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八十六道学一

"道学"这个名称，古代是没有的。夏、商、周三代兴盛的时候，天子用这个道来施行政教，大臣百官用这个道来履行职务，乡、党、庠、序中的老师弟子用这个道来讲解学习，四方百姓日常应用这个道却不知道。因此，整个天地之间，没有一个百姓、一物不受这个道的恩泽，以成就他们的本性。在这个时候，道学的名称，又从哪里建立呢？

文王、周公去世以后，孔子有德行却没有职位，既不能使这个道的运用逐渐覆盖当世，便退隐下来和他的弟子们制定礼乐，阐明宪章，删定《诗经》，修订《春秋》，赞述《易象》，讨论《三坟》《五典》，期望使三皇五帝圣人的大道永远昭明。所以说："孔子比尧、舜贤德多了。"孔子去世后，只有曾子得到了他的传承，曾子传给了子思，子思又传到孟子，孟子去世后就没有传承了。两汉以来，儒者们谈论大道，考察却不精当，讲述却不详尽，异端邪说起而乘机作乱，几乎使大道彻底败坏。

一千多年后，到了宋朝中期，周敦颐在舂陵出现，才得到了圣贤不传的学问，创作了《太极图说》《通书》，推究阐明阴阳五行的道理，从天所赋予、在人成为本性的内容，了如指掌。张载创作了《西铭》，又极力论述"理一分殊"的主旨，此后道的大原出于天的道理，就明明确定无疑了。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和他的弟弟程颐出生，长大后，师从周氏学习，后来又扩充他们所听闻的，表彰《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的奥妙，下至初学进入德行的门径，融会贯通，不再有残余的蕴藏。

到了宋朝南渡，新安朱熹得到了程氏的正统传承，他的学问更加亲切。大致以格物致知为先，以明善诚身为要，凡是《诗经》《尚书》以及六艺的文字，与孔子、孟子留下的言论，在秦朝焚书中颠倒错乱，在汉儒手中支离破碎，在魏、晋、六朝中幽暗沉没的，到这时都焕然明白，秩然有序各得其所。这就是宋儒的学问之所以超越诸子，而上接孟子的原因吧。它对于时代的兴衰，气运的荣枯，关系非常重大。道学在宋朝兴盛，宋朝却没有能够完全运用它，甚至有严厉的禁令。后世的君主，想要恢复天德王道的治理，一定要从这里取法。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确实推重他，旧史把他列入隐逸，不妥当，现在把他放在张载后面。张栻的学问，也出自程氏，见到朱熹后，相互切磋又大有进步。其他程、朱的门人，考察他们的源流，各按类别排列，作《道学传》。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原名敦实，因避英宗旧讳而改。凭借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的恩荫，担任分宁县主簿。有一个案件很久没有判决，周敦颐到任后，一审讯就立即辨明。县里人惊讶说："老吏也比不上他。"部使者推荐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有个囚犯依法不当处死，转运使王逵想要重判他。王逵是酷悍的官吏，众人没有敢争辩的，唯独周敦颐与他争辩，王逵不听，周敦颐就扔掉笏板回家，准备弃官离去，说："这样还能做官吗！杀人以讨好别人，我不做。"王逵醒悟，囚犯得以免死。

调任郴州桂阳县令，政绩尤其显著。郡守李初平认为他贤德，对他说："我想读书，怎么样？"周敦颐说："公年纪大了来不及了，请让我为您讲讲。"两年后果然有所收获。改任南昌知县，南昌人都说："这就是能辨明分宁案件的人，我们有了申诉的地方了。"富家大姓、狡猾的官吏、恶少年，都惴惴不安，不仅担忧犯罪受到县令处罚，而且以玷污善政为耻。历任合州判官，事情不经他手，官吏不敢决断。即使下达了，百姓也不肯听从。部使者赵抃被谗言迷惑，对他非常严厉，周敦颐超然处之。通判虔州时，赵抃任虔州知州，仔细观察他的作为，才彻底醒悟，握着他的手说："我差点失去你了，从今以后才知道周茂叔啊。"

熙宁初年，任郴州知州。因赵抃和吕公著推荐，任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把洗雪冤案、造福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巡视部属不辞劳苦，即使有瘴气、险远之地，也从容视察。因病请求任南康军知军。于是在庐山莲花峰下安家。房前有一条溪流，汇入溢江，取在营道时所居濂溪来命名。赵抃再次镇守四川，想要奏请任用他，没来得及他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

黄庭坚称赞他"人品很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在求取名声上很淡泊，而在追求志向方面很锐意，在求福方面很淡薄，而在得到民心方面很厚重，在自身奉养上很菲薄，而能施惠于孤寡老人，在迎合世俗上很粗陋，而崇尚与古人交友。"

博学力行，著《太极图》，阐明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始终。他的理论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只有人得到最秀之气而最为灵秀，形体既已产生，精神发出智慧，五种本性感动而善恶分开，万事就产生了。圣人用中正仁义来确定它而主张静，建立人极。所以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则吉，小人违背则凶。所以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说："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伟大啊《易》，这就是它的极致了。

又著《通书》四十篇，阐发太极的蕴涵。作序的人说"他的话简约而道宏大，文辞质朴而义理精微，得到了孔、孟的本源，对学者大有帮助。"

在南安任属官时，程珦任通判军事，看他的气貌不是平常人，与他交谈，知道他是做学问懂道的人，于是与他结为朋友，让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前往受业。周敦颐常让他们寻味孔子、颜回的快乐之处，所乐的是什么事，二程的学问源流就在这里。所以程颢说："自从再次见到周茂叔后，吟风弄月归来，有'吾与点也'的意思。"侯师圣向程颐学习，没有领悟，去拜访周敦颐，周敦颐说："我老了，讲解不能不详细。"留他对床夜谈，过了三天才回去。程颐感到惊异，说："不是从周茂叔那里来的吗？"他善于启发人就像这样。

嘉定十三年，赐谥号元公，淳祐元年，封为汝南伯，在孔子庙庭配享祭祀。

两个儿子周寿、周焘，周焘官至宝文阁待制。

程颢，字伯淳，世代居住在中山，后来从开封迁徙到河南。高祖程羽，太宗朝任三司使。父亲程珦，仁宗录用旧臣的后代，让他任黄陂县尉。过了很久，任龚州知州。当时宜州獠人区希范已被诛杀，乡人忽然传说他的神灵降临，说"应当为我在南海立祠"，于是迎着他的神像前往，到了龚州，程珦派人诘问，说："近来经过浔州，浔州太守认为这是妖异，把祠具扔到江中，逆流而上，太守害怕，于是重新致礼。"程珦让人再扔下去，顺流而去，这种妄言才平息。调任磁州知州，又调任汉州。曾经在开元僧舍宴请宾客，酒刚行，有人喧哗说佛光出现，观看的人互相践踏，无法禁止，程珦安坐不动，过了一会儿就安定下来。熙宁新法推行时，做守令的人奉命唯恐落后，唯独程珦提出异议，指出其中不便之处。使者李元瑜发怒，程珦便称病辞官回家，不久退休，多次转任至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程珦慈祥宽恕而刚毅果断，平时与幼小卑贱的人相处，唯恐伤了他们的心意，至于触犯义理，就不假借。身边使唤的人，没有一天不关心他们的饥饱寒暖。前后五次得到荫子的机会，都用来平均分给各位父辈的子孙。嫁出孤女，一定尽力。所得俸禄，分给贫穷的亲戚。伯母寡居，奉养非常周到。堂姐已经出嫁而丧夫，程珦接她回家，教养她的儿子，与自己的子侄同等对待。当时官职小俸禄薄，克制自己行义，人们认为很难做到。文彦博、苏颂等九人上表举荐他的清节，下诏赐帛二百匹，官府供给安葬。

程颢考中进士，调任鄮县、上元县主簿。鄮县有借住兄长房屋的人，挖地得到埋藏的钱，兄长的儿子告状说："是父亲所藏。"程颢问："多少年了？"回答说："四十年。"又问："他借住多久了？"回答说："二十年了。"派官吏取十千钱来看，对告状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到五六年就遍布天下，这些钱都是没有埋藏前数十年所铸的，为什么？"那人不能回答。茅山有个池子，产龙像蜥蜴而有五色。祥符年间曾经取两条龙入京，半路丢失了一条，中使说飞入空中消失了。民间虔诚奉祀不敢懈怠，程颢捉来做成干肉。

任晋城县令时，富人张氏父亲去世，清晨有个老翁登门说："我是你的父亲。"张某惊疑不解，一起来到县衙。老翁说："我本是医生，远出治病，妻子生了儿子，贫困不能养育，就给了张家。"程颢追问证据。老翁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书呈上，上面记载说："某年某月某日，抱儿给张三翁家。"程颢问："张某当时才四十岁，怎么会有翁的称呼？"老翁惊慌谢罪。

百姓交纳的税粟大多运往近边地区，运去则路途遥远，就地买粮则价格高。程颢选择富裕而可任用的人，预先让他们储存粮食等待，费用大为节省。百姓有事到县衙的，一定用孝悌忠信告诉他们，在家如何侍奉父兄，在外如何侍奉长上。按照乡村远近设立伍保，让他们相互帮助力役，患难相互救济，而奸伪之人无处容身。凡是孤寡残废的人，责令他们的亲戚乡党，使他们没有流离失所。行旅经过其途的，有病的都得到供养。乡里一定有学校，闲暇时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与他们谈话。儿童所读书籍，亲自为他们校正句读，教得不好的，就更换。选择子弟中优秀的，聚集起来教导。乡民举办社会，为他们制定条规，表彰善恶，使他们有劝勉有羞耻。在县三年，百姓爱戴他如父母。

熙宁初年，因吕公著推荐，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多次召见，每次退朝，一定说："频频请求应对，想要常常见到你。"有一天，从容咨询访问，到正午，才快步走出，庭中的人说："御史不知道皇上还没吃饭吗？"前后进言很多，大体以正心寡欲、求贤育材为内容，致力于用诚意感悟皇上。曾劝皇帝防备未萌发的欲望，以及不要轻视天下士人，皇帝俯身说："我会为你警戒。"

王安石执政，商议变更法令，朝廷内外都认为不便，进谏的人攻击得很厉害。程颢奉旨到中书省议事，王安石正对进谏者发怒，以严厉的脸色对待他。程颢从容地说："天下事不是一家私议，希望平心静气来听。"王安石因此惭愧屈服。自王安石执政以来，程颢没有一句话涉及功利。在职八九个月，多次议论时政，最后说："明智的人像禹治水，做那些不费事的事；舍弃而走向险阻，不足以称智。自古以来兴治立事，没有朝廷内外人情都认为不可却能成功的，何况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凌贵，以邪干正的呢？即使侥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益进用，尚德之风逐渐衰微，尤其不是朝廷之福。"于是请求辞去言官职务。王安石本来与他要好，到这时虽然不合，仍然敬重他的忠信，不深加恼怒，只是外放为提点京西刑狱。程颢坚决推辞，改任签书镇宁军判官。司马光在长安，上疏请求退休，称赞程颢公正正直，认为自己不如。

程昉治理黄河，取用澶州士兵八百人而虐待役使，众人逃回。同僚们畏惧程昉，想要不接纳。程颢说："他们逃死自归，不接纳必定作乱。如果程昉发怒，我自会承担。"立即亲自前往开门安抚慰劳，约定稍微休息三天再服役，众人欢踊而入。把情况全部上报，得以不遣送。程昉后来经过州城，扬言说："澶州士兵的溃逃，是程中允引诱的，我将向皇上控告。"程颢听说后，说："他正怕我，能做什么？"果然不敢说。

曹村埽决口，程颢对郡守刘涣说："曹村决口，京师值得忧虑。作为臣子的本分，即使拿身体去堵也是应当做的，何不把厢兵全部交给我调派。"刘涣把镇守的印信交给程颢，程颢立刻赶到决口处，激励告谕士卒。议论的人认为形势无法堵住，只是白白耗费人力罢了。程颢命令擅长游泳的人测量决口，牵引大绳索帮助众人，两岸同时并进，几天后决口就合拢了。

后请求管理洛河竹木务，多年没有考核功绩，特升为太常丞。皇帝又想让他修撰《三经义》，执政大臣不同意，任命他知扶沟县。广济河、蔡河在县境内，河边无赖没有生计，专事威胁夺取行船财物，每年必定焚烧十几条船来树立威势。程颢捕获一人，让他供出同党，宽免其旧恶，分地区安置他们，命令他们以拉纤为业，并且察办作奸犯科的人，从此县内没有焚船抢劫的祸患。内侍王中正巡查检阅保甲，权势气焰显赫，各县争相奢侈地供应陈设来取悦他，主吏来请示，程颢说："我县贫穷，怎能效仿其他县。向百姓索取，是法律所禁止的，只有县令原有的青色帐幕可以使用罢了。"被任命为判武学，李定弹劾他在新法之初首先发表异议，被罢免回复原官。又因案件牵连囚犯逃亡，被罚监管汝州盐税。哲宗即位，召为宗正丞，未赴任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四岁。

程颢天资过人，修养有道，和顺纯粹的气质，洋溢在面容和体态上，门人朋友跟随他几十年，也从未见过他愤怒严厉的表情。遇事从容处理，即使遇到仓促情况，也不动声色。从十五六岁时，与弟弟程颐听到汝南周敦颐论学，于是厌倦科举的习气，慨然有求道的志向。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出入于老子、佛家几十年，返回求索于《六经》而后有所得。秦汉以来，没有达到这种造诣的人。

教导人从"致知"到"知止"，从"诚意"到"平天下"，从洒扫应对到穷理尽性，循序渐进。忧虑学者厌恶浅近而追求高远，最终无所成就，所以他说："大道不明，是异端造成的。过去的异端危害浅近而容易知晓，现在的异端危害深重而难以辨别。过去迷惑人是趁着人的愚昧昏暗，现在迷惑人是借着人的高明。自称穷尽神妙、通达变化，却不足以开物成务；言论看似无所不包，实际上背离伦理；探究极深极微，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不是浅薄固陋，就必然落入此道。自从大道不明，邪诞妖妄的学说竞相兴起，蒙蔽百姓的耳目，把天下淹没在污浊之中，即使有高才明智的人，也囿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能自觉。这些都是正路上的荆棘，圣门的障碍，清除它们之后才能进入大道。"

程颢去世时，士大夫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没有不哀伤悲痛的。文彦博采纳众人意见，在他的墓碑上题写"明道先生"。其弟程颐作序说："周公去世，圣人之道不能实行；孟轲去世，圣人之学不能传承。道不能实行，百世没有好的政治；学不能传承，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好的政治，士人还能够阐明那好政治的道理，来教化众人，传给后世；没有真正的儒者，那么就会昏昧不明而不知何去何从，人欲放纵而天理泯灭了。先生生于一千四百年之后，从遗留的经籍中得到不传的学问，以振兴斯文为己任，辨别异端，驳斥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重新显明于世，大概从孟子之后，只有他一人而已。然而学者对于道不知方向，又怎能知道此人的功绩；不知终点，又怎能知道这个称号符合实情呢。"

嘉定十三年，赐谥号"纯公"。淳祐元年封为河南伯，从祀于孔子庙庭。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时，上书朝廷，希望天子摒弃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意。游学太学，见胡瑗问诸生颜子所喜好的是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以达到圣人的道。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吗？回答：是的。学习的方法如何？回答：天地储藏精气，得到五行之秀的成为人，其本性是真而静的，在未发之时。五性具备，叫仁、义、礼、智、信。形体既已生成，外物触动形体而扰动其内心，内心扰动则七情产生，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盛而更加动荡，本性就被破坏了。所以觉悟的人约束情感使其合于中道，端正其心，修养其性；愚昧的人则不知道控制，放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束缚其性而使其丧失。

然而学习之道，必须先明悟于心，知道所养；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达到诚的方法，在于信道坚定，信道坚定则行动果敢，行动果敢则守持牢固，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时必定如此，颠沛时必定如此，出仕退隐、言语沉默必定如此，长久而不失去，则居处安稳，举止周旋合乎礼，而邪僻之心无从产生了。

所以颜子所从事的，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称赞他，就说'得一善则牢牢放在心中而不失去'。又说'不迁怒，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这就是他好学的深厚，学习得其道。但圣人则不用思考就能得到，不用勉强就能合于中；颜子则必须思考而后得，必须勉强而后合。他与圣人相差一口气，未能达到的是守持，而非化育。以他的好学之心，假以时日，那么不久就能化育了。

后人不通达，认为圣人本是生而知之，不是学习所能达到，于是为学之道就丧失了。不向内求己，而向外求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巧，使言辞华美，很少有人能到达道的。那么现在的学问，与颜子所好不同了。"

胡瑗得到他的文章，非常惊异，立即延请相见，安置他做学职。吕希哲首先以师礼事奉程颐。

治平、元丰年间，大臣多次推荐，他都不出仕。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共同上疏陈述其品行道义说："臣等见河南府处士程颐，致力于学，喜好古道，安于贫贱，守持节操，言语必定忠信，行动遵循礼法。年龄超过五十，不求入仕为官，真是儒者中的高蹈之士，圣世中的隐逸之民。希望破格提拔，使士人有所效法。"下诏任命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他极力推辞。

不久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入见后，擢升为崇政殿说书。随即上疏说："习惯与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与心性一起形成。如今人民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也必定延请有名德的士人，使与他们相处，以熏陶成性。何况陛下正值青春年少，虽然睿智圣明得于天资，但辅佐养成的道不可不到。大致一天之中，亲近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选拔名儒入宫侍从劝讲，讲完后留他们轮值，以备询问，或者有小过失，随事进献规劝，岁月积累，必能养成圣德。"程颐每次进讲，面色非常庄重，接着以讽谏之意。听说皇帝在宫中洗手时躲避蚂蚁，问道："有这事吗？"答："是的，确实怕伤到它们。"程颐说："推此心到天下，是帝王的重要道理。"

神宗丧期未过，冬至，百官上表祝贺，程颐说："节序变迁，此时思慕正切，请求将祝贺改为慰问。"丧期结束后，有关部门请求奏乐设宴，程颐又说："丧期结束而用吉礼，尚且应当因事张乐，如今特设宴席，这是喜庆之意。"都听从了他。皇帝曾因疮疹多日不上迩英殿，程颐到宰相处问安，并且说："皇上不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况且君主有病，大臣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开始奏请探病。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贾易、朱光庭愤愤不平，联合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诋毁程颐不宜任用，孔文仲极力论说，于是程颐被外放管勾西京国子监。很久以后，加直秘阁，两次上表辞谢。董敦逸又搜集他有怨望的话，免去官职。绍圣年间，削去官籍贬逐到涪州。李清臣任河南尹，当日就逼迫他出发，想入别叔母也不允许，第二天赠银百两，程颐不接受。徽宗即位，移徙峡州，不久恢复其官，又在崇宁年间被夺。享年七十五岁。

程于书无所不读。他的学问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通达于《六经》。举止言语沉默，一概以圣人为师，不到圣人不停止。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从十四五岁时，便超然想要学做圣人，所以最终得到孔孟不传的学问，作为诸儒的倡导。他言论的要旨，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平实，知德的人尤其尊崇他。他曾说："如今农夫寒冬酷暑，深耕细作，播种五谷，我得以食用；百工技艺，制作器物，我得以使用；甲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御疆土，我得以安居。没有功泽施及于人，而虚度岁月，安然成为天地间一蛀虫，只有编纂圣人遗书，或许有所补益罢了。"于是著《易传》、《春秋传》流传于世。《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顺从道。这部书，广大完备，将用以顺从性命的道理，贯通幽明的缘故，尽事物的情况，而显示开物成务之道。圣人对后世的忧虑，可以说到了极致。离古代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代儒者失其意旨而传言，后世学者诵其言辞而忘其韵味，自秦以来，大概没有传承了。我生于千载之后，哀悼斯文的淹没暗淡，将使得后人沿流而求源，这就是《易传》所作的原因。

"《易》有圣人之道四：用来言论的崇尚其文辞，用来行动的崇尚其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崇尚其卦象，用来卜筮的崇尚其占兆。"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规则都完备于文辞，推究文辞考察卦象可以知道变化，卦象与占兆就包含在其中了。"君子闲居时观察卦象而玩味文辞，行动时观察变化而玩味占兆"，从文辞得到而不通其意的人是有的，但没有从文辞得不到而能通其意的人。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用同出一源，显隐没有隔阂，观察会通而实行其典章制度，那么文辞无所不备。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求言必定从近处入手，但对近处容易的，不是知言的人。我所传的是文辞，由文辞而得意旨，就在于人了。

《春秋传序》说：

"上天生养万民，必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起来做他们的君长，治理他们而争夺止息，引导他们而生养遂顺，教化他们而伦理明白，然后人道建立，天道成就，地道平定。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随时而有所作为，顺乎风气的适宜，不先于天时来开创人事，各自因应时势而设立政教。等到三王迭兴，三重已经完备，子、丑、寅的建正，忠、质、文的更迭崇尚，人道完备了，天运周遍了。圣王不再兴起，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要仿效古人的踪迹，也只是私意妄为罢了。事情的谬误，秦朝以至于以建亥为正；道义的悖逆，汉朝专门以智力维持世局，哪里还知道先王之道呢。

孔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人不复兴起，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王不变的大法。就是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先儒的传注，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文辞不待他们称赞，是言语不能参与于此。这道，只有颜子曾经听闻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就是其准则。后世的史官把《春秋》看作史书，认为只是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的大义有数十条，其义虽大，如同日月星辰般明亮，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微妙的文辞、隐藏的义理、因时措置适宜之处，是难以知晓的。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剥夺，有时进用有时退斥，有时隐微有时显著，而得到义理的安妥、文质的适中、宽严的恰当、是非的公正，乃是制事的权衡、循道的模范。观察百物然后认识造化的神妙，聚集众材然后知道作室的功用，对于一事一义而想要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上等智慧不能做到。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求索，深入体会，默默领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达到其精微。后王知道《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不如禹、汤，还是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

从秦朝以后，这种学说失传了。我痛心圣人的志向在后世不能显明，因此作《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其文字而探求其义理，领会其意旨而效法其运用，这样三代之治就可以恢复了。这部《传》，虽然未能穷尽圣人的深奥内涵，但差不多能让学者找到门径而进入了。

他平生教诲他人不知疲倦，所以学者出自他门下的最多，受其熏陶感染，都成为名士。涪州人在北岩立祠祭祀程颐，世人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赐谥号为正公。淳祐元年，追封为伊阳伯，配享孔子庙庭。

门人刘绚、李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都事迹显著可载录，附列于左。吕大钧、吕大临见于《大防传》。

张载，字子厚，长安人。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甚至想要结交豪杰夺取洮西地区。二十一岁时，写信拜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他便知道他是远大的器量，就告诫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以快乐，何必从事军事？”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读了这本书，仍觉得不满足，又去研究佛、道学说，多年穷究其理论，知道没有所得，反过来求之于《六经》。曾经在京城坐在虎皮上讲《周易》，听讲的人很多。一天晚上，程颢、程颐到来，与他讨论《周易》，第二天他对人说：“近来见到二程，他们深明《易》道，是我所不及的，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于是撤掉虎皮坐席停止讲学。与二程谈论道学要旨，豁然自信地说：“我的道已经自足，何必向外寻求。”于是完全抛弃异端学说，变得纯粹了。

考中进士，担任祈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处理政事以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为先，每月初一，准备酒食，召集乡里老人聚会县庭，亲自劝酒酬答。使人知晓养老事长的道理，于是询问百姓疾苦，并告诉他们训诫子弟的用意。

熙宁初年，御史中丞吕公著说他有古学，神宗正想革新各种法度，希望得到才智卓越的人一同谋划，召见询问治国之道，他回答说：“治理政事不效法三代的人，终究是苟且之道。”皇帝很高兴，任命他为崇文院校书。有一天见到王安石，王安石问他对新法的看法，张载说：“您与人为善，那么人们就会把善归于您；如果像教导玉匠雕琢玉石那样，就会有人不接受命令了。”明州苗振案件发生，朝廷派他前去审理，最后没有判苗振死罪。

回到朝廷后，就上书称病隐居南山下，整天端正地坐在一间屋子里，左右都是书籍，俯身阅读，仰头思考，有心得就记下来，有时半夜起来坐着，拿蜡烛书写。他志于道精于思，不曾片刻停息，也不曾片刻忘记。穿破衣吃粗食，与学生们讲学，常常告诉他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必须达到圣人境界才停止。他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求做贤人而不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重大弊病。所以他的学说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周易》为宗旨，以《中庸》为根本，以《孔子》《孟子》为法则，摒弃怪诞虚妄，辨析鬼神。他家的婚礼、丧礼、葬礼、祭礼，都采用先王的本意，而附以当今的礼仪。又论述确定井田、宅里、赋税、学校等制度，都想整理成书，以便可以施行于事业。

吕大防推荐他说：“张载自始至终，善于阐发圣人的遗旨，他的政治论述大致可以恢复古制。应该恢复他的旧职，以备咨询。”于是下诏任命他为太常礼院知院。他与有关部门讨论礼仪不和，又因病辞职回乡，途中病情加重，洗浴换衣后卧床，天亮时去世。贫穷得无法入殓，门人共同买棺木运送他的灵柩回乡。翰林学士许将等人说他淡泊名利，请求加以追赠抚恤，下诏赐予馆职一半的丧葬费。

张载学习古道身体力行，成为关中士人的宗师，世人称他为横渠先生。著书名为《正蒙》，又作《西铭》说：

乾称为父，坤称为母，我这样渺小，却混然处于中间。所以充塞天地的是我的身体，统帅天地的是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

君主，是我父母的嫡长子；他的大臣，是嫡长子的家相。尊敬高年，是为了尊崇长辈；慈爱孤幼，是为了爱护晚辈。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贤人是其中优秀的人。凡是天下衰老残疾、孤苦鳏寡的人，都是我兄弟中颠连无告的人。“于时保之”，是子女的辅助；“乐且不忧”，是纯粹的孝。违背叫做悖德，伤害仁叫做贼，助长恶行的是不才，那些践行仁义的才是像样的人。

知晓变化就善于记述事业，穷尽神妙就善于继承志向，无愧于暗室就是不辱没，存心养性就是不松懈。厌恶美酒，是崇伯之子（大禹）的修养；培育英才，是颍考叔的赐予。不松懈劳苦而达到欢乐，是舜的功绩；无处逃避而等待烹杀，是申生的恭敬。体会所受而全归其身，是曾参；勇于顺从命令，是伯奇。富贵福泽，是使我的生活丰厚；贫贱忧愁，是使你成就。活着，我顺从世事；死去，我安宁。

程颐曾说：“《西铭》阐明理一而分殊，扩展了前圣未曾阐发的内容，与孟子性善养气的理论有同等功绩，自孟子以后大概没有见到过。”学者至今尊崇这部书。

嘉定十三年，赐谥号曰明公。淳祐元年，追封为郿伯，配享孔子庙庭。弟弟张戩。

张戩，字天祺。考中进士，调任阌乡主簿，担任金堂知县。诚心爱护百姓，养老恤穷，不时召见父老让他们教导监督子弟。百姓有小善行，都登记下来。用自己的俸禄置办酒食，每月初一，召集老人饮酒慰劳，让他们的子孙侍奉，劝勉孝悌。百姓被他的德行感化，所到之处诉讼日渐减少。

熙宁初年，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多次上奏章批评王安石变乱法度，请求罢除条例司并追回常平使者。弹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犹豫不决不能匡正，韩绛左右迎合，与王安石结为死党，李定以奸邪谄媚窃据台谏职位。并且王安石专权，加上韩绛的诡随，台臣又任用李定这类人，接连而来，祸根渐盛。吕惠卿刻薄善辩，假借经术来文饰奸言，岂适合在君主身边劝讲。奏章上了几十次，又到中书省去争辩，王安石举起扇子遮面而笑，张戩说：“我的狂直应该被您笑话，但天下笑话您的人也不少啊。”赵抃从旁劝解，张戩说：“您也不能说无罪。”赵抃面有愧色。于是称病待罪。

外任公安知县，调任司竹监，到任后全家不吃笋。他平日喜爱任用一名士兵，等到将离任时，自己看见此人偷盗笋壳，依法惩治毫不宽贷；治罪之后，对待他又像当初一样，完全不介意，他的德行度量如此。在任上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邵雍字尧夫。他的先祖是范阳人，父亲邵古迁居衡漳，又迁居共城。邵雍三十岁时，游历河南，将父母安葬在伊水之上，于是成为河南人。

邵雍年轻时，自视才高，慷慨激昂想要建立功名。对于书籍无所不读，刚开始学习就刻苦磨砺，冬天不生炉子，夏天不扇扇子，夜里不就寝席好几年。后来感叹说：“古人尚友古人，而我独独没有游历四方。”于是渡过黄河、汾水，涉过淮水、汉水，周游齐、鲁、宋、郑等地，很久之后，幡然归来，说：“道就在这里了。”于是不再外出。

北海人李之才代理共城令，听说邵雍好学，曾到他家造访，对他说：“您听说过物理性命之学吗？”邵雍回答说：“有幸接受教诲。”于是师从李之才，学习《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李之才的传授，远有渊源，而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深奥，汪洋浩博，很多是自己体悟出来的。等到他学问愈加成熟，德行愈加高尚，玩味高明的用心，以观察天地的运化、阴阳的消长，远至古今世变，细微到飞走草木的性情，深入钻研，曲尽畅通，差不多可称得上不惑，而非依仿象类、猜测屡中。于是推衍伏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流传于世，但世上了解他学说的人很少。

刚到洛阳时，居住简陋，不能遮蔽风雨，亲自砍柴烧饭侍奉父母，虽然平时生活常常匮乏，却怡然自得而很有乐趣，别人无法窥测。等到为父母守丧，哀伤毁瘠尽礼。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贤人退居洛阳，非常敬重邵雍，常与他交游，为他买下园宅。邵雍每年耕种庄稼，仅够衣食。命名他的居所为“安乐窝”，于是自号安乐先生。早晨焚香安坐，下午酌酒三四杯，微醺就停止，常常不到醉的程度，兴致来了就吟诗自咏。春秋时节出城游玩，风雨天常不出门，出门就乘坐小车，一人拉车，随意所往。士大夫家听出他的车声，争相迎候，童仆小厮都欢喜地说：“我们家先生到了。”不再称呼他的姓名。有时留宿两夜才离去。好事的人另外建造像邵雍所居的屋子，以等候他的到来，称为“行窝”。

司马光以兄长之礼对待邵雍，而二人纯厚的德行尤其为乡里所仰慕向往，父子兄弟常互相告诫说：“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士人路过洛阳的，有不去官府而一定去邵雍家的。邵雍德行气度纯粹，望之便知是贤人，但不事张扬，不设界限，与人相处终日谈笑，不故作奇特。与人交谈，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而隐讳其恶。有前来请教就回答，从不勉强对人说教。无论贵贱老少，一概以诚相待，所以贤者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者也被他感化。当时洛阳人才特别多，而忠厚之风闻名天下。

熙宁年间推行新法，官吏被逼迫无法执行，有人投劾辞职。邵雍的门生旧友在州县任职的，都写信来问邵雍，邵雍说：“这是贤者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能宽缓一分，百姓就受一分恩赐。投劾有什么益处呢？”

嘉祐年间下诏求访遗逸，留守王拱辰以邵雍应诏，任命为将作监主簿，又举荐逸士，补任颍州团练推官，都坚决推辞后才接受任命，最终称病不到任。熙宁十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秘书省著作郎。元祐年间赐谥号康节。

邵雍高明英迈，超凡千古，而坦荡浑厚，不见锋芒，因此清高而不偏激，和顺而不随波逐流，与人交往久了，更加尊崇信任他。河南程颢当初陪侍父亲结识邵雍，谈论终日，回去后感叹说：“尧夫，是内圣外王之学啊。”

邵雍智虑过人，遇事能预知。程颐曾说：“他内心虚明，自然能知道。”当时的学者因为邵雍超绝的见识，推崇邵雍的作为，甚至说邵雍有玩世之意；又因为邵雍的预知，说邵雍对于万物声气所感触，就能根据其动态而推知其变化。于是摘取世事中已经发生的事，都说是邵雍预言在先，邵雍大概未必如此。

邵雍病重，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早晚探望，临终前，大家一起在外庭商议丧葬事宜，邵雍都能听到众人的话，召儿子邵伯温对他说：“诸位想把我葬在近城的地方，应当从先人墓地。”下葬后，程颢为他撰写墓志铭，称邵雍之道纯一不杂，就他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是安且成了。所著书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诗有《伊川击壤集》。

儿子邵伯温，另有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