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三

刑法三

刑法中有明代创制、不合古代制度的，是廷杖、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监狱这几项。这几项刑法，杀人极其残酷，却不归于法律。沿袭施行，到明朝末期达到顶点。整个朝廷和民间的命运，全都听凭武夫、宦官之手，实在令人叹息。

太祖曾与侍臣讨论对待大臣的礼节。太史令刘基说：“古代公卿有罪，用盘盛水，加剑于上，到请罪之室自杀，不曾轻易折辱他们，以此保全大臣的体面。”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取出《大戴礼》和贾谊的奏疏进献，并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是为了激励廉耻之心。一定要这样，君臣之间的恩义和礼节才能两全。”太祖深以为然。

洪武六年，工部尚书王肃因犯法应受笞刑，太祖说：“六卿地位贵重，不应因小事羞辱。”命他用俸禄赎罪。后来群臣犯过失，允许用俸禄赎罪，从这时开始。然而永嘉侯朱亮祖父子都被鞭打死，工部尚书薛祥死在杖下，所以上书的人以大臣应当处死而不应加以羞辱为理由进言。廷杖之刑，也是从太祖开始的。宣德三年，宣宗因御史严皑、方鼎、何杰等人沉湎酒色，长期不参加朝会，命他们戴枷示众。从此言官有戴枷的。到正统年间，王振专权，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祭酒李时勉都受此侮辱，而殿上施行杖刑成为惯例。成化十五年，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都御史牟俸等人，宪宗下诏责备给事中、御史李俊、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隐瞒，廷杖每人二十下。正德十四年，因劝谏武宗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十一人死亡。嘉靖三年，群臣争议大礼，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死亡。嘉靖中期刑法更加严酷，即使大臣也不能免于笞刑和侮辱。宣大总督翟鹏、蓟州巡抚朱方因撤防过早，宣大总督郭宗皋、大同巡抚陈翟因敌寇侵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审理丁汝夔案迟缓，戎政侍郎蒋应奎、左通政唐国相因子弟冒功，都被逮捕并施以杖刑。朱方、陈翟死于杖下，而彭黯、屠侨、沈良才等人杖刑完毕后，被催促办理公务。公卿所受的侮辱，此前从未有过。又因元旦朝贺，世宗恼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人，命他们穿着朝服受杖，天下人无不惊骇。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廷官员，比前代多出数倍。万历五年，因争议张居正夺情，杖打吴中行等五人。其后卢洪春、孟养浩、王德完等人都被杖打，多的达到一百下。后来神宗更加厌恶进言者，奏疏大多留在宫中不发，廷杖逐渐不再使用。天启年间，太监王体乾奉旨大审，重打外戚李承恩，以取悦魏忠贤。于是万燝、吴裕中死于杖下，台省官员极力谏争无效。阁臣叶向高说：“数十年不行的弊政，十天之内出现三次，万万不可再行。”魏忠贤于是停止廷杖，而把想杀的人都交给镇抚司，士大夫更无幸存者了。

南京施行廷杖，始于成化十八年。南京御史李珊等人因年成不好请求赈济。宪宗挑出他们奏疏中的错字，命锦衣卫到南京午门前，每人杖打二十下，由守备太监监督。到正德年间，南京御史李熙弹劾贪吏触怒刘瑾，刘瑾假传圣旨杖打三十下。当时南京禁卫很久不行刑，挑选士卒练习了数日，然后施杖，李熙几乎被打死。

东厂的设立，始于成祖。锦衣卫的监狱，太祖曾使用过，后来已禁止，其重新使用也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东厂与锦衣卫相互依赖，所以进言者并称厂卫。起初，成祖从北平起兵，刺探宫中事务，多用建文帝身边的人做耳目。所以即位后专门倚仗宦官，在东安门北设立东厂，命宠信的人提督，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与锦衣卫权势相当，这是迁都以后的事。然而锦衣卫指挥纪纲、门达等人非常受宠，轮流掌权，东厂的权势不能超过他们。到宪宗时，尚铭掌管东厂，又另外设立西厂刺探事务，命汪直督管，所率领的缇骑是东厂的一倍。从京城到天下，四处侦探，即使王府也不能幸免。汪直一度被废后又重新任用，先后共六年，冤死的人接连不断，权势远远超过锦衣卫。恰逢汪直多次出边监军，大学士万安于是说：“太宗建立北京，命锦衣卫官校缉访，仍担心外官徇私情，所以设立东厂，命内臣提督，实行五六十年，事情有固定规矩。先前妖狐夜间出现，人心惊慌，劳烦圣虑，添设西厂，特命汪直督管缉访，以防不测，这是权宜之计，安抚人心。以前所引发的纷扰，我不再赘言。如今汪直镇守大同，京城众口一词，都认为革除西厂为宜。恳请圣上特旨革罢西厂，官校全部回到原卫，宗庙社稷大幸。”宪宗听从了他。尚铭独自掌权，不久也被罢黜。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求废除东厂。孝宗没有答复。但孝宗仁厚，厂卫不敢横行，掌管东厂的罗祥、杨鹏，只是尽职而已。

正德元年，武宗杀死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接替他，又设立西厂命谷大用掌管，都是刘瑾的同党。两厂争相掌权，派遣巡逻士卒到各地刺探。南康吴登显等人戏赛龙舟，被处死，家产被没收。偏远州县，见到穿着鲜衣、骑着快马、说京城话的人，都转而躲避。官员闻风，秘密行贿。于是无赖之徒乘机作奸，天下人都恐惧不安。而锦衣卫指挥石文义也是刘瑾的私人，厂卫的势力合流了。刘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库地为内办事厂，自己统领。京师称之为内行厂，连东西厂都在其侦查范围内，更加酷烈。又创定条例，无论罪行轻重都施杖刑，永远戍边，或者戴枷发配。枷重达一百五十斤，戴枷者数日内就死。尚宝卿顾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张玮、御史王时中等人都不免，濒死后才被贬谪戍边。御史柴文显、汪澄因小罪被凌迟处死。官吏军民非法死亡的有数千人。刘瑾被诛后，西厂、内行厂都被革除，只有东厂依旧存在。张锐掌管东厂，与锦衣卫指挥钱宁都凭缉事肆意罗织罪名。厂卫之称从此显著。

嘉靖二年，东厂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多有诬陷。给事中刘最坚持上奏，被贬为广德州判官。御史黄德用让刘最乘驿车前往。恰有颜如环同行，用黄袱包裹行装。芮景贤即上奏，逮捕刘最入狱，他和相关人员分别被处以充军或轻罚。给事中刘济说：“刘最的罪不至于充军。况且缉拿出于宦官之门，罗织罪名出于武夫之手，裁决出于宫中直接下旨，如何昭示天下？”世宗没有答复。此时全部罢免天下镇守太监，而大臣拘泥于旧例，认为东厂是祖宗所设，不可废除，却不知这并非太祖的制度。但世宗对宦官管束严格，他们不敢放肆，东厂权势远不及锦衣卫指挥陆炳。

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掌印太监身份兼管东厂，在东上北门之北建厂，称为内厂，而将初建的称为外厂。冯保与张居正兴起王大臣案，想灭高拱全族，锦衣卫指挥朱希孝极力阻止，高拱得以无罪，锦衣卫仍不十分依附东厂。万历中期，矿税使多次外出为害，而东厂张诚、孙暹、陈矩都安静平和。陈矩审理妖书案，没有株连滥捕，当时颇受称赞。恰逢神宗也无心苛刻，刑罚用得少，厂卫监狱中甚至长出青草。到天启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身份掌管东厂，任用锦衣卫指挥田尔耕、镇抚许显纯等人，专以酷虐钳制内外，厂卫的毒害达到极点。

凡是宦官中掌管司礼监印的，其下属称他为宗主，而督管东厂的称为督主。东厂的属官没有专职，掌刑千户一人，理刑百户一人，也称之为贴刑，都是锦衣卫的官员。其隶役全部从锦衣卫拨给，最轻浮狡猾机巧的人被选充。役长称为档头，帽子顶部尖锐，穿青色素衣的褶皱裙，系小绦带，穿白皮靴，专管侦查。其下有番子数人作为干事。京城亡命之徒，诈骗钱财、挟仇报复，把干事视为靠山。得到一件隐秘之事，由此秘密报告给档头，档头看事情大小，先给他金钱。事情称为起数，金钱称为买起数。得到事后，率领番子到犯人家中，左右坐下称为打桩。番子即突入抓人审讯。没有证据和文书，若贿赂如数，就离去。稍不如意，就拷打整治，称为乾醡酒，也叫搬罾儿，痛苦程度十倍于官方刑罚。并且授意让牵出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给大量金钱，就无事。有的吝啬不给或给得不足，立即上报，下镇抚司狱，立刻死亡。每月初一，厂役数百人在庭中抽签，分头监视官府。他们监视中府等处会审大案、北镇抚司拷讯重犯的称为听记。其他官府及各城门访查缉捕的称为坐记。某官做了某事，某城门抓获了某个奸细，胥吏将记录上报给坐记者，再由坐记上报东厂，称为打事件。到东华门，即使是深夜，也要从门缝投入以便送入宫中，随即屏退旁人直达皇帝。所以事无大小，天子都能知晓。家人米盐等琐事，宫中有时传为笑谈，上下惴惴不安，无不畏惧打事件。锦衣卫的做法也如东厂。但必须上奏疏，才能上报皇帝，因此其权势远不及东厂。有四人夜间在密室饮酒，一人酒醉，谩骂魏忠贤，其余三人噤声不敢出声。骂声未绝，番子将四人抓到魏忠贤处，立即将骂者肢解，而赏给其他三人金钱。三人魂飞魄散，不敢动弹。

庄烈帝即位，魏忠贤伏诛，而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人相继掌管东厂，告密之风未曾平息。王之心、曹化淳因缉奸之功，荫庇弟侄为锦衣卫百户，而王德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人侦探阁臣薛国观的隐秘事，薛国观因此而死。当时锦衣卫指挥畏惧东厂威势已久，大抵俯首听命。崇祯十五年，御史杨仁愿说：“高皇帝设立官职，没有所谓缉事衙门。臣下不法，言官直接纠举，没有暗中攻击的。后来为肃清京城，才建东厂。臣任职南城，所审阅的诉讼案件中，多以假冒番役为由诉冤。假称东厂，为害尚且如此，何况真的呢？这是积重之势造成的。所谓积重之势，是指考核条例中比较事件，番役常常悬价购买事件，被买者甚至引诱他人做奸盗之事再出卖，番役不问来源，引诱者分利而去。挟私忿告发，诬以重法，挟私者无不得逞。恳请放宽东厂的事件考核，这样东厂的比较就可缓和，东厂的比较缓和，那么番役的买事件与卖事件都可以停止，积重之势或许可以稍轻。”后又恳切直言不应派遣锦衣卫缇骑。崇祯帝为此晓谕东厂，说所缉捕的只限于谋逆、乱伦，其他作奸犯科之事，自有官府处理，不应缉捕，并告诫锦衣卫校尉不得横索。但崇祯帝更加倚仗厂卫，直到国家灭亡才停止。

锦衣卫的监狱，是世人所说的诏狱。古代狱讼只由司寇掌管。汉武帝开始设立诏狱二十六所，历代沿革不定。五代后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是天子自己统率的名号。到后汉有侍卫司狱，凡大事都在此决断。明代锦衣卫监狱接近于此，关押酷烈，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太祖时期，全国重罪被押送到京城的囚犯，都收押在狱中，多次发生大案，大多交由锦衣卫审理判决，诛杀的人很多。后来太祖全部焚毁锦衣卫的刑具，将囚犯送到刑部审理。洪武二十六年，再次申明禁令，下诏内外案件不得上报锦衣卫，无论大小案件都经由法司审理。成祖宠信纪纲，命他统领锦衣卫亲兵，重新掌管诏狱。纪纲于是任用其党羽庄敬、袁江、王谦、李春等人，借机作奸犯科多达数百上千件。过了很久，纪纲被灭族，但锦衣卫掌管诏狱如旧，废止了洪武诏令不再执行。英宗初年，掌管锦衣卫事务的刘勉、徐恭都很谨慎守法。而王振任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给李时勉上枷，杀害刘球，都是马顺干的。景帝初年，有言官举报校尉侦缉事务的弊端，景帝严厉斥责其长官，命令所缉捕的人送交法司，有诬告者从重治罪。英宗复辟后，召见李贤，屏退左右，询问时政得失。李贤极力论述官校抓人的危害。英宗认为他的话正确，暗中察访发现属实，于是召见其长官，予以告诫。后来侦缉弋阳王败坏人伦之事不实，再次申诫。而此时指挥门达、镇抚逯杲依仗宠信，李贤也多次被他们罗织罪名。门达派遣旗校四处出动，逯杲又设立期限督促并进，以抓获多人为主要目标。千户黄麟到广西，逮捕御史吴祯到案，索要刑具二百多副，天下朝觐官员被陷害的很多。逯杲死后，门达兼管镇抚司。他构陷指挥使袁彬，将其逮捕审讯，用尽各种酷刑，袁彬仅得免死。朝官杨琎、李蕃、韩祺、李观、包瑛、张祚、程万钟等人都被戴上镣铐逮捕，在道路上喊冤叫屈的人数不胜数。自从纪纲被诛杀，他的党羽稍微收敛。到正统年间又嚣张起来，天顺末年祸害更加严重，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能自保。李贤虽然极力进言，也无法挽救。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起初只设立一个司，与其他卫所等同。洪武十五年增设北镇抚司，而将军匠等职务归属南镇抚司，于是北镇抚司专门审理诏狱。然而大案经过审讯后，就送交法司拟定罪名，不曾有完整的案卷。成化元年，开始命令覆奏时使用参语，法司更加受掣肘。成化十四年，增铸北镇抚司印信，一切刑事案件不必禀报本卫，即使是卫所下达的命令，也直接自行上奏请示可否，卫使不得参与。所以镇抚司职位虽低但权力日益加重。起初，锦衣卫狱附设在卫所官署，到门达掌管刑狱时，又在城西设立狱舍，关押囚犯混乱不堪。门达败亡后，采纳御史吕洪的建议，将其毁掉。成化十年，都御史李宾上奏说：“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都是荒诞不经之言。小民无知，往往被迷惑。请求将旧有的名目全部记录，张榜公示天下，使百姓知道畏惧避让，以免触犯刑法。”皇帝批复同意。但侦缉人员诬告仍然不止。成化十三年，逮捕宁晋人王凤等人，诬告他与盲人接受妖书，署理伪职，并诬告其同乡官员知县薛方、通判曹鼎与其合谋，派兵包围其家，严刑拷打迫使他们认罪。薛方、曹鼎的家人多次喊冤，交由法司查验得实，判定是妄报妖言，应当斩首。皇帝只告诫不得残害无辜而已，不能治罪。同年，命锦衣卫副千户吴绶到镇抚司共同审理案件。吴绶生性狡猾阴险，依附汪直得以晋升。后来知道公论不容，凡文臣无罪被下狱的，不再施加拷打，因违逆汪直之意，被罢免。此时只有卫使朱骥执法公平，审理妖人案件没有冤屈。诏狱下交有关部门，只用小杖，曾受皇帝派中使责问，也不改变。世人因此称赞他。弘治十三年，下诏法司：“凡厂卫送来的囚犯，要公正审讯，有冤枉立即辨明处理，不要拘泥于已有案卷。”正德年间，卫使石文义与张采内外勾结作威作福，当时被称为刘瑾的左右臂膀。但石文义常侍奉刘瑾，不处理事务，处理事务的是高得林。刘瑾被诛杀后，石文义伏法，高得林也被罢免。此后钱宁掌管事务，又大肆放纵，因谋反被诛杀。

世宗即位，革除锦衣卫传奉官十六人，淘汰旗校十五人，又告谕缉事官校，只准察看不轨、妖言、人命、强盗等重大案件，其他诉讼以及外州县事务，不得干预。不久，许多案件又下交镇抚司，镇抚司勾结内侍，大多巧妙中伤。恰逢太监崔文奸利事发，交由刑部审理，不久因内旨送到镇抚司。尚书林俊上言：“祖宗朝将刑狱交付法司，事无大小，都听凭公平审讯。自从刘瑾、钱宁当权，专任镇抚司，罗织冤狱，法纪大坏。如今改革政治，不宜再用小事扰乱法纪。”皇帝不听。林俊又说：“此门一开，恐怕以后有重大案情，就会攀附内降以求免罪，实为滋生祸乱。”御史曹怀也进谏说：“朝廷专任一镇抚司，法司可以空员，刑官成了冗员。”皇帝都不听。嘉靖六年，侍郎张璁等人上言：“祖宗设立三法司以纠察官吏邪恶，平反冤狱，设立东厂、锦衣卫以缉捕盗贼，查究奸邪。从今以后贪官冤狱仍责成法司，如有徇情枉法，才听凭厂卫觉察。盗贼奸邪，仍责成厂卫，也必送法司拟定罪名。”下诏按此执行。但官校抓人仍然肆意如故。给事中蔡经等论其危害，希望停止派遣。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其建议。詹事霍韬也说：“刑狱交付三法司就足够了，锦衣卫又横加干扰。昔日汉光武帝崇尚名节，宋太祖不加刑罚于士大夫，后来忠义之士争相效死。士大夫有罪交由刑部，已是耻辱。有重罪，废黜或诛杀即可，却让官校众人抓捕，脱去冠冕衣裳，戴上枷锁。早晨还在清要之班，夜晚就囚禁于狱中，刚强之心、壮烈之气，消磨殆尽。等到复查无罪，又冠带立于朝班，武夫悍卒指着说：‘某某，我羞辱过他；某某，我捆绑过他。’小人无所忌惮，君子于是改变操行。这就是豪杰之士产生归隐山林之念，而事变时少有仗节之士的原因。希望从今以后东厂不得参与朝仪，锦衣卫不得掌管刑狱。士大夫被贬谪废黜诛杀，不要施加笞杖锁铐，以培养廉耻，振奋人心，激励士节。”皇帝认为霍韬越位妄言，不予采纳。祖制规定，凡朝会，厂卫率领属员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门下纠察礼仪。凡失仪者，就剥去衣冠，抓下镇抚司狱，杖责后才释放，所以霍韬提及此事。到万历年间，失仪者才不再交付狱中，只罚俸禄而已。世宗衔恨张鹤龄、张延龄，奸人刘东山等于是诬告二人用毒物诅咒。皇帝大怒，将他们下诏狱，刘东山于是株连平素不快之人。卫使王佐探知实情，以诬告法反坐。王佐于是给刘东山等戴上枷锁于宫门外，不到十天全部死亡，人们将王佐比作牟斌。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不法之事，被下狱，牟斌从轻比拟，得以不死。世宗中年，卫使陆炳阴险，与严嵩勾结，倾陷夏言。但皇帝多次兴起大狱，而陆炳多所保全，所以士大夫不憎恨陆炳。

万历年间，因建言及触犯矿税太监者，往往被下诏狱。刑科给事中杨应文上言：“监司、守令及平民被逮捕的有一百五十多人，虽然已经拷问，但未送法司，狱禁森严，水火不通，疫疠之气充满监狱。”卫使骆思恭也说：“热审每年举行，都在小满之前，如今两年未行。镇抚司在押囚犯近二百人，多抛掷瓦片喊冤。”镇抚司陆逵也说：“狱囚怨恨，有持刀断指者。”都不予批复。但此时，告讦之风衰落，大臣被逮捕者少。万历末年，稍微放宽对被捕诸臣的拘禁，而锦衣狱逐渐清静了。

田尔耕、许显纯在熹宗年间是魏忠贤的义子，其党羽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协助他们，拷打杨涟、左光斗等人，以追赃定罪，设立严格期限严厉督责。两天为一限，交纳金银不合标准者，受全刑。全刑指的是械、镣、棍、拶、夹棍。五种酷刑齐备，呼叫声沸然，血肉溃烂，辗转求死不得。许显纯叱咤自如，但必待魏忠贤旨意，魏忠贤派去的听记人员未到，不敢审讯。一晚，令各囚犯分舍住宿。于是狱卒说：“今晚有人要壁挺。”壁挺，狱中暗语指死。第二天，杨涟死，左光斗等人依次都被锁头拉死。每死一人，停数日，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虫蛆腐烂尸体。狱中事秘，其家人有的不知死亡日期。庄烈帝擒杀逆党，冤死者的子弟望狱门叩头哀号，作文祭祀。皇帝听说后为之恻然。

自从刘瑾创立枷刑，锦衣狱经常使用。神宗时，御史朱应毂详细陈述其惨状，请求废除，皇帝不听。到魏忠贤时，更加大枷，又设立断脊、坠指、刺心等刑罚。庄烈帝问左右：“立枷是什么？”王体乾回答：“用来惩治巨奸大恶。”皇帝黯然说：“虽如此，终究可悯。”魏忠贤为之缩颈。东厂的祸害，到魏忠贤达到极点。但厂卫没有不相勾结的，狱情轻重，东厂能从宫内得知。而外廷有抵触者，卫所就由东西两司房访查缉捕，北司拷问，罗织周纳，然后送法司。即使是东厂抓获的，也必须移送镇抚司再审，然后刑部才能拟定罪名。所以东厂势力强大时，卫所依附它；东厂势力稍弱时，卫所反而气焰凌驾其上。陆炳侦缉司礼监李彬、东厂马广的阴私之事，都导致他们死亡，因陆炳得到内阁严嵩的意旨。后来宦官权势更重，内阁势力日益轻贱。阁臣反而与东厂勾结甘居其下，而卫使无不竞相趋附东厂之门，甘心做其仆役。

锦衣卫的升授有勋卫、任子、科目、功升四种途径。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任。万历初年，刘守有以名臣之子掌管卫事，此后都乐于担任。士大夫与之往来，案件紧急时，多依赖其力。刘守有之子刘承禧及吴孟明是其中的著名者。庄烈帝猜疑群臣，王德化掌管东厂，以惨刻辅佐，吴孟明掌管卫印，时常有所宽纵，但观望东厂之意不敢违抗。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朋比为恶。凡缙绅之家，必有数人往来踪迹，所以常晚起早闭，不敢私语。旗校经过门前，如遭大盗，官员成为窝主，均分其利。京城中奸细潜入，佣夫贩子暗中为流贼所派遣，无一举报，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无宁日。其党徒狡猾者恣行请托，稍不遂意，立即飞语诬陷，摘取片纸只字，株连至十数人。姜采、熊开元被下狱，皇帝告谕掌卫骆养性秘密杀掉他们。骆养性泄露皇帝的话，并说：“二臣当死，应交付有关部门，写明其罪，使天下人明知。若暗使我杀之，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恰逢大臣多为姜采等人说话，于是得以长期囚禁。这是骆养性可称道之处，但其他事肆虐也很多。

锦衣卫旧例有功劳奖赏，只有缉捕不轨者才适用。后来冒滥无度，所报百无一实。吏民深受其困，而厂卫奏请往往批准。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论述其弊端，说：“缉事人员，其势容易得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之依据。则凭借可逞之势，邀求必获之功，枉害他人以利自己，什么事做不出来？有盗贼经过自首侥幸免罪，故意令其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搜刮家财作为盗赃，挟持市井豪强作为证人者；有暗地制造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似，模糊被收捕；父亲告儿子孝顺，却以忤逆定罪。所以被访查之家，俗称为‘刬’，其毒害可知。请求从今以后制定规则，机密重情，事关法典者，厂卫照旧奏请。其情罪不明，未经审讯，必须等待法司详细拟定成狱之后，方予记功。仍敕令兵、刑二部勘问明白，请旨升赏。或经缉拿未成狱者，不得虚冒比拟，及其他诉讼不得一概涉及，以侵夺有司之事。如狱未成，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或至死者，许法司参劾治罪。法司容隐扶同，则听科臣一并参劾。如此则功劳必核实，访查必得当，而刑罚无冤滥。”当时未能采用。

内官会同法司审录囚犯，始于正统六年，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行在的疑难案件，敕令他们与内官兴安一同办理。周忱、郭瑾前往南京，敕令也如此。当时虽然还没有确定五年大审的制度，但南北内官已经能够参与三法司的刑狱了。景泰六年，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在京审录在押囚犯，没有涉及南京，这是因为灾害而临时举办。成化八年，命令司礼太监王高、少监宋文毅在两京会审，而各省恤刑的差遣，也在这一年确定。成化十七年辛卯，命令太监怀恩会同法司录囚。此后审录必定在丙、辛之年。弘治九年没有派遣内官。弘治十三年，因为给事中丘俊的建议，重新命令会审。凡是举行大审录，携带敕令、张设黄盖于大理寺，搭建三尺高的坛台，中官坐在中间，三法司坐在左右，御史、郎中以下官员捧着案卷站立，唯唯诺诺、趋步奔走，十分恭敬谨慎。三法司查看已定案件，若有所出入或轻重，都看中官的意思，不敢违逆。成化年间，会审时有弟弟帮助兄长斗殴，因而打死人的案件，太监黄赐想要从轻处理。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可，黄赐说：“同室相斗的人，尚且披发缨冠去救他，何况是他的兄长呢？”陆瑜等人不敢与他争辩，最终屈法从轻。万历三十四年大审，御史曹学程因建言被长期囚禁，群臣请求宽恕，皇帝都不听从。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事务，联合都察院、大理寺的长官，写信给太监陈矩，请求宽免曹学程的罪行。然后举行会审，案件审理完毕，共同署名上奏。陈矩又秘密启奏，说曹学程母亲年老可悯。皇帝心意缓解，释放了他。此事颇为美谈，而太监权力之重到了如此地步。锦衣卫使也能与法司在午门外审讯囚犯，以及在秋后于承天门外会审，但大审则不参与。每年处决囚犯后，将各囚犯的罪状画在锦衣卫的外墙上，让人观看反省。内臣曾奉命审录的，死后在墓室壁画中，面向南方而坐，旁边排列法司堂上官及御史、刑部郎官引囚犯鞠躬听命的景象，以此向后世显示荣耀。

成化二年，命令内官监斩强盗宋全。嘉靖年间，内臣犯法，诏令免于逮捕审问，只交给司礼监处置。刑部尚书林俊进言：“宫府一体，内臣所犯，应当交给法司，明正其罪，不该废弃祖宗法度。”皇帝不听。按照太祖的制度，内官不得识字、干预政事，只承担洒扫的劳役而已。太祖末年焚烧锦衣卫的刑具，大概是表示永远不再使用。而成祖违背了这一制度，最终给子孙留下祸患，君子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