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零八兵四

乡兵最初出现在雍正、乾隆年间，随时招募随时解散，本来不是常设的军队。嘉庆年间平定四川、湖北的教匪之乱，乡兵的作用才开始显著。道光末年，广西西部的贼寇起事，各省举办团练，有的驻守地方，有的随营征剿。侍郎曾国藩用衡州、湘州的团练讨伐贼寇，将乡兵训练成勇营，用军队的编制来管理约束他们，最终平定了大患，这些最初都是乡兵。而在边境地区，剿匪也有乡兵。在东北三省的，有宁古塔以东的赫哲部、克雅克部，混同江东北的鄂伦春部，不设佐领，只设乡兵姓长。在黑龙江的，有打牲人，在江南的锡伯、卦勒察，江北的索伦、达瑚尔，则隶属于满营。在蒙古的，蒙古兵之外，有奇古民勇。在山西、陕西边外的，有番兵，有僧俗兵。在四川、云南、贵州边境的，有夷兵，有土司兵，有黑倮勇丁。在西藏的，有藏番兵。这些都和内地的乡兵不同，所以不详细记载。各直省的乡兵，有屯练、民壮、乡团、猎户、渔团、沙民。人数多少不统一，器械好坏不一样，粮饷章程增减不定，确实因为聚散无常，所以和正规军迥异，没有编制可以记录。这里特地把它们的始末记载在后面。

雍正八年，鄂尔泰平定西南夷乌蒙的叛乱，调官兵一万多人，乡兵占了一半，于是平定东川，这是乡兵的开始。

乾隆三十八年，攻打小金川，定边将军温福、定西将军阿桂上疏说，调满洲兵路程远费用重，不如多用乡兵，人和地方都适宜。四川的乡兵，以金川屯练为最强，自从平定金川以后，设立屯练乡兵，他们的粮饷比正规军多一倍，分别屯驻在大小金川两路，春夏训练，秋冬打猎，有战事就搜剿山路，退兵时就做殿后之用。

嘉庆初年，苗疆战事兴起，傅鼐用乡兵平定苗乱，功劳在各将领之上。诏令傅鼐总理边务，命令各省督抚按照傅鼐训练乡兵的方法训练官兵。川、楚教匪之役，官兵征讨，而乡兵的功劳最多。其中功勋最显著的，文臣是四川按察使刘清，武将是四川提督桂涵、湖北提督罗思举，各自统领乡兵，分路剿匪，大小数百战，于是大功告成。嘉庆十七年，因为云南边外野夷倮匪肆意骚扰，而缅宁、腾越各隘口都是瘴疠之地，难以驻扎官兵，于是训练乡兵一千六百人，用八百人驻守缅宁的丙野山梁等处，用八百人驻守腾越的蛮章山等处，节省了官兵征调的劳苦。这时苗疆平定，也增设乡兵，共有屯丁七千人，在训练的闲暇，开垦屯防田数十万顷。

道光二年，命令直隶地方大臣招集团练，修筑土堡，互相策应。十五年，命令各州县按规定设置民壮，一律补充训练，又命令各省民壮每月随营操练，用纪律约束。这一年，调大小金川乡兵一千名，给一千人的粮食，随营征战，回屯时则仍吃五百人的粮食。二十一年，命令山东巡抚在蓬莱、黄县、荣成、宁海、掖县、胶州、即墨所属的十三个盐枭地区，编练乡兵，互相防卫。又命令沿海地方大臣仿效浙江定海县土堡的办法，凡是靠近海边的村落，招募乡兵，修筑土堡，以联结声势。二十三年，命令广东省用团练帮助防守海口。不久地方大臣上疏说广东民风适宜于乡团，已招募到十万人，以升平学社作为团练的总汇地点，推广到韶州、廉州等处，一律举行。二十六年，命令各州县民壮随营考察技艺。这一年，甘肃沿边的番贼肆意骚扰，命令地方大臣招募猎户一千人，编为一军，供远探近防之用。到道光末年，张国樑招募广东潮州乡兵追击粤寇，转战东下，最终因为凶悍不驯，于是溃散。

咸丰二年，命令在籍侍郎曾国藩办理湖南乡团。不久曾国藩上疏说先训练勇丁一千人，所办的是官勇而不是团丁，这是乡团改为勇营的开始。三年，命令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三府举办联庄团练，发给兵器。四年，命令甘肃沿边增募猎户三千人以防备番骑。八年，安徽巡抚翁同书上疏说安徽省定远、寿州、合肥等县举办团练，十天之间，远近响应，和州的盘踞贼寇屡次出来烧杀抢掠，多被乡团击退，因为他们深明大义，踊跃同仇敌忾，凡是董事团总等人，传谕嘉奖勉励。九年，河南巡抚恒福上疏说，安徽贼寇进逼河南境内，命令道府大员在接近安徽贼寇的地方，举办乡团，睢州等州县修筑堡寨已几十处。不久谕令河南官绅训练乡勇，联村筑寨，迅速举行。

十年，谕令胜保等人督办乡团，以资统率，酌定章程，凡是办团的州县一律遵行，只是乡团轮流调营，所领的粮饷，容易滋生流弊，不得冒领滥发。又谕令：“江苏等省在籍的绅士，除了已经办理团练的以外，那些明晓大义、律身公正的人，自然不少，所有在京的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的大小官员，如何举办乡团，随同官兵剿贼，以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各自陈述所见，各自举荐所知，迅速上报。”

不久侍郎沈兆霖上疏陈述：“自从咸丰三年以后，多次奉朝旨举行乡团，已到再而三的地步，各省官绅士民，未尝不遵旨办理，而贼势猖獗，始终没有成效。实在是因为苟且敷衍，没有实力讲究，或者招募勇丁来充数，只图外表，或者借端营私，反而成了贪欲的深坑，无事就依仗势力威胁，骚扰乡里，有警则首先逃跑，流为盗贼。议论的人几乎说乡团无益而有损。不知道名为民团，就应当以民为团，而不可以用招募勇丁来搪塞。民众由绅士统领，那么绅士的正邪应当谨慎选择。绅士依靠官员，那么官员的贤否应当严格辨别。不归并到一路，就没有人督察，一定不能一律坚固。不专力于四乡，那么城守虽然严密，已经难免四面受敌。官与绅应当相互信任，不应当相互抵触。兵与民应当相互关照，不应当相互仇视。担任封疆大任的人，应当知道民众本是我们的民众，用兵数量少，哪里比得上用民数量多。担任将帅的人，应当知道兵本是我们的民众，我能救民，自然民能救我。现在贼气猖獗，不切实办理民团，更没有安全之法。”于是拟定上奏事宜十二条：“一、民团必须招本地有产业的民众，不可招市井无赖。二、应当分别地段，以距离贼寇一二百里为最紧要，离贼稍远，中间隔一两个县为次要，那些远在三四百里以外的，则从缓办团。三、各州县要地，应当一律办团，不要使一处疏漏，让贼寇得以乘隙而入。四、办团应当在四乡加密，有警则互相应援，无事则严密查究奸邪之人，这样城防才能完固。五、州县官应当选择贤能之人，与办团的绅士不得各存意见，也不得任用劣绅。六、应当选派道府大员分路办团，使各县联成一气。七、民团有紧急情况，官兵迅速前往救援，不得观望。八、应当选择要地设卡盘查。九、民团只能就地助战，不宜调遣，变成练勇，失去他们的恒业。十、立功应当立即奖励，待遇比官兵稍优。十一、团费应当自己捐自己办，不得借端渔利。十二、民团办成，则分防的兵可以节省，集合成军，攻剿更为得力。”

同时应诏陈言的，有载垣等人所议的团练章程十条，贾桢等人所拟的办理章程八条。不久命令顺天府府丞毛昶熙为督办河南团练大臣，南汝光道郑元善帮办团练事宜，按照怡亲王载垣等人所拟的章程办理。命令户部右侍郎杜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登莱青道贡璜、登州府知府卢朝安帮办团练事宜，按照大学士贾桢等人所拟的条款，并参考河南章程，体察情形办理。又因为皖南地方紧要，应当一律办团，命令两江总督曾国藩察看情形，选择那些熟悉军务、素有威望的人，酌情保举一人，立即命令他督办皖南团练事宜。

不久曾国藩覆奏陈述：“乡团本是良法，但奉行不善，县官只借此敛费，局绅也从而分肥，贼来则先行溃逃，贼退则重加苛派，反而成为地方之弊。我所经过的各省，从未见过有乡团能专打一股、专克一城的，不过跟在官兵后面，胜则贪财，败则先跑，常借口于工食太少。而办理分歧的，往往多给钱文，团丁所领的饷银，与官勇的例价相同，甚至超过。这些钱取自民间，无非是劝捐抽厘之类。这样对于团练已失去本义，对于军饷又大有妨碍。如今奉谕举行皖南团练，皖南山岭隘口纷歧，如果筑碉设卡，有险可凭，徽州、宁国各要隘，应当择地筑碉，以资防守。有在籍翰林院编修宋梦兰，当贼由太平县窜扰徽州时，宋梦兰督带练丁协力严守，众人议论一致。请即派该员办理皖南团练事宜，会同委员，督导劝勉各属绅民，修筑碉塞。那些尚未收复的地方，官兵攻剿，一概不让团丁随往。那些已经收复的地方，绅耆修筑碉堡，团丁守卫。这样军民两利，名实相符了。”

又因为四川地处险要边疆，毗连云南、贵州，滇匪滋扰，未能肃清。嘉庆年间，四川举办乡团，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著有成效，自然应当仿照办理。所有应行事宜，谕令四川在京的各官员，就地方情形，各自发表见解。官绅中有通达时务的，各自举荐所知，以等候后命。同时尚书陈孚恩等人因为江西毗连安徽、浙江、广东等省，上疏请求办理团练，酌量保举办事人员，并拟定团练事宜八条。奏疏呈入，得到允许。命令在籍翰林院修撰刘绎为江西督办团练大臣，吉南赣宁道沈葆桢、甘肃安肃道刘于浔帮办团练事宜，按照陈孚恩等人所拟的章程，妥善办理。

同时督办河南团练大臣、顺天府府丞毛昶熙上疏陈述团练办法，并酌拟规条：一、添筑堡寨以扼守要隘，二、讲求险要以便堵截防御，三、谨慎选择首领以资统率，四、分别挑选团丁以备训练，五、摊派练费以备公用，六、互相声援以资联络，七、申明号令以统一众志，八、严格定立约束以禁止顽劣暴行，九、秉公赏罚以示劝勉惩戒，十、严密查究奸邪以防内应，十一、表彰忠义以振作民气，十二、事贵实力以期成功。奏疏呈入，允准施行。

毛昶熙又上疏陈述河南团练，以归德、陈州二府为先。前统兵大臣胜保，因为调集团丁不齐，勒派百姓出资雇用壮丁，统计勇粮运费，比正供多至数倍，百姓苦累，纷纷禀请，认为抽丁这一项，民力已经枯竭，乡团势难再办。开封等府百姓听说归德、陈州雇勇的苦处，也观望不前，不肯切实办理。团练之事，仍恐有名无实。不久奉谕：“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胜保等人所办的章程既与民心不和，自应改弦更张，以期得力。庆廉即体察情形，将这项雇勇酌量裁撤。毛昶熙按照载垣等人会议章程，迅速纠集团练勇丁，以辅助兵力。”又因为甘肃控制西陲，地方辽阔，且与陕西、四川毗连，匪患未平，自应一律举办团练，以安定边境。所有甘肃省团练事宜，即命陕甘总督乐斌督办，并命甘凉道萧浚兰、刑部员外郎吴可读、江西候补道杨升帮办团练。

十一年，归化的番人僧俗兵众四千多人，军马四千多匹，用来防御抱罕的羌人。这一年，接到谕旨：“乡团的设立，原本是为了补充兵力不足的地方。必须官员和绅士一体合作，兵勇同心协力，对内肃清土匪，对外抵御贼寇，对地方才有所益处。如果像清盛上奏弹劾的那样，山东章丘县的水赛街、新城的南娄里等村庄，以及博山、莱芜等县的乡团，遇到过往的客商、往来的差役，就敢擅自杀害，祸及无辜。巡抚衙门的差役和马匹也被抢劫。这样一来，团练抵御贼寇还没有成效，反而抗官闹事有蔓延的趋势。巡抚谭廷襄要迅速将清盛所奏的各项情况，严密查访。如果有人借团练之名，肆意违法，或者私设黑团，聚众抗官，要立即严惩。”又谕令浙江巡抚：“先前因为浙江军务未平，筹办团练，劝谕捐输，原本是为了保卫民生。如果像王履谦上奏弹劾的那样，办团情况杂乱无章，劝捐的委员让捐户加捐到数十倍之多，并对捐户加以威逼。现在贼势逼近浙东，如果因为劝捐办理不善，导致人心离散，必定会激起内部变乱。巡抚王有龄要迅速会同王履谦妥善劝办，议定章程，不得徇私委派贪劣的官员。”

这一年，左副都御史潘祖荫上疏说：“各省设立团练大臣，办理一年多，没有效果，请求奖励和叙职的纷纷效仿，并没有收复一座城池，其无益已经可以想见。应将团练大臣分别裁撤，以便统一事权并节省浪费。”翰林院侍讲学士颜宗仪上疏说：“乡团的设立，原本是用百姓的财力来保卫百姓的身家，如果真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那么一个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就足以统领，不需要大员来督率。如果一定要用大员总揽，帮办司员分理，这就成了在督抚之外又设督抚，在僚属之外又增僚属，只会滋生纷扰。去年河南办团练，各省的团练大臣也纷纷四出。不久因为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省情况不同，随即裁撤。而直隶、山东、江南、江北等处，则仍然由团练大臣办理。于是帮办人员假公济私，百般纷扰。有的逼迫州县供应，有的苛派民间银钱，有的在官方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有的在官方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有的查阅各处团防，支应纷繁，地方告乏，有的放任家人奴仆勒索规费，约束不严。帮办人员有十多人，或几十人，薪水的出处，都是刻剥民间。刁钻的生员、恶劣的监生，因此把持地方；狡猾的官吏、贪婪的夫役，借此图谋名利，流弊实在很多。各省的团练大臣，直隶的桑春荣操守还算严谨，山东的杜已经有很多怨言，至于江北、江南所办的乡团，从去年至今，没有听说有团练大臣收复一州一县的，只是骚扰天下，有损无益。现在山东的杜已经撤回，河南的毛昶熙较有成效，直隶、江南、江北等处的团练大臣，应该一并撤回。各省州县离贼较远的，停止办团，以安定民生。离贼较近的地方，仍然责成地方官切实办团，而由本省督抚总揽全局，这样事权不至于分散，商民也可以免受滋扰。”

不久接到谕旨：“直隶团练大臣桑春荣回京供职，直隶团练事宜，责成文煜办理。江西团练大臣刘绎来京任用，江西团练事宜，责成毓科督同官绅办理。这两省在京的官员如果有回籍办团的，各部院查明职名，命令他们来京供职。江北团练大臣晏端书，江西团练大臣庞锺璐，他们办理团练，是否仍然需要他们管理，或者就可以裁撤，命令曾国藩、薛焕迅速商议后报告。王履谦帮办浙江团练，兼办浙东捐务，现在浙江军务正紧，自然难以立即撤回。命令王有龄会同王履谦切实筹办，以巩固边疆。毛昶熙在河南归德著有成效，是否仍然命令毛昶熙督办团练，以及有无把握之处，命令严树森迅速商议后报告。”

不久两江总督曾国藩回奏陈述：“团练的设立，只能防范小股千余人的游匪，不能剿灭大股数万的强悍贼寇。练丁的口粮，如果太多，就和招募勇丁的价钱相等，不必只以团练的名义；如果太少，就与官府勇丁的饷银相差很远，不能让他们效死力。团防的经费，如果从丁粮、漕粮、厘金、捐输这四者中取用，就会妨碍督抚筹款的途径；如果设法在这四者之外取用，就更加没有着手的地方。事权既然没有专属，刚柔实在两难。晏端书在江北不设饷局，只劝各邑筑圩自保；庞锺璐在江南激励乡民，让他们知道同仇敌忾的道理，办理得很有斟酌。现在的贼势，绝不是乡团能够奏效的。应该等到贼势稍衰，大功将成，然后再办团练来善后。晏端书、庞锺璐这两员，操守清正，名望很好，最适合担任京内职务。应请裁去他们的团练差使，回京供职。”奏疏呈入，得到批准。

同治元年，谕旨：“乡团的设立，原本是为了让民众自卫身家，借以保全地方，辅助官兵。先前因为各路办理团练大臣随带多人，任意骚扰，有害无利，所以陆续裁撤，仍然责令地方官切实经理。但近来统兵大员、地方官员，有的恐怕分散饷银而轻易裁撤，有的怀疑没有益处而视为空文，于是民心不固，盗贼横行，所过的州县村庄，动不动就遭劫掠，这又是地方官不能因地制宜举办团练所导致的，因噎废食，贻误很多。以后各省的团练，仍然由督抚臣通令各州县，选择公正绅士，实力兴办。务必使官府不掣肘，民众全都同心，城市乡村，声势联络。如果有认真办理保全地方的人，要将其实在的劳绩，申明保奖。”

二年，因为都察院代递山东贡生朱德秀条陈团练事宜，其中很多话可以采纳，命令朱德秀回籍，随同英桂、赵德辙办理团练，并命令英桂督饬官绅，就地方情形，认真办团，不得有名无实。

这一年，统兵大臣僧格林沁上疏说：“各省练团筑寨，本来是为了帮助守望、抵御寇盗，是权宜补救的办法。但各团每每因为有了寨子可以据守，就藐视官长，擅理词讼，有的聚众抗粮，有的挟仇械斗，甚至图谋不轨，据城戕官，如山东的刘德培、河南的李瞻，先后倡乱，而安徽的苗沛霖，尤其枭雄桀骜，反复无常，劳师糜饷，才得以依次翦除。办团之举，开始是合一乡为一团，接着是联众团为一练，地广人多，良莠不齐，不肖的团长有跋扈的情形，承办团练的绅士又不能防微杜渐，随时揭发，导致尾大不掉之势。何况捻匪屡次窜扰的地区，也没有见到各团堵御得力。河南的团练，都由侍郎毛昶熙管理。毛昶熙对全省地方，势难周历兼顾，而各练既然有专管大员，地方官反而呼应不灵。现在贼氛渐平，请求命令毛昶熙回京供职，所有团练，参照直隶、山东的惯例，归地方官管理，以统一事权。并请求命令河南巡抚严查各团，如果有增置军械等事，都责令他们禀请地方官允准置备。如果不肖的团长借修围制械，种种敛钱，以致苦累乡民，就从严惩办，这样权力归于上面，避免滋生流弊。”御史裘德俊上疏说：“团练之举，本来是属于有治理的人没有治理的方法。现在直隶的善后章程，有抽拨乡团训练的建议。但抽拨乡兵，必须要有贤明的县令，驾驭有方，才能权不下移，民众不受扰累。如果遇到不肖的州县，借端苛敛，抽丁派费，吏胥趁机作奸，上下都想中饱私囊，小民已经无法生存；加上每县聚众数百人，游手好闲没有着落，以强凌弱，甚至仗势把持，一旦有作乱的苗头，尤其容易响应，不能不深思远虑。”

不久接到谕旨：“山东的乡团已经由官府经理，所有河南省的团练事宜，也统归官办，以统一事权。直隶的抽练团丁，总督刘长佑权衡利弊，是否可行，如果有窒碍之处，就据实上报。”

六年，李云麟招募奇古民勇驻扎八里冈，与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的蒙古兵形成犄角之势。

七年，谕令各边疆大臣：“捻寇荡平，勇丁也各自还乡，确恐江南、安徽、河南、山东从前遭受兵火的地方，难免潜伏的匪徒暗中藏匿，乘隙为害。江苏、安徽等省的督抚，在徐州、海州、颍州、毫州、归德、汝州、曹州、沂州等地，命令各地方官劝谕民间照旧修理圩寨，整顿乡团，互相保卫。此外各处的民团，也应一律整顿，谨慎选择州县官，安良除暴，以安定地方。”

十二年，因为四川峨边厅蛮族投诚，选择充实千百户等职，编制夷兵，修建碉堡。

光绪六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招募沙民一千人协助守卫虎门，杨玉科增募一千人及惠清营五百人，郑绍忠招募安勇二千人，所招募的乡兵，按照防勇的规制编制。这一年，命令黑龙江将军在增练马队之外，秋冬之季，招集打牲的人，加以训练。

八年，两江总督左宗棠因为江苏沿江沿海州县以捕鱼为业的人很多，他们对内江外海的风涛沙线无不熟谙，而崇明更是各海口渔户争相前往的地方。其中有武艺而熟悉洋务的人，所在不少。外国船只驶入内江的，常常用渔户做向导。江苏从川沙到赣榆二十二州县，濒临江海，渔户大约数万人。于是命令苏松太道员为沿海渔团督办，在渔户中每百人选壮健三十人，训练渔团五千名，设总局在吴淞口，设分局在滨海各县，每月操练两次，练习水勇的技艺，用来捕盗缉私，同时预备作为水师的选拔。

十一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厘定云南全省营制，倮黑勇丁，编为六营，西南边防，编为二十五营。又因为云南沿边，由西到东南，都是野人山寨，分布在九隘之外，于是调兵二千人，与原有防军及乡团土司，协力警戒防备。督办广东军务大臣彭玉麟因为钦州、廉州地广兵少，招募乡团协助防守。这一年，吉林将军增练防军，辅以乌拉牲丁，共一万五千人。

二十四年，都察院代陈湖南举人何镇圭条陈团练事宜，命令兵部议奏。又谕旨：“侍郎张荫桓疏请实行团练，同时臣工屡次有请求仿照西法训练民兵的奏请。如果各省实行团练，就以乡团为民兵，用更番替换的方法，比起仓促训练民兵更有把握。广西会匪滋事，尤其应该速办，以收到防御的功效。各省督抚一律切实筹办。各省在三个月内，广东、广西在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具疏上报。”

三十年，广西巡抚柯逢时命令广西各州县增募乡勇八千人，发给毛瑟后膛枪，并命令民间多筑碉堡，共同防御外侮。三十一年，两广总督李经羲增练防营，并招募土著乡兵，防范广西边境。新疆巡抚潘效苏因为新疆兵费太重，改募土著，仿照勇营训练，依次遣散外来的客军。

三十四年，云南防军裁并，在腾越、临安两路创设团练，借以帮助保卫。

宣统元年，各省改防营为巡防队。云贵总督沈秉堃因为云南防军内有各属的保卫团，是以前的乡团，名义上是营队，实际上就是乡兵，不能仓促改为巡防队，于是仍其旧制。这就是乡兵兴废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