旧制，同时流通而不废止。

天启元年铸造泰昌钱。兵部尚书王象乾请求铸造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使用龙纹，大致仿照白金三品的制度，于是两京都铸造大钱。后来有人进言大钱的弊端，下诏两京停止铸造大钱，收回大钱发往钱局改铸。在这个时候，开设钱局遍及天下，重征钱息。

崇祯元年，南京铸本七万九千多两，获得息银三万九千多两；户部铸钱获得息银二万六千多两。所铸的钱，都以五十五枚当银一钱，计算利息取足，工匠的赔偿亏损，流通中的折耗损失，百姓不堪承受。宝泉局铜本四十万两，旧例钱铸成后归还本金给太仓，次年再借，到这时命令永远作为铸本。三年，御史铙京上奏说：“铸钱开设钱局，本来通行天下，如今却苦于没有利息，开了就停，除了南北两局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以及宣府、密云二镇。而所铸的利息，不完全归朝廷，又苦于没有铸本，大概是因为买铜而不是采铜。请求遵循洪武初年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的旧例，派遣官员到各省铸钱，在产铜的地方采铜，设置官吏驻兵，仿照银矿法，十取其三。铜山的利益，朝廷独占，百姓所采的，仍然给价购买。”皇帝听从了。这时铸厂并开，用铜更多，铜的来路更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求专官买铜。户部商议让原籍产铜的人驻扎在镇远、荆州、常德铜铅会集之处，这就是所谓在产铜的地方采铜。皇帝都听从了。之后，又开采绛州、孟县、垣曲、闻喜各州县的铜铅。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上奏说：“荆州上接贵州、四川，下连江西、广东，商贩铜铅都聚集，一年可以铸造四次。四次铸造的利息，是南边的两倍，北边的三倍。”于是陈述四件便利之事，就命令朱大受专门督管。于是确定钱式，每枚重一钱，每千枚值银一两。南都的钱轻薄，多次下旨严厉整顿，于是规定每枚重八分。起初，嘉靖钱最精工，隆庆、万历钱加重半铢，自从天启、崇祯新铸钱出来，旧钱都被弃置。然而一天天变得恶劣轻薄，大半掺杂铅砂，一百枚不满一寸，摔掷就破碎。末年命令铸造当五钱，来不及铸造而明朝灭亡。

最初制度，历代钱币与制钱同时流通。自从神宗初年，听从佥都御史庞尚鹏的建议，古钱只允许在民间流通，交税赎罪都用制钱。天启、崇祯时期广泛铸钱，开始搜括古钱充当废铜，民间交易也摈弃不用了。庄烈帝刚即位，到平台召见大臣对答，给事中黄承昊的奏疏中有销毁古钱的话。大学士刘鸿训说：“北方都用古钱，如果突然废除，对百姓不便。”皇帝认为对。不久根据御史王燮的建议，收毁旧钱，只通行新钱，于是古钱被销毁干净。大概从隋朝完全销毁古钱，到这时一共出现了两次。

钞法从弘治、正德年间废止，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又请求制造推行。崇祯末年，有个叫蒋臣的人申述他的说法，被提拔为户部司务。倪元璐正掌管部事，极力主张，但最终不可行而停止。

坑冶的赋税，有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对百姓危害最大。徐达攻下山东，近臣请求开设银场。太祖说银场的弊病，有利于官府的少，损害于百姓的多，不可开设。后来有人请求开设陕州银矿，皇帝说：“土地所产的，有时而穷尽。每年课税成为定额，征收银两没有止境。言利的大臣，都是戕害百姓的贼子。”临淄丞请求开发山海的宝藏来疏通宝路，皇帝贬黜了他。成祖斥责河池百姓中谈论采矿的人。仁宗、宣宗连续世代禁止，填塞番禺的坑洞，停止嵩县白泥沟的采矿。然而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有炉冶四十二座，开始于洪武十九年。浙江温州、处州、丽水、平阳等七县，也有场局。每年课税都是二千多两。

永乐年间，开设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派遣官员到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税，又派遣宦官、御史前往核查。又开设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置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容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那些不产金银的地方，也屡次有革除废止。而福建每年税额增至三万两多，浙江增至八万多两。宣宗初年，颇减福建课税，其后增至四万多两，而浙江也增至九万多两。英宗下诏封坑穴，撤除闸办官，百姓大为苏息，但每年税额没有除去。岁办，都是洪武旧额。闸办，是永乐、宣德时期新增的。不久禁止革除永煎。奸民私自开坑穴互相杀伤，严禁不能制止。下诏宽恕他们，不悔改。言官又请求开设银场，说利益归于朝廷，而盗贼无处容身。于是命令侍郎王质前往经理，确定每年课税，福建银二万多两，浙江加倍。又分派御史曹祥、冯杰提督，供给超过公税，百姓困乏而盗贼更多。邓茂七、叶宗留这类人流毒浙江、福建，很久才平定。景帝曾经封闭，不久因为盗矿的人多，兵部尚书孙原贞请求开设浙江银场，于是同时开设福建，命令宦官戴细保提督。天顺四年命令宦官罗永到浙江，罗珪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课税额浙江、福建大致如旧，云南十万多两，四川一万三千多两，总共十八万三千多两。成化年间，开设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共二十一场，每年役使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数，得到金子仅三十五两，于是又关闭。而浙江银矿因为缺额酌情减少，云南屡次开设屡次停止。

弘治元年开始减少云南二万两，温州、处州一万多两，停止浦城废坑的银冶。到十三年，云南巡抚李士实上奏说：“云南九个银场，四个场矿脉久绝，请求免除其课税。”回复同意。四川、山东矿穴也先后封闭。武宗初年，听从宦官秦文等的奏请，重新开设浙江、福建银矿。不久浙江守臣说矿脉已绝，于是命令每年进银二万两，刘瑾被杀才停止。世宗初年，关闭大理矿场。其后蓟州、河南、山东、山西、四川、云南各处进献矿砂金银，又商议开采，以资助大工程。已经获得玉旺峪矿银，皇帝告诉阁臣广泛开采。户部尚书方钝等请求命令四川、山东、河南巡抚按察严格督促所属，一一搜访，以符合天地降祥的意思。于是公私竞相追逐矿利，而浙江、江西盗矿的人甚至劫掠徽州、宁国，天下渐渐多事了。

隆庆初年，停止蓟镇的开采。南中各矿山，也刻石禁止。万历十二年，奸民屡次用矿利迎合皇帝心意。诸臣极力陈述其弊端。皇帝虽然听从，但心里不快。二十四年，张位执政，前卫千户仲春请求开矿，张位不能制止。开采的端绪开启，废将白望献矿洞的每天到来，于是无处不开。宦官四出：昌平是王忠，真定、保定、蓟州、永平、房山、蔚州是王虎，昌黎是田进，河南的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是鲁坤，山东的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县、费县、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是陈增，山西的太原、平阳、潞安是张忠，南直隶的宁国、池州是郝隆、刘朝用，湖广的德安是陈奉，浙江的杭州、严州、金华、衢州、孝丰、诸暨是曹金，后来由刘忠替代，陕西的西安是赵鉴、赵钦，四川是丘乘云，辽东是高淮，广东是李敬，广西是沈永寿，江西是潘相，福建是高宷，云南是杨荣。都给予关防，并偕同原奏官前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令百姓赔偿。而奸人假借开采的名义，乘驿车横索民财，凌驾欺压州县。有司体恤百姓的，被以阻挠定罪，逮捕审问罢黜。当时宦官多暴横，而陈奉尤其厉害。富家巨族则诬告他们盗矿，良田美宅则指认为下面有矿脉，率领役卒围捕，侮辱及于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入江中，其酷虐如此。皇帝纵容不问。从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诸宦官所进矿税银将近三百万两，群小借势诛求勒索，不止数倍，民不聊生。山西巡抚魏允贞上奏说：“如今水旱告灾，天鸣地震，星流气射，四方每天报告。中外军兴，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开采以肆意贪饕。倘若衅端从中发作，则矿夫冗役为祸尤其酷烈。到这时候，再求投珠抵璧的说法已经晚了。”河南巡按姚思仁也说：“开采的弊端，大可忧虑的有八点。矿盗哨聚，容易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鼓噪，四也。矿洞遍开，无益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滥用刑罚激变，八也。如今矿头因为赔累而死，平民因为逼买而死，矿夫因为倾压而死，因为争斗而死。到现在不止，即使倾府库的储藏，竭尽天下的力量，也无济于存亡了。”奏疏呈入，都不醒悟。有见识的人认为明朝灭亡大概兆始于此。

铁冶所，洪武六年设置。江西进贤、新喻、分宜，湖广兴国、黄梅，山东莱芜，广东阳山，陕西巩昌，山西吉州二处，太原、泽州、潞州各一处，共十三所，每年输送铁七百四十六万多斤。河南、四川也有铁冶。十二年增加茶陵。十五年，广平吏王允道进言：“磁州产铁，元朝时设置官员，每年收一百多万斤，请求如旧。”皇帝认为百姓生计刚刚安定，再设置必然严重扰民，杖责并流放到海外。十八年罢除各布政司铁冶。不久工部进言：“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旧贡十万斤，修造兵器，其他地方没有。”于是重新设置。随后武昌、吉州依次恢复。末年，根据工部进言，又全部开设，允许百姓自己采炼，每三十分取其二。永乐时，设置四川龙州、辽东都司三万卫铁冶。景帝时，办事吏请求恢复陕西、宁远铁矿，工部弹劾他违法，下狱。给事中张文质认为不应该堵塞言路，于是释放了他。弘治十七年，广东归善县请求开设铁冶，有关部门在课税外索贿，唐大鬓等因此作乱，都御史刘大夏讨伐平定。正德十四年，广州设置铁厂，由盐课提举司管辖，禁止私贩如同盐法。嘉靖三十四年开设建宁、延平等府铁冶。隆庆、万历以后，大都沿袭旧制，未曾特别开设。

铜矿场，明朝初年，只有江西德兴、铅山两地。后来四川梁山、山西五台、陕西宁羌、略阳以及云南都开采水银、青绿颜料。太祖时期，廉州巡检上奏说：“阶州靠近西戎，有水银坑冶以及青绿、紫泥，希望派兵夺取这些地方。”皇帝没有同意。只有贵州大万山长官司设有水银、朱砂场局，而四川东川府会川卫山上产青绿、银、铜，因为与境外番邦接壤，担心军民私自开采引发事端，特别下令禁止。成化十七年封闭了云南路南州的铜坑。弘治十八年裁撤了板场坑水银场局。正德九年，军士周达请求开采云南各银矿，连带提及铜、锡、青绿。下诏同意，于是依次开采。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因为铸造钱币，多次开采云南各处铜矿场，时间长了收获逐渐减少。崇祯时期，就搜集古钱用于熔炉铸造。

关市税收，宋、元时期相当繁琐。明朝初年力求简约，后来逐渐增设增多，出行携带货物和定居贩卖货物的人，经过和停留的地方各有税项。其名目和物品分类在官署张贴告示，按标准征收，只有农具、书籍以及其他不在市场出售的物品不征税，应该征税而藏匿的没收一半。买卖田地、房屋、牲畜必须交税，契本另外缴纳纸价。凡是纳税的地方，设置店铺记录簿，登记停驻商人的姓名、货物种类和数量。官府有都税、宣课、司、局、分司、抽分场局、河泊所。所收的税款，有实物，有折价。税课司局，京城各城门以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设置，共四百多处。后来陆续裁并了十分之七。抽分在南京的，有龙江、大胜港；在北京的，有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地的，有真定、杭州、荆州、太平、兰州、广宁。又命令各军事卫所自行设置场所，收贮柴薪。河泊所只有大河以南才有，河北只有盐山县。

凡是税课，征收商人的货物；抽分，征收竹木柴薪；河泊，征收鱼税。又有门摊课钞，由官府管理。太祖初年，征收酒醋税，收取官店钱。刚即吴王位时，减少收取官店钱，改在京城的官店为宣课司，府县的官店为通课司。

凡是商税，三十取一，超过的按违令论处。洪武初年，命令在京城的兵马指挥管理市司，每三天校对一次街市的度量衡，核查牙侩的物价；在外地，城门的兵马，也命令兼管市司。彰德税课司，征税扩展到蔬菜、水果、饮食、牲畜等物品。皇帝听说后罢免了该司官员。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期届满来朝见，呈上他的考核结果说“能够大力办理商税”。皇帝说：“税收有定额，如果以大力办理为能，这是剥削百姓，失掉了官吏的职责。州里的考核不对。”命令吏部发文讯问。洪武十年，户部上奏：“天下税课司局，征收商税不够定额的有一百七十八处。”于是派遣宦官、国子监学生以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洪武十三年，吏部说：“税课司局每年收取的定额米不到五百石的，共三百六十四处，应该撤销。”皇帝批复同意。胡惟庸被处死后，皇帝晓谕户部说：“从前奸臣聚敛，征税到细微之物，朕感到很羞耻。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祭的物品，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征税。”撤销了天下抽分竹木的场所。第二年命令用野兽皮折抵鱼税，制作皮裘供给边防士兵。

起初，京城军民的房屋都是官府供给，屋舍相连没有空地。商货运到，有的停在船上，有的贮存在城外，牙侩上下操纵价格，商人以此为苦。皇帝于是命令在三山各门外，靠近水边建造房屋，称为塌房，用来贮存商货。

永乐初年制定制度，嫁娶丧祭时节的礼物、自家织造的布帛、农具、食品以及已经买过税的物品、车船运输自己的货物、不是贩卖的鱼蔬杂果，都免税。依照南京的先例，设置京城官店塌房。永乐七年派遣御史、监生在收税处办理税收事务。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进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集的地方。现在都城在北平，百货比过去多一倍。这些地方的商税应该派人监督征收一年，作为定额。”皇帝听从了。

洪熙元年增加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因为纸币流通不畅，是由于商人囤积货物不交税，因此对京城和各省商贾聚集的地方、市镇店肆门摊的税课，比旧额增加了五倍。两京的蔬果园，不论官种私种而贩卖的，塌房、库房、店舍存放商货的，骡驴车受雇装载的，都命令缴纳钞币。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员各一人，在城门检查征收。舟船受雇装载的，按所载货物多少、路途远近缴纳钞币。钞关的设置从此开始。那些倚仗势力隐藏不报的，货物全部没收，仍然治罪。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各钞关，根据船只大小长宽来确定税额，称为船料，不征收货物的税。只有临清、北新同时征收货物税，各派御史和户部主事监督征收。从南京到通州，经过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缴纳钞币一百贯。侍郎曹弘进言：“塌房每月征收钞币五百贯，非常痛苦，有卖儿女来交税的人。”皇帝命令核查免除。等到纸币流通顺畅，减少北京蔬菜地课钞的一半，船料一百贯的减到六十贯。

正统初年，下诏凡是课程门摊，都遵照洪武旧额，不得借口钞法随意增加。不久，因为兵部侍郎于谦上奏，革除直省税课司局，将税收归到地方官府管理；罢除济宁、徐州以及南京上新河的船料钞，将漷县钞关移到河西务；船料应当缴纳六十贯的减为二十贯。商民感到便利。正统九年，王佐掌管户部，设置彰义门官房，收取商税课钞，重新设置直省税课司官，征税逐渐繁多。景泰元年，于谦主持国政，船料减到十五贯，减少张家湾和辽阳课税的一半。大理卿薛瑄进言：“抽分薪炭等隐藏不报的，比照商船隐藏番货的罪，全部没收，处罚过重。请求比照匿税的法律。”皇帝听从了。成化七年增设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员。起初抽分竹木，只收钞币，后来改收银两，到这时逐渐增加到数万两。不久派遣御史征税。孝宗初年，御史陈瑶进言：“崇文门监税官以搜刮为能事，不符合国体。”于是命令除客货外，车辆不得搜查阻拦。又采纳给事中王敞的建议，撤回芜湖、荆州、杭州的抽分御史，由府州佐贰官监督征收其税。成化十三年重新派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开始收取泰山碧霞元君祠的香钱，这是根据镇守太监的建议。正德十二年，御史胡文静请求革除新设的各抽分厂。不到一年，太监郑玺请求在顺德、广平重新设置。工部尚书李鐩阿谀迎合，态度模棱两可，横征暴敛的风气再次兴起。不久命令宦官李文、马俊到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平分税收。世宗初年，抽分宦官以及江西、福建、广东的税课司局多被裁革，又革除真定各府抽印木植的宦官。

京城九门的税收，弘治初年每年收入钞币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到末年，数额大减。自正德七年以后，钞币增加四倍，钱增加三十万文。嘉靖三年，下诏按照弘治初年的例子，仍然减少钱三十万文。直省的关税，成化以来，折收银两，后来又收钱钞。嘉靖八年又收银两，于是成为定制。开始时钞关估算船料确定税额，后来因为估算船料难以核实，就根据船梁头部的宽窄为标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不等。皇帝命令以整尺为限，不要征收零头。太监李能请求在山海关征收商税，实行了几年，主事邬阅进言：“广宁八里铺前屯卫已经有榷场，不应该再征税。”于是停止。后来又恢复山海关的税，撤销八里铺的店钱。嘉靖四十二年命令各关岁额定数之外，多余的全部交入公库。隆庆二年开始给钞关主事关防敕书，不久命令钞关离府近的，由知府收取解送；离府远的，命令佐贰官收贮在府库，每季度解送户部。主事掌管核算商人所报货物数量以确定税额，收解事务不参与。

神宗初年，命令商货进京的，在河西务发给红单，到崇文门一并缴纳正税、条税、船税三种税；不进京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收条税、船税。万历十一年革除天下私设的无名税课。然而自隆庆以来，凡是桥梁、道路、关津私自擅抽税，谋利病民，虽然多次下诏检查革除，但不能去除。等到两宫三殿发生火灾，营建费用巨大，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税、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税以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领税就是领矿，驱迫胁迫官吏，务必剥削。

征税的使臣，从万历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上奏请求开始。其后高寀在京口，暨禄在仪真，刘成在浙江，李凤在广州，陈奉在荆州，马堂在临清，陈增在东昌，孙隆在苏州、杭州，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丘乘云在四川，梁永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晔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税，有的征收店税，有的专门掌管税务，有的兼管开采。奸民向宦官行贿，就给予指挥千户的札付，用作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就树旗建厂。看到商贾懦弱的便肆意抢夺，没收其全部资产。背负挑担的行李，也被搜索。又设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壤的米、盐、鸡、猪，都命令缴税。所到之处多次激起民变，皇帝都庇护不问。各地进献的税银，有的称遗税，有的称节省银，有的称罚赎，有的称额外盈余。又假借买办、孝顺之名，金珠宝玩、貂皮、名马，杂然进奉，皇帝认为他们能干。甚至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求暂时放宽商税，宫中旨意仍然征收课银四万，其贪利如此。万历三十三年才下诏停止采矿，将税务归于地方官府，但税使不撤。李道谎称地方官府坚决推辞，请求照旧方便。皇帝立即听从。又听信福府承奉谢文铨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置官店，供应福王府。户部尚书赵世卿多次上疏，皇帝不听。赵世卿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每年征收本色折色约三十二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增加银八万二千两，这是定额。然而二十七年以后，逐年减缩，到二十九年总共解送二十六万六千余两。推究其原因，是由于税使苛刻征收，商人到达的少，连年税使所供应的，就是这些关口不足的数额。”奏疏递入不被省察。宝坻银鱼厂，永乐时设立，穆宗时，只命令估价准备庙祀上供。到这时开始由宦官坐地采办，又征收其税，后来并税武清等不产鱼的地方。增加苇网各税，并且涉及青县、天津。九门税尤其苛刻，举子都不能免除，甚至击杀来京朝觐的官吏。事情上报，下诏法司处理，宦官稍有收敛。到万历四十二年，李太后遗命减少天下税额的三分之一，免除京城附近畸零小税。光宗即位，开始全部免除天下额外税，撤回税监，其摊派到地亩、行户、人丁、间架的部分，一概免除。

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在水陆要冲征税，按照万历二十七八年的例子，酌量征收十分之一。获准实行。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加一钱，总共八关增加五万两。崇祯三年又增加二钱，只有临清只增一半，而崇文门、河西务都照旧。户部尚书毕自严，建议增加南京宣课司税额从一万到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因为宣课司所收落地税很少，请求对芜湖征税以抵增数。毕自严于是提议征收芜湖税三万两，而宣课司仍然增加一万两。郑三俊后悔，上疏争辩不能阻止。崇祯九年又商议增加税课款项。崇祯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更加困苦了。

凡是各项课程，开始时收钞币，间或折收米，后来收钱钞各半，之后折收银两，而折色、本色逐年轮流征收，本色归内库，折色归太仓。

明初，东边有马市，西边有茶市，都是用来控制边境、节省戍守费用的。海外各国来朝进贡，允许附带运载当地特产与中国贸易。因此设立市舶司，设置提举官来管理它，目的是了解外族情况，抑制奸商，使法律禁令能够施行，从而消除冲突的苗头。洪武初年，在太仓黄渡设立，不久撤销。又在宁波、泉州、广州重新设立。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各国。琉球、占城等国都恭顺，允许他们随时来朝进贡。只有日本反叛归顺无常，所以特别限制其朝贡期限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船只限两艘，用金叶勘合表文作为凭证，以防止欺诈和侵犯。后来市舶司暂时撤销，就又严格禁止沿海居民和守备将卒私自与海外各国交往。

永乐初年，西洋剌泥国回回人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带运载胡椒与百姓贸易。有关部门请求征收他们的税。皇帝说："商税，是国家用来抑制追逐末利之民的，难道是为了获利。如今外夷仰慕大义远道而来，却侵夺他们的利益，所得能有多少，而亏损侮辱大体却很多。"没有同意。永乐三年，因为各国进贡使节越来越多，于是在福建、浙江、广东三个市舶司设置驿馆来安置他们。福建的叫来远，浙江的叫安远，广东的叫怀远。不久设立交址云屯市舶提举司，接待西南各国来朝进贡的人。当初，进贡的海船到达，有关部门封存标记，等奏报之后，再起运。宣宗命令到达后立即快速奏报，不等批复就随即将货物送到京城。

武宗时，提举市舶太监毕真进言："旧制，出海的各种船只，都由市舶司专门管理，近来归镇巡官和三司官管辖，请求按旧例办理。"礼部商议：市舶司的职责是管理进贡的方物，那些出海客商以及因风停泊的外国商船，不是敕旨所规定的，按例不应干预。宫中旨意命令按照熊宣旧例执行。熊宣先前曾任市舶太监，曾因为不参与满剌加等外国商船的抽分，奏请兼管，被礼部弹劾而罢免。刘瑾偏袒毕真，错误地将其作为成例。

嘉靖二年，日本使节宗设、宋素卿分路进贡，互相争夺真伪。市舶中官赖恩接受宋素卿的贿赂，偏袒宋素卿，宗设于是大肆劫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说倭患起源于市舶。于是撤销市舶司。市舶司撤销后，日本海商往来自如，海上的奸豪与它们勾结，法律禁令无法施行，反而转为寇贼。嘉靖二十六年，倭寇上百艘船长久停泊在宁波、台州，数千人登岸焚烧劫掠。浙江巡抚朱纨查访得知船主都是权贵大族，收购番货都用虚价，转卖牟利，而货款不按时支付，因此引发祸乱。于是严格海禁，销毁大船，奏请下诏训诫大族，没有回复。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又说："长澳的众多大侠林恭等勾引外夷船只作乱，而大奸大恶之徒沟通牟利，并因此做向导，践踏我海滨，应当依法处决。"刑部批复不允。而通番的大奸猾，朱纨总是自行决断诛杀。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处置不当，专权杀人引发事端。皇帝逮捕朱纨听候审查。朱纨被罢黜后，奸徒更加无所顾忌，内外勾结，酿成祸患。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人兴起，海上再无安宁之日。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大肆劫掠福建、浙江、南直隶，都御史胡宗宪派遣门客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宣谕。回来报告，倭寇希望通贡互市。兵部商议认为不可，于是停止。

嘉靖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建议恢复三个市舶司。兵部商议同意。嘉靖四十四年，浙江因为巡抚刘畿的建议，仍然撤销。福建恢复后又禁止。万历年间，重新开通福建互市，只禁止买卖硝黄。不久两个市舶司全部恢复，由中官掌管如旧。

永乐年间，设置三个马市：一个在开原南关，用来接待海西；一个在开原城东五里，一个在广宁，都用来接待朵颜三卫。规定四个等级的价格：上等值绢八匹，布十二匹，次一等的减半，下二等各依次递减。后来城东、广宁的马市都废弃了，只有开原南关的马市单独存在。

大同马市开始于正统三年，巡抚卢睿请求让军民平价购买驼马，达官指挥李原等人翻译语言，禁止购买兵器、铜铁。皇帝听从。正统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请求支取山西行都司库银购买马匹。当时也先进贡马匹互市，中官王振压低马价，也先大举入侵，于是导致土木之变。

成化十四年，陈钺巡抚辽东，重新开设三卫马市。通事刘海、姚安肆意侵吞牟利，朵颜各部心怀怨恨，骚扰广宁，不再来贸易。兵部尚书王越请求命令参将、布政司官各一员监督，不要有所侵吞克扣。于是治刘海、姚安二人之罪。不久命令海西及朵颜三卫入市交易；开原每月一次集市，广宁每月两次集市，以互市的税收充作抚赏。正德时，命令验明身份放入市场的人，按期出境，不得携带弓箭，不是互市的日子，不得擅自靠近边塞城墙。

嘉靖三十年，因为总兵仇鸾的建议，诏令在宣府、大同开设马市，命令侍郎史道总理此事。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谏阻。没有听从。俺答随即入侵劫掠，大同开市就劫掠宣府，宣府开市就劫掠大同。钱币还未出境，警报就随之而来。皇帝开始后悔，召回史道。然而各部贪图马市之利，未敢公开大举入侵，而边臣也多畏惧，用互市来引诱他们。第二年撤销大同马市，宣府还没有断绝，劫掠不止，于是一并断绝。隆庆四年，俺答孙子把汉那吉来降，于是封贡互市的提议兴起。而宣府、大同互市重新开放，边境稍得安宁。然而抚赏十分丰厚，朝廷为此节省客兵军饷、减少哨银来充其用。连年增加赏赐，而要求更加繁多，经办人又从中贪污，边防费用反而超过了正常标准。

辽东义州木市，万历二十三年开设，事情记载在李化龙传中。万历二十六年依从巡抚张思忠的奏请撤销，于是连马市一并撤销。其后总兵李成梁极力请求恢复，而蓟辽总督万世德也上疏朝廷。万历二十九年重新开设马市、木市，后来成为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