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七十八倭仁李棠阶吴廷栋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在河南驻防。道光九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二十二年，提拔为詹事。二十四年，升任大理寺卿。文宗即位后，应诏上书陈言，大致说：“处理政务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用人没有比辨别君子和小人更优先的。君子和小人藏在内心难以了解，表现在事迹上容易看出。大体上君子木讷笨拙，小人巧言奉承；君子淡泊安定，小人急躁争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谋划长远，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只图眼前，以聚敛刻薄为事。刚正不屈、毫不阿谀的，是君子；模棱两可、善于趋避的，是小人。直言劝谏、匡正辅佐，提出忧患危险的议论，打动君主警惕之心的，是君子；喜欢谈论气数、不畏惧天变，助长君主安逸之志的，是小人。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资聪明，谁贤谁不贤，一定能洞察。只恐怕一个人心思耳目，揣摩的人多，混淆的事情多，细微处难以分辨，真假更加纷乱，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必然失当。知人就明智，难道有其他方法，在于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更加清明，圣德日益坚固罢了。宋人程颢说，‘古代君主一定有诵训箴谏的臣子’。请命老成儒士，讲论道义，又选择天下贤俊，陪侍左右。我朝康熙年间，熊赐履上疏，也以‘延访真儒’为说法。这两位臣子所说，都是修养身心的关键，用人和行政的根本。天下治乱在于宰相，君主品德成就依赖于讲筵。只有君主品德成就然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然后天下可治。”奏疏呈入，皇上称赞他恳切正直，于是告谕大小臣工进言要以倭仁为榜样。不久，礼部侍郎曾国藩奏上用人三策，皇上又想起倭仁的话，亲笔下诏一同褒奖勉励。

不久授予副都统衔，充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上疏说倭仁任用不当其才，皇上说：“边疆重要职务，不是投闲置散。如果认为外任都是降职，难道是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的意思吗？”咸丰二年，倭仁又上敬陈治本一疏，皇上认为他的意思是责难陈善，还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泛泛谈论治道，因此告诫他要留心边务，不要空谈。候补道何桂珍上密封奏章，说倭仁秉性忠贞，见理明决，生平言行不负所学，请求任用他担负艰巨任务，没被允许。三年，倭仁弹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贿等罪，皇上下诏责备他没有经过审讯核实，就轻率参奏，交给部里审议，降三级调用。

四年，侍郎王茂荫等请求命他会同筹办京师团练，皇上认为军务不是他的长处，搁置了这个建议。不久命他以侍讲候补身份入值上书房，教授惇郡王读书。五年，提拔为侍讲学士。历任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七年，调任户部，管理奉天府尹事务，弹劾罢免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等到向中外颁布诏书，命他充任朝鲜正使。召回京城，授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提拔为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认为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他教授穆宗读书。倭仁辑录古代帝王事迹，以及古今名臣奏议，附上解说进呈，赐名《启心金鉴》，放在弘德殿供讲习。倭仁一向严正，穆宗特别敬畏他。

不久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调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上疏说：“河南自从咸丰三年以后，太平军、捻军焚烧抢掠，积蓄已空，州县官吏贪求仍然无厌。朝廷不能全选州县官，就一定要谨慎选择总督巡抚。总督巡抚不向属员索取，那么属员自然没有可依仗来肆意妄为的地方。如今河南积习，只说百姓刁诈，不说官吏贪庸；只习惯于愚民抗官，不想造成抗官的原因。关键在于朝廷谨慎考察大吏，力挽积习，祸乱的根源，差不多可以消除。”这年秋天，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上疏弹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婪奸诈，将他解职。

六年，同文馆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官和外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聘请西方人为教习。倭仁认为根本大计在人心不在技艺，尤其以西方人做教习为不可行；并且说如果一定要学习天文算学，应该寻求中国精通其法的人，上疏请求停止这项议论。于是皇上下诏让倭仁保荐人才，另外设立一馆，就由倭仁督率讲求。倭仁又上奏说心中并没有合适的人选，不敢妄加保荐。不久命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次上疏恳切推辞，不被允许；于是称病重，请求退休，命解除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八年，上疏说大婚典礼应该崇尚节俭，以及武英殿火灾，又和徐桐、翁同龢上疏请求勤修圣德，停止一切工程，以消除灾变，并被嘉许采纳。十年，晋升文华殿大学士，因病再次请求退休。不久去世，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端。光绪八年，河南巡抚李鹤年上奏在开封建专祠，被批准。

起初，曾国藩在京城做官，和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讲求宋儒之学。后来曾国藩出京平定大难，成为中兴名臣之首；倭仁做帝师，正色不阿；李棠阶、吴廷栋也卓然有所表现。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儿子福咸，任江苏盐法道，代理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在宁国殉难，追赠太仆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任奉天府府尹。侄子福润，任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军队进入京城，全家死于战乱。

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道光二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授任编修。五次升迁至侍读。二十二年，任广东学政，提拔为太常寺少卿。恰逢巡抚黄恩彤上奏请求给予乡试年迈武生职衔，受到严厉斥责，李棠阶也因违例送考，议处降三级调用，于是称病辞官回家。文宗即位，恢复日讲，曾国藩推荐李棠阶醇正可充任讲官，召他进京。不久日讲中止，李棠阶因病没有赴任。

咸丰三年，太平军向北进犯，河北土寇蜂拥而起，因尚书周祖培推荐，命他治理河北团练。李棠阶联络村镇，称为“友助社”。贼人占据温县东河滩柳林，四出烧杀抢掠，李棠阶督率团练攻击，村民未经过战阵，又没有火器，杀死贼人几十人，终究不能抵抗。恰逢山东巡抚李僡率兵到达，贼人退去。贼人自渡黄河后，才知道民间有防备，稍稍受到牵制。等到河北肃清，论功，加四品卿衔，赐花翎。

同治元年，下诏起用旧臣，李棠阶应召到京。上疏说：“用人行政，只在治心。治心的关键，没有比克己更重要的。请于师保匡弼之余，预先杜绝左右亲信逐渐得势的苗头。闲暇时进讲《通鉴》、《大学衍义》等书，以收到格物致知、意诚心正的效果。”又说：“整顿纲纪，在于严明赏罚。凡是朝廷通谕的诸事，务必饬令疆臣实力奉行，这样中外情志可通，而祸乱可消除。”两宫太后嘉许采纳。授任大理寺卿。先前两江总督何桂清贻误军机被逮捕治罪，部里议罪从重拟斩立决，朝中有大臣偏袒他，说部臣有意加重，仍按照本律定为监候。李棠阶上疏说何桂清贻误封疆罪大，不应当轻判，这不是公论。后来何桂清终于伏法。连升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理户部尚书。召见问对，说：“治天下只在安民，安民必须先考察官吏。如今的盗贼，就是过去的良民，都是地方官吏贪虐激成变乱。为如今平乱计，非轻徭薄赋不能治本。然而不选择大吏，那么守令得不到合适的人，也终究不能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因而详细论述河南乱事，以及各省利弊。命为军机大臣，上疏力辞，不被允许。二年，授任工部尚书。

三年，江宁收复，论功，加太子少保。大恶既已平定，皇上告谕中外臣工以兢兢业业互相勉励。李棠阶对恭亲王及同直诸大臣说，应当设诚致行，长久不懈，不要只以空言相文饰，恭亲王深以为然。第二天召见问对，恭亲王反复陈述君臣互相儆诫之义，李棠阶与同僚接着进言，两宫太后面容改色嘉许采纳。不久调任礼部尚书。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诸臣纂辑前史事迹，赐名《治平宝鉴》，命诸大臣进讲。李棠阶因而讲汉文帝拒绝千里马一事，反复推论人主不应该有所嗜好，以开启窥伺之端。从此每次进讲一定依据经义，极力论述史事，归结于责难陈善。四年，恭亲王被弹劾退出军机，李棠阶说恭亲王有定难之功，当时正多事，不应当轻易抛弃亲贤，入宫对答，力陈恭王并非有心之失。恰逢惇王、醇王也上奏说奕不可立即罢免，于是又命他入值。僧格林沁在曹州战死，李棠阶因朝廷赏多罚少，疆臣常存藐视玩忽之心，上疏极言其弊，于是有申饬直省督抚的谕旨。

李棠阶自从入值枢廷，军书纷繁，一事稍有未安，就忧形于色。积劳成疾，十一月，去世，年六十八。皇上震惊哀悼，派贝勒载治祭奠，赐金治丧，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

李棠阶初入翰林，就潜心研究理学，曾经手抄汤斌遗书以自勉。会通程、朱、陆、王学说，无所偏主，以克己复礼、身体力行为归。每日记日记自我反省，毕生不懈。家境本来贫穷，显贵后，节俭如故。曾说：“忧患是生的门径。我终身不敢忘记忍饥待米的时候！”

吴廷栋，字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拔贡，授任刑部七品小京官，积资升任郎中。吴廷栋年轻时喜好宋儒之学，做官后更加砥砺节操厉行，勤勉自励。咸丰二年，京察一等。当时侍郎书元兼任崇文门副监督，抓获贩卖私酿者三十六人，承审者以漏税拟判满杖。不久复审得到书元家人诈赃的情况，部臣据以入奏。文宗怀疑书元孤立，降旨切责，恰逢吴廷栋被召见问对，皇上询问此案。吴廷栋从容陈奏，并且详细陈述治道的要点、言利的害处、君子小人的辨别，皇上点头，案件终于得以解决。于是问吴廷栋读什么书，吴廷栋以程朱之学回答。皇上说：“学程朱的人往往迂腐拘谨。”回答说：“这是不善学的过错。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天下没有有体而无用的。皇上读书穷理，以增长知人的见识；清心寡欲，以培养静观明察的智慧。日夜求贤，内外得人，天下何忧不治？”皇上认为他说得对。

不久出任直隶河间知府。太平军向北进犯京畿，吴廷栋训练民兵巡防，百姓依靠他得以稳固。内阁学士胜保督师到河间，责成供应非常急迫，知县王灴迫于应付，自杀未死。吴廷栋到大营陈述此事，胜保惊愕，饬令部下听命。连升永定河道、直隶按察使。因河间是京师门户，吴廷栋善于守御，得民心，仍留知府任。四年，军事平定，才到按察使任。六年，升任山东布政使。当时部臣奏请京畿赋税兼收大钱钞票各三成，上下交困，总督谭廷襄不敢进言。恰逢吴廷栋入京觐见，面奏：“大钱钞票实在不流通。立法必须先便于民才可行，必须先取信于民才能长久。如今条科太多，朝夕更改，国家自己都不能自信，凭什么取信于民？”皇上两次点头。后来谭廷襄入朝，于是奏请废止前议。山东吏治久已败坏，吴廷栋奖励廉洁惩办贪污。正商议在海口设局收货物捐，吴廷栋表示不同意。八年，因奏销迟误，降补直隶按察使。十一年，又调任山东。同治二年，入朝为大理寺卿，不久升任刑部侍郎。

三年，江南平定，吴廷栋上奏疏，大致说：“天下各地的治乱在于朝廷政事，百官的恭敬或放纵取决于君主的心意。事情不贵在表面形式，而贵在其实质；臣下不服从命令，而顺从君主的喜好。治乱取决于恭敬或放纵，恭敬或放纵根源于喜悦或恐惧。自古以来，功成志遂之后，君主一产生喜悦之心，骄傲之心就已潜伏，宦官中有趁机献媚取宠的，身边近臣有趁机肆意蒙蔽的，逢迎取悦之臣有因此擅长谄媚的，被驱逐的奸邪之人有因此巧妙攀附的。谄媚进献则权柄被暗中窃取，蒙蔽肆意则权力下移，谄媚盛行则君主意志迷惑，攀附巧妙则小人升迁。于是受蛊惑，闭塞耳目，疏远老成之人，厌恶忠诚正直之士。从前警戒畏惧的念头，因一时喜悦而败坏；此后奢侈放纵的行为，因一时喜悦而开启。正自夸智慧，乐于无人违逆，逞独断专行，纵情任性，一人放纵于上，众小人煽动于下，流毒百姓，祸害国家，考查史册，前后如出一辙。推究其根源，只是一念从喜悦滑向骄傲罢了。自用兵以来，十几个省亿万生灵惨遭战祸，即使是作乱的奸民，哪一个不是朝廷的子民？大军所到之处，都被诛杀。皇太后、皇上体会上天好生之德，必定有哀怜不忍而无法喜悦之处。何况旗兵缺粮，根本空虚，新疆缺饷，边境动摇。加之强邻逼近，邪教横行，岂止不可喜，实在是可惧。假使在日理万机之余，偶有一念放纵，臣工效仿，把赏罚当作例行公事，轻视告诫视为具文，积习相沿，专事粉饰，将再次成为琐碎怠惰荒废的局面。因此，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累数十年恭敬节俭忧勤，不容易培育国脉恢复元气。上行必然下效，内部治理则外部安定，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关键必始于‘惧’。畏惧天命无常，则不敢依赖上天；畏惧民心可畏，则不敢轻慢百姓。惧是敬的开始，敬是惧的终结。大智愈明，神武愈彰，继承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创子孙无疆之基业，这都是由君主之心从惧开始，以敬完成。《易经》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经》说：‘敬之敬之，天维显思！’难道不可以作为永久的鉴戒吗？”奏疏呈上，皇帝下诏褒奖采纳，命将奏疏保存在弘德殿以备阅览。皇太后召见回答时，谕示说：“皇帝年幼即位，国家大事，你应当直言无隐，不要辜负先帝的知遇之恩。”吴廷栋感激落泪。五年，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获准，回到江宁寓居。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遗疏呈上，下诏褒奖其廉洁自持，按例赐予抚恤。直隶、山东都将他列入名宦祠祭祀。

吴廷栋的学问以“不欺”为根本。任按察使时，畿辅接连发生逆伦案件，总督担心一月之内多次上奏会触怒皇上，吴廷栋说：“这是我们这些人不能教化百姓的过错，等待治罪还来不及，怎敢欺瞒掩饰？”离官后，侨居清贫，不接受馈赠。著有《拙修集》十卷。

论曰：倭仁晚年受两宫尊敬礼遇，适逢中兴，辅导幼主，兢兢业业于君主心意的恭敬与放纵之间，当时满朝敬畏，风气赖以维持。只是不了解时势变化，对于自强要政，鄙夷不屑谈论，后来反而成为异论者的借口。李棠阶、吴廷栋端正地立于朝廷，不负所学，和谐如笙磬同音，而李棠阶尤其平实持大体，可谓体用兼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