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八十一乐三 类型：古籍章节 书名：《宋史》 作者：脱脱等 时代：元 类别：纪传体断代史 · 白话译文 卷目：志 章节：卷八十一乐三 ## 本章概览 元丰三年，宋神宗下诏命退休官员刘几与范镇考核大乐得失。刘几联合杨杰指出大乐七失，包括歌唱不延字、八音缺四清声、金石乱伦次、舞蹈不象功、乐失节奏、祭祀宴飨无别、郑声乱雅乐，并制十二均图呈上。范镇则坚持定乐先正律，认为刘几所奏实为李照旧制加四清声，非古法。双方围绕四清声、宫架磬数、律吕高低等反复论争，皇帝最终采纳刘几等人意见，降低二律并新增四清声，整修乐器，淘汰劣工。其后叶防、荣咨道、吴良辅等相继议乐，范镇自进新律与乐器，得皇帝嘉许，但礼部、太常以其为一家之学，仍用旧制。元祐年间，朝会二舞仪式由大乐正叶防制定，武舞《威加四海》与文舞《化成天下》各有六变，舞蹈动作象征征伐与文德。崇宁初，魏汉津以黄帝、大禹之法，请用皇帝手指尺寸定黄钟律，铸造景钟等，但因内侍阻挠未竟全功。这一系列乐议与改制，反映了宋代雅乐在复古与实用之间的挣扎，以及权力斗争对礼乐制度的影响。 本章记载元丰至崇宁年间宋代乐制的多次讨论与改革，包括刘几、范镇、杨杰、叶防、魏汉津等人对音律、乐器、舞蹈的争议与调整。 本章详述宋代乐律修订过程，涉及七失、十二均图、四清声、范镇乐律、叶防舞仪、魏汉津指尺法等。 ## 正文 元丰三年五月，皇帝下诏让退休的秘书监刘几到详定所讨论音乐，并让退休的礼部侍郎范镇与刘几一起考核得失。刘几又请求任命杨杰一同商议，还请求按景祐年间的旧例，挑选人员修订制作大乐。皇帝下诏同意。 起初，指出大乐有七种过失：第一是歌唱不能延长字音，声音不依照字音延长，律吕不与声音和谐。因为金声（钟）宏大丰满，做得过度就太重；石声（磬）温润柔和，做得过度就太轻；土声（埙）含混不清，做得过度就太低；竹声（笛、箫）清亮高扬，做得过度就太高；丝声（琴、瑟）纤细微弱，做得过度就太细；革声（鼓）洪亮巨大，做得过度就太洪；匏声（笙）聚合众多，做得过度就太长；木声（柷、敔）没有余韵，做得过度就太短。只有人禀受中和之气而产生中和的声音，八音、律吕都以人的声音为标准，字音虽然可以延长，但不能超过声音。现在唱歌的人有时唱一个字却拖过好几个律，有时章节已经结束而乐音还没有停止，这就是所谓歌唱不能延长字音。请求节制那些繁杂的声音，用一个音唱一个字。况且诗歌是表达人的心志，吟咏成为歌。五声随着歌唱，这叫依从吟咏；律吕协调演奏，这叫和谐声音。先儒认为根据人的声音来制作音乐，依托乐器来表现声音，音乐本来是效仿人，而不是人效仿音乐，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祭祀的乐章都随着月律，声音不依从吟咏，反而让吟咏依从声音；律吕不与声音和谐，反而让声音去迁就律吕，这不是古代的制度。 第二是八音不和谐，钟磬缺少四清声。虞舜时的乐曲九成，以箫为主；商代的音乐平和，以磬为依据；周代的音乐合奏，以金（钟）为首。钟、磬、箫是各种乐器的宗主，天子的音乐用八音，钟、磬、箫是各种乐器的根本，因而加倍为十六。而且十二是律的基本声音；四是应和的声音。基本声音厚重宏大，象征君父；应和声音轻细清亮，象征臣子，所以这四个声音叫做清声，或者叫做子声。李照议论音乐时，开始不用四清声，这样只有根本而没有应和，八音从何而和谐呢？现在的巢笙、和笙，有十九根管，用十二根管发出律吕的基本声音，用七根管作为应和声音。使用已久，声音非常和谐，那么编钟、编磬、箫应该采用四子声来和谐八音。 第三是金石（钟磬）扰乱了伦次。音乐奏出一个声音，各种乐器都用它们的声音来应和，既不能不足，也不能有余。现在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出一个声音，镈钟、特磬、编磬就连击三声；声音繁杂而掩盖了其他乐器，于是到了扰乱伦次的地步。所以镈钟、特磬、编钟、编磬的节奏应当与其他乐器相同，不宜连击。 第四是舞蹈不能象征成功。本朝郊庙的音乐，先演奏文舞，再演奏武舞，而武舞的容节有六变：第一变象征军队初次举兵，方向应当向北；第二变象征上党平定，方向应当向北；第三变象征维扬安定，方向应当向东南；第四变象征荆湖归附，方向应当向南；第五变象征邛蜀投降，方向应当向西；第六变象征军队班师凯旋，方向应当由北向南。现在舞者手舞足蹈、向前向后、低头仰面，既不足以称颂成功盛德，又失去了方向，而文舞的容节尤其没有法度，这就是舞蹈不能象征成功。 第五是音乐失去节奏。音乐开始时，翕然聚合如同众羽汇集；展开后，纯正和谐；节奏分明，清晰明亮；往来有条理，连绵不断：然后才完成。现在乐声不一致，混杂无序，就是失去了节奏，不是所谓的完成。 第六是祭祀、宴飨没有区分音乐的次序。大概金、石等乐器一起演奏叫做奏，用人的声音吟咏叫做歌。阳律一定奏，阴吕一定歌，这是阴阳的结合。顺应阴阳的结合，是用来沟通神明、表达精诚的心意。现在冬至祭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季祭祀祖庙，不奏无射；秋季祭祀后庙，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没有专门祭祀用乐的规定，那么用什么来辅助引导宣泄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呢？ 第七是郑声扰乱了雅乐。然而朱色和紫色有颜色容易辨别，雅乐和郑声没有形象难以知晓，圣人害怕它们难以知晓，所以制定律吕的中正之音，来展示给万世。现在古乐器尚且存在，律吕完全具备，而学士、大夫不讲究考击，演奏制作都交给低贱的乐工，那么雅乐和郑声不得不混杂。希望审慎调谐钟管，采用十二律还宫均法，让上下都通晓练习，那么郑声就不能扰乱雅乐。 于是制作了十二均图，并呈上。 他的论述认为：“每个律都有自己的均，有七声，互相配合使用。符合本均则音乐和谐，不符合本均则音乐违逆。现在黄钟作为宫，那么太簇、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叫做黄钟之均。其余律作为宫，也是这样。宫是君，商是臣，角是民，徵是事，羽是物。君是法度号令所出的地方，所以宫生徵；法度号令是用来授予臣下从而承继执行的，所以徵生商；君臣同心同德，来使各种事情安康，那么万物各得其所，民众得以生存，所以商生羽，羽生角。然而臣有固定的职守，民有固定的职业，物有固定的形态，迁移就会失常，所以商、角、羽没有变声。君总揽万般变化，不能拘泥于一个方面；事通晓各种事务，不能停滞于一个角落：所以宫、徵有变声。凡是律吕的调以及它们的宫、乐章，都著录在图中。” 皇帝取来所上的图，考察他的学说，于是下诏让范镇、刘几参定。而王朴、阮逸的黄钟正好是李照的太簇，他们的编钟、编磬虽然有四清声，但黄钟、大吕的正声有错误；李照的编钟、编磬虽然有黄钟、大吕，但完全缺少四清声，不是古代的制度。王朴的太簇、夹钟，声音失之于高，唱歌的人无法跟上，平时设置而不用。圣人制作音乐来记录中和的声音，用来引导中和之气，清不能太高，重不能太低，必须使八音协调和谐、唱歌的人从容不迫而能延长字音。范镇等人于是请求选择李照编钟、编磬中十二个与律相合的，增加王朴的无射、应钟以及黄钟、大吕的清声，作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的四清声，使众乐跟随它，歌工吟咏它，中和的声音差不多可以考究。请求比王朴降低二律。到太常的钟磬中挑选可用的使用，那些不能修理的另外制作。而太常认为大乐法度的旧器物，请求保留王朴的钟磬，另外制作新乐，来验证议论者的方法。皇帝下诏将王朴的乐钟作为清声，不得销毁。 刘几等人说：“新乐的成功，足以进献郊庙，流传万世。其中明堂、景灵宫降天神之乐六奏：旧例用夹钟之均三奏，叫做夹钟为宫；夷则之均一奏，叫做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一奏，叫做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大司乐》说‘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而‘圜钟，就是夹钟’。用夹钟均的七声，以它的宫声为始终，这叫做圜钟为宫；用黄钟均的七声，以它的角声为始终，这叫做黄钟为角；用太簇均的七声，以它的徵声为始终，这叫做太簇为徵；用姑洗均的七声，以它的羽声为始终，这叫做姑洗为羽。现在用夷则之均一奏，叫做黄钟为角，林钟之均二奏，叫做太簇为徵、姑洗为羽，那么祭天的音乐没有夷则、林钟却用了，有太簇、姑洗反而去掉了。唐代的典制，祭天用夹钟宫、黄钟角、太簇徵、姑洗羽，这是周礼，应当用夹钟为宫。其中黄钟为角，就用黄钟均，以它的角声为始终；太簇为徵，就用太簇均，以它的徵声为始终；姑洗为羽，就用姑洗均，以它的羽声为始终。祭地祇、享宗庙，都参照这种均法来作曲。” 刘几等人又认为太常的磬有三等，王朴的磬厚，李照的磬薄，只有阮逸、胡瑗的磬形制精密但声音太高，用磬氏的方法磨它的旁边，使轻重与律吕相应。钟有三等，王朴的钟是所谓“声音急促而短促可闻”的，阮逸、胡瑗的钟是所谓“声音舒缓而远闻”的，只有李照的钟有旋虫的形制。钟磬都是三十六架，每架十六个，那么正律相应，清声自然充足。堂上堂下的篪、笛都按新制，而调琴、瑟、阮、筑、埙等各种乐器，随所降低的律。皇帝下诏全部听从。于是整理新乐器，迁移安置到太常，开辟房屋来贮藏。考选乐工，淘汰那些愚钝衰老的，而优厚招募有能力的人补充缺员，立为规定，按时练习。 起初，皇祐年间，益州进士房庶谈论尺律之法，认为曾经得到古本《汉书》，说在《律历志》中。范镇认为他的说法正确，请求依此法制作尺律，然后另外寻求古乐参考。于是房庶奉诏制造律管两支，尺、量、龠各一件，而殿中丞胡瑗认为不对。皇帝下诏让范镇与刘几等人定乐，范镇说：“定乐应当先正律。”皇帝同意。范镇制作律、尺等，想要画图呈上。而刘几议论律以人声为主，不以求合尺度为要。他的音乐大体就是李照的旧制而加上四清声，于是奏报乐成。只加恩赏赐，而范镇辞谢说：“这是刘几的音乐，臣参与什么呢！”于是又上奏说：“太常的镈钟都有大小、轻重的法度，不是三代不能制作。宫中又拿出李照、胡瑗所铸的铜律及尺交付太常，按照黄钟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吕律合王朴黄钟律，比王朴乐只低半律，外面有损益而内部无损益，钟声郁结而不发，不值一议。李照的律虽然对，但和他的乐比较，三格自相违逆。而且以太簇为黄钟，就是商为宫了。” 当刘几奏上时，臣起初没有参与。臣近来制造律，内外有损益，它的声音和谐，又与古乐相合。现在如果将臣所造的尺律按大小编排太常的镈钟，可以成就一代大典。又太常没有雷鼓、灵鼓、路鼓，而用散鼓代替。开元年间，有人献上画图，一鼓而做成八面、六面、四面，明堂使用。本朝郊庙有时击有时不击，宫架中只用散鼓，不符合经义。又八音没有匏、土二音：笙、竽用木斗攒竹而用匏包裹，是没有匏音；埙器用木做成，是没有土音。八音不齐全，却认为是完备的音乐，怎么可以呢！”没有得到答复。 四年十一月，详定所说：“‘搏拊、琴、瑟以咏’，是堂上的音乐，用来象征朝廷的治理；‘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是堂下的音乐，用来象征万物的治理。后世有关官员失去其传承，唱歌的人在堂上，同时设置钟磬；宫架在庭中，同时设置琴瑟；堂下的匏竹，放置在床上：都不合其次序。请求皇帝亲自祭祀宗庙以及有关官员代行祭祀时，唱歌的人在堂上，不设置钟磬；宫架在庭中，不设置琴瑟；堂下的匏竹，不放置在床上。郊坛上下之乐，也以此为正，而有关官员代行祭祀也如此。”又说：“以《小胥》宫架推之，那么天子的钟、磬、镈十二虡为宫架是明确的。所以有人以为配十二辰，有人以为配十二次，那么虡不超过十二。先王的制度废弃，学者不能考究它的数目。隋唐以来，有人说宫架应当二十虡，甚至有人认为三十六虡。当唐朝兴盛时，有关官员代行祭祀，乐都用宫架。至德以后，太常的音乐工匠散失逃亡，凡是郊庙只有登歌而没有宫架，后世因循不改。请求郊庙有关官员代行祭祀，改用宫架十二虡。”太常认为用宫架十二虡，则律吕的均声不足，不能成均。请求按礼：宫架四面如同辰位，设置镈钟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设置钟，乙、丁、辛、癸设置磬，各位一虡。四隅树立建鼓，来象征二十四气。宗庙、郊丘也如此。 五年正月，开封平民叶防上书议论乐器、律曲不合古法，皇帝又下诏交给杨杰评议。杨杰认为叶防增加编钟、编磬各二十四枚作为悬挂的架子，管箫的数量与钟磬相同，登歌时用玉磬，去掉乐曲中接近清声的部分，舞蹈不设立标志，这些都不正确。他关于音律不协调的言论，与刘几相同。杨杰请求用晋鼓节制金奏。考察经书和礼制，制作悬挂钟磬的架子教导国子和宗子舞蹈，用于郊庙祭祀，这有什么依据呢？而范镇也说："从唐朝以来到本朝，三大祭祀的乐谱都依照《周礼》，但其中有黄钟为角、黄钟之角的说法。黄钟为角，是指夷则为宫；黄钟之角，是指姑洗为角。十二律与五声的关系，都遵循这个规律。而世俗的说法，却去掉'之'字，说太簇是黄钟商，姑洗是黄钟角，林钟是黄钟徵，南吕是黄钟羽。如今叶防只通晓世俗的夷部说法，却不见《周礼》正文，所以声称本寺的音律不协调，他的说法难以实行。"皇帝认为乐律是绝学，叶防在民间学习尤其困难，于是任命叶防为乐正。 六年春正月，皇帝驾临大庆殿，首次使用新乐。二月，太常寺上言："郊庙乐悬，如果遇到雨雪，望祭时就设置在殿上。"三月，礼部上言："有关官员代行祭祀，祭祀昊天上帝时舞蹈的名称。请求初献称为《帝临嘉至》，亚献、终献称为《神娭锡羡》；太庙初献称为《孝熙昭德》，亚献、终献称为《礼洽储祥》。"皇帝下诏同意。九月，礼部上言："《周礼》规定，凡是大祭祀，王出入时奏《王夏》，这表明进入庙门时已经用乐了。如今既然把祼礼移到作乐之前，皇帝到罍洗时奏《乾安》，那么入门时也应当奏《乾安》，以符合古制。进入景灵宫和南郊壝门时，请求也这样做。" 七年正月，下诏采纳协律郎荣咨道的请求，在奉宸库挑选玉石制造玉磬，命令太常寺审定音律。六月，礼部上言："皇帝亲自郊祀的年份，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派遣冢宰代行祭祀，礼容乐舞应当比平常祭祀更为隆重。而现在的乐悬二十架、乐工一百五十二人、舞者六十四人，与常年南北郊上公代行祭祀没有区别，不足以体现钦崇的意思。请求从今以后按照皇帝亲祠的标准，用三十六架乐悬，工人三百零六人，舞人一百二十四人。"皇帝下诏同意。 元祐元年，荣咨道又上言："先帝下诏命令臣制造玉磬，准备用于庙堂之上，按照旧例与编钟一起用于登歌。今年皇帝亲祠明堂，请使用玉磬，以彰显盛典。"皇帝同意了。三年，范镇乐律完成，进献他所制作的乐章三篇、铸律十二支、编钟十二口、镈钟一口、衡一件、尺一把、斛一个，用响石制作编磬十二枚、特磬一枚，箫、笛、埙、篪、巢笙、和笙各二件，以及乐书和图法。皇帝与太皇太后驾临延和殿，下诏命令执政、侍从、台阁、讲读官都前往观看。赐给范镇诏书说："朕以为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仅留存。乐工流散在河海之上，一去不返；在齐、鲁之间聘请先生，也有不能请到的。魏、晋以下，曹、郐之类的小国不值一提。岂止是郑、卫之音，已经混杂了华夏和戎狄的乐器。偶尔有创作者，还保存着典型法度。然而铢、黍的一点差错，就可能导致宫、商的移位。只有我朝四朝元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察乐声、知晓音律，以律管确定尺的长度。阅览呈上的诗书，观看庭中的乐架。君臣共同观赏，父老为之感叹。正在下诏命学士、大夫讨论其法度，工师、有关官员考核其声音。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审视所制作，赞叹不忘。" 范镇写作《乐论》，自叙说："臣昔日在礼官任上，跟随诸儒诘问乐律的差谬，共十多件事。起初未曾学习，不能没有小矛盾。后来考订《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固《志》，获得其法度，融会贯通，全部取用旧书，去掉矛盾之处。摘取要点，写作八篇论文。"其中《论律》、《论黍》、《论尺》、《论量》、《论声器》的内容，记载在《律历志》中。 《论钟》说： 钟的形制，《周官·凫氏》讲得很详细，但注解者有三个错误：如说："带，是用来间隔的，它的名称叫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是对的，但不在甬、衡之上，这是第一个错误。又说："舞，上下收敛，以横为长，以纵为宽，舞的宽度是四分。"如今也去掉直径二分作为间隔，那么舞的间隔的方形常占铣的四分之一。舞的间隔方形为四，那么鼓间隔六也是方形。鼓六、钲六、舞四，就是说鼓间隔与舞的列队相应，那么鼓和舞都是六，所说的"钲六、舞四"，这是第二个错误。又说："鼓外二分，钲外一分。"他们既然认为钲和鼓都是六，没有厚薄的差别，所以因此穿凿附会，以迁就他们的说法，这是第三个错误。 如今臣所铸造的编钟十二口，都按照它们律管的长度，所以钟口直径为十的，其长度为十六作为钟身。钲，是正的意思，位于钟的中部，上下都是八，向下去掉二作为鼓，向上去掉二作为舞，那么钲占四而鼓和舞都是六。因此于、鼓、钲、舞、篆、景、栾、队、甬、衡、旋虫，是钟的纹饰，显露在外面的；宽、长、空径、厚、薄、大、小，是钟的数值，产生于内部的。至于金锡的比例和铸金的形状都按照各经书，差之毫厘则声音有高低，不可不审慎。那镈钟也按照这个方法而四倍其尺寸。 如今太常寺的钟不分大小、不分厚薄、不分金锡比例，一律以黄钟为标准，然后磨削来求得与律管相合，所以黄钟最薄最轻。从大吕以下，依次加重加厚，因此低音凌驾高音，小钟超过大钟，这怎么可以呢？而且清声不见于经书，只有《小胥》注说："钟和磬，编次排列，二八十六枚而在一架叫做堵。"到唐朝又有十二清声，其声音更高，尤其不对。本朝旧有四清声，放置而不用，到刘几时开始使用，与郑、卫之音没有区别。 《论磬》说： 臣所制造的编磬，都依照《周官·磬氏》的方法，例如黄钟的股宽四寸五分，股长九寸，鼓长一尺三寸五分；鼓的宽三寸，厚度一寸，其弦长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按照它们律管的长度而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如此作为标准。如今的十二磬，长短、厚薄都不按照律管，却想求得它们的声音，不是太远了吗？钟有金锡比例，磬是石头，天然形成之物。用它们的律管来决定长短、厚薄，而声音和谐，这是出于自然，而圣人能够知道，取以为法，后代怎能不考证纠正呢？考证纠正而不正确，就不足以作为法则了。 特磬则按照这个方法四倍其尺寸而制作。本朝祭祀天地、宗庙和大朝会，宫架内只设镈钟，只有后庙才用特磬，这是不对的。如今已升祔后庙，特磬就成了无用的乐器。臣请求凡宫架内在镈钟后面各加特磬，贵在金石之声大小相应。 《论八音》说： 匏、土、革、木、金、石、丝、竹，这八种材料，在天地之间，它们的体性不同而相互抵触。圣人制作成八种乐器，命它们为商就是商，命它们为宫就是宫，没有一种材料不能调和的。能使天地之间最相互抵触的材料无不调和，这就是乐之所以为和而八音之所以成为乐的原因。 乐律下发太常寺，而杨杰上言："元丰年间，下诏范镇、刘几与臣详细商议郊庙大乐，完成后演奏，称赞其和谐协调。如今范镇新定的乐法，与乐局所议大不相同。而且乐经由仁宗命令制作，神宗睿智决断，在郊庙、朝廷演奏，已经很久了，怎能用范镇一人的说法而仓促更改呢？"于是写作《元祐乐议》来驳斥范镇的说法。其中《议乐章》说： 本朝大乐所立的曲名，各有成规，不相混杂，这是为了重视正名。所以庙室之乐都以"大"字命名，如《大善》、《大仁》、《大英》之类。如今范镇以《文明》之曲进献祖庙，以《大成》之曲进献皇帝，以《万岁》之曲进献太皇太后，这些名称不正，难以用于宗庙、朝廷。 《议宫架加磬》说： 范镇说："本朝祭祀天地、宗庙和大朝会，宫架内只设镈钟，只有后庙才用特磬，这是不对的。如今已升祔后庙，特磬就成了无用的乐器，请求凡宫架内在镈钟后面各加特磬，贵在金石之声大小相应。"考查《唐六典》：天子宫架之乐，镈钟十二、编钟十二、编磬十二，共三十六架，宗庙与殿庭相同。凡中宫之乐，则以大磬代替钟，其余如宫架的制度。如今将镈钟和特磬并设，就成了四十八架，在古代没有依据。皇帝将出，宫架撞黄钟之钟，右边五钟都应和；皇帝起身，宫架撞蕤宾之钟，左边五钟都应和。从未听说皇帝出入时，以特磬为节奏。 《议十六钟磬》说： 范镇说："清声不见于经书，只有《小胥》注说'钟和磬，编次排列，十六枚而在一架叫做堵。'到唐朝又有十二清声，其声音更高，尤其不对。本朝旧有四清声，放置而不用，到刘几时开始使用，与郑、卫之音没有区别。"考查编钟、编磬十六枚，由来已久，岂止见于《周礼·小胥》的注释呢？汉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磬十六枚，皇帝因此陈设礼乐、《雅》、《颂》之声，以教化天下。此事记载在《礼乐志》中，不算不详，难道是到刘几之后才使用的吗？而且汉承秦制，秦朝未曾制作礼乐，那些称为古磬十六枚的，乃是二帝、三王的遗法。王朴乐内的编钟、编磬，因为其声律太高，歌者难以跟上，所以四清声放置而不用。到神宗朝降低三律，则四清声都使用而和谐了。《周礼》说："凫氏制作钟，薄厚之处产生振动，清浊由此而出。"那么清声难道不见于经书吗？如今范镇以箫、笛、埙、篪、巢笙、和笙进献朝廷，箫必定是十六管，那么四清声就在其中了。自古以来没有十二管的箫，难道《箫韶》九成之乐已经有郑、卫之声了吗？ 礼部、太常寺也说"范镇的乐法自是一家之学，难以参用"，于是乐制仍按照旧制。 四年十二月，才命令大乐正叶防撰写朝会二舞仪式。 武舞叫《威加四海》之舞： 第一变：舞者离开南表三步，手持干盾站立，听举乐，三通鼓后，前行三步，到表处蹲下；再鼓，都开始舞蹈，进一步，端正站立；再鼓，都手持干盾、肩扛戈矛，互相看着做出勇猛疾速的样子；再鼓，都转身向里，用干盾和戈矛互相击刺，脚不动；再鼓，都回身向外，击刺如前；再鼓，都端正站立举手，蹲下；再鼓，都舞蹈，进一步转身面对面站立。干盾和戈矛各自放在腰旁；再鼓，各自前进，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后，左手执干盾在前面，右手执戈矛在腰旁，作为前进的行列；再鼓，各自互相击刺；再鼓，各自退身回到原位，整理干盾作为后退的行列；再鼓，都端正站立，蹲下；再鼓，都舞蹈，进一步端正站立；再鼓，都转身面对面，手持干盾和戈矛做出坐起动作；再鼓，各自互相击刺；再鼓，都起身，收起干盾和戈矛，做出胜利的象征；再鼓，都端正站立，遇到节乐就蹲下。 第二变：听到奏乐声就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再次击鼓，都面向正前方，做出勇猛矫健的样子；再次击鼓，都转身向里互相击刺，脚步不动；再次击鼓，各自转身向外击刺，和之前一样；再次击鼓，都站直，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陈列他们的干戈，左右互相注视，做出勇猛矫健的样子；再次击鼓，都并入行列，以八人组成四人一列；再次击鼓，都两两相对互相击刺；再次击鼓，都回转，变换行列，左边的人到右边，右边的人到左边；再次击鼓，都举手，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再次击鼓，各自分向左右；再次击鼓，各自举起他们的干戈；再次击鼓，互相交叉击刺；再次击鼓，都收拢干戈站直，遇到节乐时就蹲下。 第三变：听到奏乐声就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转身相对；再次击鼓，整理干戈来象征登台讲武；再次击鼓，都向东南方向击刺；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东南方观望，来象征漳州、泉州归顺；再次击鼓，都向正南方向击刺；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南观望，来象征杭州、越州前来朝见；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再次击鼓，都向西北方向击刺；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西北观望，来象征攻克消灭并州、汾州；再次击鼓，都向正西方向击刺；再次击鼓，都按着盾牌举起戈，向西观望，来象征肃清银州、夏州；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跪直，右膝着地，左脚微微抬起；再次击鼓，都把干戈放在地上，各自拱手，象征不再使用武力；再次击鼓，都左右舞蹈，象征用文德制止武力的意思；再次击鼓，都就地跪拜，收起他们的干戈，起身后躬身站立；再次击鼓，都起舞，后退，鼓声结束就停止，象征军队撤回整顿。 文舞名为《化成天下》之舞： 第一变：舞者站立在南表之南，听到奏乐声就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再次击鼓，都稍微向前然后端正作揖，双手合拢从下向上；再次击鼓，都向左看并向左作揖；再次击鼓，都向右看并向右作揖；再次击鼓，都张开手，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再次击鼓，都稍微后退身体，第一次辞让，双手合拢从上向下；再次击鼓，都向右看，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后作为第二次辞让；再次击鼓，都向左看，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作为坚决辞让；再次击鼓，都双手合拢，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站直；再次击鼓，都俯身互相注视，第一次谦让，双手合拢在胸前；再次击鼓，都向右侧身、左手下垂作为第二次谦让；再次击鼓，都向左侧身、右手下垂作为第三次谦让；再次击鼓，都躬身并授予，遇到节乐时就蹲下。 第二变：听到奏乐声就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转身相对；再次击鼓，都稍微向前互相作揖；再次击鼓，都向左看并向左作揖；再次击鼓，张开手，蹲下，站直；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再次相对；再次击鼓，都后退身体作为第一次辞让；再次击鼓，都起舞，辞让如同上面的仪式；再次击鼓，都第二次辞让；再次击鼓，都坚决辞让；再次击鼓，都双手合拢，蹲下，站直；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再次击鼓，相对；再次击鼓，都注视作为第一次谦让；再次击鼓，都第二次谦让；再次击鼓，都第三次谦让；再次击鼓，都躬身并授予，站直，遇到节乐时就蹲下。 第三变：听到奏乐声就蹲下；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两两相对；再次击鼓，都互相趋近作揖；再次击鼓，都向左作揖如同上面；再次击鼓，都向右作揖；再次击鼓，都张开手，蹲下，站直；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再次相对；再次击鼓，都后退身体第一次辞让；再次击鼓，都第二次辞让；再次击鼓，都坚决辞让；再次击鼓，都双手合拢，蹲下，站直；再次击鼓，都起舞，向前一步两两相对；再次击鼓，都互相注视第一次谦让；再次击鼓，都第二次谦让；再次击鼓，都第三次谦让，躬身并授予，站直，遇到节乐就蹲下。 凡是这两种舞蹈所用的缀表、器具以及引导舞蹈的振作，都与大祭祀时的舞蹈相同。协律郎陈沂审阅，认为节奏详备，从此朝会时就使用它们。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孙谔进言：“臣曾奉命祭祀社稷，亲眼看到陈设，起初怀疑它缺略不备，退下后考察元祐年间的祭祀仪式，才发现与我所见到的相符合。那些登歌的乐器，虽然有钟、磬、簨虡、搏拊、柷敔之类，但只陈设在太社坛上，而太稷坛却缺少这些。宫架不齐备，不是重视社稷的做法。《周官》制定祭祀的法规，有用灵鼓来击鼓，有用帱帗舞来舞蹈，有用太簇、应钟、《咸池》来极尽歌舞的节奏，这是乐舞仪式的完备。唐代社稷用二十架乐器，到了开元年间，也遵循三代的遗法，在坛的北面，宫架齐备陈列，与天神区别，中间设置灵鼓，歌钟、歌虡各设二坛，下面舞蹈上面唱歌，多么盛大啊！臣考察典礼，凡是祭祀太社、太稷，应该仿照《周官》和《开元礼》的文制，在坛的北面完备设置宫架，钟、匏、竹各列二坛，南架之内，再设置灵鼓。”于是召集侍从、礼官商议增加稷坛的乐器，但添用宫架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元符元年十一月，下诏登歌、钟、磬都按照元丰年间的诏旨，恢复先帝的乐制。 元符二年正月，下诏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审定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这是因为太常少卿张商英推荐他懂得乐律的缘故。起初，吴良辅在元丰年间进呈《乐书》五卷，他的书分为四类，认为：“天地初分，气数于是确定。掌握这些气数，用声音来贯通。于是撰写《释律》。律是经，声是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转相生为宫，七音运行产生。于是撰写《释声》。声产生于日，律产生于辰，所以以六律为经，以五声为纬。声律相互协调，和谐而不违逆。散布到八音，八音由此产生。于是撰写《释音》。四种材料兼收，八种乐器制成。尺度数理设置，形象隐于形体之中。考究乐器论述义理，道德得以阐明。于是撰写《释器》。”各类都有条目，共四十四篇，大抵考证经传，精心讲求思考，对乐理很有益处，文字很多，所以不记载在这里。 崇宁元年，下诏宰相设置僚属，讲议大政。因为大乐的制度错谬残缺，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齐，箫笛之类的乐器由乐工自备，每次合乐，声韵混淆杂乱，而且都失之过高。筝、筑、阮是秦、晋的乐器，却排列在琴、瑟之间；熊罴按是梁、隋的制度，却设置在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蹈不象征成功，乐曲不合乐谱。乐工大多是农夫、市贾，遇到祭祀朝会就从田间街巷中追呼他们，教习没有成效，昏暗不懂音律。议乐的大臣因为《乐经》散失，没有依据。秦、汉之后，各位儒者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于是广泛寻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的名字传到了皇帝那里。 魏汉津这时已经九十多岁了，本来是剩余名额的士兵，自称住在西蜀，师从唐代仙人李良，传授鼎乐之法。皇祐年间，魏汉津和房庶因为擅长乐律被推荐，来到后，黍律已经制成，阮逸开始非议他的学说，魏汉津不能施展他的学问。后来阮逸的乐律不被采用，就退下与魏汉津讨论指尺，写作两篇书文，叙述指法。魏汉津曾向太常陈述，乐工害怕改动，都不主张他的学说。有人说魏汉津过去曾在范镇那里服役，看到他的制作，略微采用了其中内容，蔡京神化他的学说而假托于李良。 崇宁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进呈他所撰写的《乐书》二百卷，命令礼部尚书何执中审阅，认为陈旸想考定音律，以校正中正之声，希望送交讲议司，让懂得音律的人参验施行。陈旸的议论说：“魏汉津论乐，采用京房的二变、四清。五声十二律，是乐的正体；二变、四清，是乐的蠹虫。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清为君。事情因时而作，固然可以变化，但君不可变化；太簇、大吕、夹钟，或许可以分，但黄钟不可分。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谓尊贵没有二上的旨意吗？”壬辰日，下诏说：“朕认为隆盛礼仪制作音乐，实在是治理内部、整饬外部的首要事务，增减创作，岂敢落后呢？命令讲议司官员详细寻求历代礼乐沿革，斟酌古今适宜之处，撰修为典章训示，以流传万世，达到安定上位、治理民众的最高道德，彰显移风易俗的美好教化，这才符合朕咨询询问的意旨。” 崇宁三年正月，魏汉津进言说：“臣听说黄帝用三寸的器具名为《咸池》，他的乐叫《大卷》，三三得九，于是成为黄钟的律。大禹效法黄帝的方法，以声音为律，以身体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称为君指，裁制为宫声的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称为臣指，裁制为商声的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称为物指，裁制为羽声的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由君臣治理，用物来供养，所以不用作裁管的方法。得到三指合起来为九寸，黄钟的律就确定了。黄钟确定，其余律就随之产生。臣现在请求用皇帝的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造九鼎，其次铸造帝座大钟，其次铸造四韵清声钟，其次铸造二十四气钟，然后均调弦线、裁制管律，成为一代的乐制。” 这之后的十三年，皇帝有一天忽然梦见有人说：“乐成了而凤凰不来吗！大概不是皇帝的手指啊。”皇帝醒来，非常后悔叹息，说：“崇宁初年制作乐律，请求我的手指尺寸，而内侍黄经臣坚持说‘皇帝的手指不可以让外人看’，只是拉着我的手略微比量，说：‘这就是了。’大概不是别人所能知道的。如今神这样告诉朕，怎么办？”于是再次取出中指尺寸交给蔡京，秘密命令刘昺试验。当时刘昺始终隐藏魏汉津最初的说法，只以他之前的议论为尺度，制作一支长笛进呈。皇帝的手指尺寸既然比旧的长，而长笛几乎不能改变，来触动人们的观听，于是就此停止。大概这是蔡京的儿子蔡绦说的。 这年秋七月，景钟制成。景钟，是黄钟所从出的。悬挂着是钟，仰放则是鼎。鼎的大小，最终为九斛，是中声的极致。炼制玉屑，混入铜中，精纯至极，音韵清越。它高九尺，用九条龙拱卫，只有天子亲自祭祀才使用它。它矗立在宫架之中，作为君主的围障。于是命令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它作铭文。铭文说：“上天造就我大宋，庄严肃穆不已。四方前来和同，经历十二纪。乐象已经成就，正是其时。启迪唯有夏代，法度从禹开始。我朝龙承受此，天地一指。至于景钟，中声所止。在此制作，不沿袭彼。九九产生，律吕根基。这个景钟，不窄不侈。在宋的宫庭，岿然中峙。天子万年，多受福祉。这个景钟，上帝命令你。你如何承奉，以安燕庇护子孙。永远宝爱它，是宋乐的开始。” ## 关键人物 - **刘几**：退休秘书监，后受诏讨论音乐；主导乐议，指出七失，制作十二均图，奏报乐成 - **范镇**：退休礼部侍郎，后制乐律；参定乐律，制作尺律，进献乐章及乐器，作《乐论》 - **杨杰**：与刘几一同商议，后任评议；评议叶防，作《元祐乐议》驳斥范镇 - **叶防**：开封平民，后任乐正；上书议论乐器律曲，受命撰写朝会二舞仪式 - **魏汉津**：九十多岁，本剩员兵，自称师从李良；提出指尺法，进言铸造九鼎、景钟 - **王朴**：前代乐工，其乐钟被讨论；其乐钟被作为参照，音高被批评 - **李照**：前代乐工，其乐钟被讨论；其编钟、编磬被参考，但缺少四清声 - **陈旸**：礼部员外郎；进呈《乐书》二百卷，议论魏汉津 - **吴良辅**：前信州司法参军；审定音律，改造琴瑟，进呈《乐书》五卷 - **荣咨道**：协律郎；请求制造玉磬，用于明堂 ## 时间线 - **元丰三年五月**：皇帝下诏让刘几、范镇讨论音乐，刘几又请求任命杨杰一同商议，并请求挑选人员修订大乐；皇帝下诏同意 - **时间不明**：刘几指出大乐有七种过失，并制作十二均图呈上；皇帝下诏让范镇、刘几参定 - **时间不明**：范镇等人请求选择李照编钟、编磬中十二个与律相合的，增加王朴的无射、应钟以及黄钟、大吕的清声，比王朴降低二律；皇帝下诏将王朴的乐钟作为清声，不得销毁，并准奏新乐 - **元丰四年十一月**：详定所建议调整堂上堂下乐制，及宫架十二虡；太常认为宫架十二虡不足，按礼设置镈钟十二虡 - **元丰五年正月**：开封平民叶防上书议论乐器律曲，杨杰评议，范镇反驳；皇帝任命叶防为乐正 - **元丰六年春正月**：皇帝驾临大庆殿，首次使用新乐；无明确结果 - **元丰七年正月**：下诏制造玉磬；命令太常寺审定音律 - **元祐三年**：范镇乐律完成，进献乐章、乐器等，皇帝与太皇太后临延和殿观看；赐给范镇诏书赞扬 - **元祐四年十二月**：大乐正叶防撰写朝会二舞仪式（武舞《威加四海》、文舞《化成天下》）；从此朝会时就使用它们 - **元祐八年**：太常博士孙谔建议增加稷坛乐器，仿《周官》和《开元礼》；添用宫架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 **崇宁三年正月**：魏汉津进言，提出用皇帝手指尺寸定黄钟，及铸造九鼎、大钟等；后制成景钟 - **崇宁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进呈《乐书》二百卷；命令礼部尚书何执中审阅，送交讲议司 ## 地点 - **太常寺**：大乐法度旧器物所在，新乐器安置处 - **大庆殿**：皇帝首次使用新乐之处 - **延和殿**：皇帝与太皇太后观看范镇乐律之处 - **奉宸库**：挑选玉石制造玉磬之处 ## 为什么值得读 本章集中展现了宋代中后期乐制的多次改革与争鸣，涉及刘几、范镇、杨杰、叶防、魏汉津等不同学派，反映了北宋从追求复古到实际调试的乐律演进过程。 ## 标签 - 元丰 - 大乐 - 八音 - 四清声 - 十二均图 - 范镇乐律 - 叶防 - 魏汉津 - 景钟 原始页面：https://shishuguan.com/books/songshi-baihuawen-full/volume-2/chapter-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