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通鉴纪事本末》这部书，由建安人袁枢首创，北海人冯琦继承其体例。其方法是将史事按类编排，使读者能理清治乱的大趋势，追踪政治的得失，首尾完备，分门别类，比起左丘明的编年体，更为全面详尽；比起班固、司马迁的纪传体，更为简练概括。这实在是编年、纪传之外的另一种体例，可说是司马光的辅臣。沿袭到明代，始终没有成书，要搜集整理、条分缕析，真是难啊。我谬然担任学政的职务，又恰逢崇尚文治的朝代，日夜兢兢业业，广泛考稽，博采众说，编成此书，以补前史的不足。

回想太祖高皇帝智慧勇敢，天赋杰出，成祖雄姿英发，刚毅果敢，拨乱反正，如风驱电扫，谁能说不兴隆呢。仁宗、宣宗年间，纲举目张，吏治蒸蒸日上，君臣和谐，歌咏太平，这是继承大统的美好风尚。英宗即位，老臣被罢政，宦官擅权，以至于轻易出京，皇帝被俘北去，若不是枢臣策划，景帝即位，那么太阳就要坠地了。等到南内夺门之变，忠直之臣被诛杀，宗庙社稷终究得以依赖。宪宗继承帝位，不修旧怨，更加谥号，这是宽厚仁德之举。但奸相掌权，大宦官罗织罪名，祈祷上天清明，也令人惭愧了。孝宗恭敬仁爱，端庄庄重，虚怀纳谏，朝中多有忠臣，民间没有战乱，到晚年尤其勤于询问，历数各代君主，可称治理得最好。武宗巡游无度，宠信叛逆的刘瑾，晚年才将其铲除，寘鐇、宸濠祸变接连发生，颠危而不灭亡，也是侥幸罢了。世宗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明察秋毫，但被奸臣蒙蔽，仅能铲除他们，国体已经受损了。穆宗遵守成法，俺答接受封贡，但荒废朝政日久，宫中旨意暗中丛生，不值得称道。神宗承天运，享乐丰盛，征役繁多，百官疲敝，推究祸乱根源，便是由此而来。光宗在危惧之余，能承继大位，善政刚刚施行，天命却不保佑，实在令人悲伤。熹宗拱手而治，权力归于宦官，党争之祸，毒害士大夫，祸亡的胚芽，在这时已经很酷烈了。怀宗年幼即位，亲手剪除凶恶的阉党，百姓翘首企盼，希望看到德化，却因数次遭遇厄运，盗贼作乱，官员谋私，将士怯懦。等到刀兵及于宫闱，身死社稷，也可算是亡国之君中较为端正的了。唉！周朝治世盛于文王、武王，汉朝基业大于高祖、光武，这是前代兴隆的原因。孔子为幽王、厉王伤心，武侯为桓帝、灵帝痛恨，这是后世衰微的原因。综观明代政治，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商汤的臣子进谏，以夏朝为鉴，周朝人作诗讽喻，以殷商为戒。如今我大清开天辟地，初创基业，观览前朝的得失，考察已往的明证，保全国运并使之光大，不也是在此中借鉴吗？我不才，广泛阅览诸家，编纂此书，比于张九龄的《千秋金鉴》、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虽然才智不及，也愿竭尽愚忠罢了。

顺治戊戌年冬十月，提督两浙学政佥事丰润谷应泰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