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福敏陈世倌史贻直阿克敦孙嘉淦梁诗正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期满后，以知县的职务等候补选。当时世宗还在藩王府邸，高宗刚开始受教育，世宗命令福敏陪侍读书。等到世宗即位后，福敏被提升为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雍正三年，调任吏部侍郎。后离开京城代理浙江巡抚。四年，提升为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离开京城代理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发生水灾，他上疏请求调拨常平仓的粮食进行赈济。谬冲花苗叛乱，福敏传令贵州军队截断后路，用湖广军队直捣其巢穴，讨伐平定了叛乱。安陆、荆州遭受水灾，他上疏请求对老弱妇女照常进行赈济，而让壮年男子修筑堤坝，使百姓有饭吃，堤坝也得以完工。皇上对福敏非常眷顾，曾亲手写诏书告谕他说：“朕让你暂且代理总督，如果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就立即命他前往接替。近来朝廷中很缺乏人才，皇子身边也需要你来辅佐。留你在湖广是不得已之举，你应当体察朕的心意，尽力做好。”

五年，福敏被召回京城，授予吏部尚书。六年，因为他在担任浙江巡抚时纵容布政使佟吉图挪用库银，被革职。八年，命他协助办理兵部侍郎事务，后升任左都御史。十年，代理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不久又代理刑部尚书。乾隆三年，提升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加封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次到木兰举行围猎，福敏上疏说：“在边外举行围猎，京城内外的奏章按期限快速递送，比起宫廷清静肃穆，劳逸情况大不相同。应当朝乾夕惕，保持内心清明，从容应对。留在京城的百官，必须根据事务加以督察，不要让懒惰懈怠的人能够徇私。巡行的时候，谏官应当提出有关重大利害的建议，不应当琐碎地渎陈而伤害政体。圣祖对于狩猎的场地，无论平坦、高峻、险阻还是崎岖，没有不清楚的，所以行动符合法度，奔驰射击如同神助。希望皇上事先筹划。士兵布置围猎，未必没有参差不齐之处，请求稍微从容一些，使他们能够努力从事。士兵跟随出行时间长了，盘缠接济不上，酌情加以恩赏，花费不多而恩惠无穷。”皇上批示说：“看了大学士的奏章，老成忠恳，补救君王的过失、陈述善政，朕都赞许采纳。”八年，福敏上疏陈述时政，说：“河防事务重大，请求如同灾民请求赈济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处置，按时上报。灾民流离迁移，是不得已的情况。如果官吏不善于安抚，只是禁止越境，导致他们辗转死于沟壑，应当以玩忽职守罪论处。江南、湖广局部地区受灾，请求留下南方的漕粮用于赈济。确定数量多少，应当由皇上裁决。这样或许上不亏空仓储，下足以救济百姓。”奏疏呈入，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十年，福敏因病请求解除职务，皇上下旨温和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太傅。二十二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福敏曾有疾病，皇上亲临探视，等到听说他去世，又亲自祭奠。赐予祭葬，入祀贤良祠，谥号文端。

福敏性情刚正，胸襟开阔，没有城府。在内廷与蔡世远、雷鋐关系好，尤其佩服朱轼。退休后，他对雷鋐说：“这个职位难道是容易称职的吗？我在这里随波逐流，你不笑话我吗？”四十四年，皇上制作怀旧诗，对于旧日学习的各位臣子都称先生，称字而不称名，说在朱轼那里学到了为学之体，在蔡世远那里学到了为学之用，在福敏那里学到了为学之基。六十年二月上丁日，释奠礼完成后，追赠福敏为太师，诏书说：“幼年从师学习时，他启迪的功劳很多。”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亲陈诜，另有传。陈世倌于康熙四十二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从编修多次升迁至侍读学士，督理顺天学政。因父亲去世回乡守丧，守丧期满后起用为江西学政，上疏请求服满三年丧期，得到批准。雍正二年，服丧期满，提升为内阁学士，出任山东巡抚。当时山东境内旱灾蝗灾，粮食运输河道浅阻，陈世倌独自乘车周游各地，秘密考察灾情轻重、官吏能力高低，然后才开始办公。督促捕蝗几乎捕尽，并疏浚治理运道，世宗在扇子上题字赏赐给他。陈世倌上疏说：“社仓互通有无、调节丰歉，古今都可行。应令各乡劝富裕百姓捐献粮食，不限多少，酌情给予奖励。推举公正的乡约三人掌管社仓的出入，由官府稽查核实。贫民春天借贷秋天偿还，每石收利息二斗，歉收则减少，十年后每石收利息一斗。请求敕令各先行省在几个州县试行。等有成效后，再推广。”下发给有关部门商议施行。他又上疏请求禁止回教，皇上认为回教由来已久，局限于特定民族，并非蔓延难测。无故想要禁止革除，只会造成纷扰，不是治理之道，于是否决了他的提议。他又上疏陈述沿海防卫五件事，得到批准。四年，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朝廷命他治理江南水利，因延误获罪被革职，并命他前往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后，起用他为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予仓场侍郎，再升工部尚书。六年，授予文渊阁大学士。这年秋天，淮安、徐州、凤阳、泗州等地遭受水灾，皇上命侍郎周学健会同总督高斌筹备工程。陈世倌多次上疏陈述疏导水流、抚恤灾民等事，皇上立即命他乘驿车前往会同周学健等人察看勘测。陈世倌说水势高低必须亲自勘测，请求让精通测量术的人一同前往，皇上同意了。十二月，他与周学健等人上疏陈述筹划工程之事，请求等到来年二三月水干涸时施工。皇上说：“陈世倌临行前奏报说年内可以疏导，积水全部消尽，现在上疏说仍要等到来年二三月，他所筹划的也不过是在高斌、周学健所定规划的基础上加以润色，没有其他奇谋大计，何必多此一番往返呢？”

九年，陈世倌请假回乡，请求退休，未被批准。他上疏说：“途经山东，听说有大盗被逮捕。因为案件涉及数省，拖延等待审讯。大盗既然审问得到实情，应尽快处决。请求敕令山东巡抚定案，不要让他长久拖延而得不到公开处决。”皇上认为他的话正确。假期满后回京任职，加封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弹劾下属官员，按例应当让总督复审。陈世倌拟写圣旨有误，交给吏部议处后被革职，皇上斥责陈世倌卑劣琐碎不称大学士之职，应当按议处结果革职。又另下旨简要地说：“朕斥责陈世倌卑劣琐碎，就像陈世倌与孔氏有姻亲关系，于是在兖州私自购置田宅，希望分得一些余利。这岂是大臣所为？现已革职，下旨给山东巡抚不要让他住在兖州。”十五年，入京祝贺，赏还原来官衔。十六年，命他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务。二十二年，因年老有病请求退休，下诏同意他的请求，加封太子太傅。二十三年春天，上殿辞行，皇上御制诗赏赐给他，说“皇祖朝臣没有几个了”。赏赐银五千两，在家仍领俸禄。尚未启程，去世，谥号文勤。

陈世倌研究宋代五子之学，廉洁俭朴，纯厚笃实。入宫回答问题时，讲到民间水旱疾苦，必定反复详细陈述，有时甚至落泪。皇上总是和颜悦色地听他说，说：“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了！”虽然中间曾被责备，但最终都谅解他的端正谨慎。后来皇上南巡，还派官员到他的墓前祭奠。

史贻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父亲史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史贻直年轻时熟悉典章制度。三十九年，考中进士，时年十九岁。从检讨五次升迁至侍读学士。雍正初年，命他在南书房行走，再升吏部侍郎，历任工部、户部。奉命到河南审理总督田文镜弹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人的案件，定案后上报。上蔡知县张球，是田文镜曾推荐的人，史贻直等人揭发他隐瞒盗案。交吏部议处，田文镜上疏弹劾自己。又奉命到山西审理前总督年羹尧兼理河东盐政时偏袒其子扰乱盐法之事。七年，又奉命到福建审理巡抚朱纲弹劾按察使乔学尹等人案，都依法论处。皇上奖励他公正恰当，命他代理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巡海时，携带物品交易侵蚀关税，史贻直为此申明禁令。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因为米粮少，仓谷不按常例出粜换新，史贻直请求用台湾应缴纳的兵米换谷运往四府，依次出售旧谷贮存新谷；内地士兵戍守台湾，往返时骚扰番人村社，史贻直请求下令台湾总兵，戍兵往返时，派副将检查约束：都按照所议施行。

八年，调任代理两江总督，以自己籍贯在本地为由上疏推辞，未被允许。授予左都御史，仍留任两江。九年，召回京城。当时军队征讨准噶尔，陕西、甘肃处于军队行军要道，负责粮饷供应。命他与侍郎杭奕禄等人前往宣谕教化诱导，不久命他协理陕西巡抚，提升为兵部尚书，仍留陕西。十年，代理巡抚。朝廷议定禁止烧锅酿酒，下令各直省。史贻直上疏说：“年成丰收粮食有余，烧锅也是民间谋生的一项事业。应当根据年成丰歉，审视民力盈虚，加以督导劝诫。”皇上称赞他得因时制宜之意。湖广总督迈柱请求疏浚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的水道，以方便转运粮饷。史贻直上疏说：“荆子关至龙驹寨，原有丹河，流经两山之间，曲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百姓引水灌溉田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纤路经常断绝，实在不适合挽船运输。我看湖广转运粮饷艰难，应当在河南府陕州靠近黄河的各州县积贮粮食，实行转搬之策。疏浚丹河之事，似乎可以延缓。”皇上认为史贻直说得对，阻止了迈柱的建议。不久授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事务。

十三年七月，召回京城。八月，世宗驾崩，高宗即位，史贻直入宫回答问话，高宗拿出世宗遗留下来的衣物赏赐给史贻直，勉励他始终如一。史贻直哭泣，皇上也哭泣不止。史贻直上疏说：“科道官以及吏、礼二部应当遵循旧制任用科举出身之人；官吏升迁，抛弃资历，侥幸升迁的人不认为公正，长期不得升迁的人不胜其怨，也应当遵循旧制保留阶资；河南各州县上报开垦砂砾山冈，按亩升科纳税，小民卖儿卖女来缴纳赋税，州县官劝捐，有损国体。请求选任廉明公正的大臣去安抚那个地方，那么弊端就会立刻显现。”此事交付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定施行。

不久命他代理湖广总督。乾隆元年，上疏说：“旧制州县亏损仓谷，定罪时：谷一石折合银一两，当时实际价值不到。各种杂粮都参照谷，尤其不公平。”部议米一石折合银一两，谷及各种杂粮都折合银五钱，著为定例。武昌城西南处于长江、汉水合流处，原有长堤。史贻直命有关部门勘查重新修筑，从王惠桥到土城矶，堤长一千三百多丈，计划三年完工。湖广为两淮盐引行销之地，但地方交错进入四川、广东，凡巴东、归州、道州、宁远等九州县百姓私自食用四川、广东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为此上言。史贻直说湖广行销两淮盐每年七十多万引，各州县偏僻遥远，两淮盐运不到，强行推行，官商都将陷入困境。部议同意史贻直的奏请。湖南城步等县苗人首领蒲寅山、凤老一等作乱，史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讨伐平定，皇上嘉奖其功劳。召回京城，历任工、刑、兵、吏各部尚书。七年，命代理直隶总督。又召回京城，协办大学士。九年，授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封太子太保。

史贻直的儿子史奕昂，官至山东运河道，因巡抚鄂昌推荐，命代理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因事被抄家，搜获史贻直请托的证据，皇上念史贻直勤勉谨慎，不深加治罪，命他退休回原籍，召史奕昂回京。二十二年，皇上南巡，史贻直在沂州迎驾，皇上命他在家仍领俸禄。不久召回京城，仍授大学士。途中生病，派御医前往探视。到京后，命他兼领工部，加封太子太傅。二十五年，皇上因史贻直考中进士已六十年，赐诗褒奖他为“人瑞”。不久命他遇到祭祀典礼不必随班行礼，可以乘轿入内值班。二十七年，史贻直请求退休，命他不必兼管工部，每年加俸银五百两。二十八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靖。

史贻直处理政务把握大体，不轻易表示异同。他记忆力强，举止整饬，善于辞令。年羹尧被杀后，世宗问史贻直：“你也是年羹尧推荐的吧？”史贻直摘下帽子回答说：“推荐臣的是年羹尧，任用臣的是皇上。”到了侍奉高宗时，年纪已经很大了，曾经奏事，跪拜起立迟缓。高宗问：“爱卿老迈疲惫了吗？”史贻直回答说：“皇上到臣这个年纪，自然就知道了。”高宗为此和颜悦色。

史贻直的儿子史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至左春坊左赞善；史奕昂，以举人身份授刑部员外郎，从代理甘肃布政使召回京城，不久授福建按察使，再升兵部侍郎，因言语问题被罢官；史奕朅，官至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他留在京城侍奉史贻直，授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授予编修。五十二年，充任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皇上因为阿克敦学问优秀，主持考试有声望，特别提拔为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任侍读学士。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患眼病，派人请求空青，皇上命令阿克敦携带空青赐予他。升任詹事。五十七年，提拔为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求立他的弟弟李昑为世弟，皇上命令阿克敦偕同侍卫佛伦充任使臣册封。提拔为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充任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命令他专门管理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充任国史馆、会典馆副总裁。又偕同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昑。三年，授予礼部侍郎，兼任兵部侍郎。四年，调任兵部，兼任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京朝见，皇上命令阿克敦代理总督，兼任广州将军。他上奏弹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取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让两个儿子冒名补充把总，倚仗权势连累士兵。皇上嘉奖阿克敦据实上奏，命令他选择胜任的人，写好奏本参奏。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等五县百姓沿江修筑堤坝，开凿水闸建造水堰，引水灌溉农田，称为“围基”。江水上涨时大多溃决，巡抚杨文乾上奏请求将最冲要的地段改为石工，次冲要的地段改为椿埽，预计费用数十万，借库银修筑，并且建议用捐纳的方法补还欠款，阿克敦的意见与他相左。五年，上疏说：“高要等县沿江的围基，都是土工，每年十一月以后，官员督率乡民按田亩分工，加高培厚，百姓不觉得辛苦，官府没有花费。江水上涨时不免冲决。但水性不猛，不一定非要用石工、椿埽才能抵御。请求仍然依照旧法，让官员在农闲时督率百姓修补。如果江水盛涨，派遣官吏巡查防止冲决，无需烦劳改筑耗费库银。”皇上因此搁置了杨文乾的提议。不久与孔毓珣联名上疏请求派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督率修缮各县围基，皇上知道后批复了。苍梧芋荚山矿民聚众暗中活动，阿克敦命令捕获他们的首领，皇上降旨嘉奖。

调任吏部，代理广东巡抚。弹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吞税银羡余，皇上认为王士俊尚可任用，命令训诫他使其改正。改任代理广西巡抚。杨文乾弹劾阿克敦听说盗贼不严加缉捕，新会县捕获盗贼，他授意改判，以窃贼结案；侵吞粤海关耗银，让家人索取暹罗米船的规礼。孔毓珣也弹劾他侵吞太平关耗银。六年，命令革去阿克敦官职，交给孔毓珣、杨文乾会审，杨文乾去世，皇上派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同孔毓珣及代理广东巡抚傅泰严加审讯，因为隐瞒盗贼、侵吞耗银的轻罪，不议处；让家人索取暹罗米船，拟判绞刑。王士俊又揭发阿克敦庇护布政使官达贪赃，加拟斩监候。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因为疏浚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等县水道，请求派员督修。皇上命令释放阿克敦前往江南河工效力赎罪。

九年，皇上命令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军讨伐准噶尔，授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军务。十一年，命令驻紥克拜达里克督饷。十二年，召回。命令偕同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出使准噶尔，宣谕噶尔丹策零，商议停兵休养百姓。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为界，噶尔丹策零想以杭爱为界，收取阿尔泰山作为游牧地。阿克敦与他商议三天没有结果，噶尔丹策零派使者吹那木喀跟随阿克敦等人到京师，请求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作为喀尔喀游牧地界。十三年，阿克敦等人到达京师。皇上将阿克敦等人的奏报及地图秘密寄给北路副将军策棱，命他仔细筹划定议。策棱说准噶尔游牧不能让他们越过阿尔泰山。商议中止。命令阿克敦代理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高宗即位，命令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又命令阿克敦出使准噶尔，以侍卫旺紥尔、台吉额默根为副使，携带敕谕与噶尔丹策零议定边界。噶尔丹策零派哈柳跟随阿克敦等人到京师，请求准噶尔游牧不越过阿尔泰山，但乞求将布延图、托尔和两个卡伦迁移到内地。皇上认为游牧不越过阿尔泰山，已经可以定议，但迁移两个卡伦不可允许。命令哈柳携带敕书返回。

授予阿克敦工部侍郎。五年，调任刑部，又调任吏部。八年，授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授予刑部尚书。十三年，命令协办大学士。不久解除职务以授予傅恒。四月，翰林院进呈孝贤皇后册文，满文翻译“皇妣”为“先太后”，皇上认为是大错误，召见阿克敦询问。阿克敦没有等候圣旨就退下，皇上发怒，认为阿克敦因解除协办大学士职务而心怀怨恨，革去官职，交给刑部，按大不敬律，拟判斩监候。六月，命令在内阁学士上行走，代理工部侍郎。七月，提拔为代理刑部尚书，授予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又命令协办大学士。十四年，金川平定，加封太子少保。连年皇上巡幸木兰、巡幸河南、巡幸盛京，都命令他留在京城办事，多次代理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二十年，因眼病请假，皇上派医生诊治。多次请求退休，命令退休。二十一年，去世，赐予祭葬，谥号文勤。儿子阿桂，自有传记。

阿克敦在刑部任职十多年，平易宽恕简明，未曾有所顾虑。一天，阿桂侍立，阿克敦说：“朝廷用你为刑官，审理案件应该怎样？”阿桂说：“执行法令必须与罪行相当，罪一分就给一分法，罪十分就给十分法。”阿克敦发怒，索要棍杖，阿桂惶恐地请求教导。阿克敦说：“像你说的，天下就没有完人了！罪十分，惩治五六分，已经不能忍受，何况全部惩治呢？而且一分罪还值得问吗？”阿桂后来长期担任刑部长官，多次举此事告诫属下。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孙嘉淦原本家境贫寒，一边耕种一边读书。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改为庶吉士，授予检讨。世宗刚即位，命令各位大臣都可以上密封奏章。孙嘉淦上疏陈述三件事：请求亲近骨肉，停止捐纳，停止西部用兵。皇上召集各位大臣给他看，并且说：“翰林院竟容得下这种狂生吗？”大学士朱轼侍立，慢慢回答说：“孙嘉淦确实狂妄，但臣佩服他的胆量。”皇上良久笑道：“朕也姑且佩服他的胆量。”提拔为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升任祭酒，命令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代理顺天府府尹。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未满，被召回京师，仍然授予府尹。升任工部侍郎，仍然兼任府尹、祭酒。十年，调任刑部侍郎，不久兼代理吏部侍郎。

孙嘉淦任祭酒时，推荐他的弟弟孙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孙嘉淦说宋镐等都可任用；皇上追问，又说方从仁实在不堪任用。皇上于是大怒，斥责孙嘉淦反复欺罔，革去职务，交给刑部治罪，按挟诈欺公律拟处斩刑。皇上对各位大臣说：“孙嘉淦太憨直，但不受钱财。”命令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孙嘉淦出狱后，直接前往银库。果亲王允礼当时主管户部，怀疑孙嘉淦原是大臣，被贬黜，不屑于会计事务；又听到流言说孙嘉淦沽名钓誉，收银都不足数。于是到现场视察，孙嘉淦正拿着秤称量，与吏卒混杂坐在一起同甘共苦。询问所收银两，则另外放置一处，复秤，没有丝毫长短。事情上报，皇上更加器重孙嘉淦。十二年，命令代理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孙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孙嘉淦因皇上初理政事，正值盛年，上疏说：“臣本极愚钝，承蒙皇上圣恩，委以风纪重任。日夜惶恐，想尽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恳切周详，仁政已经施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想说的，不过是皇上的心罢了。皇上的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难道还有可议论的吗？而臣仍想进言，正因在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私下忧心过虑而想预防。治乱循环，如阴阳运行。阴极盛则阳生，阳极盛则阴生。事情到了极盛之时，必有阴伏的机兆。其机兆藏在极微处，人不能察觉；等到显著时，积重难返。这中间有三习，不可不谨慎戒除。君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扬，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动，出一言而满朝称圣，发一令而四海歌颂，在臣民本非献谀，但人主之耳则听惯了。耳与赞誉相化，非赞誉则逆耳，开始拒斥纠正者，继而厌恶木讷者，时间久了连颂扬不工者也排斥。这叫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越智则下越愚，上越能则下越畏，趋跄谄媚，顾盼皆是，免冠叩首，应声即可。这在臣工以为尽礼，但人主之目则看惯了。目与媚相化，非媚则触犯，所以开始斥责倨傲粗野者，继而疏远严惮者，时间久了连不善逢迎者也忤逆。这叫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多了以为不足奇，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看久了以为不难，则雄才而易事；质询他人听不到自己的短处，反省自己不见过失。于是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矩，令之所发，一概期望必行。这叫心习于所是，则喜从命而恶违逆。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如今进君子退小人，岂止三代以上知道？即使衰世之君，谁不想用君子？况且自认聪明的君主，各自以为贤臣，谁不认为所用者必君子而非小人？但最终小人进君子退，没有别的原因，用才而不用德。德是君子独有，才则君子小人共有，而且小人胜过。语言奏对，君子笨拙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合。奔走周旋，君子拙劣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合。即便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善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合。小人挟其所长而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细听其言入耳，谛观其颜悦目，历试其才称心，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难言尽？而推究其由，都是三习所蔽。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我皇上圣明临朝，如日中天，岂只有此弊而无此习？然而臣正于其未习时言之，若其习已成，则或有人知而不敢言，或有人言而不见听。如今想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于外，只在于心，所以臣愿言皇上之心。古语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这是浅显的话。圣人岂无过？只有圣人才能知过，只有圣人才能改过。孔子说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见。所以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想让人指摘过失而涉及自己不知之处，难啊。所以望皇上圣心自戒。反躬自省真知其不足，验于世事实见其未能，所以常谦虚不敢自是。这不敢自是之意，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我而设陷阱；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我而坠深渊。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久了觉其无过，则说可以稍宽；厉志为勤，勤久了觉其有功，则说可以稍慰。此念一转，初似于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也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知不觉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变色，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就是这个道理。《大学》说‘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于好恶拂人之性；而推究所失，皆因于骄泰，骄泰就是自以为是。由此看来，治乱之机，转于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于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是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是小人之媒而乱之阶。如此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只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全都不外于此。”疏上，皇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案，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皇上命孙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余人全部释放。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弹劾总河朱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前往审讯，得实，依律定罪。

十月，授直隶总督。当时畿辅酒禁甚严，犯法者多。孙嘉淦上疏说：“前总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一千四百余人。臣到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余人。这还是申报的，府、厅、州、县自行结案者，不知还有多少。吏役兵丁已抓获而受贿放纵者，更不知多少。这还是犯案者本人，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类牵连受累者，又不知多少。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盗案自犯重罪，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如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薮，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枭未靖，酒枭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先前说酒禁宜于歉岁，不宜于丰年，还是书生谬论。亲身经历此事，才知道夺民之赀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余，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更甚于丰年。《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是有原因的。况且酒禁之行，无论适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就算禁而不扰，且能永禁，而对贫民生计、米谷储藏，不仅无益，反而有损。造酒以糜谷，这是指黄酒而言，其曲必用小麦，其米需用粳米，都是五谷中最精的。至于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曲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类，原是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喂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如今想禁烧酒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粱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粳米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于储藏。百工所为，都需换粟，太贵则伤末业，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所以农有歉荒，也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如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做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秸秆，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获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谷以买黄酒。从前一年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上批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换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只粜米麦。粜而售，则家无储藏；粜而不售，则百用皆缺。臣所谓有损于生计者即此。小民趋利，如水就下。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更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十倍于昔。十倍之利所在，民必以性命争。孟子说‘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疏上，诏令弛禁。

民人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之产，贿赂太监刘金玉等投献于贝勒允祐门下，孙嘉淦疏请交刑部审理，皇上嘉其能执法。民人焦韬被诬陷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孙嘉淦申白其冤枉。民人纪怀让以料豆汁染衣，恰逢村中有贼杀人，侦者以为是血，诬服。判决有期，正定知府陈浩查得冤情，孙嘉淦亲审，昭雪怀让。

不久命兼管直隶河工，孙嘉淦议治永定河。初到官，即请于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四年正月，复疏请于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孙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于西沽以入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于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于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浚者，即于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乾隆五年九月，上疏说：“直隶地区的主要河流，有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四条河，以及东淀和西淀。治理永定河，打算在叶淀东边开挖引河，从西沽北面流入大海；治理子牙河，打算疏浚新河，引导上游各水流入淀泊，打开旧河东堤，使水逐渐从西沽南面流入大海；治理北运河，两岸除去泥沙、裁弯取直，疏浚减河，培固堤岸；治理南运河，两岸修筑遥堤，疏浚河道使主流顺畅，在安陵镇建闸，疏浚减河三十多里，流入老河口直达大海；治理西淀，打算开挖白沟河故道以流入中亭河，在九桥南边另外疏浚一条河，并疏浚青门河的另一分支使其分流，下游已畅通后，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在苑家口叠道建五座木桥，使积水能够通行；治理东淀，打算疏浚上游三岔河使其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等地方疏浚引河，并行向东汇合于西沽，希望能使四条河顺从其轨道，东西两淀畅快泄水。”又引永定河改回故道，各项工程都完成，皇上嘉奖了他。当时江南总督高斌入京，皇上命他会同孙嘉淦商议河务，十月，两人联合上疏说：“永定河应当在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连接东淀到达西沽入海，这样上游涨水自然消退。霸州北应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甿村堤根紧逼水流，应加宽加厚，路甿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大约五十多里，打算修筑月堤作为重要屏障。”孙嘉淦正积极引永定河回归故道，河水泛滥，沿河各州县被水淹。乾隆六年正月，上谕说：“我听说永定河治理不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各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推卸责任。”于是命大学士鄂尔泰前往勘查，请求暂时堵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孙嘉淦上奏说：“刚打开又堵上，实在与放水的本意相违背，将来泥沙壅塞进入玉带河，恐怕为患更大。”上谕说：“这个奏疏固然对，但鄂尔泰慎重，想筹谋万全之策，你不必固执己见。你这件事自己承担很努力，但料理不善，我不能为你隐瞒。但我终究认为你是对的，不像顾琮那样做游移巧诈的打算。”后来皇上巡视天津，检阅中亭河工程，赋诗记事，仍然批评孙嘉淦的失策。

同年八月，调任湖广总督。乾隆七年五月，上疏说：“内地武官不得干预民事。苗疆却不然，文官不敢轻易进入峒寨，只派差役催收赋税，拿着票证骚扰而已。争讼劫杀的案子，都推给武官，威权所到之处，摊派随之而来。于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自执行其命令；因事需索，兵役争相逞能；甚至没收家产，侮辱妇女。苗民不堪其愤怒，与他们拼命，于是嫌隙衅端就形成了。担任大官的人，有的主张剿灭，有的主张安抚，意见各不相同。行文查勘，动辄经过数月。苗民得以闻风准备，四处勾结，饮血酒，传木刻，作乱很容易，平定实在困难。侥幸平定之后，后任的人仍然重蹈覆辙，搜捕株连，滋扰更甚。苗、瑶无处申诉，乘机再动，只看实力行事。历来治理苗疆的官员，既无爱护养育之道，又缺乏约束的方法。无事时任意侵夺，有事时只知剿杀。剿杀之后，仍然侵夺。侵夺既久，势必又导致剿杀。长此循环，何时才是尽头？俗话说：‘善于治理的人，顺应形势而引导。’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是作奸藏匪之处，兵役侦察不到的头人能知道；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约束不了的头人能调解。所以治理苗疆在于治理头人，令各寨用头人做寨长。一峒之中，选取头人所信服的人做峒长，使各寨长约束寨民并听从县令。众多苗民有事，寨长不能处理，就报告峒长；还不能处理，就报告县令。这样，对苗疆就有提纲挈领的方法，对官府自然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而且峒长多次见县官，有争讼可以告官处理，而没有仇杀之举。县官多次见峒长，有教令可以当面饬令遵行，而没有吏役蒙蔽之患。骚扰累害既杜绝，则人心容易信服。这就是所谓立法简易，顺应其习俗而加以引导。”

乾隆八年正月，命他署理福建巡抚，尚未赴任，湖南粮道谢济世弹劾善化知县樊德贻、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包庇樊德贻等人，上疏弹劾谢济世，下旨交孙嘉淦察审。长沙知府张琳查办衡阳丁役，获得浮收情况，申报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写信给仓德，请求更改府牒。仓德坚持不同意，将实情揭报孙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孙嘉淦想压下此事，但顾琮将此事上报。御史胡定又论劾仓德，又揭发到都察院，皇上派侍郎阿里衮前往查办，认定谢济世正确。皇上责备孙嘉淦徇私庇护，革去官职，责令修顺义城工。

乾隆九年，授宗人府府丞。乾隆十年，升左副都御史。乾隆十二年，因年老请求退休，获准。乾隆十四年，召来京城，在上书房当值。乾隆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升工部尚书，署理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十七年，升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谥号文定。

孙嘉淦做官订立八条规约：“事奉君主忠诚而不彰显，与人共事而不骄傲，避开争权夺势之势，藏功于无名，做事只求能解决问题，说话删去无用之言，以守独来避人，以清廉节俭来获取。”用以自我警戒。他因直言进谏而有名声，乾隆初年，上疏匡正君主德行，尤其被当时人所仰慕。乾隆四年，京城街市传闻孙嘉淦的奏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高宗谕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乾隆十六年，有人又传说孙嘉淦的奏疏稿指责皇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上报。皇上下令追查来源，派使者督办审问。辗转牵连，历经六省，经过三年，最后断定是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造，罪至死。高宗知道与孙嘉淦无关，眷顾不衰，孙嘉淦更加自谦。他曾著书阐述《春秋》大义，自己认为不足，就销毁了。

儿子孙孝愉，以荫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考中进士，授编修。多次升迁至侍讲学士。雍正十三年，因母亲去世辞官归乡。高宗即位，召入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梁诗正上疏说：“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内允许屯田耕种外，其余都随旗驻扎京城。皇上为旗人筹划生计，委曲详尽，但旗人仍不免穷乏。因为人口日益增多，如果不让他们自谋生计，而常想靠官府供养，势必不行。臣认为非屯田不可。如今内地没有闲田，兴京、盛京肥沃土地尚未完全开垦。世宗时，想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别驻扎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实行。如今不早作安排，数百年后，旗户将十倍于现在。以有限的粮饷，供养无穷的人口，如果从定额饷银内支取，则兵弁的支领不足以供应闲散人员的坐食；如果从定额饷银外支取，则民赋不能增加，国用不能短缺。户口日益繁盛，等待供养的人众多，没有余财供给他们，京城也没有多余地方安置他们。只有酌量分派户口，分散到边疆屯田，使他们世代享受耕牧之利，按时讲习武事，也用以充实边疆。各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逐渐增加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多几十上百名，不觉得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员每年不下数十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下充作兵饷，不够的由邻省协拨，而解送部里的款项日益减少。向来各营多有空饷，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全部革除。所以近年兵额虽依旧制，已比以前有虚实之别。何况各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中增设的兵额可以裁汰的，应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期望将来营制逐渐节省，而现在兵丁不因裁汰受苦。”

乾隆十年，升户部尚书，梁诗正上疏说：“每年天下租赋，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只余二百多万，实在不足以备水旱兵戈之用。如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应以节俭为要，不要兴土木工程、不要发动黩武之师，以保持盈满安定。”乾隆十三年，调兵部尚书。乾隆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乾隆十五年，调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上疏弹劾梁诗正徇私枉法，皇上召诸大臣及欧堪善当廷质问。所弹劾皆无根据，只有翰林院轮班引见时偶尔有越次。上谕说：“梁诗正任职内廷，不过是文学供奉，我是怎样的君主，而说诸臣能任意行其私意吗？至于小小瞻顾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怕都未能尽绝。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多少，为何没听人论劾？诗正有这一二可议之处，就被论劾，得以知所儆戒反省，未必不是福。欧堪善的话，应当感激，不应当怨恨。”恰逢御史储麟趾弹劾四川学政朱荃隐瞒丧事，皇上询问梁诗正，梁诗正回答失当，下吏部议处，应当革职，命留任。

乾隆十六年，随皇上南巡，梁诗正父亲梁文濂年八十，给予封典。乾隆十七年，上疏请求回乡终养父母。乾隆二十三年，遭父丧，召入署理工部尚书。乾隆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乾隆二十五年，服丧期满，实授，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乾隆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去世，谥号文庄。

儿子梁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梁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论曰：福敏以谨慎厚道为高宗师傅。世倌、贻立在朝有风节，虽因罪被贬谪，都近于私德，大节不逾，终不能以此掩其功。阿克敦敦厚大度而清廉耿介。孙嘉淦直言争辩，陈善闭邪，一时推为名疏。梁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管国计虽每年有余，惟恐不足，其思虑深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