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顾炎武、张尔岐、马骕、万斯大、万斯大之兄万斯选、万斯大之子万经、万斯大之侄万言、胡渭、胡渭之子胡彦升、叶佩荪、毛奇龄、陆邦烈、阎若璩、李铠、吴玉搢、惠周惕、惠周惕之子惠士奇、惠周惕之孙惠栋、余萧客、陈厚耀、臧琳、臧琳之玄孙臧庸、臧礼堂、任启运、全祖望、蒋学镛、董秉纯、沈彤、蔡德晋、盛世佐、江永、程瑶田、褚寅亮、卢文弨、顾广圻、钱大昕、钱大昕之族子钱塘、钱坫、王鸣盛、金曰追、吴凌云、戴震、金榜、段玉裁、钮树玉、徐承庆、孙志祖、翟灏、梁玉绳、梁履绳、汪家禧、刘台拱、朱彬、孔广森、邵晋涵、周永年、王念孙、王念孙之子王引之、李惇、贾田祖、宋绵初、汪中、江德量、徐复、汪光爔、武亿、庄述祖、庄绶甲、庄有可、戚学标、江有诰、陈熙晋、李诚、丁杰、周春、孙星衍、毕亨、李贻德、王聘珍、凌廷堪、洪榜、汪龙、桂馥、许瀚、江声、江声之孙江沅、钱大昭、钱大昭之子钱东垣、钱绎、钱侗、朱骏声。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是昆山人。明代生员。生来就有两只瞳孔，中间白、边缘黑。读书一目十行。看到明朝末年多有变故，便讲求经世济民的学问。明朝南京都城沦陷后，他侍奉继母王氏在常熟躲避兵乱。昆山县令杨永言发动义军，顾炎武和归庄跟随他。鲁王授予他兵部司务的职务，事情没有成功，侥幸得以逃脱，母亲于是绝食而死，临终告诫顾炎武不要侍奉两个王朝。唐王以兵部职方郎的官职征召他，因母亲丧事未能前往，于是离家再也没有返回。顾炎武自负有经世致用的谋略，却未能施展，所到之处就稍加尝试。在山东长白山下开垦田地，在山西雁门关以北、五台山以东畜牧，积累达到千金。他走遍关隘要塞，四次拜谒孝陵，六次拜谒思陵，才在陕西华阴选择居住地。他认为“秦地人仰慕经学，尊重隐士，持守清议，这确实是其他地区所缺少的；而且华阴地处关河要冲，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的人、听闻天下的事。一旦有紧急情况，进山据守险要，不过十里的路程；如果有志于四方，则一出门关，也有高屋建瓴的便利。”于是定居下来。

他一生精力过人，从小到老，没有一刻离开书本。所到之处，用两匹骡子两匹马驮载书籍，经过边塞亭障，就呼唤老兵卒询问详细情况，有与平日听闻不合的，就打开书籍核对校正；有时在平原旷野，就在马背上默默诵读各种经书的注疏。曾经与友人讨论学问说：“一百多年来的治学者，往往谈论心性，却茫然得不到真正理解。命运与仁，是孔子很少谈及的；性与天道，是子贡未能听闻的。性命的道理，在《易传》中有所记载，但从未多次对人说起。孔子回答士人的提问，则说‘立身行事要有羞耻心’；他谈论治学，则说‘喜好古道、勤勉探求’。他告诉哀公彰明善行的功效，先用博学来引导。颜回接近于圣人，尚且说‘用文采来使我广博’。从曾子以下，没有比子夏更笃实的人了，他谈论仁，则说‘广博学习并且坚定志向，恳切提问并且思考当前问题’。如今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聚集宾客门人数十上百人，与他们谈论心和性；舍弃广博学习、多闻见识去追求一以贯之的方法，置四海的困穷于不顾，却讲论‘危微精一’；这必定是他们的道高于孔子，而他们的弟子比子贡更贤能。《孟子》一书，谈论心性也很恳切，但至于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所问的，与孟子所答的，常常在出仕与隐退、接受与拒绝、给予与索取之间。因此，性、命、天，是孔子很少谈及的，而如今的君子却经常谈论。出仕与隐退、接受与拒绝、给予与索取的辨析，是孔子、孟子经常谈论的，而如今的君子却很少谈及。我所说的圣人之道是怎样的呢？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从自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是学习的事。从儿子、臣子、兄弟、朋友以至于出入往来、接受与拒绝、给予与索取之间，都有关于羞耻的事。士人如果不首先谈论羞耻，就是没有根本的人；如果不喜好古道、多闻见识，就是空虚的学问。以没有根本的人，去讲论空虚的学问，我见到他们每天从事于圣人之道，却离圣人越来越远。”

顾炎武的学问，大体上主张收敛浮华、归于实际。凡是国家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类，无不探究本源和流变，考证得失，撰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另有《肇域志》一编，是在考察之余，结合图经编成的。他精通音韵学，撰写了《音论》三卷。谈论古韵的人，从明代的陈第开始，虽然开创了门径，但还不够精深周密。顾炎武于是推求经传，探讨本源。又有《诗本音》十卷，这本书主张陈第“诗无协韵”的说法，不与吴棫《本音》争辩，也不用吴棫的体例，只就《诗经》本身的韵脚互相考证，并且用其他书籍加以证明，阐明古音原本就是这样读的，并非出于迁就，所以叫作本音。又有《易音》三卷，就是从《周易》来寻求古音，考证精确。又有《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都能追溯恢复三代以来的语音，分部分卷而知晓其变化。又撰写了《金石文字记》、《求古录》，与经史相互印证。而《日知录》三十卷，更是精粹深湛的著作，是积累三十多年才完成的。它论述治理国家综合考核名实，对于礼教尤其谨慎。认为风俗衰败、廉耻的防线崩溃，是因为没有礼来权衡，常想用古代礼制来规范天下。顾炎武又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时有缺失错误，撰写了《杜解补正》三卷。其他著作，有《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亭林文集》、《诗集》等书，都对学术和世道有所补益。清初称学问有根柢的人，以顾炎武为最，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

他又广泛结交贤能豪杰和年长有德之人，虚怀若谷地商讨，从不自满自傲。撰写了《广师篇》说：“学问贯通天人，坚定不拔，我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究深奥精微，我不如杨雪臣；独自精通三礼，卓然成为经师，我不如张稷若；超然物外，自得天机，我不如傅青主；刻苦力学，无师而成，我不如李中孚；历尽艰险，与时屈伸，我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我不如吴志伊；文章雅正，心地和厚，我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对朋友忠诚，我不如王山史；精心研究六书，信而好古，我不如张力臣。至于显达而在位的人，其中值得称述的也有很多，但这不是平民所能够议论的。”

康熙十七年，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考试，又修撰《明史》，大臣们争相举荐他，他发誓以死拒绝。二十一年，去世，享年七十岁。没有儿子，吴江人潘耒整理了他的遗著刊行于世。宣统元年，从祀于文庙。

张尔岐，字稷若，是济阳人。明代生员。父亲张行素，曾任石首县丞，遭遇兵难，张尔岐想要殉死，因母亲年老而作罢。顺治七年，成为贡生，也不出仕。他专心好学，笃守程朱学说，著有《天道论》、《中庸论》，被当时人所称道。又著有《学辨》五篇：即《辨志》、《辨术》、《辨业》、《辨成》、《辨徵》。又著有《立命说辨》，批驳袁氏《功过格》、《立命说》的不对。三十岁时，深入思考《仪礼》，认为郑康成的注文古奥质朴，贾公彦的释义冗长漫衍，学者不能找到头绪；于是取经文与注文分章分析，确定句读，疏解节段，摘录要点，只求阐明注文，有疑难之处就用自己的判断来决断，也附在末尾：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顾炎武游历山东，读了之后认为很好，说：“我顾炎武年过五十，才知道‘不学礼无以立’。像《仪礼郑注句读》这本书，以先儒为根本，立言简明恰当，因为作者不求闻达，所以没有当世的名声，但此书确实可以流传，假使朱子看到，必定不仅感谢监狱的称许而已。”张尔岐又著有《周易说略》八卷、《诗说略》五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话》二卷。所住的破屋不加修缮，种植蔬菜瓜果奉养母亲，召集他的四个弟弟，在母亲面前讲说三代古文，和乐愉快。妻子朱氏，温顺地履行妇道，劝张尔岐不要出仕，取《蓼莪》的诗意，题其居室为“蒿庵”，于是教授乡里直到终身。康熙十六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年间，按察使吴江人陆翟修建蒿菴书院来祭祀他，并题写堂名为“辨志”。山东善于研究经学的人，与张尔岐同时的有马骕。

马骕，字宛斯，是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授官淮安府推官。不久推官官职被议定裁撤，补任灵壁县知县。他免除荒地税赋，革除弊政，流亡者得以恢复生产。康熙十二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士民奉祀于名宦祠。马骕对《左传》融会贯通，著有《左传事纬》十二卷，附录八卷，所论有条理，图表也考证精详。马骕又撰《绎史》一百六十卷，纂录从开天辟地到秦末的事情，博引古籍。疏通辨证，不是《路史》、《皇王大纪》所能比的。当时人称他为“马三代”。四十四年，圣祖命大学士张玉书寻访马骕所著的书，派人到邹平购买书版运入内府。

万斯大，字充宗，是鄞县人。父亲万泰，明崇祯丙子科举人，与陆符齐名。宁波的文学风气，实际上是万泰开创的。他把经、史分别传授给几个儿子，让他们跟从黄宗羲游学，各自成为名家。

万斯大研究经学，认为不通诸经就不能通一经；不悟出传注的失误，就不能通经；不以经解释经，也就无从悟出传注的失误。他做学问尤其精通《春秋》和三礼。对于《春秋》，则有专传论世、属辞比事、原情定罪等义理；对于三礼，则有论社、论禘、论祖宗、论明堂泰坛、论丧服等义理；他辨正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以及兄弟同昭穆，都极为确实。宗法十多篇，也颇有推衍发挥。答应捴谦书，辨明治朝没有堂，尤其精核。以三礼为根柢，来阐释三传，与宋、元以后空谈书法的人不同。然而他解说经书以新见解见长，也以穿凿见短，舍弃不对的、保留正确的，未尝不是一家的学问。

万斯大性格刚毅，慕义如渴。明臣张煌言死后尸骨被抛弃在荒郊，万斯大把他安葬在南屏。父亲的朋友陆符死后没有后人，万斯大为他安葬了两世六口棺材。所著有《学春秋随笔》十卷、《学礼质疑》二卷、《仪礼商》三卷、《礼记偶笺》三卷、《周官辨非》二卷。康熙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岁。

其兄万斯选，字公择。师从黄宗羲学习。曾认为学者必须在躬行实践中验证，才是实学。于是切实体认，知道“意”是心的存主，不是心所发出的。理即在气之中，不是理先气后。涵养纯粹，六十岁时去世。黄宗羲哀痛地哭他说：“甬上跟从我学习，能继承蕺山之学的，只有斯选一人，如今却逝世了！”

万斯大的儿子万经，字授一。黄宗羲将证人书院迁到鄞县，申明刘宗周的学说。万经在座席末陪侍，得以听闻教诲。等长大后，传承父亲、叔父及兄长的学问，又师从应捴谦、阎若璩。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任编修。五十年，充任山西乡试副考官。五十三年，提督贵州学政。等返回时，因被派修通州城工而耗尽家财。他向来擅长分隶书法，于是卖字得钱，供给日常所需。晚年增补万斯大《礼记集解》数万字，春秋定公、哀公二公部分未完成，又续纂数万字。又重修万斯同《列代纪年》，又续纂兄长万言《尚书说》、《明史举要》，都是前辈未完成的著作。乾隆初年，举荐博学鸿词科，不就。八十二岁时，家中遭遇大火，遗书全部被烧。万经终日涕泪，自认为辜负了先人，过了一年去世。著有《分隶偶存》二卷。

言，字贞一，是斯选兄长斯年的儿子。他是副榜贡生。年少时跟随诸位父辈在社中讲学，号称精博。著有《尚书说》、《明史举要》。曾参与修纂《明史》，独自撰写了《崇祯长编》，因此前朝的辅相子弟大多用财物贿赂他，企图减轻先人的罪责，言全部拒绝了他们。他尤其擅长古文，同县的李邺嗣曾说：“行事古朴而信实，志向专一不分心，我不如充宗；纯粹有所得，匆忙中不失儒者风范，我不如公择；学问贯通古今，无所不辨，我不如季野；文章名扬天下，俨然大家，我不如贞一。我们县有万氏，真是天下的期望。”著有《管村文集》。晚年出任五河知县，触犯上级大官，被判处死刑，他的儿子承勋，狂奔数千里，筹集了五千两银子将他赎回，当时人称他为孝子。

承勋，字开远。是诸生。因推荐，被任用为磁州知州。擅长作诗，有《冰雪集》。

胡渭，原名渭生，字朏明，德清人。胡渭十二岁时成为孤儿，母亲沈氏带他躲避战乱到山谷中。十五岁成为县学生，进入太学，专心研究经义，尤其精通地理学。曾寄居在大学士冯溥的官邸。尚书徐乾学奉诏修纂《一统志》，在洞庭山开设书局，邀请常熟人黄仪、顾祖禹，太原人阎若璩以及胡渭共同编纂。胡渭撰写了《禹贡锥指》二十卷，地图四十七篇。他认为汉代、唐代的孔氏（孔安国、孔颖达）、宋代的蔡氏（蔡沈），在地理方面多有疏漏错误。例如三江应当采用郑康成的说法；《禹贡》中的“达於河”，“河”应当依照《说文解字》作“菏”；“荥波既猪”，应当依照郑康成作“播”；梁州的黑水与导川的黑水，不能混为一谈。于是他广泛查阅典籍，考证它们的异同并加以折中。山川形势，郡国分合，道路远近险易，一一讨论得详细明确。又因为汉、唐以来，河道变迁，关系到民生国计，所以在导河一章中，详细考证了决口改道的痕迹，留心经世济民，不同于迂腐儒生不通时务。偶尔有千虑一失之处，则是不肯阙疑的过错。

又撰写了《易图明辨》十卷，专门为辨明河图、洛书而作。起初，陈抟推演阐发《易》理，衍生出各种图，这些图本来是根据《易》而产生的，所以用卦爻反复推求无不吻合。传播者务求神化其说，于是将这些图归之于伏羲，说《易》反而因图而产生。又因为《系辞》中有“河图、洛书”的文字，便取大衍算数制作五十五点的图，当作河图；取《乾凿度》中太乙行九宫的方法，制作四十五点的图，当作洛书；它们的阴阳奇偶，也一一与《易》相应。传播者更加神化其说，又真的认为是龙马神龟所背负的，说伏羲由此而有了先天之图。实际上唐以前的书完全没有一点证据，却突然出现在北宋初年，由邵雍以及朱熹，也只是取其数字的巧合，而没有来得及探究从太古以来是谁传授的，所以《易学启蒙》、《周易本义》前面的九图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同时的袁枢、薛季宣都有不同意见，然而《宋史·儒林传》记载：《易学启蒙》本是朱熹委托蔡元定起草的，不是朱熹自己撰写，《晦庵大全集》载有《答刘君房书》说：“《启蒙》本意是想学者姑且就大传所说的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多浮说。而今天看来，如河图、洛书，也不免还有多余的话。”至于《周易本义》卷首的九图，是门人附加上去的，朱熹当日并未坚持主张这种说法。元代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开始指出这些图是道家的假借。吴澄、归有光等人也相继抨击，毛奇龄、黄宗羲争论得尤其用力。然而都是各自根据所见攻击其漏洞，尚未能穷本溯源地一一找出它们的来源。胡渭则对于河图、洛书、五行、九宫、参同、先天、太极、龙图、《易数钩隐图》、《启蒙》图、书、先天、后天、卦变、象数流弊，都引用旧文，互相参证，以堵住假托者的口。使学者知道图、书的学说，是修炼、术数两家从《易》学中分出的支流，不是作《易》的根本，比《禹贡锥指》更有功于经学。

又撰写了《洪范正论》五卷，认为汉代人专门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情如同谶纬，扰乱了常道有序的经典，这是第一个害处；洛书本来的文字就在《洪范》中，不是龟文，宋代儒生创制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变书为图，以至于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改确定，这是第二个害处；《洪范》原来没有错简，王柏、胡一中等任意改窜，这是第三个害处。胡渭又撰写了《大学翼真》七卷，大旨以朱熹为主，仅认为格物致知一章不必补充传文，极力批驳王阳明学派改本的错误。见解切实，比起空泛的性命理气之谈，胜过很多了。

胡渭经学造诣深厚，学识有根底，所以他的论述都合乎正道。汉代儒生牵强附会的说法，宋代儒生变乱篡改的言论，都被扫除干净。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南巡，胡渭把《禹贡锥指》进献给行宫，圣祖嘉奖，亲笔书写“耆年笃学”四个大字赐给他，儒者都以此为荣。五十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胡渭的儿子彦升，字国贤。雍正八年进士，被授予刑部主事，改任山东定陶县知县。著有《春秋说》、《四书近是》、《丛书录要》。又对乐律尤其有心得，著有《乐律表微》八卷。

胡渭同郡的叶佩荪，字丹颖，归安人。也研究古易，不谈河图、洛书，著有《易守》四十卷。对于《易》中三圣没有说过的话不加一字，所以称为“守”。

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萧山人。四岁时，母亲口授《大学》就能背诵。少年时，陈子龙担任推官，非常喜爱他，于是补为诸生。明朝灭亡后，他在学宫哭了三天。山贼作乱，他逃到城南山中，修筑土屋，在其中读书。

顺治三年，明朝保定伯毛有伦率领宁波军队到达西陵，毛奇龄进入他的军中。当时马士英、方国安与毛有伦形成犄角之势，毛奇龄说：“方、马是国家的贼子，明公为东南建立义旗，怎能与这两个贼子共事？”方国安听说后非常痛恨，想要杀他，毛奇龄于是脱身逃走。后来仇家多次陷害他，于是改名换姓为王士方，逃亡流浪。等到事情解除，用原名进入国子监。康熙十八年，被推荐参加博学鸿儒科考试，考中二等，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充任《明史》纂修官。二十四年，充任会试同考官，不久请假回乡，得了痹病，于是不再出仕。

起初著有《毛诗续传》三十八卷，后来因避仇流寓在江淮间，丢失了书稿，于是凭记忆著《国风省篇》、《诗札》、《毛诗写官记》。又在江西参议道施闰章处与湖广杨洪才论诗，作《白鹭洲主客说诗》一卷。明嘉靖年间，鄞县人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流传于世，毛奇龄作《诗传诗说驳议》五卷，引证各种书籍，多有纠正。等到登朝为官，进呈所著《古今通韵》十二卷，圣祖认为很好，下诏交付史馆。

辞官回乡后，租住在杭州，著《仲氏易》，一天著一卦，共六十四天完成，假托于其兄锡龄的遗言，所以称为“仲氏”。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书》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韵》四卷，《河图洛书原舛编》一卷，《太极图说遗议》一卷。他在《易》方面阐发荀爽、虞翻、干宝、侯果等各家，兼及卦变、卦综之法。毛奇龄分校会试时，批阅《春秋》房试卷，内心认为胡安国《春秋传》偏颇，有意著述，至此便就经文阐发义理，著《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春秋简书刊误》二卷，《春秋属辞比事记》四卷，条例明晰，考据精核。又想全面著述《礼经》，因衰老患病不能，于是依次著《昏礼》、《丧礼》、《祭礼》、《宗法》、《庙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学校》等问答，多阐发先儒未曾涉及的内容。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各有考证，而《大学证文》及《孝经问》，援引古今，辨驳后世儒生改经的错误，持论很正。

毛奇龄博览群书，自负之处在经学，然而喜欢辩驳，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必定极力反驳。古文《尚书》自从宋代吴棫之后多怀疑是伪作，到阎若璩作《疏证》，毛奇龄极力辩驳认为是真，于是作《古文尚书冤词》。又删改旧作《尚书广听录》为五卷，以求胜过阎若璩，而《周礼》、《仪礼》，毛奇龄又认为是战国时的书。所著《经问》，指名攻击驳斥的，只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三人。认为三人博学有重望，足以攻击，而其余的人不值得列入，他傲慢如此。

平素通晓音律，家中有明代宗藩所传的唐乐笛色谱，在史馆时，据此作《竟山乐录》四卷。在籍时，听说圣祖论乐，告谕群臣用径一围三隔八相生之法，于是推阐考证，撰《圣谕乐本解说》二卷，《皇言定声录》八卷。三十八年，圣祖南巡，毛奇龄在嘉兴迎驾，进呈《乐本解说》二卷，圣祖温和下诏奖励慰劳。圣祖三次南巡到浙江，毛奇龄又谒见行宫，获赐御书一幅。五十二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门人蒋枢编辑遗集，分为经集、文集两部，经集从《仲氏易》以下共五十种，文集合诗、赋、序、记及其他杂著共二百三十四卷。《四库全书》收录毛奇龄所著书目多达四十余部。毛奇龄辨正河图、洛书，抨击异端学说，尤其有功于经义。弟子李塨、陆邦烈、盛唐、王锡、章大来、邵廷寀等，著录的门人很多。李塨、廷寀自有传。

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曾取毛奇龄经说中所载内容集成《圣门释非录》五卷，认为圣人的问答口语未必完全可以非议。

阎若璩，字百诗，太原人。世代经营盐业，侨居淮安。父亲修龄，以诗名家。若璩幼年多病，读书默记不出声，十五岁时，以商籍补为山阳县学生员。研究经史，深入钻研自有心得。曾收集陶弘景、皇甫谧的话题在柱子上说：“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暇日。”他的志向如此。海内名流经过淮安，必定住在他家。二十岁时，读《尚书》读到古文二十五篇，就怀疑是伪作。潜心三十余年，才完全掌握了其中的关键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述其矛盾的原因，古文之伪大白于天下。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攻击，终究不能以强辞夺正理，是因为有根据的言论先立于不败之地。

康熙元年，游历京师，不久改归太原原籍，补为廪膳生。十八年，应博学鸿儒科试，未中。昆山顾炎武拿所撰《日知录》请教，他就为改定数条，炎武虚心听从。编修汪琬著《五服考异》，若璩纠正其错误，尚书徐乾学叹服。等到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在洞庭山设局，若璩参与其事。若璩对地理尤为精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撰《四书释地》五卷，以及人名物类训诂典制，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又根据《孟子》七篇，参考《史记》等书，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又著《潜丘札记》六卷，《毛朱诗说》一卷，亲手校勘《困学纪闻》二十卷，因王应麟之旧而驳正笺说并加以推广。还有《日知录补正》、《丧服异注》，宋人刘攽、李焘、马端临、王应麟四家逸事，《博湖掌录》等书。

世宗在潜邸时听到他的名声，延请入府中，要求看他所著的书，每进一篇必定称善。病重时，请求移居城外，用大床当轿子，上面施设青纱帐，二十人抬出，安稳如床席。康熙四十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世宗派使者料理他的丧事，亲自作诗四章，又作文章祭奠他。其中有说：“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大家都说不是若璩不能当此评。

儿子阎咏。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也能作文。同时山阳的学者，有李铠、吴玉搢。

李铠，字公凯。顺治十八年进士，补为奉天盖平县知县。康熙十八年，被推荐应博学鸿儒科试，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积官至内阁学士。所著有《读书杂述》、《史断》，王士祯称为有根柢的学问。

玉搢，字藉五。担任凤阳府训导。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叙考》，又著有《别雅》五卷，辨析六书中的假借，非常有贡献，不是庸俗的儒者剽窃所能模仿的。

惠周惕，字元龙，原名恕，吴县人。父亲惠有声，以九经教授乡里，与徐枋交好。周惕年轻时跟随徐枋游学，又曾拜汪琬为师。康熙十八年，被举荐参加博学鸿儒科，因守丧未参加考试。康熙三十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改任密云县知县，有善政，在任上去世。

周惕精通经学，写文章有法度，著有《易传》、《春秋三礼问》及《砚谿诗文集》。他的《诗说》二卷，认为大雅、小雅以音律区分，不以政事区分。认为正雅、变雅中赞美和讽刺交错排列，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雅、《六月》以下为变雅；《文王》以下为正雅、《民劳》以下为变雅。认为《周南》、《召南》二十六篇，都是房中之乐，不必拘泥于所指何人。认为天子诸侯都可以有颂，《鲁颂》不是僭越，这些言论都有依据。清朝二百多年来谈论汉儒之学的，必定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代传授经学，惠周惕是开创者。

他的儿子惠士奇，字天牧。康熙五十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圣祖曾问廷臣，谁擅长作赋，内阁学士蒋廷锡以王顼龄、汤右曾和惠士奇三人回答。康熙五十七年，孝惠章皇后升祔礼成，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按照旧例，祭告使臣，需要学士以上才能列入名单，惠士奇以编修身份参与，是破例。康熙五十九年，充任湖广乡试正考官，不久提督广东学政，以经学提倡众多士子，三年后，通晓经学的人很多。又说：“校官是古代的博士，校官没有博士的才能，弟子效法谁？”查到海阳进士翁廷资，立即上疏题补韶州府学教授，部议阻挠未执行。圣祖说：“惠士奇所举荐，谅非徇私，按照所请办理，下不为例。”

雍正初年，再次命令留任。召回，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因资产耗尽停工被削籍。乾隆元年，重新起用为侍读，免除欠修城银，命令纂修《三礼》。过了四年，告老回乡，在家中去世。

惠士奇中年时兼治经史，晚年尤其精通经学，撰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对于《易》，杂释卦爻，以象为主，力矫王弼以来空疏说经的弊病。对于《礼》，疏通古音、古字，使没有疑惑，又援引诸子百家的文章，有的用以证明周制，有的用以参考郑玄所引的汉制，以递观周制，并各自阐述其制作的深意。对于《春秋》，事实依据《左传》，论断多采用《公羊传》、《穀梁传》，大致出自宋代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但典雅精核超过它们。《大学说》一卷晚年出版，“亲民”不读作“新民”。论格物不外乎本末终始先后，即絜矩不外乎上下前后左右，也能深究理要，又著有《交食举隅》三卷、《琴笛理数考》四卷。儿子七人，惠栋最有名。

惠栋，字定宇。元和县学生员。自幼专心向学，家中藏书很多，日夜讲读。对于经、史、诸子、稗官野史及七经谶纬之学，无不涉猎。小学以《尔雅》为本，六书以《说文》为本，其余及于《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从《玉篇》、《广韵》以下不论。乾隆十五年，下诏举荐经明行修之士，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交相上疏推荐。恰逢大学士、九卿索取所著书，未及呈进，罢归。

惠栋对于诸经熟练贯通，认为诂训古字古音，非经师不能分辨，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尤其精通《易》，撰《易汉学》八卷，搜集孟喜、虞翻、荀爽的绪论，以见大略。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惠栋论易诸家发凡。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康成、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书写成时病危，遂缺革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虽为未完善之书，然汉学断绝一千五百余年，至此而粲然复明。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认为禘行于明堂，明堂法本于《易》。《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又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等书。嘉定钱大昕曾论：“宋、元以来解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惠栋所得尤精。比之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之辈不及也。”卒年六十二。其知名弟子，余萧客、江声最为纯实。

萧客，字古农，长洲人。撰《古经解钩沉》三十卷，凡唐以前旧说，从各家经解所引，旁及史传、类书，片语单词，全部著录。清代经学昌明，著述之家，争相及于古，萧客此书是其中之一。萧客又撰《文选纪闻》三十卷、《文选音义》八卷。江声自有传。

陈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至苏州府学教授。大学士李光地举荐他通晓天文、算法，引见，改任内阁中书。皇上命以算法测试，绘三角形，令求中线及弧背尺寸，厚耀具札以进，皆符合要求。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内廷。厚耀学问渊博，入值内廷后，兼通几何算法，于是其学益进。迁国子监司业，转左春坊左谕德，以年老乞休，卒于家。

厚耀以天文算法治理《春秋》，曾补杜预长历为《春秋长历》十卷，其纲要有四：一曰历证，备引《汉书》、《续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左传注疏》、《春秋属辞》、《天元历理》诸说，以证推算之异。其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注疏所无。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唐志》所未录。二曰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积而成表，以求历元。三曰历编，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推其朔闰及月之大小，而以经、传干支为证佐，述杜预之说而考辨之。四曰历存，古历推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长历则为辛巳朔，乃古历所推上年十二月朔，谓元年以前失一闰，盖以经、传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则谓如预之说，元年至七年中书日者虽多不失，而与二年八月之庚辰、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盖隐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闰，乃多一闰，因定隐公元年正月为庚辰朔，较长历退两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闰，一一与杜历相符，故不复续推焉。

又撰《春秋战国异辞》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摭遗》一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邹平马骕作《绎史》，兼采三传、《国语》、《国策》，厚耀则皆摭于五书之外，独为其难。氏族一书，与顾栋高《大事表》互证，春秋氏族之学，几乎完备了。厚耀又著《礼记分类》、《十七史正譌》诸书，今不传。

臧琳，字玉林，武进人。诸生。治经以汉注唐疏为主，教人先以《尔雅》、《说文》，说：“不解字，何以读书？不通训诂，何以明经？”闭户著述，世人无知者。有《尚书集解》一百二十卷、《经义杂记》三十卷。阎若璩称其深知两汉之学，钱大昕校定其书，说：“实事求是，辨别清晰精审，而未尝轻诋前哲，这真是务实而不近名者。”

玄孙臧庸，本名镛堂，字在东。与弟礼堂俱事钱塘卢文弨。沉默朴厚，学术精审。续其高祖将绝之学，仿《经义杂记》为《拜经日记》八卷，高邮王念孙极力称赞之。其叙《孟子年谱》，辨齐宣王、湣王之讹，闽县陈寿祺叹为绝识。又著《拜经文集》四卷、《月令杂说》一卷、《乐记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经考异》一卷、《子夏易传》一卷、《诗考异》四卷、《韩诗遗说》二卷、《订讹》一卷、《校郑康成易注》二卷。其辑《子夏易传》，辨此传为汉韩婴作，非卜子夏。其《诗考异》大旨如王伯厚，但逐条必自考辑，不依循王本。臧庸初因宝应刘台拱获交仪徵阮元，其后馆于阮元署中为多。阮元写其书为副本，以原本还其家。嘉庆十六年，卒，年四十五。

臧礼堂，字和贵。事亲孝。父继宏，久疟，冬月畏火，礼堂潜以身温被。居丧如礼，笑不见齿。母遘危疾，割股合药，私祷于神，减齿以延亲寿。娶妇胡，初婚夕教以孝弟，长言令熟听，乃合卺，一家感而化之。尤精小学，善雠校，为四方贤士所贵。师事钱大昕，业益进。好许氏《说文解字》，为《说文经考》十三卷。慕古孝子、孝女、孝妇事，作《孝传》百数十卷。《尚书集解案》六卷、《三礼注校字》六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卒，年三十。

任启运，字翼圣，宜兴人。少年时读《孟子》，至卒章，总是哽咽，深怕道统无人传承。家贫，无藏书，从人借阅。夜晚无灯油，持书就月光，至移墙不辍。事父母孝以闻。年五十四，中乡举。雍正十一年，计偕至都，适逢世宗问有精通性理之学者，尚书张照以启运名上。特诏廷试，以“太极似何物”对，进呈御览，得旨嘉奖。恰逢考中进士，遂于胪唱前一日引见，特授翰林院检讨，在阿哥书房行走。上曾问以“朝闻夕死”之旨，启运对以“生死一理，未知生，焉知死”。上曰：“此是贤人分上事，未到圣人地位。从此作去，久自知之。”逾年抱疾，赐药赐医，越月谢恩，特谕绕廊而进。面称：“知汝非尧、舜不敢以陈于王前。”务令自爱。令侍臣扶掖以出，且遥望之。

高宗登基，仍命在书房行走，署日讲起居注官，寻擢中允。乾隆四年，迁侍讲，晋侍讲学士。七年，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八年，充三礼馆副总裁官，寻升宗人府府丞。九年，卒于赐第，年七十五。赐帑金治丧具，赐祭葬。

任启运的学问以朱熹为宗师，他曾说诸经已经有了朱熹的传注，唯独没有涉及礼经，于是撰写了《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他认为《仪礼》中的《特性》、《少牢》、《馈食礼》都是士礼，因此依据《三礼》及其他传记中有关王礼的内容进行推演，若经文中没有记载，就寻求注释和疏解来补充，共五篇：一是《祭统》，二是《吉蠲》，三是《朝践》，四是《正祭》，五是《绎祭》。书名取自《周礼》中“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的文句，比黄幹续作的祭礼更加精密。又著有《宫室考》十三卷，在李如圭《释宫》之外另作分类编排：分为门、观、朝、庙、寝、塾、宁、等威、名物、门大小广狭、明堂、方明、辟雍，考据十分精审核要。《仪礼》一经，长久以来已成绝学，任启运研究贯穿，使其条理清晰，不愧为穷尽经学之人。又著有《礼记章句》十卷，认为《大学》、《中庸》朱熹已经完成了章句，那么《曲礼》以下的四十七篇，都可以整理为章句。但所传的篇次序列纷乱错杂，于是仿照郑康成序《仪礼》的体例，调整其前后顺序，合并为四十二篇。其中有关伦理纲纪的重大问题，而被秦、汉、元、明轻易改变的，则详细阐述其说法，以等待后世论礼的人斟酌采用。此外还有《周易洗心》九卷、《四书约指》十九卷、《孝经章句》十卷、《夏小正注》、《竹书纪年考》、《逸书补》、《孟子时事考》、《清芬楼文集》等书，其中《周易洗心》是六十岁时所作，观察卦象玩味文辞，时常阐发精深的道理。

任启运研究学问刻苦用功，受到皇帝特别的知遇之恩后，更加想报答知遇之恩。七十岁时，还写下自责的话说：“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实在是你的老师。每天当面教导你，你顽劣不知，痛自惩罚责备，涕泪涟涟。唉，老了，闭眼等死罢了。”等到担任三礼馆总裁时，非常高兴，于是尽数翻阅宫中秘藏的书籍，平心静气地参酌订正，眼睛看着手写着，常常漏刻到了二十刻也不停止。论说必定以天道为本，斟酌人情，力求符合朱熹的遗意，但心神煎熬消耗，最终因此去世。

乾隆十四年，诏令推举经学，皇上的谕旨中有“任启运深研经术，敦厚朴实值得嘉奖”的话。乾隆三十七年，命朝廷内外搜集古今各种书籍，高宗谕旨说：“历代名臣，以及本朝士林中素有声望的人，向来有诗文专集，以及近时潜心经史、以风雅为本的人，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之辈，也各自著书成编，并非抄袭之说或支离之言可比。都应该一概查明，在书铺的或许酌情给价，家藏的或许由官府装订印刷。至于没有刻印只是钞本留存的，不妨抄录副本，仍将原本归还。希望能在石渠阁中存有副本，以备浏览。”于是进呈任启运所著的书四种，收入《四库全书》中。

全祖望，字绍衣，鄞县人。十六岁就能写古文。讨论经史，考证典章制度。补为诸生。雍正七年，督学王兰生选拔他充任贡生，进入京城，不久考中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到他的文章，说：“这是王应麟、黄震之后第一人啊！”乾隆元年，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这年春天会试，先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当时张廷玉掌权，与李绂不和，并厌恶全祖望，全祖望又不去拜见他，乾隆二年，庶吉士散馆，把他列为最下等，归班以知县任用，于是不再出仕。当时词科诸人尚未聚集，李绂向全祖望询问情况，全祖望为他记录了四十多人，各列出他们的长处。全祖望性格刚直，回乡后，贫穷而且生病，饭食都供应不上，有人送东西给他，不接受。主持蕺山、端谿书院讲席，被士林敬重。乾隆二十年，在家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全祖望做学问，渊博没有边际，对于书籍无不贯通。在翰林院时，与李绂一起借阅《永乐大典》阅读，每天各读完二十卷。当时开设明史馆，又写了六封信给史馆，先论《艺文志》，次论表，次论《忠义》、《隐逸》两列传，大家都认为他说得对。生平敬服黄宗羲，黄宗羲表彰明末忠节诸人，全祖望更加广泛地修纂乡邦掌故、沧桑遗闻来补充，详尽而核实，可以接续史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刚刚创稿，全祖望广博地采集各种书籍加以补辑，编成一百卷。又七次校勘《水经注》，三次笺注《困学纪闻》，都足以看出他钻研古书的深度。又回答弟子董秉纯、张炳、蒋学镛、卢镐等人所问的经史疑难问题，记录为《经史问答》十卷。仪徵阮元曾说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其一就足以传世，而全祖望兼有这三者。他的《经史问答》，实在足以继承古代贤人，启发后学，与顾炎武的《日知录》相当。晚年核定文稿，删去了十分之七，成为《鲒埼亭文集》五十卷。

弟子同县的蒋学镛，字声始。乾隆三十六年举人。跟随全祖望得以听闻黄宗羲、万斯同的学派，蒋学镛尤其得到史学的真传。

董秉纯，字小钝。乾隆十八年拔贡，补授广西那地州州判，升任秦安县知县。全祖望的文内集、外集，都是董秉纯一手编定。

沈彤，字果堂，吴江人。从小努力学习，以穷究经学为事。贯通前人的异同，折中到恰当之处。乾隆元年，被荐举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未中，参与编纂《三礼》和《一统志》。书编成后，授予九品官，因父母年老回乡。

沈彤精通《三礼》，因为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俸禄尚且不足供给的疑问，后人大多沿袭他的说法，即使有辩驳的，也不过用摄官为理由。于是详细研究周制，撰写《周官禄田考》，来辨正欧阳修的说法。分为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计算非常精密。他的说法自郑玄注、贾公彦疏以后，可说是特出之作。又撰写《仪礼小疏》一卷，取《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加以疏解笺注，足以订正旧说的错误。他的《果堂集》十二卷，多是订正经学的文章，如《周官颁田异同说》、《五沟异同说》、《井田军赋说》、《释周官地征》等篇，都援引依据典实核要。又撰写《春秋左氏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

沈彤天性极孝，父母去世后，三年中不吃荤，不在内室睡觉。平时常常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务，所著的《保甲论》，后来吴德旋见到，称为最好。去世时，六十五岁。

蔡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四年举人。乾隆二年，礼部尚书杨名时推荐蔡德晋经学明白品行端正，授予国子监学正，升任工部司务。蔡德晋曾说张载以礼教人，最得孔子“博文约礼”的宗旨，所以他律己很严。他论述《三礼》，多前人所未发。著有《礼经本义》十七卷，《礼传本义》二十卷，《通礼》五十卷。

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曾任贵州龙里知县。撰写《仪礼集编》四十卷，汇集各家解说而研究辨析，持论严谨。又杨复的《仪礼图》久已流行于世，但他的说法本于注疏，而有时连注疏的意思也弄错了，盛世佐一一加以订正，至于各家错误，辨析尤其详细。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做诸生几十年，博通古今，专心研究十三经注疏，而对《三礼》的功夫尤其深。因为朱熹晚年治理礼学，编撰《仪礼经传通解》。书未完成，黄氏、杨氏相继续纂，也不是完书。于是广泛搜集讨究，大纲细目，一律按照吉、凶、军、嘉、宾五礼的旧次序，题名为《礼经纲目》，共八十八卷。引据各书，厘正发明，实在足以完成朱熹未竟的事业。曾到过一次京城，桐城方苞、荆溪吴绂用礼经中的疑义问他，都大为折服。读书喜欢深入思考，擅长比较，懂得推算、乐律、声韵。岁实消长，前人有很多论述，梅文鼎略微举了授时历，但也怀疑它。江永提出说法，应当以恒气为标准，随当时的高冲来推算定气，而岁实消长不必论，他的说法极为精当。他论黄钟之宫，依据《管子》、《吕氏春秋》来纠正《淮南子》；他论古韵平、上、去三声，都应当分为十三部，入声应当分为八部，而三代以上的音韵，才开始有条不紊。晚年读书有心得，随手笔记。说《周易》以反对为次序，卦变应当从反对中取得。否卦反为泰卦，泰卦反为否卦，所以“小往大来”、“大往小来”，就是例子。凡是说“来”、“下”、“反”，是从反卦的外卦来居于内卦；说“往”、“上”、“进”、“升”，是从反卦的内卦往居于外卦。又说兵、农之分，春秋时已然，不是起于秦、汉。用《管子》、《左传》证明，兵常靠近国都，居住在郊野的农民本来不隶属于军队。他对经传的稽考精审多如此类。

所著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律吕阐微》十卷，《律吕新论》二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河洛精蕴》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考订朱子世家》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弟子很多，而戴震、程瑶田、金榜尤其得到他的真传。戴震、金榜各自有传。

程瑶田，字易畴，歙县人。读书喜欢深入思考，向江永学习。乾隆三十五年举人，选授太仓州学正。以身作则教导学生，廉洁自持。告老回乡时，钱大昕、王鸣盛都赠诗推重，甚至把他与平湖陆陇其并称。嘉庆元年，举荐孝廉方正。同时被举荐的，推举钱大昭、江声、陈鳣三人，阮元独认为程瑶田足以位居他们之上。平生著述，擅长旁搜曲证，不屑于依傍传注，所著有《丧服足征记》、《宗法小记》、《沟洫疆里小记》、《禹贡三江考》、《九谷考》、《磬折古义》、《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考工创物小记》、《释草释虫小记》。年老目盲，还口授孙辈写成《琴音记》。东原戴震自认尚且逊于他的精密。

褚寅亮，字搢升，长洲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褚寅亮年少时以博学儒雅闻名，心思精锐，对于史书中的鲁鱼亥豕之误，一见便能订正其错误。中年潜心精研经术，一概以注疏为归宿。从事礼经将近三十年，墨守家法，专主郑玄之学。郑玄的《周礼》、《礼记》注，被狂妄平庸之辈群起嗤笑指责，唯独《仪礼》是孤学，能发挥的人固然绝无，而谬加指摘的人也还少。只有敖继公的《集说》，多巧为窜改经文，暗中迁就自己的说法。后儒苦于经注难读，喜欢它平易，没有指责它的人。万斯大、沈彤对郑玄注也多所纠驳，至于张尔岐、马駉只是粗略地演绎，对敖继公的似是而非，都不能纠正其失误。褚寅亮著《仪礼管见》三卷，对敖继公的症结洞若观火，驱散其迷雾。

当时《公羊》何休之学长久没有学习的人，所谓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的意义，不传于世，只有武进庄存与默默领会其解说，而褚寅亮能阐发它，撰写《公羊释例》三十篇。认为三传中只有《公羊》是汉学，孔子作《春秋》，本是为后王制作，非议《公羊》的人，实是违背经旨。又因何休说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异义》二卷，世人称为绝业。又擅长算术，著《句股广问》三卷，校正《三统术衍》刊本的误字很多，其中“月相求六扐之数”句，“六扐”应当作“七扐”；“推闰余所在加十得三”句，“加十”应当作“加七”：都是褚寅亮的说法。

著有《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于家中。乾隆四十六年，因病告老回乡，主持常州龙城书院八年。乾隆五十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卢文弨，字召弓，浙江余姚人。父亲卢存心，乾隆初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卢文弨在乾隆十七年考中一甲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在上书房当值。历任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读学士。乾隆三十年，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乾隆三十一年，任湖南学政，因上奏学政事宜，部议降三级调用。乾隆三十三年，请求辞官回家奉养父母。

卢文弨为人孝顺谨慎、忠厚老实，潜心研究汉学，与戴震、段玉裁交好。他喜欢校勘书籍，所校勘的《逸周书》《孟子音义》《荀子》《吕氏春秋》《贾谊新书》《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独断》《经典释文》等善本，刻版印刷以惠及学者。又觉得刻版印刷难以大量推广，于是将经、史、子、集三十八种书合在一起，命名为《群书拾补》。他所著的书籍有《抱经堂集》三十四卷，《仪礼注疏详校》十七卷，《锺山札记》四卷，《龙城札记》三卷，《广雅释天以下注》二卷，这些书都能让学者纠正长期积累的错误，消除积聚的疑惑。他说：“唐代人的义疏，本来是单独成书，不与经注合在一起。单独流传的经注，唐代以后还有很多善本，自从宋代以后把注疏附在经注后面，而所附的经注未必是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依据的本子，于是两者就相互矛盾了。南宋以后又把《经典释文》附在注疏之间，而陆德明所依据的经注，又不是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依据的，所以矛盾就更多了。浅薄的人一定要把它们等同起来，于是彼此互相改动，大多失去了原貌，幸好有改动不尽的地方，从而产生矛盾，引发人们考订核实。所以注疏和《释文》合刻，看起来方便，却不是古时的做法。”他的独到见解大多如此。

卢文弨先后主持江苏、浙江各地书院讲席，用经学引导士子，江浙的读书人多信服追随他，学术因此为之一变。乾隆六十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卢文弨校勘书籍，综合各版本，选择好的采用，常常引用其他书来修改本书，而不专主一种说法，所以严元照指责他的《仪礼详校》，顾广圻讥讽他的《释文考证》，后来黄丕烈影宋刻书，把各版本的异同另外编在书后，两人各有宗旨，也能互相补充。

顾广圻，字千里，江苏元和县人。生员。吴中地区自从惠氏父子之后，江声继承他们，后辈学者大多成为好古穷经的人。顾广圻读惠氏的著作，完全通晓其中义理。他论经学说：“汉人研究经学，最重视师法。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他们的说法各不相同。如果混淆起来，就纠缠不清了。”论小学说：“《说文》这本书，不过是为六书发凡起例，原本不是字义都包含在这里面。”

顾广圻天资过人，经学、史学、训诂、天文、地理无不贯通，至于目录学，更是专门研究，当时的人把他比作王仲宝、阮孝绪。他同时擅长校勘，当时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请他校勘宋本《说文》《礼记》《仪礼》《国语》《战国策》《文选》等书，他都作了札记，考定文字，对后学有益。乾隆、嘉庆年间以校雠名家而著称的，卢文弨和顾广圻最为著名。另外，当时从事汉学的人大多讥讽宋儒，顾广圻却独选取先儒语录，摘录其中切近实用的内容，编成《遯翁苦口》一卷，用来教导学者。著有《思適斋文集》十八卷。道光十九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钱大昕，字晓徵，江苏嘉定县人。乾隆十六年参加召试考中举人，被授予内阁中书。乾隆十九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大考考中二等第一名，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多次担任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大考考中一等第三名，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乾隆三十二年，请假回乡。乾隆三十四年，补任原官。入直上书房，升任詹事府少詹事，担任河南乡试正考官。不久提督广东学政。乾隆四十年，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又遇母亲去世，因病不再出仕。嘉庆九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

钱大昕幼年聪慧，善于读书。当时元和县的惠栋、吴江县的沈彤以经学著称，他们的学问从十三经注疏中求得，又求之于唐代以前的子书、史书、小学。钱大昕加以推广，错综贯通，阐发前人没有阐发的道理。担任中书时，与吴烺、褚寅亮一同学习梅文鼎的算术。等到进入翰林院，礼部尚书何国宗世代精通天文，年纪已老，听说他善于算术，先去看望他，说：“如今同馆各位先生谈论这门学问的很少了。”

钱大昕对于中、西两种历法，剖析无遗。用来观察历史，从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中间到大衍历，下到授时历，朔望薄蚀，凌犯进退，抉摘无遗。汉代三统历是七十多家历法的开端，文字错讹、义理深奥，没有人能校正它。钱大昕推衍它，根据《汉书·律历志》来阐发刘歆的说法，订正《律历志》中的文字错误，二千年已经断绝的学问，昭然如同启蒙。钱大昕又说：“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淮南子·天文训》中摄提以下的十二个名称，都是指岁阴所在。司马迁《史记》中太初元年年名为焉逢、摄提格，是指岁阴，不是太岁。东汉以后不用岁阴纪年，又不知道太岁超辰的方法，于是把太初元年当作丁丑年，这就与《史记》《汉书》的文字都相违背了。”又说：“《尚书纬》中四游升降的说法，就是西法中太阳躔度最高、最低的说法，宋代杨忠辅的统天术用距差乘躔差，减去气汎积作为定积，梅文鼎认为郭守敬加减岁馀的方法出于此。但统天术求汎积，必须先减去气差十九天多，与郭守敬的方法又不同，梅文鼎不能说清楚。钱大昕推究它们相同的地方，凡是推算气朔，必须从甲子日起算，现在统天术的上元冬至是戊子日，不是甲子日，按照授时历的方法应当加气应二十四天多，才能从甲子日起算。现在减去气差，这是从上元冬至后的甲子日起算。既然这样，应当减去气应三十五天多，现在减去十九天多，是去掉了躔差的数量没有算。求天正经朔又减去闰差，是因为经朔应当从合朔起算。现在推得统天术上元冬至后第一朔是乙丑日戌初二刻弱，所以必须减去闰差然后以朔实除之，就是授时历的朔应。”

钱大昕起初以辞章闻名，沈德潜的《吴中七子诗选》，钱大昕位列其中。后来深入研究经学、史学，对于经义中聚讼难决的问题，都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文、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的籍贯、事迹、年龄，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的问题，典章制度前人不能明断的，都有确切的见解。只是不喜欢佛道二家的书，曾说：“立德立功立言，是我们儒家的不朽。先儒说佛家接近墨家，我认为佛家最终也是杨朱的为己而已。他们抛弃父母去学道，这是把自身看得比父母还重。”

钱大昕在翰林院时，曾参与修撰《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等书。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弇州四家年谱》各一卷，《疑年录》三卷，《潜揅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恒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子钱塘、钱坫，能传承他的学问。

钱塘，字学渊。乾隆四十五年考中进士，改任教职，选为江宁府学教授。钱塘比钱大昕小七岁，与他一起学习，又和钱大昕的弟弟钱大昭以及弟弟钱坫相互切磋，从事实事求是之学，对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其有神解。著有《律吕古义》六卷，根据所得汉代虑俿铜尺纠正荀勖以刘歆铜斛尺为周尺的错误。认为周代本是八寸尺，不能用来制定律吕，律吕必须用十寸尺，就是前人所说的夏尺。周代沿袭夏、商，夏、商沿袭唐、虞，古代律管应当没有不同的尺度。又著有《史记三书释疑》三卷，对于律历、天官方面的内容都探究其本源，并用其他书疏通证明。律书中“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几句话，注家都不能理解，小司马怀疑其数字有误。钱塘根据《淮南子》《太玄经》加以证明，才相信它确实正确。又著有《泮宫雅乐释律》四卷，《说文声系》二十卷，《淮南天文训补注》三卷。他所作的古文称为《述古编》，共四卷。去世时五十六岁。

钱坫，字献之。副榜贡生。游历京师，朱筠引他为上客。以直隶州州判的身份在陕西为官，与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评论者认为钱坫的深沉广博不如钱大昕，但精到超过他。嘉庆二年，教匪骚扰陕西，钱坫当时代理华州知州，率领众人登城，竭力扼守要冲。城中没有弓箭，他仿古制作合竹强弓，用厚背纸做箭羽，两人共同发射，能射到一百五十步远；又用创意发明发石的方法，石头重十斤，能发到三百步远：前后杀死贼寇无数，城池得以保全。因积劳成疾，患了半身不遂，辞官回乡。著有《史记补注》一百三十卷，详细于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陕甘总督松筠看重他的品行学问，亲自到病榻前慰问，索要未刊行的著作，钱坫取出来交给他。说：“三十年的精力，都在这本书里了！”嘉庆十一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又有《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说文斠诠》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汉书十表注》十卷，《圣贤冢墓志》十二卷。

王鸣盛，字凤喈，江苏嘉定县人。幼年跟随长洲沈德潜学诗，后来又跟从惠栋学习经义，于是通晓汉学。乾隆十九年，以一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大考翰林詹事时考了第一，升任侍读学士。担任福建乡试正考官，不久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因滥用驿站马匹被降职，降为光禄寺卿。遇母亲去世，于是不再出仕。

王鸣盛性格俭朴，没有声色玩好的享乐，静坐一室，吟诵如寒士。曾说：“汉人说经必须坚守家法，自从唐贞观年间撰成诸经义疏而家法消亡，宋元丰年间以新经学取士而汉学几乎断绝，如今好古的儒生都知道推崇注疏了，然而注疏只有《诗经》《三礼》及《公羊传》还是汉人家法，其他经的注出自魏晋人，并不纯粹完备。”著有《尚书后案》三十卷，专门阐述郑玄的学说，如果郑玄的注亡佚，就采用马融、王肃的注来补充。孔安国的传虽然出自东晋，但其训诂仍有传承，偶尔也采用一些。又认为东晋所献的《太誓》是伪作，而唐人斥责的《太誓》不是伪作，所以附上今文《太誓》一篇，保存古文的功劳，自称不比惠栋的《周易述》差。又著有《周礼军赋说》四卷，阐明郑玄的意旨。又著有《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一史中的纪、志、表、传互相稽考，从而得到其中的异同，又取稗史丛说来证实其中的错误，对于地理、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细。另外撰《蛾术编》一百卷，其目录有十：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大概是仿效王应麟、顾炎武的用意，而引用尤其广博。诗歌以才学辅佐学问，以韵表达情感。古文用欧阳修、曾巩的方法，阐发许慎、郑玄的义理，有诗文集四十卷。嘉庆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弟子同县金曰追，字对扬。生员。精通九经正义，每有疑问错误，随条记录，先成《仪礼注疏正讹》十七卷。阮元奉诏校勘《仪礼》石经，多采用他的说法。

当时同县通晓经学的，还有吴凌云，字得青。嘉庆五年岁贡。读书深入，经师遗说，无不贯通。曾借住钱大昕的孱守斋，读尽所藏之书，学问更加深邃。所著《十三经考异》，援据精核，多前人未发之论。又有《经说》三卷，《小学说》《广韵说》各一卷，海盐陈其幹为他合刻，题名为《吴氏遗著》。

戴震，字东原，休宁人。读书喜欢深入思考，年少时塾师教他《说文解字》，三年时间完全掌握了其中的纲要。十六七岁时，精心研究注疏，实事求是，不专主一家之说。与同郡的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一起跟随婺源的江永游学，戴震拿出自己所学的知识向江永请教，江永为之惊叹。江永精通礼经以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只有戴震能掌握其全部。

戴震性情耿介。二十八岁时补为诸生，家中屡屡空乏，但学问日益精进。与吴县的惠栋、吴江的沈彤结成忘年之交。因避仇人进入京城，北方的学者如献县的纪昀、大兴的朱筠，南方的学者如嘉定的钱大昕、王鸣盛，余姚的卢文弨，青浦的王昶，都屈尊与他交往。尚书秦蕙田编纂《五礼通考》，戴震负责其中的事务。

乾隆二十七年，考中乡试。三十八年，朝廷下诏开设四库馆，征召海内学识渊博的人士担任编校之职，总裁推荐戴震充任纂修。四十年，特命他与会试考中者一同参加殿试，赐予同进士出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戴震因文学受到知遇，出入著作之庭。馆中有奇文疑义，往往向他咨询请教。戴震也勤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早晚查阅检校，不分寒暑。经他进呈的图籍，论次精审。他所校勘的《大戴礼记》、《水经注》尤其精核。又在《永乐大典》中得到《九章》、《五曹算经》等七种算经，都是王锡阐、梅文鼎所未见的。戴震纠正错讹、补充脱漏后进呈，得到旨意刊行。四十二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戴震的学问，是从声音、文字来探求训诂，从训诂来寻求义理。他认为：“义理不能凭空凭主观臆断，必须从古代经书中寻求。从古代经书中寻求时，遗文散失断绝，古今相隔遥远，必须从古代训诂中寻求。古代训诂明白了，古代经书就明白了；古代经书明白了，那么贤人圣人的义理就明白了，而我心中与之相合的见解，也就因此明白了。义理不是别的，它就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那些将古训与义理割裂为二的人，是认为古训不是用来阐明义理的，而义理也不寓于典章制度之中，这样势必会流入异端邪说而不自知。”

戴震治学精诚解辨，每确立一个观点，起初好像是自己创获的，但参考前人之后，果然不可更改。大约有三方面：一是小学，二是测算，三是典章制度。

他关于小学的著作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汉代以后转注之学失传，像顾炎武这样好古的人也未能深入了解。戴震说：“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是文字的形体，假借、转注二者是文字的用法。一个字具备多种用法的叫作假借，多个字共同一种用法的叫作转注。初、哉、首、基都表示开始，卩、吾、台、予都表示我，它们的意义互相转注。”又自汉代以来，古音逐渐衰微，学者对于六书的缘故，无处入手。顾炎武的《古音表》，入声与《广韵》相反。戴震说：“有入声和无入声的韵部，应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作为枢纽。真至仙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至江四韵及阳至登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浸至凡九韵的入声，则依从《广韵》，没有与之相配的。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没有入声，现在共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韵相配。而古音的递转以及六书谐声的缘故，都可以由此得到。”这些都是古人未曾阐发的。

他关于测算的著作有《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记》一卷，《句股割圜记》三卷，《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自汉代以来，历算家不知道有黄极，西方人来到中国，才说赤道极之外还有黄道极，这是七政恒星右旋的枢纽，惊诧为六经所没有。戴震说：“西方人所说的赤极，就是《周髀》中的正北极；黄极就是《周髀》中的北极璿玑。《虞书》中说‘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大概是设置璿玑来模拟黄道极。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永远不随岁差而改变。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已经说过，并非始于西方人。”

戴震所著的典章制度之书未完成。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经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经说》四卷，《水地记》一卷，《水经注》四十卷，《九章补图》一卷，《屈原赋注》七卷，《通释》三卷，《原善》三卷，《绪言》三卷，《直隶河渠书》一百零二卷，《气穴记》一卷，《藏府算经论》四卷，《葬法赘言》四卷，《文集》十卷。

戴震去世后，他的小学之学，由高邮的王念孙、金坛的段玉裁传承；测算之学，由曲阜的孔广森传承；典章制度之学，由兴化的任大椿传承：他们都是戴震的弟子。十多年后，高宗拿戴震所校的《水经注》问南书房诸臣：“戴震还在吗？”回答说：“已经死了。”皇上惋惜了很久。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任大椿各自有传。

金榜，字辅之，歙县人。乾隆二十九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在军机处行走。三十七年一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散馆后，养病读书不再出仕，死在家中。师从江永，与戴震为友，著有《礼笺》十卷，选取其中重要的几十件事编为三卷，寄给朱珪，朱珪为它作序，认为词精义核。金榜治礼最尊崇郑玄，但广博稽考而精深思虑，谨慎探求而能决断。曾引用郑志答赵商的话：“完全不相信也不对，完全相信也不对。”他说：“这句话，我敢把它作为治经的大法。所以对于郑玄的义理有所不妥的必定加以纠正，对于郑氏家法不敢歪曲。”

段玉裁，字若膺，金坛人。生来聪颖异常，读书有超过常人的资质。乾隆二十五年举人，到京城见到休宁的戴震，喜欢他的学问，于是以师礼事之。以教习得官贵州玉屏县知县，不久调任四川，代理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当时大兵征讨金川，运输络绎不绝，段玉裁处理完公务后，就点灯著述不辍。著有《六书音均表》五卷。古韵从顾炎武分为十部，后来江永又分为十三部，段玉裁认为支、佳是一部，脂、微、齐、皆、灰是一部，之、咍是一部，汉人尚且未曾混淆借押通用。晋、宋以后，才稍有出入。到了唐代的功令，支韵注“脂、之同用”，佳韵注“皆同用”，灰韵注“咍同用”，于是古代截然分为三部的，很少有人知道了。又说真、臻、先与谆、文、殷、魂、痕是两部，尤、幽与侯是两部，共得十七部。他的书起初名为《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嘉定钱大昕见到后，认为凿破混沌，后来改变体例，增加新内容，十七部仍然如旧。戴震惊叹他学问的精深，说是自唐代以来讲韵学的学者所未曾阐发的。不久担任巫山县令，四十六岁时，因父亲年老托病辞官回家，闭门不问世事三十多年。

段玉裁对于周、秦、两汉的书，无所不读，各家小学，都辨别其是非。于是积累数十年精力，专门研究《说文》，著有《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认为：“《尔雅》以下，是讲字义的书；《声类》以下，是讲字音的书；《说文》，是讲字形的书。凡是篆写一个字，先解释它的字义，其次解释它的字形，其次解释它的字音，合三者来完成一个篆字，所以叫形书。”又说：“许慎以字形为主，依据字形来说音、说义。他所说的字义，与其他书绝不相同的地方，在于其他书多用假借，所以字大多不是本义，许慎只是就字来说它的本义。知道什么是本义，才能知道什么是假借，所以本义是假借的衡量标准。《说文》与《尔雅》互为表里，研究《说文》之后，《尔雅》及传注才能明白。”又说：“从仓颉造字时起到唐、虞、三代、秦、汉以及许慎著《说文》，说‘某声’、说‘读若某’的，都条理合一不紊。所以既采用徐铉的切音，又对某字注明古音第几部，后面附有《六书音均表》，使形、声互为表里。起初写成初稿，名为《说文解字读》，共五百四十卷。后来才概括提炼成这部注。”段玉裁又认为：“《说文》是解说字的书，所以有‘读如’，没有‘读为’；解说经、传的书，必须兼有这两者。汉代人作注，对字提出疑问、纠正读音，其体例有三种：‘读如’、‘读若’，是模拟它的音，是打比方的词；‘读为’、‘读曰’，是改换它的字，是变化的词；‘当为’，是确定为字误、声误，从而更改它的字，是纠正的词：三者区分清楚，那么汉代的注就可以读通，而经书也就可以读通了。”著有《汉读考》，先完成《周礼》六卷，又撰《礼经汉读考》一卷，其他十六卷未完成。仪征的阮元认为段玉裁的著作对天下后世有三点贡献：一是古音学，二是《说文》学，三是《汉读考》。其他解说经书的著作，因《汉志》中《毛诗经》、《毛诗古训传》原本各自成书，于是整理传文，恢复其旧貌，重订《毛诗古训传》三十卷。因诸经中只有《尚书》遭受的灾难最严重，古文几乎亡佚，贾逵分别古今文，刘陶订正文字，他们的书都不存在了。于是广泛搜集补充缺漏，纠正晋、唐的妄改，保存周、汉的驳杂文字，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又辑录《左氏》经文，采用郑玄注《礼》、《周礼》保留古文、今文故书的体例，附见《公羊》、《穀梁》经文的异同，著《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而将《左氏传》的五十凡例附在后面。此外有《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嘉庆二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

起初，段玉裁与王念孙都师从戴震，所以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段玉裁比戴震小四岁，谦虚，专行弟子之礼，即使年老，每当提到戴震，必定垂手拱手站立，每月初一、十五必庄重地诵读戴震的手札一通。他去世后，王念孙对他的弟子长洲陈奂说：“若膺死了，天下就没有读书人了！”段玉裁的弟子，长洲的徐颋、嘉兴的沈涛以及女婿仁和的龚丽正都有名望，而陈奂尤其得到他的真传，陈奂自有传。

钮树玉，字匪石，吴县人。笃志好古，不参加科举考试，精研文字、声音、训诂。认为《说文》是悬于日月而不可更改的著作，后人用新附字混淆它，是诬蔑许慎。因此广博地稽考典籍，著《说文新附考》六卷，《续考》一卷。又著《说文解字校录》三十卷。钮树玉后来见到段玉裁的书，著《段氏说文注订》八卷，所驳正之处，都有依据。

徐承庆，字梦祥，元和人。乾隆五十一年举人，官至山西汾州府知府。著《段注匡谬》十五卷，他攻击缺点、寻找瑕疵，更胜过钮树玉的书，都力求其正确，并非故意吹毛求疵。

孙志祖，字诒穀，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任刑部主事，逐渐升为郎中，擢升江南道监察御史，请求回家奉养父母而归。孙志祖洁身自好，读经史必定要解释其中的疑问才罢休，著《读书脞录》七卷，考论经、子、杂家，折衷精详，不作武断的结论。又有《家语疏证》六卷，认为王肃作《圣证论》来攻击郑玄，又伪撰《家语》，粉饰自己的学说来欺骗世人。因此广博地汇集群书，凡是王肃所剽窃的，都疏通证明。又认为《孔丛子》也是王肃伪托，其中的《小尔雅》也是王肃借古书来文饰自己，一并作疏证来辨别其荒谬。幼年熟读精通《文选》，后来仿照《韩文考异》的体例，参稽众说，纠正俗本的错误，作《文选考异》四卷。又辑录前人及朋友的论说，作《文选注补正》四卷。又有《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辑《风俗通》逸文一卷，补正姚之骃辑《谢承后汉书》五卷。嘉庆六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翟灏，字大川，也是仁和人。乾隆十九年考中进士，担任金华、衢州府学教授。翟灏见闻广博，又善于搜罗奇闻轶事，曾与钱塘人梁玉绳讨论王肃撰写《家语》质疑郑玄的事，想搜集考证来证明其错误，于是提笔互相列举出处，片刻间写了数十条。当时正喝醉酒，不久就停止了，没有完成草稿，他的精力特别超乎常人。著有《尔雅补郭》二卷，因为《尔雅》郭璞注有未详、未闻的一百四十二处，邢昺的疏只补充了其中十处，其余仍然空缺，于是参考各家之说，一一详细说明。又说：“古代《尔雅》应该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是《释礼》篇残缺错乱的部分。”又著有《四书考异》七十二卷，都贯穿精审，被世人所推崇。其他著作还有《家语发覆》、《通俗篇》、《湖山便览》、《无不宜斋诗文稿》。乾隆五十三年去世。

梁玉绳，字曜北，钱塘人。增贡生。家世显贵，梁玉绳不追求富贵，自号清白士。曾对弟弟梁履绳说：“后汉襄阳樊氏，在当时显赫贵重。子孙虽然没有名望德行和显赫地位，世世代代做书生门第，我愿与弟弟共勉！”所以梁玉绳不到四十岁，就放弃了科举学业，专心著述。他的《瞥记》七卷，大多是解释经文的文章，对古义有所补益。梁玉绳尤其精通乙部（史部）书，著《史记志疑》三十六卷，根据经、传纠正谬误，参考班固、荀悦的著作探究异同，钱大昕称赞这部书是司马迁的功臣。著《人表考》九卷，认为班固借用《禹贡》田赋九等的名目，开端源自司马迁。《史记·李将军传》说：“李蔡为人在下中。”这个说法很对。

梁履绳，字处素。乾隆五十三年举人。与兄长梁玉绳相互切磋，有元方、季方的美誉。他在众多经书中尤其精通《左传》，认为《隋志》记载贾逵《解诂》、服虔《解义》各数十卷，如今都已亡佚。杜预参用贾、服之说，孔颖达作疏时，偶尔有引用，未能看到全貌。也像马融等儒生的学说，仅存零星文字和片段意思。唐以后注解《左传》的，只有张洽、赵汸最为清晰明白，大抵详于笔法而略于记事。梁履绳综览各家，旁采众书，来补充杜预未完备之处，作《左通补释》三十二卷。还有未完成的五门：广传、考异、驳证、古音、臆说。钱大昕看到他的书，感叹为绝妙的意旨。精通《说文》，下笔很少有俗字。四十六岁时去世。

汪家禧，字汉郊，仁和人。生员。聪颖敏锐特异，通晓汉朝易学，作《易消息解》。所著书数十卷，被火烧毁。他的朋友秀水人庄仲方、弟子仁和人许乃穀辑录他的遗文，编成《东里生烬馀集》三卷。文章多是解说经义，纯正有家法。

刘台拱，字端临，宝应人。生性极为孝顺，六岁时母亲朱氏去世，悲痛如成年人。侍奉继母钟氏，与亲母一样。九岁作《颜子颂》，文采斐然，看到的人称他为神童。乾隆三十五年考中举人，多次参加礼部考试未中。当时朝廷开设四库馆，海内博学多闻的学者云集。刘台拱在京城，与学士朱筠、编修程晋芳、庶吉士戴震、学士邵晋涵以及同郡御史任大椿、给事中王念孙等交往，考查经史古籍，早晚讨论。从天文、律吕到声音、文字，无不贯通。他对汉、宋诸儒的学说，不专主一家，而只求正确。精思所到之处，如同与古代作者在居室中晤谈而知道其意旨所在，与阎若璩相比，大约不相上下。段玉裁常常说：“潜心钻研三礼，我不如他。”

被选任丹徒县训导。取《仪礼》十七篇除《丧服》外各绘成图，与诸生练习礼仪容止，阐发先王制作的精深意旨。迎请双亲到学署，和乐地奉养，虽然年纪五十，仍有孩童般的依恋。曾在其他地方做客，忽然心痛急速回家，母亲病重，于是尽心侍奉汤药，衣不解带数十天，母亲病就好了。等到遭遇父母之丧，水浆不入口。入殓后，睡草垫、喝稀粥，哭泣的哀痛，震动邻里。守丧期间吃素食五年，出外睡在寝室外，因哀伤过度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与同郡汪中为文章道义之交，汪中去世后，抚养他的孤儿汪喜孙，使他得以成立。武进人臧庸常以解说经文的文章请教，刘台拱善待他。体恤他的贫穷，周济他的困乏，饮食教诲，十七年如一日，臧庸心中感激。刘台拱仰慕黄叔度的为人，王昶称赞他有曾参、闵子骞的孝行。著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方言补校》、《淮南子补校》、《汉学拾遗》、《文集》，都汇总为《端临遗书》共八卷。

同邑人朱彬，字武曹。乾隆六十年举人。朱彬幼年有极好的品行，十一岁丧母，哀痛如成年人。长大后遭遇父亲丧事，殓葬尽礼，三年吃素食睡在外室。从小到老，好学不厌。承袭同乡王懋竑的经学方法，与表兄刘台拱互相切磋。每有心得，就用书信往来辩论疑难，一定要找到正确才罢休。在训诂、声音、文字之学上，用力尤其深厚。著有《经传考证》八卷，《礼记训纂》四十九卷，虎观诸儒的议论，郑玄弟子的问答，以及魏晋以后诸儒的训释，《北堂书钞》、《通典》、《太平御览》中涉及此书的，一概以注疏为主，摘取精要，用古今各家学说加以组织。其中附有自己见解的，都援引精确可靠，阐发前人未发之论。其他著有《游道堂诗文集》四卷。道光十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儿子朱士彦，官至吏部尚书，自有传。

孔广森，字众仲，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袭封衍圣公孔传铎之孙，户部主事孔继汾之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检讨。年少入官，性情淡泊，专心著述，不与权贵交往。告假养亲归乡，不再出仕。等到为祖母和父亲服丧，竟因哀痛去世，时乾隆五十一年，享年三十五岁。

孔广森聪颖特出，曾受经学于戴震、姚鼐门下，经史、小学，广泛阅读精妙理解。所学在《公羊春秋》，曾认为《左传》旧学湮没于杜预，《穀梁》本义被范宁混淆。王祖游说何休志在贯通《公羊》，往往给《公羊》造成弊病。其余啖助、赵匡等人，又横生义例，不合经义，只有赵汸最为接近正统。何休之书体大思精，但不无承讹率意之处。于是旁通各家，兼采《左传》、《穀梁》，择善而从，著《春秋公羊通义》十一卷，序一卷。凡是各经籍中义理可通于《公羊》的，多收录其中。

其不同于何休《解诂》的地方，大致有数事：认为古代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所以各自能在其境内纪年。而何休认为只有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是寄托王法于鲁，这便自蹈所谓违反传文违背经义的过失。这是不同之一。认为《春秋》分十二公而为三世，旧说“所传闻之世”，是隐、桓、庄、闵、僖；“所闻之世”，是文、宣、成、襄；“所见之世”，是昭、定、哀。颜安乐认为：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说“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文说“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两文没有不同，应同属一世，所以断自孔子出生后，即为“所见之世”，采纳此说。这是不同之二。认为桓公十七年经文无“夏”字，二家经文都有“夏”，只有《公羊》脱漏。何休说：“夏者阳也，月者阴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系于公也。”此说不敢赞同。这是不同之三。认为《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这是三科九旨。而何休的《文谥例》说：“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这是三科六旨。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这是不同之四。其他如何休所据间或有失之处，多所增损，以成一家之言。又认为《左传》记事详细，《公羊》义理深长，《春秋》重义不重事。都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其学说能融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违背圣人大义，见于自序中。仪征阮元说读其书才知圣人之志所在。

又著有《大戴礼记补注》十四卷，《诗声类》十三卷，《礼学卮言》六卷，《经学卮言》六卷，《少广正负术内外篇》六卷。骈体文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江都人汪中读后，叹为绝手。然而孔广森不自足，在其居所建堂，名为“仪郑”，自比于郑玄。桐城人姚鼐说他将以孔子后裔传承孔子之学，即使郑玄也不足以局限他。可惜奔走家难，劳思早逝，未能实现其志向，艺林有遗憾。

邵晋涵，字二云，馀姚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归班候选。适逢开四库馆，特诏征召邵晋涵及历城周永年、休宁戴震、仁和余集等入馆编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四十五年，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五十六年，大考迁左中允。擢侍讲学士，充文渊阁直阁事日讲起居注官。

邵晋涵左眼有疾，清瘦体弱。善于读书，四部、七录，无不研究。曾说《尔雅》是六艺的津梁，而邢昺之疏浅陋不称；于是另作《正义》二十卷，以郭璞为主，而兼采舍人、樊、刘、李、孙诸家，郭有未详之处，搜集他书附上。从此求学之士，多舍弃邢疏而从邵说。

尤其长于史学，因生在浙东，常听闻刘宗周、黄宗羲等绪论，说明朝末季之事，往往出于正史之外。在史馆时，见《永乐大典》收录薛居正《五代史》，于是荟萃编次，得十之八九，又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以补其缺。并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诸史及宋人笔记、碑碣，辨证条系，完全符合原书一百五十卷之数。书成，呈御览，馆臣请仿刘昫《旧唐书》之例列于二十三史，刊布学宫，诏从之。从此薛史与欧阳史并行于世。曾说《宋史》自南渡后多谬误，庆元之间，褒贬失实，不如东都有王偁《东都事略》。想先辑《南都事略》，使条贯粗具，词简事增，又想为赵宋一代作志，都未完成。后来镇洋人毕沅作《续宋元通鉴》，嘱托邵晋涵删补考定，所以其馀绪稍见于审正《续通鉴》中。

邵晋涵性情狷介，不为权贵屈节。曾与会稽人章学诚论修宋史宗旨，邵晋涵说：“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确实可鄙。然而其立身行事，出于伦常日用，怎能废弃？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在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食豆羹万钟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这是著宋史之宗旨。”章学诚听后悚然。其他著作有《孟子述义》、《穀梁正义》、《韩诗内传考》，都是足以纠正赵岐、范宁及王应麟之失，而补充其所遗漏。又有《皇朝大臣谥迹录》、《方舆金石编目》、《輶轩日记》、《南江诗文稿》。嘉庆元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周永年，字书昌，历城人。学识渊博融会贯通，被当时人所推崇。乾隆三十六年考中进士，与邵晋涵一同被征召编纂《四库全书》，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职编修。乾隆四十四年，担任贵州乡试副主考官。周永年在书馆中喜欢深入思考，对四部中兵、农、天算、术数等各家著作，钩稽其中精义，褒贬评价都很恰当，被同馆人推重。他看到宋、元时期散佚的著作大多被收录在《永乐大典》中，于是摘取编排，从永新刘氏兄弟的《公是集》《公非集》以下，共得到十多家，都是前人没有见过的，全部著录在册。他又认为佛家、道家有藏经，唯独儒家没有。于是开设借书园，聚集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泛流传。可惜周永年去世后，这些书籍渐渐散失，这是因为没有制定长久保存的方法。

王念孙，字怀祖，高邮州人。父亲王安国，官至吏部尚书，谥号文肃，自有传记。八岁时读完十三经，又涉猎史书和史鉴。高宗南巡时，他以大臣之子的身份迎驾，进献文册，被赐予举人。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改任工部主事。升任郎中，擢拔为陕西道御史，转任吏科给事中。嘉庆四年，仁宗亲政，当时川、楚地区教匪猖獗，王念孙上疏陈述剿贼六事，首先弹劾大学士和珅，奏疏中引经据义，非常符合圣意。这一年被任命为直隶永定河道。嘉庆六年，因河堤决口被罢官，特旨留任督办河工。工程完工后，赏给主事衔。河南衡家楼黄河决口，命他前往勘察，又命他赶赴台庄治理河务。不久授任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调任永定河道。适逢东河总督与山东巡抚就引黄河水便利漕运一事意见不同，召他入京裁决是非。王念孙上奏说引黄河水入湖，不可能不有些淤积，但暂时实施没有害处，诏书同意了他的意见。不久永定河水再次异常上涨，如同嘉庆六年时那样狭窄，王念孙自己引咎请罪，得到旨意退休。道光五年，重赴鹿鸣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王念孙原本精通水利书籍，在工部任职时，撰写了《导河议》上下篇。等奉旨编纂《河源纪略》时，有人误指黄河源头所在，王念孙力辩其错误，意见才定下来，《纪略》中“辨讹”一门，是王念孙撰写的。罢官之后，每日以著述自娱，撰写《读书杂志》，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共八十二卷。对古义中晦涩之处，抄写中的误写，校勘中的妄改，都一一纠正。一个字的考证，广博涉及万卷书籍，他校勘的精审如此。

起初跟从休宁戴震学习声音文字训诂，对于经学，他熟悉汉学的门径，亲手编纂《诗经》三百篇、《九经》、《楚辞》的韵部，将古音分为二十一部。关于支、脂、之三部的区分，段玉裁的《六书音均表》也提到了这一点，但他将至、祭、盍、辑分为四部，则是段玉裁书中没有涉及的。王念孙因为段书先出，便停止了写作。

又因为邵晋涵先撰写了《尔雅正义》，于是撰写《广雅疏证》。每日以三个字为进度，经过十年成书，共三十二卷。这部书根据古音探求古义，引申触类，扩展到《尔雅》《说文》，无所不通。然而对于声音文字部类的划分非常严格，一丝不乱。这是借助张揖的书来容纳各家学说，而实际上很多是张揖不知道的，以及同时代惠栋、戴震所没有触及的。

他曾对儿子王引之说：“训诂的要旨，存在于声音之中，字音相同或相近的，经传中往往假借。学者通过声音探求意义，破除那些假借的字而读作本字，就会涣然冰释。如果依据假借的字勉强解释，就会纠结不通。毛公《诗传》大多改变假借的字而用本字解释，已经开了改读的先例。到郑康成笺《诗》注《礼》，多次说‘某读为某’，假借的体例更加显明。后人有人批评郑康成改字，是因为不知道古字多假借。”又说：“解说经书的人，期望得到经书的意思而已，不必墨守一家之说。”王引之于是推广父亲的教诲，写成《经义述闻》十五卷、《经传释辞》十卷、《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评论者认为清代经学独绝千古，高邮王氏一家的学问，三代相承，与长洲惠氏相当。

王引之，字伯申。嘉庆四年一甲进士，授职编修。大考一等，擢拔为侍讲。历任官职至工部尚书。福建代理龙溪县令朱履中诬告布政使李赓芸受贿，总督汪志伊、巡抚王绍兰弹劾了他。对质时没有佐证，但追逼得更急。李赓芸不堪忍受，于是自缢。命王引之审讯此案，平反了冤狱，罢免了总督巡抚的官职。担任礼部侍郎时，有人提议为生祖母服承重丧三年，王引之力持不可。适逢他奉命出使，坚持提议的人立即上奏施行。王引之返回后，上疏陈述庶祖母并非与祖父相匹敌，不能以承重论。从情理上说，即使终身服丧也不足以报答无穷之恩；从礼制上说，承重的意义不能加于庶子。请求恢复治丧一年的旧例，于是更正。道光十四年去世，谥号文简。

同州的李惇，字成裕。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李惇与同县王念孙、贾田祖一同致力于学问。最初作为生员，被学使谢墉赏识。将要选拔贡生时，适逢贾田祖在旅舍去世，李惇经营殡葬事务，没有参加考试，谢墉赞叹他是古人。江藩喜欢诋毁前人，李惇对他说：“王子雍如果不作《圣证论》来攻击康成，难道不是纯儒吗？”他当面规劝他人的过错就像这样。著有《群经识小》八卷，考证诸经古义二百二十多条，大多是前人所没有阐发的。乾隆四十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贾田祖，字稻孙。生员。精通《左氏春秋》，著有《春秋左氏通解》。

宋绵初，字守端，也是高邮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担任五河、清河训导。深通经术，擅长解说《诗经》，著有《韩诗内传徵》四卷。又有《释服》二卷。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七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困不能从师学习。母亲邹氏教他读《四书》。稍大一些，帮书商在街市卖书，于是遍读经、史、百家之书，过目成诵，于是成为通人。二十岁时，补为生员。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提学使谢墉每次考试单独设一榜，将他的名字列于诸生之前。曾说：“我比容甫先出名，是因为官爵。如果论学问，应当以师礼事奉他。”他如此敬重汪中。因为母亲年老最终没有参加朝考。乾隆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持江南考试，对人说：“我这次出行一定要以汪中为第一名。”不知道他没有参加考试。

汪中专心于经术，与高邮王念孙、宝应刘台拱为友，共同讨论。他研究《尚书》，著有《尚书考异》。研究礼学，有《仪礼校本》《大戴礼记校本》。研究《春秋》，有《春秋述义》。研究小学，有《尔雅校本》及《小学说文求端》。汪中曾说本朝古学的兴起，顾炎武开了头。河图洛书的矫诬之说，到胡渭而被人斥退。中西历法推算，到梅文鼎而精详。极力攻驳古文经的，是阎若璩。专门研究汉代易学的，是惠栋。这些都是千余年不传的绝学，到戴震出现而集其大成。他曾打算写《六儒颂》，没有完成。

又曾广泛考证先秦古籍中三代以上学制的废兴，使人们知道古人求学的方法。共分虞夏第一，周礼的制度第二，周室衰微后的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弟子及后学第五。又列出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共六类。并在开头题写道：“看《周礼》太史所说，当时办一件事就有一本书，后来拿着书来办事，再后来事情废弛而书还保存着。到宋儒以后，就连那本书所记载的事情也去掉了。”又说：“有官府的典籍，有学士大夫的典籍，有故老的传闻。办一件事就有一本书，传给后世，奉为成法，这是官府的典籍。先王的礼乐政事，遭遇世道衰败而废弃却没有失传，有官吏守护其文字，故老能讲述其事。好古的君子，怜悯它们逐渐久而消亡，于是写在简策上，这是学士大夫的典籍。”又说：“古代做学问的人，官师之长，只教他们那些事务，他们诵读的只是《诗》《书》而已。其他典籍，都是官府收藏而世代守护，民间没有。如果不是其官员，官府也没有。那些所谓的士，不是王侯公卿大夫的儿子，就是最低一级的士，此外只有乡学、小学而已。自从辟雍的制度失传，太史的官职失守，于是平民有了授业的弟子，民间有了执笔记载的人。教学的官员、记载的职责，不在上面而在下面。等到衰败时，诸子各自以自己的学说争鸣，先王之道就荒废了。然而当诸侯抛弃典籍，秦始皇焚书时，官吏所掌管的，荡然无存。还是依靠学士相传，保存了其中十分之一二，这是不幸中的幸运。”又说：“孔子所说的，是学士所能做到的，留给后世教化。至于那些重大的政教，圣人没有职位，不再用来教育子弟。”又说：“古人学问在官府，人世袭其官职，所以官职世袭其业务。官职失守后，专门之学就废弛了。”他的书稿大体具备，也没有完成。后来就考察三代典礼以及文字训诂、名物象数，加上论撰的文章，编为《述学》内、外篇，共六卷。

其中对经义有贡献的，有《释三九》《妇人无主答问》《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居丧释服解义》。其中表彰经传及先儒的，有《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释疑》《荀卿子通论》《贾谊新书序》。其他考证文章，也有依据。

汪中又熟悉诸史地理，山川险要，讲论规划了然于胸，著有《广陵通典》十卷、《秦蚕食六国表》《金陵地图考》。生平对于诗文书法无不擅长，所作《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都被当时人所称道。其他著作有《经义知新记》一卷、《大戴礼正误》一卷、《遗诗》一卷。乾隆五十九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汪中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身边服侍劳作，不辞烦劳辛苦。居丧期间，悲哀痛楚超过常人。他对知交故旧，在他们去世后家境衰落时，慰问照顾超过从前。道光十一年，被旌表为孝子。汪中的儿子汪喜孙，自有传记。同郡从事汉学的人，还有江德量、徐复、汪光爔。

江德量，字量殊，江都人。父亲江恂，喜好金石文字。伯父江昱，精通声音训诂之学。江德量少年时继承家学，长大后，与汪中为友，励志研习经书，学问更加精进。乾隆四十四年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改任江西道御史。在朝中多了解旧闻，博通掌故。公务之余闭门，以书籍自娱。著有《古泉志》三十卷。乾隆五十八年去世，享年四十二岁。

徐复，字心仲，也是江都人。精通《九章算术》。

汪光爔，字晋蕃，仪征人。廪生。博通经史，曾辨析惠氏《易爻辰图》的错误，又作《荑稗释》，当时人佩服他精审核实。

武亿，字虚谷，偃师人。父亲武绍周，进士，官至吏部郎中。武亿在父母去世时，哀痛过度损伤身体，以读书自我勉励。当时伊水、洛水泛滥，房屋倒塌，他在污水中架木居住，烧枯木取暖，诵读不停。后来，又跟从大兴朱筠游学，更加广博通达。乾隆四十五年进士，乾隆五十六年，授山东博山县知县。县内多山土地贫瘠，百姓不从事农耕。地产石炭、石矾，烧制玻璃器皿，商贾云集。武亿询问当地风俗利弊，免除玻璃入贡，革除煤炭供馈，里马草豆不以此累民。创办范泉书院，进用其中优秀者，与他们讲论敦厚伦理，务实学问。判决案件没有积压，祈祷求雨立即降下。有人以贿赂求见，不敢进献，武亿察知此事，正值迅雷，说：“你没听到雷声吗？我发誓祈祷很久了。”行贿者惶恐而止，民心非常融洽。

五十七年，大学士和珅兼管步军统领事务，听信妄人传言说山东逆贼王伦未死，秘密派遣番役四出搜查踪迹。于是番役头目杜成德等十一人在州县横行，进入博山境内，手持铁尺饮酒赌博，无人敢过问，武亿将他们全部逮捕，杜成德尤其强横，武亿依法重杖责打。有传言此事的人说：“武亿鲁莽责打无罪之人，将会连累上司。”巡抚吉庆于是以滥责平民的罪名弹劾罢免武亿，却没有直书此事。武亿任职仅七个月，离任时，百姓扶老携幼千余人前往大府请求留住“我们的好官”，未能成功，就每天为他运送柴米，门前像集市一样。吉庆也被感动，趁入京觐见时，带武亿同行，为他筹办捐复官职。大学士、公阿桂对吉庆说：“按例禁止番役出京畿，为何责备县令依法办事不对，并且隐瞒实情弹劾刚正不阿的官吏，这是为什么？”吉庆深感后悔，但受限于部议，于是武亿回到家乡。嘉庆四年十月，仁宗谕令朝臣秘密推举京内外官员中操守端正廉洁、才略干练、平日居官事迹有据可查的人，准许赴部候旨召用，武亿在被推举之列。十一月，县令捧着任命文书来到武亿家门前，而武亿已在十月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武亿学问深厚醇美，对于七经注疏、三史、涑水通鉴，都能背诵。罢官后，因贫困无法回乡，所到之处以经史训诂教授学生。他勤于著述，著有《群经义证》七卷，《经读考异》九卷，《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续跋》十四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安阳金石录》十三卷。还有《三礼义证》、《授堂劄记》、诗文集等书，都旁征博引，遇到细微缝隙，就能剖析探求精妙义理，连缀文辞表达思想，形成统一体例。大兴朱珪称赞武亿不愧为好古直率之人。

庄述祖，字葆琛，武进人。伯父庄存与，官至礼部侍郎，自有传记。庄述祖于乾隆四十五年考中进士，任山东潍县知县。他通晓吏治，审理案件公正，豪强狡猾之徒收敛行迹。曾勘查盐碱地，众人认为是盐卤地，庄述祖指着路旁草问叫什么名字，回答说：“马帚”。庄述祖笑着说：“这在经书中叫荓，《夏正》中‘荓秀’记载时令，凡是沙土上长荓草的地方适宜种禾，为什么说是盐碱地？”众人都信服。甲寅年，因政绩卓异被引见皇帝，返回后，被发文任命为桃源同知。不到一个月，请求辞官奉养父母回家。他著书赡养父母达十六年，未曾一日离开父母左右。二十一年，去世。

庄述祖传承庄存与的学问，研究精深入微，对于世俗儒生所忽略不经心之处，深思独辟，透彻洞见本末。著述都义理宏大通达，是前代贤人未曾达到的。他认为《连山》失传而《夏小正》尚存，《归藏》失传而仓颉古文尚存，大致可以考求义理类别。所以著《夏小正经传考释》，以斗柄、南门、织星记载天行不变，以参中、大中记载日度差数，以二月丁卯推知夏时，以正月甲寅启蛰为历元，岁祭就是郊祭，万用入学就是禘祭。著《古文甲乙篇》，认为许叔重始一终亥，偏旁条例由此产生，日辰干支是黄帝时大挠所作，沮诵、苍颉用它们来改变结绳记事，伏羲画八卦作十言之教之后，以此三十二类为正名百物的根本。所以《归藏》为黄帝易，根据许氏偏旁条例，以干支区别为次序，凡是许书中保存以及见于金石文字的，分别部类编排，书未完成，但条理已大致具备。其余五经，都有撰著。旁及《逸周书》、《尚书大传》、《史记》、《白虎通》，对于其中错句讹字、佚文脱简、次序错乱，删削增补，都有证据，无不贯通，超然于思虑之外，如同当面稽考古人而整理编排它们。所著《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尚书今古文考证》七卷，《毛诗考证》四卷，《毛诗周颂口义》三卷，《五经小学述》二卷，《历代载籍足征录》一卷，《弟子职集解》一卷，《汉铙歌句解》一卷，《石鼓然疑》一卷，《文钞》七卷，《诗钞》二卷。

庄存与的孙子庄绶甲，字卿珊。完全通晓家学，尤其被庄述祖所喜爱器重。著有《尚书考异》三卷，《释书名》一卷。

同族庄有可，字大久。勤学力行，年老更加笃实。取各家注疏、传记，精心研求义理，逐字逐句梳理，综合诸儒之书来辨正是非，而自己提出学说。对于《易》、《书》、《诗》、《礼》、《春秋》都有撰述，共四十二种，四百三十多卷。

戚学标，字鹤泉，太平人。幼年师从齐召南，被称为高足弟子。高宗巡视江、浙时，戚学标献上《南巡颂》。乾隆四十五年，考中进士，任河南涉县知县。该县苦于阔布征收，戚学标向大府请求得以减免数额。代理林县知县时，有兄弟争产之事，他集李白诗句作成《斗粟谣》来讽喻，兄弟都感动悔悟。他性格刚强，常与上司意见不合，最终因此被罢官。后来改任宁波教授，不久辞官归乡，从事著述。

他精于考证，著《汉学谐声》二十三卷、《总论》一卷。用《说文》来阐明古音，认为六书之学，第三是形声，声不脱离形，形是声的根本。而声又随气变化，气有阴有阳，所以一字之音，有的从阴，有的从阳，有的阳而转阴，有的阴而转阳，有的阴阳各自偏向一方。前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只以“某声”来标明字音所出，以专其根本。用“读若某”设为譬况之词，使人依类求之。即使离绝很远，但根据此声的根本来探究此声的变化，不用担心不合。《说文》中“从某某声”、“从某某亦声”、“从某某省声”、“从某读若某”、“从某读与某某同”，都兼举两方面。声音之学，没有比这更完备的了。后人被徐氏所附孙愐音切迷惑，不探究本音，而一两个宿儒讲古音如吴棫、陈第、顾炎武、江永等人，也只是就韵书辨析。不知《说文》形声相系，韵书就声言声；《说文》声气相求，韵书只论同声相应。其部居错杂分合，大多出于臆见。学者如果取其便利，只限于一种读音。并且拘泥于平上去入界限不可移易，谐声之法废弃，而《说文》之学就晦暗了。他的书论声一概依据许慎，由本声推求变声，既列本注，又广泛搜求古读作为证明。末尾附《说文补考》二卷，多辨正大小徐的谬误。

又有《毛诗证读》若干卷，《诗声辨定阴阳谱》四卷，《四书偶谈》四卷，《内外篇》二卷，《字易》二卷，《鹤泉文钞》二卷。

江有诰，字晋三，歙县人。通晓音韵之学，得到顾炎武、江永两家著作，喜爱得废寝忘食。认为江永之书能补充顾炎武未及之处，但分部仍有漏洞，于是将江氏十三部分为二十一部，与戴震、孔广森多暗合。书写成后，寄给段玉裁看，段玉裁十分推重，说：“我与顾氏、孔氏都专注于考古，江氏、戴氏则兼以审音。晋三对前人学说择善而从，无所偏袒，又精于呼等字母，不仅古音大明，也使今韵分为二百六部者得以剖析原由，韵学于是大备了。”著有《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汉魏韵读》、《唐韵四声正》、《谐声表》、《入声表》、《二十一部韵谱》、《唐韵再正》、《唐韵更定部分》，总名《江氏音学十书》，王念孙父子都佩服其精审。晚年著《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道光末年，房屋失火，烧毁其书稿。江有诰年老目盲，郁郁而终。

陈熙晋，原名津，字析木，义乌人。优贡生。以教习身份任贵州开泰、龙里、普定知县，仁怀同知，升任湖北宜昌府知府。代理开泰时，教匪蒋昌华扰乱黎平，将要兴起大狱，陈熙晋绑缚其首领而宽恕胁从者，救活无数人。龙里县有人用钉鞋杀人，已屈打成招，但凶器与伤情不符，心中怀疑。一天，正在审讯囚犯，见人群中有人拖着钉鞋偷看，命令逮捕审讯，伤痕完全吻合，于是认罪。普定习俗纠聚众人争雄称长，称其头目为“牛丛”。他们抓获盗贼，不向官府报告，总是堆积柴薪焚杀。先前有挟仇焚杀三尸的案件，官吏不敢抓捕。陈熙晋限期必得，依法严惩，此风顿时革除。他任宜昌知府时，楚地发大水，流民聚集宜昌，他尽力安抚救济，修缮城墙，以工代赈。恰逢任期届满将离任，他为此滞留六个月，完成工程。送行者数千人，都流下眼泪。他请求辞官奉养父母回乡，不久去世。

陈熙晋精于学问，藏书数万卷，考订疑误纠谬，务必穷尽原委，取材精审。他曾认为杜预注解《左传》有三条错误，刘光伯规正它，但其书久已失传。只有《正义》引述一百七十三件事，孔颖达都认为不对，于是摘取经史百家及近儒著述，来阐明刘光伯之义。其中杜预错而刘光伯对的加以申明，杜预对而刘光伯错的加以解释，杜、刘两说义理都不妥当的，则证以各家之说，以己意判断，写成《春秋规过考信》九卷。又认为《隋书·经籍志》记载刘光伯《左氏述义》四十卷，不及《规过》，据孔颖达序称学习杜氏义而攻杜氏，怀疑《规过》就在《述义》中。《旧唐书·经籍志》记载《述义》三十七卷，比《隋志》少三卷，而多《规过》三卷，这就是证据。《正义》在规杜一百七十三事之外，又得一百四十三事，大概都是《述义》之文。其中与杜氏不同者三十事，驳正很少。大概唐初奉敕删定，著为令典，党同伐异，势所必然。于是参稽得失，援引各家之言，写成《春秋述义拾遗》八卷。

其他著作有《古文孝经述义疏证》五卷，《帝王世纪》二卷，《贵州风土记》三十二卷，《黔中水道记》四卷，《宋大夫集笺注》三卷，《骆临海集笺注》十卷，《日损斋笔记考证》一卷，《文集》八卷，《征帆集》四卷。

李诚，字静轩，黄岩人。嘉庆十八年拔贡生，任云南姚州州判，最终任顺宁知县。撰《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首先罗列汉、魏各家之说，其次采用近人精确之语，而唐宋诸儒中征实者也不废弃。他曾说记述水道之书，从郦道元以下，历代不乏其人，而讲山的没有成书，于是作《万山纲目》六十卷。又《水道提纲补订》二十八卷，《宦游日记》一卷，《微言管窥》三十六卷，《医家指迷》一卷。

丁杰，原名锦鸿，字升衢，归安人。乾隆四十六年进士，任宁波府学教授。丁杰纯孝诚笃，曾奔赴滇南迎父柩归葬。少年家贫，在书肆中读书。致力于经史，旁及《说文》、音韵、算数。初到京城，恰逢四库馆开馆，任事者延请他协助校勘，于是与朱筠、戴震、卢文弨、金榜、程瑶田等相互讲习。

丁杰为学擅长校勘，与卢文弨最相似。得到一书必审定句读，广泛查考他本异同。对于《大戴礼》用功尤深，著有《大戴礼记绎》。又《易》郑玄注久已失传，宋代王应麟裒辑成书，惠栋又有增补。丁杰审视两种本子，认为多羼入郑氏《易乾凿度注》，又《汉书》注所云郑氏，乃是注释《汉书》之人，并非郑玄。于是刊正其谬误，确定其正确，又摘补其未完备之处，著《周易郑注后定》共十二卷。胡渭《禹贡锥指》号称绝学，丁杰指出其错误甚多。他曾说纬书“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河患之严重，由于九河湮废，而祸害始于齐国。管仲是能臣，必定不会自留祸患。班固叙《沟洫志》说：“商竭周移，秦决南涯，自兹距汉，北亡八支。”则九河之堵塞，当在秦、楚之际了。惠栋《尚书大传》辑本，丁杰认为疏漏谬误，如“鲜度作荆，以诘四方”，误读《困学纪闻》，这是谬误很严重的。《五行传》文不类，读《后汉书》注，才知道误连《皇览》。丁杰曾与翁方纲补正朱彝尊《经义考》序年月，博采见闻，以相印证。又与许言彦阐释《墨子》上、下经，大有头绪。《方言》善本，始于戴震，丁杰采获裨益最多，卢文弨认为不在戴震之下。《汉隶字原考正》，钱塘认为得到了隶书之义例。

杰又说：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加合并，不可颠倒顺序：见、端、知、邦、非、精、照是纯清声，不能增加浊声；疑、泥、孃、明、微、来、日是纯浊声，不能增加清声；非就是帮的轻唇音，不能合并到敷；微就是明的轻唇音，不能合并到奉；影是晓的深喉音，喻是匣的深喉音，晓、匣、影、喻不能颠倒成影、晓、喻、匣。他写的书有《小酉山房文集》，嘉庆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他的儿子授经，嘉庆三年考上优贡；传经，嘉庆六年考上优贡。都能继承家学，有“双丁”之称。授经协助他的朋友严可均编纂甲乙丙丁长编，用来校订《说文解字》。

周春，字松霭，海宁人。乾隆十九年进士，担任广西岑溪县知县。革除陋习，丝毫不打扰百姓，有古代好官的风范。因守丧离职，岑溪人修建祠堂祭祀他。嘉庆十五年，重赴鹿鸣宴。嘉庆二十年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周春博学喜好古代文化，父母去世服丧期满后，年纪不到五十岁，就不再参加选拔。著有《十三经音略》十三卷，专门考证经书读音，以陆德明《经典释文》为基础，参考《玉篇》《广韵》《五经文字》等书的读音，字必须审明读音，读音必须归到字母，严谨细密，丝毫不马虎。其他著作还有《中文孝经》一卷，《尔雅补注》四卷，《小学余论》二卷，《代北姓谱》二卷，《辽金元姓谱》一卷，《辽诗话》一卷，《选材录》一卷，《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年轻时与同乡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的文学成就齐名。袁枚品评他的诗，说是“天下奇才”，与他结为忘年交。孙星衍不愿意以诗出名，深入研究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训诂之学，并涉及诸子百家，都力求通晓其义理。乾隆五十二年，考中一甲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充任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考试，考《厉志赋》，用了《史记》中的“〈歹?缥贰保笱亢瞳|怀疑是错别字，被列为三等改到部里任职。按照旧例，一甲进士改任部职，可以奏请留在馆中，而且编修改任官职可以得员外郎，此前吴文焕有过先例。和珅示意让他去拜见，孙星衍不肯屈节，说：“主事最终也可以升为员外郎，何必急着求人？”从此编修改任主事就成了惯例。

在刑部任职时，执法宽厚，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都很器重他。有疑难案件，就让他依据古义公平评议，平反了很多案件，救活了许多人。处理公务之余，就整理旧学。逐渐升任郎中。六十年，被任命为山东兖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州南面河水漫滩决口，冲决了单县地界，孙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召集民夫，五昼夜从上游筑堤拦截，最终没有决口。康基田说这次工程为国家节省了数百万国库银两。不久代理按察使，共七个月，平反了数十百条案件，救活了十多个被冤枉判处死罪的案件。潍县有个武人犯法，贿赂和珅门下，托人嘱托大官。孙星衍查访抓捕审问他，并在街上给和珅门下来信的人戴上刑具。等回到本任，正逢曹州工程漫溢，孙星衍因为不在工地上而获得疏于防范的罪责，特旨允许他留任。曹州工程分三段治理引河，孙星衍负责中段。完工后，比济东道、登莱道负责的上下段节省了三十多万两银子。此前河工分赔的官员有时得到余额，称为扣费，孙星衍不取，全部用来充当引河工程费用。当时曹州工程还未合龙，河督、巡抚急着奏报合龙，调孙星衍任他职，不久又奏称合龙后又重新决开。决开就要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本该一半由后任承担，但经办人却都归给孙星衍。孙星衍也承担下来，说：“我既然兼管河务，不能不为别人受过。”

嘉庆四年，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浙江巡抚阮元聘请他主持诂经精舍。孙星衍用经史疑难问题以及文字学、天文、地理、算学、词章来教导学生，不到十年，精舍中的士人都以著述成为名家。服丧期满后进京，仍然被派往山东，嘉庆十年，补任督粮道。十二年，代理布政使。当时侍郎广兴在省里，按照章程供应繁琐，孙星衍不肯胡乱开支。后来广兴因受贿败露，河南、山东两省很多人因支用库银获罪，孙星衍没有牵连。十六年，因病辞职回乡。

孙星衍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又喜欢收藏书，听说人家藏有善本，借来抄写没有空闲。金石文字，无不考证其原委。曾不满古文《尚书》被东晋梅赜所扰乱，在刑部任职时，就收集了古文《尚书》马融、郑玄注十卷，逸文二卷。回乡后，又著《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说：“《尚书》古注散失，现在选取书传中升为注的有五家三科的说法：一是司马迁跟从孔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是《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是马融、郑玄虽有异同，大多本于卫宏、贾逵，是孔壁古文说：都说明出处。至于先秦诸子所引用的古书说法以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的今文说、许慎《说文解字》所载孔壁古文，注中保存其异文异字，其说法则附在疏中。”他的意图在于搜集散失的旧闻，所以收录汉魏人的佚说较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等人的书说。只是不取赵宋以来诸人的注，因为当时文籍散失，与现在没有不同的见闻，又没有师传，恐怕滋生臆说。总共积累二十二年才完成。

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嘉庆二十三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孙星衍晚年所著的书，多交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完成。

毕亨，原名以田，字恬谿。起初跟从休宁戴震游学，精通汉人古训之学，尤其擅长《尚书》。孙星衍撰写《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用毕亨的说法，常称赞他为经学无双。考中嘉庆十二年举人，道光六年，通过大挑知县分发江西，代理安义县。有一件兄长杀死胞弟的案件，毕亨依据“不念鞠子哀，泯乱伦彝，刑兹无赦”的经义，不准援引赦免。上级官员大怒，要弹劾他，恰逢歙县程恩泽器重毕亨，事情才化解。后来补任崇义知县，因积劳在任上去世，将近八十岁。著有《九水山房文存》二卷。

李贻德，字次白。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在孙星衍的馆舍做幕僚，相处很融洽。著有《春秋左氏解贾服注辑述》二十卷。这本书引证很广博，字斟句酌，对于义理有不安当的地方，也加以驳难。即使让孔颖达再生，终究不敢专门树立杜预的旗帜而完全抛弃旧义。又有《诗考异》《诗经名物考》《周礼賸义》《十七史考异》《揽青阁诗钞》《梦春庐词》。

王聘珍，字贞吾，南城人。从小以勤学闻名。乾隆五十四年，学使翁方纲选拔为贡生，为谢启昆、阮元参订古籍。曾客居浙西，与歙县凌廷堪论学，凌廷堪很赞许他。为人厚重诚实，廉洁自守。

研究经学坚守郑玄之学，著有《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他说：“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说，不是小戴删除大戴、马融补充小戴。《礼察》《保傅》篇中提到秦朝灭亡，是孔襄等人合藏。是贾谊采用古记，不是古记采录《新书》。《三朝记》《曾子》是刘向分别归属九流，不是大戴所编纂。”

又说：“近代校勘，不知家法，王肃本篡改此经，私自定《孔子家语》，反而根据王肃本改易经文。又或根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类，增删字句，或说根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凡此数端，大都是以今义绳古义，以今音证古音，以今文易古文，于是使孔壁古奥的经文，变得文从字顺，经义由此而亡。”所以他发凡起例的大旨，礼典器物制度，墨守郑玄义理，解诂文字，一概依据《尔雅》《说文解字》及两汉经师训诂。有不知道的就缺而不论，没有杜撰之言。如“五义”的义字，根据《周礼》注读为仪，“五凿”的五字解释为忤，《青史子》引用《汉书》“君子养之”，读如“中心养养”的养。都能根据经史，解发蒙蔽疑惑。江都焦循称赞他不做增删，一仍其旧，列为三十二种读书赞之一。其他著作有《经义考补》《九经学》。

凌廷堪，字次仲，歙县人。六岁丧父，成年后才读书，仰慕同乡江永、戴震的学问。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改任教职，选任宁国府学教授。奉养母亲赴任，全力著述十多年。嘉庆十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凌廷堪的学问，无所不窥，对于六书、历算以及古今疆域的沿革、官职的异同，无不条理贯通。尤其专精礼学，说：“古代圣人使人恢复本性的是学，所学就是礼。颜渊问仁，孔子告诉他的只有礼而已，颜子赞叹道的高深前后。到‘博文约礼’，然后‘如有所立’，就是‘立于礼’的立。礼有节文度数，不是空谈理的人可以依托。”著《礼经释例》十三卷，说：“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如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但献酢酬旅、酬无算爵的例则相同；聘礼、觐礼不同，但郊劳执玉、行享庭实的例则相同；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但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的例则相同。”于是分为八例，以表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叫做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礼经》第十一篇，自汉代以来解说虽多，由于不明白尊尊的旨意，所以很少得到经意，于是作《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在变例之后。大兴朱珪读他的书，赠诗推重他。

凌廷堪在《礼经》之外，又潜心于乐，说如今世俗音乐与古代雅乐中间隔了唐人燕乐这一关，蔡元定、郑世子等人都不了解。因此用隋代沛公郑译的五旦七调之说作为燕乐的根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炎《词源》、《辽史·乐志》等书，著《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藩感叹认为“思通鬼神”。其他著作有《元遗山年谱》二卷，《校礼堂文集》三十六卷、诗集十四卷。仪征阮元曾命儿子阮常生跟从凌廷堪学习士礼，又称赞他的《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释牲》《诗楚茨考》等说经文章，多发前人所未发。其中最卓越的，是《复礼》三篇。

同邑洪榜，字汝登。乾隆二十三年举人。四十一年，应天津召试第一，被授予内阁中书。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精于经学，著《明象》未完成，结束于益卦。因郑玄《易赞》作《述赞》二卷。又明音韵，撰《四声均和表》五卷，《示儿切语》一卷。江永的切字六百一十六个，此书增补一百三十九个字，又用字母见、溪等字注在《广韵》每个字的上面，以确定喉、吻、舌、齿、唇五音，大致此书宗江永、戴震两家之说而更加详细。为人律身以正，待人以诚。生平钦佩戴震。戴震所著《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晓其义理，只有洪榜认为其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撰写戴震行状，载有与彭绍升的书信，朱筠见到说：“可以不载，戴氏可传的不在这里。”洪榜于是上书辩论。江藩在吴下见到他的书，感叹说：“洪君可以说是卫道之儒了。”

汪龙，字辰叔，也是廷堪的同乡人。乾隆五十一年考中举人。他酷爱古文，学识广博，尤其精通《诗经》，曾经读《诗经》中的《生民》《玄鸟》两篇，怀疑郑玄注解中关于“迹乳”“卵生”的说法，不如毛亨所说姜嫄、简狄跟随帝喾祭祀郊禖的解释正确。于是查考传、笺的异同，在《诗经》上研究了几十年，写成《毛诗异义》四卷，《毛诗申成》十卷。去世时，八十二岁。

桂馥，字冬卉，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考中进士，被选为云南永平县知县，在任上去世。

桂馥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尤其潜心研究小学，精通声韵和字义。他曾说：“读书人不懂经书，不足以经世致用；而训诂不明白，就不足以通晓经书。”所以从做学生到做官，四十年间，每天拿许慎的《说文解字》和诸经的义理互相疏证，写成《说文义证》五十卷。尽力穷究根本，耗费了一生的精力。

桂馥和段玉裁生活在同一时代，一起研究《说文解字》，学者们将桂、段并称，但两人从未见过面，也没读过对方的书，这也是一件奇事。大体说来，段玉裁的著作，声韵和字义都阐明，但尤其深于声韵；桂馥的著作，声韵也涉及，但尤其广于字义。段玉裁钩稽索隐，比附贯通，自认为能深刻契合许慎的意旨，勇于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所以改字、创立新义的地方很多；桂馥专门辅佐许慎的学说，发挥引申，使学者能推演贯注，自己找到字义的归属。所以段玉裁的书简约但突然难以通晓，桂馥的书繁富但搜寻省察容易理解。如果论心得，段玉裁胜出；如果论便于他人，段玉裁或许未占先。他专门罗列古籍，不下自己的意见，因为意在广泛求证以求贯通，辗转派生，触类旁通没有定法，也像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阮元的《经籍籑诂》之类，不是以己意为独断的。

等到桂馥到云南做官，追忆旧闻，随笔记录十卷，因为内容细碎，比作匠门的木材，题名为《札朴》。然而桂馥曾引用徐幹《中论》说：“浅陋的儒者博学，致力于物名，详于器械，考究训诂，摘取章句而不能统括大义的终极，以获取先王的心意。所以使学者劳神思虑而不懂道理，耗费日月而无成就。”他认为近来学者崇尚六书，动辄成为习气，偶然涉及名物，就自负为仓颉、尔雅，略讲点画，就妄议李斯、李冰，如果问起经典大义，却茫然没听说过。这些尤其是同时代小学家所不能说的，足以针砭时弊、振起颓废。其他著作有《晚学集》十二卷。

许瀚，字印林，日照人。道光十五年考中举人，官至峄县教谕。他广博地综合经史和金石文字，尤其深通训诂。至于校勘宋、元、明本书籍，精审程度不亚于黄丕烈、顾广圻。晚年为灵石杨氏在清河校刊桂馥的《说文义证》，刚完成板片就被捻军毁掉，连同所藏的经籍金石全部损失，于是忧郁而死，享年七十岁。其他著作有《韩诗外传勘误》《攀古小庐文》。

江声，字叔沄，元和县人。七岁跟从老师读书，问读书为了什么，老师用获取科第来回答，江声则寻求比这更进一步的东西。二十九岁时，父亲生病，他早晚在床褥边侍候，不解衣带，甚至亲自洗涤便器，观察粪便来检验病情的好坏。到守丧时，哀伤消瘦得骨瘦如柴，过了三年，面容悲戚如同新丧的样子。侍奉母亲疾病，居丧，也像父亲去世时那样。族人和乡亲都哀怜他的至孝之行。父亲去世后，就不再从事科举学业。

读《尚书》，奇怪古文与今文不相似。又奇怪孔安国的传不是安国所作。三十五岁时，师从同郡通儒惠栋，得以读到惠栋所著的《古文尚书考》和阎若璩的《古文疏证》，才知道古文和孔传都是晋朝人伪作，于是汇集汉儒的学说，来注释二十九篇，汉注不完备，就旁考其他书籍。精心研究古训，写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补谊》九条、《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编》一卷，《尚书经师系表》。经文注疏，都用古篆书写。怀疑伪古文的人，始于宋朝的吴才老，朱熹以后，吴草庐、郝京山、梅鷟都不能得其要领。到本朝阎、惠两位徵君所著的书，才能发现其作伪的痕迹、抄袭的根源。至于刊正经文，疏通古注，则都没有涉及，直到江声出来才集大成。

江声又不满后世深究“考”“老”转注的意义，以至于用篆迹来求索，于是作《六书说》，认为“建类一首”，就是始一终亥五百四十部的部首，“同意相受”，就是凡某之属皆从某。阳湖孙星衍也推演这一说法，认为《尔雅》中的“肇”“祖”“元”“胎”等，都是“始”的意思。“始”也是建类一首，“肇”“祖”“元”“胎”都是“始”，也是同意相受。《说文》中这类情况很多，推究“考”“老”的训释，如口部的“咽”，即“嗌”；“嗌”，即“咽”。走部的“走”，即“趋”；“趋”，即“走”。就像“考”注“老”，“老”转注“考”。它们同在口部、走部，就是建类一首。江声也认为如此，而戴震认为贯穿全部则含义太广。江声反驳说：“如果只以‘考’‘老’为转注，不是太狭隘了吗？况且谐声一义，不也贯穿全部吗？”江声与戴震互相推重学问，但如此不附和。

江声生平不写楷书，即使与人往来的书信，也都用古篆书写，世俗儒生往往讥笑他，但江声不顾及。他写《尚书》中的“瀍水”字，“”字不在《说文》中，“瀍”根据《淮南子》作“廛”，“氵廛”根据《尔雅》义作“孟”，人们起初有时奇怪，后来佩服他不是主观臆断。但他的书终究因为时俗不便识读，不太流行于世。

江声性格耿介，不慕荣利。交游如王鸣盛、王昶、毕沅，都看重他的品评，而江声未曾以私事请求他们，当权者更加敬重他。嘉庆元年，被举荐为孝廉方正。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晚年因为不合世俗，动辄与时代相违，取《周易》艮背之义，自号艮庭，学者称他为艮庭先生。

儿子江镠，是吴县学生。孙子江沅，是优贡生。世代传承他的学问。

江沅，字子兰。金坛段玉裁寄居苏州，江沅出入其门数十年。江沅先著《说文释例》，后来秉承段玉裁嘱咐，以段氏十七部谐声表中列某声某声者为纲，而分条排列；声再生声，则依其次序，作成《说文解字音均表》共十七卷。江沅对于段玉裁的纰漏错误处略加笺注，他说：“支、脂、之分为三部，真、臻、先与谆、文、欣、魂、痕分为二部，都是陆法言的旧例，而段氏夸耀为独得之秘，严格划分界限以自显特异。凡是许慎所合韵的地方，都多方改使分离，而第一部与第十二部，也不让相通。所以‘皕’读若‘秘’，改为‘逼’；‘肊’的‘乙’声，删去‘声’字；‘必’的‘弋亦声’，改为‘八亦声’。而在开篇一个篆字解说‘极一物三字’，即是一部、十二部、十五部合韵的道理，于是绝不敢言其韵，直到‘亥’字下重文中才说。十二、十三两部相通之处，只有‘民’‘昬’二字为梗，所以极力去掉‘昬’字，以成就其说法。‘畀’字从‘田’声，在十五部，‘綥’从‘畀’得声，而‘翏’即古‘綦’字，在一部，于是改‘畀’字为‘凷’声，以避开十五部与一部的合音。这些都是段氏的症结所在。”又说：“段氏论音认为古无去声，所以谱诸书平而上入。我认为古音有去声无入声，平声轻去声重，平声延长成上声，去声急促成入声。上声、入声的字少于平声、去声，就是这个缘故。北方人语言入声都变成去声，古音所沿袭，至今仍然是这样，并非敢于不同，参酌或许如此。”江沅当时当面质询段玉裁，亲自允许驳正勘核，所以有不同。去世时，七十二岁。

钱大昭，字晦之，嘉定县人，钱大昕的弟弟。钱大昕深于经史，一门子侄辈，都研究古学，能写文章，是东南地区的望族。钱大昭比钱大昕小二十岁，事奉兄长如严师，得到其指授，当时有两苏（苏轼、苏辙）的比喻。壮年时游历京城，曾经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的秘本，都能遍观，因此学问更加浩博。又善于决断选择，他解说经书和小学的著作，能直入汉儒的堂奥。曾经想从事《尔雅》研究，钱大昕写信给他说：“六经都是用来阐明道的，没有不通训诂而能知道的人。想要穷究六经的旨意，必须从《尔雅》开始。”钱大昭于是著《尔雅释文补》三卷及《广雅疏义》二十卷。

又著《说文统释》六十卷，其体例有十：一是“疏证以佐古义”，凡是经典古义与许慎相合的必当收录。二是“音切以复古音”，因为徐铉、徐锴等不知古音，往往误读，又许慎说“读若某”的，就有某音，现在一并补正；又说《说文》本来有旧音，《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颜氏家训引用过。唐以前传注家多称《说文》音某，现在一并采录附在本字之下。三是“考异以复古本”，凡是古本和古书所引有异同的，都取来折中。四是“辨俗以正譌字”，凡是经典相承的俗字，以及徐铉新补、新附的字，都辨证详明，另作一卷附后。五是“通义以明互借”，凡是经典中同物同音，在古本是通用的，都引经证明。六是“从母以明孳乳”，如完、刓、髡、軏等字，都在“元”下注云从此。七是“别体以广异义”，凡是重文中的籀文、篆文、古文、奇字，都有所从，许慎没有说明的，也略加解释；经典两用的，则引用证明。八是“正譌以订刊误”，凡是许慎不收的字，注中不应有，又字画脱误的，一并校正。九是“崇古以知古字”，如“鷐”“鴠”“〈渠鸟〉”“〈母鸟〉”之类，经典有不从鸟的，这是古今字，现在注曰古用某。十是“补字以免漏略”，如由、希、免、畾等三十九字，从此得声的很多，而书中脱落，有子无母，不合许慎体例，现在酌情补充，也另作一卷附后。

钱大昭对于正史尤其精通两汉史，曾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旨，理寓于训诂，训诂明则理自见。注史以叙事为主，事情不明，训诂虽精也无益。常怪服虔、应劭对于《汉书》，裴骃、徐广对于《史记》，那时去古不远，稗官、载记、碑刻还很多，不能会通，考异质疑，只斤斤于训诂，于是著《两汉书辨疑》四十卷，对地理、官制都有心得。又仿其例著《三国志辨疑》三卷。又因宋代熊方所补《后汉书年表》只取材于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于是在正史外兼取《山海经》、地志、金石、子集，其体例依班固之旧，而略加变通，著《后汉书补表》八卷。总计所补的王侯，比熊方书多一百三十人，评论者认为比万斯同《历代史表》有过之无不及。其他著作有《诗古训》十二卷，《经说》十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迩言》二卷。

生平不慕荣利，将他读书的地方命名为“可庐”，希望达到古人随遇而安、自足的心境。嘉庆元年，被举荐为孝廉方正。

儿子钱东垣，字既勤。嘉庆三年考中举人。官至浙江松阳县知县，因守丧归乡。服丧期满，补上虞县知县。钱东垣与弟弟钱绎、钱侗，都潜心研究经、史、金石，当时号称“三凤”。曾与钱绎、钱侗及同县秦鉴勘订《郑志》，又与钱绎、钱侗、秦鉴及桐乡金锡鬯辑释《崇文总目》，世称精本。钱东垣为学沉博而知道要领，因世传《孟子注疏》错谬特别严重，于是辑录刘熙、綦毋邃、陆善经诸儒的古注及顾炎武、阎若璩、同时师友的议论，附以己见。并校正其音读，考订其异同，写成《孟子解谊》十四卷。其他著作有《小尔雅校证》二卷，《补经义考》四十卷，《列代建元表》，《勤有堂文集》。

钱侗，字同人。对于历算之学，也能追究其本源。钱大昕撰写《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未完成而去世，钱侗以群书、金石文字来证明，增辑了一千三百多条。日夜检阅推算，几乎废寝忘食，最终因此劳累致病而逝世。

朱骏声，字丰芑，吴县人。十三岁时学习许慎的《说文解字》，读一遍就能通晓。他跟随钱大昕游学，钱大昕一见到他就认为他出众，说：“学术传承的重任，将落在你身上了！”嘉庆二十三年考中举人，担任黟县训导。咸丰元年，以截取知县的资格进入京城，进呈他所著的《说文通训定声》以及《古今韵准》《柬韵》《说雅》，共四十卷。咸丰帝阅览后，赞赏他学识渊博，赏赐国子监博士衔。不久升任扬州府学教授，他称病辞职，没有到任。咸丰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朱骏声著述非常广博，不求被世人了解，同时擅长天文历算，通晓象数之学。他曾论述《尔雅》中太岁在寅的说法，推演钱大昕的学说，认为当时依据实际观测的岁星在亥，确定太岁在寅，命名为摄提格来纪年，岁星所在的位置就是太岁的位置。然而岁星经过一百四十四年就会超出一个辰次，到了秦汉时期，甲寅之年岁星在丑，太岁应当在子。汉朝诏书把太初元年称为摄提格，是因为六十纪年的名称，历年按顺序排下来，不能突然超出一个辰次，所以仍然命名为摄提格。于是后人把寅、卯等作为太岁，勉强把摄提格等作为岁阴。其实《尔雅》所说的岁阳、岁阴，并非像后人所说的那样。他还著有《左传旁通》十卷，《左传识小录》三卷，《夏小正补传》一卷，《离騷补注》一卷。

他的儿子朱孔彰，字仲我。能够继承父业，著有《说文粹》三编，《十三经汉注》，《中兴将帅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