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礼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日，因为诛杀徐羡之等人，仇恨耻辱已经洗雪，用币帛祭告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日，西征谢晦，祭告太庙、太社。谢晦被平定，皇帝车驾返回，又祭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奏议论说：“我看到太庙烝尝祭祀的仪注，皇帝行礼完毕，出到便坐，三公以上献祭，太祝在庙门送神，然后皇帝回来跪拜，百官赞拜，然后退下。谨此考察清庙的礼法，是用来肃穆安奉神灵的。《礼》说：庙，是貌；是神灵所依凭的地方。事奉亡者如同活着，好像常在那里。既然不应该有送神的文字，从陈设豆俎祭品，到车驾到来，都不奉迎。不迎而送，送后又辞别，这种暗昧短浅的情理，实在未能通达。按照当时人私家的祭祀，确实都迎送，因为无庙，或许希望神灵感应降临。这是出于心意而立的规定，不是王者的礼仪。《仪礼》虽然记载太祝在门口迎尸，但这本是延请尸的仪式，哪里是敬神的典礼！恐怕在礼制上有疑问。谨此议论呈上。”有关部门上奏下发给礼官详细判断。

博士江邃议论说：“开始不迎，表明在庙中；事毕而送，是节制孝思。如果不送而辞别，是舍弃亲人；辞别而后送，是遣送神灵。所以孝子不忍违背其亲人，又不忍遣送神灵。因此祝史送神来完成烝尝的意义。”博士贺道期议论说：“用音乐迎来，用哀思送往。《祭统》说‘迎牲而不迎尸’。《诗经》说：‘钟鼓送尸。’郑玄说：‘尸，是神灵的象征。’与现今仪注不迎而后送，若合符契。”博士荀万秋议论说：“古代事奉尸，与现在事奉神，其意义相同。周礼，尸出来，送到庙门，跪拜，尸不回头。《诗经》说：‘钟鼓送尸。’那么送神的意义，由来已久了。《礼记》说：‘迎牲而不迎尸，是为了避嫌。尸在门外，则疑为臣；进入庙中，则全为君。君在门外，则疑为君；进入庙中，则全为臣。因此不出去，是表明君臣之义。’”江邃等三人认为旧仪是对的，只有博士陈珉赞同徐道娱的议论。参详“江邃等人的议论虽不完全，但都依据经典。徐道娱、陈珉所依据的难以遵从。如今众人议论不一，应当遵从旧制。”诏令同意。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奏议论说：“祠部通知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十二日举行烝祭。谨按禘祫之礼，三年一次，五年两次。《公羊传》所说的五年两次殷祭。在四季之间，《周礼》所说的凡是四季之间的祭祀。大概经历年岁节月没有固定，天子诸侯先后不同。《礼》称‘天子祫尝，诸侯烝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玄注：‘天子先祫然后时祭，诸侯先时祭然后祫。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在首时，荐在仲月。’这样看来大祭四祀，其月各不相同。天子在孟月举行殷祭，仲月举行烝祭；诸侯在孟月举行尝祭，仲月举行祫祭。《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祭。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谷梁传》说：‘著明祫尝。’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左传》说：‘合礼。’又《周礼》‘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尝稻’。晋国春天在曲沃举行烝祭，齐国十月在太公庙举行尝祭，这些都是孟仲区别不共同的明文。凡是祭祀必先占卜，用丁巳日，如果不从，再卜远日。占卜不吉，岂能容两件事，推算日期而往，道理尤其可知。寻思殷祭烝祭是重祭，荐祭礼轻。轻祭尚且不同月，重祭难道反而相同？况且‘祭不欲数，数则亵渎’。如今隔旬频繁祭祀，恐怕在礼制上为烦乱。从经传典籍来看，都没有一月两次献祭的。先儒旧说，都说不同月。晋代相承，不知其原由。国家大事，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我愚见肤浅，私下感到疑惑。请求详细告知下议。”搁置未批复。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日，有关部门上奏说：“《礼·丧服》传云：‘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行祭祀。’如今礿祭已经准备，而宫中有丧事。下太常依照礼制详细更正。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议论，相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论认为：‘遵照《礼》传，让有关部门行事，于义为安。’于是重新详细参详。宗庙敬重，祭祀精诚。虽然圣上情意无尽，必在亲自奉祭。但若说有疑问，则情应因礼而屈。没有可称述的，于义有依据。请求听从谢元所上奏。”诏令同意。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日，太祝令徐闰签署报告：“主管宗庙社稷祠祭祀进献五牲，牛、羊、豕、鸡都用雄性。其中一种从市场购买，历来送雌性。私下听说周景王时，宾起见雄鸡自己断其尾，说：‘鸡害怕做牺牲，不吉祥。’现在为何用雌性，请求下礼官详细纠正。”命令太学依照礼制详细依据。博士徐道娱等议论称：“按《礼》孟春之月，‘这个月，牺牲不用母的’。如此，是春季不用雌性而已，秋冬没有禁止。雄鸡断尾，自可发生在春季。”太常丞司马操议论：“寻《月令》孟春‘命祭祀山林川泽，牺牲不用母的。’若如博士议论，春季祠祭三牲以下，便应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为何只在一鸡上偏改。”重新再命令太学议论答复。博士徐道娱等又议论称：“凡是宗庙祭祀牲礼雌雄不一，前面只有《月令》不用母的，大概是表明在春季必用雄，秋冬可用雌，并非以山林与宗庙相同。四牲不改，唯在鸡上偏异，相承已久，义理或有缘由，实在不是后学所能详细研究。请求详细议论报告，如所称令。”参详徐闰所称略有证据，应该如其所上奏。自今改用雄鸡。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日，诏令以第四皇子出继为江夏王太子刘睿的后嗣。有关部门上奏：“皇子出继，检查没有告庙的先例，于是命令二学礼官议定，应该告庙还是不应该？告庙的话告几室？”太学博士傅休议论：“礼没有皇子出继告庙的明文。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司马寔继承广汉殇王的后嗣，告于太庙。汉初皇帝各自有庙，所以告庙不必相同。自汉明帝以来，乃共用一堂各立室，魏、晋依从。如今既共一堂，若只告一室，而缺其他诸室，则在情理上不安。”太常丞庾亮之议论：“按《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今皇子出嗣，宜告祢庙。”祠部朱膺之议论认为：“有事告庙，是国家的常典。如今皇子出继，事情非同寻常均等，愚以为宜告。贺循说，古礼不同庙，只谒一室就是。既然都共庙，而缺于诸帝，在情理上不安。认为贺循之言为允当，应当都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议论认为：“国家大事，必告祖祢。皇子出嗣，不得称为小事。昔日第五皇子承继庐陵王，备告七庙。”参议认为徐爰议论为允当，诏令同意。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日，诏令以前太子步兵校尉刘祗的儿子刘歆继承南丰王刘朗的后嗣。有关部门上奏：“刘朗先前继承营阳王，告庙临轩。检查继体为旧例，不告庙临轩。”下礼官议定。太学博士王燮之议论：“南丰从前另开疆土，以继承营阳，义同始封，所以有临轩告庙之礼。如今刘歆奉诏出继，则成为继体，先爵位犹存，事是传袭，不应告庙临轩。”祠部郎朱膺之议论：“南丰王嗣爵封已绝，圣恩垂怜，特诏继承封土，再次申明义同始封，为之告庙临轩。”殿中郎徐爰议论：“营阳王继体皇基，身亡封绝，恩诏追封，赐给一城。既开始建置封土，故宜临轩告庙。如今刘歆继后南丰，彼此俱为列国，长沙、南丰，自应各告其祖，岂关太庙？事非始封，不合临轩。同意博士王燮之议论。”参详，徐爰议论为允当，诏令同意。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日，有关部门上奏：“来年七月十五日，尝祭太庙、章皇太后庙，皇帝车驾亲自奉祭。而乘舆辞庙亲征，太子应亲祭还是不应？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折。按《礼》，‘宫中有丧事，三月不举行祭祀’。皇太子入住上宫，于事有疑问。”下礼官议定。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论：“我私下认为‘国家大事，在祭祀与战争’。皇太子有抚军之道，而无专御之义，战争既如此，祭祀也应这样。按《祭统》，‘祭祀之道，孙为王父尸’。又说，‘祭有昭穆，用来区别父子’。太子监国，虽不摄政，至于宗庙，则昭穆实存，认为事不可乱。又说，‘有故则使人’。根据这几条，太子没有奉祀的道理。又皇女夭折，则实在同宫一体之哀，理不得不同。假使得以祭祀，仍无亲自奉祭之义。”博士郁议论：“按《春秋》，太子供奉社稷的祭品，长子主持祭器，出可守宗庙，作为祭主，《易·彖》有明文。监国之重，居然亲自祭祀。皇女夭折，时既同宫，三月废祭，于礼宜停。”两种议论不同。尚书参议，应以郁议论为允当。诏令同意。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日，有关部门上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行哀悼，旧制停止亲奉，由有关部门行事。先前下令让礼官广泛议论，于礼制是否应该改日？”博士江长议论：“《礼记·祭统》：‘君之祭祀，有故则使人，而君不失其仪。’郑玄云：‘君虽不亲，祭祀之礼无缺，君德不损。’我认为有故则必使人，表明没有改期的文字。如果有关部门充任其事，认为不宜改日。”太常丞陆澄议论：“按《周礼》宗伯之职，‘若王不参与祭祀则摄位’。郑君曰：‘王有故，代行其祭事。’臣以为这是指在致斋时，祭事全部准备，神不可亵渎，斋不可长久，而王有他故，则使有关部门摄行。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日，车驾夕牲。辛亥日，下雨，有关部门行事。此虽非人事原因，大概也是天意阻碍。考察古礼，未违背周制。按《礼记》，‘孔子回答曾子，当祭祀而日蚀太庙火，如牺牲未杀，则废祭’。然而祭祀并非无可废之道，只是权衡所为之轻重罢了。日蚀庙火，是变异的严重情况，所以即使牺牲已到还可废祭。由此推及降等，可以按道理寻思。今在散斋之内，未到致斋，而有轻哀或大雨，日期时间展延行事，可以延长敬意。不违背义理情理，不损伤正典，改选吉日，有何可疑。我认为散斋而有举哀或下雨，可改期。只有进入致斋及日月迫近者，才让有关部门行事。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奏，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宜改日再郊祭，事见施用。郊祭与庙祭，其敬重可等同，到那天还可改期，何况散斋呢！”殿中郎殷淡议论：“《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牺牲未杀则废祭’。纵然有故则使人。清庙敬重，郊祀礼大，所以庙焚日蚀，允许改期；轻哀小事，事不合改。因此鼷鼠食牛，改卜非礼。晋世祖时有关部门行事，顾司空改郊月，既不见其当时的适宜，这不足以为准。我认为日蚀庙火，是天谴之变，才可改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宜改时。”众人议论不同。参议，既有理据，且晋氏改郊，宋初改祠，并有成例。认为孟月散斋之中，遇雨及举轻哀，宜择吉再改，无固定限数。只有进入致斋及侵仲月节者，让有关部门行事。诏令同意。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日，有关部门上奏：“本月八日将在二庙举行冬祭，由公卿主持。此时皇太子有献妃的丧服。”前太常丞庾蔚之提议：“礼仪之所以有丧事废除祭祀，是因为祭祀必须有音乐。皇太子因是嫡长子的重要身份，所以君主为妃子服丧，不因尊贵而降等。既然已正式服大功丧服，我认为不应祭祀。如有特殊情况，由三公代为行事，那是可以祭祀的日子，与现在的情况不同。卿大夫去世尚且不举行绎祭，何况是太子妃呢？”博士司马兴之提议：“服缌麻丧则不祭祀，这是礼仪的大原则；卿大夫去世不举行绎祭，这是《春秋》明确的意义。又考察曹魏时平原公主去世，高堂隆提议不应因她而废除三个月内的祭祀，但还说在殡葬期间，暂时停止祭祀，待改行吉礼后，再以芬芳的祭品举行享祭。考察这话的意思，并非指由有关部门代行。这是无服之丧，尚且因未安葬而废除祭祀，何况皇太子妃是大功之丧且未附祭于祖庙呢？上考礼文，下依前代，不应举行冬祭。”领军长史周景远提议：“根据《礼》，‘服缌麻丧不祭祀’。大功之丧废除祭祀，道理不言自明。如今皇太子已故的妃子既未安葬，又未依从权变制度，则应按礼废除冬祭和秋祭。至于祭奠因有大功之服，按礼不能亲自奉祭，这并非所谓‘有故’的情况，也不应让公卿代为行事。”右丞徐爰提议认为：“《礼》说‘服缌麻丧不祭祀’，这大概是通行的说法。大夫因尊贵而降低或断绝丧服，当他们有丧服时，不容再有例外。《祭统》说‘国君有故可使人代祭’，是指按礼应当祭祀，但国君不能斋戒，祭祀不可缺失，所以派臣下代行。不是说国君不应祭祀而由有关部门行事。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去世，她是晋武帝的伯母，宗庙因此废除了一季的祭祀，虽然名号尊崇，大体可以作为依据。如今太子妃是君主正式服大功之丧，并非‘有故’可比。既未安葬，我认为冬祭应当废除。考察蔚之等人的提议，宗旨并无不同，停止冬祭是合适的。待过了卒哭、附祭于祖庙之后，一切按常规典礼办理。”诏书批准。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日，有关部门上奏：“皇帝将巡视江左地区，进行军事演练和校猎，猎获的肉先献给太庙和章太后庙，并设肉酱和酒，由公卿行事，以及献给献妃的阴室，由室长行事。”太学博士虞龢提议：“查考《周礼》，四季讲武献牲，各有不同的用途。春季整顿军队举行春搜，则用来祭祀社神；夏季除草围猎举行夏苗，则用来举行礿祭；秋季操练军队举行秋狝，则用来祭祀祊神；冬季大阅兵举行冬狩，则用来举行烝祭。根据《汉祭祀志》：‘只在立秋之日，祭白帝完毕，才开始展示威武，称为“貙刘”。皇帝进入苑囿，亲自持弩射猎，用鹿和麑作为祭品。太宰令和谒者各一人，载着猎获的车驰向陵庙。’如此则春季田猎献祭宗庙，没有先例依据。”兼太常丞庾蔚之提议：“虞龢所说的是田猎不失时机，但此礼久已废弃。如今时节合适，讲武教人，又虔诚准备干肉，先献祭二庙，礼仪和情理都合宜。社神是土神，司空是土官，所以祭祀社神派司空行事。太庙应派上公行事。参与讨论的认为田猎之礼，四季不同，礼有增减，时代不同。如今既不再有四方的祭礼，三种杀牲的仪式也荒废已久，猎获的禽兽，如果面部受伤或羽毛损伤，未成形的禽兽不献。由太宰令和谒者挑选上等的猎获物奉送，先献祭庙社二庙，依旧例由太尉行事。”诏书批准。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日，有关部门上奏：“七月秋尝祭祀，皇帝在居丧期间，是亲自奉祭还是不亲自奉祭？请礼官广泛讨论。我们考察三年之丧的制度，从天子到庶人都一样。汉文帝怜悯秦朝留下的弊端，于是制定了权宜的典制。魏、晋以来，卒哭之后附祭于祖庙就改为吉礼。根据《礼记·王制》，‘三年不祭祀，只祭天地社稷，可越过丧事而行事。’郑玄说：‘只是不敢因卑者而废弃尊者。’范宣反驳杜预、段畅，认为之所以缺省宗庙祭祀，都是因为人伦所奉，哀痛之情，与对待生者相同。谯周《祭志》说：‘礼，自身有丧，则不举行吉祭。服缌麻之丧，对祖父母有服的人，则也不祭祀，因为神灵不享用。’考察宫中有丧事，即使是在无服范围内，也要废除祭祀三个月，有丧事不祭祀。如果不像这样而在三年之内必须亲自奉祭的话，则应该举行禘祭来排列昭穆次序。但现在必须等丧期结束后才能举行禘祭和袷祭，所以知道不祭祀的意思，应当是可以理解的。《起居注》记载，晋武帝有两次丧事，在两年期间，都不亲自祭祀，这也是近代的前例。我们思虑皇帝孝德超过周文王，哀情深厚如同《诗经》所说明发不寐，虽然公服已脱下，但纯孝的哀思仍内蕴于心。查考典籍旧例，则不应亲自奉祭。有关部门恭敬行事，祭祀不会空缺。仰望遵从敬意，私下认为这样是合适的。臣等共同讨论，有明确证据，应如所上奏。”诏书批准。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日，有关部门上奏：“皇帝亲自祭祀太庙文皇帝太后的时候，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然论亲疏并非正统，但曾经是北面称臣的人，不知道是否应亲自执爵？”下诏令礼官讨论。太学博士周山文提议：“根据礼，尊贵者统治上，卑贱者统治下。孝武皇帝对皇帝来说虽非正统，但作为祖宗的名号，排列在七庙之中。我认为在亲自奉祭之日，应亲自执觞爵。昭皇太后既然在礼制上不是正统，应让三公行事。”博士颜燮等四人赞同周山文。兼太常丞韩贲提议：“晋景帝对晋世祖，晋肃祖对晋孝武帝，都是旁系尊亲，他们亲自执觞杓。如今孝武皇帝对皇帝，亲为伯父，功烈列于祖宗，奉祭之日，我认为应亲自执爵。按昭皇太后对主上，亲缘没有名分等级，情分上疏远，庶母在我家，儿子祭祀孙子停止，何况是伯父的庶母。我认为昭后的觞爵，可交付有关部门。”前左丞孙缅提议：“晋代祖宗祭祀显宗、烈宗、肃祖，都是晋帝的伯父，如今朝廷已有明确准则，而当初并没有由有关部门行事的礼制。我认为主上亲自执孝武皇帝的觞爵，合乎情敬之心。昭皇太后作为君母的尊贵，一时受到尊敬，而与章、宣二庙同享祭祀于宫中，不仅不应亲自奉祭，还应讨论其毁弃或替代。请暂且依旧例，由三公行事。”诏书认为孙缅的提议妥当。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日，有关部门上奏关于章皇太后庙应否毁弃的礼仪。二品官参与讨论的有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刘义恭认为：“经籍残缺伪乱，训释传注门派不同，确实是谈论的人意见不一，所以探求的人很少能弄清。因此六宗的辩论，在兼通儒者中多有差错，祖先庙毁弃的争论，在各种学说中混乱不堪。章皇太后诞生神明开启圣德，礼仪完备于中兴，福泽流布于子孙，德行光大义理深远。应当世代尊崇，永远垂范。怎能降同普通伦次，反而遵循寻常典制。讨论的人之所以疑惑，实在是因为参照纪传，知道一点却忽略两点，未能穷尽书中的旨意。按《礼记》不代祭，涉及慈母时，措辞有所施用。《谷梁传》说到孙辈停止祭祀，另外立主祭祀。则亲自执祭，事理与前代记载不同。大概是由于君主的适宜性，其职责更加重要，人极的尊贵，其礼仪特别适中。况且汉代宏大的风尚，于是将之配享附祭，晋代明确的规制，都保留荐祭。远考史册，近凭所见，不应毁弃，在义理上更为可取。所依据的《公羊传》，只足以坚固秉持。怎能因为尊贵等级同于帝王，祭祀却依从士庶，依据人情考求制度，颠倒错乱更加严重。认为应同七庙，六代之后才毁弃。”六百三十六人赞同刘义恭不毁弃，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提议应毁弃。领曹郎中周景远再次参与讨论，认为刘义恭等人不毁弃的提议妥当。诏书批准。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日，有关部门上奏：“本朝的大祭祀，在章后庙没有举行。高堂隆曾提议魏文思后依照周代姜嫄庙举行禘祭和袷祭，以及徐邈回答关于晋宣太后大祭祀的旧事，请让礼官讨论修正。”博士孙武提议：“根据《礼记·祭法》，‘建立都城设立城邑，设置庙、祧、坛、鸑来祭祀，按照亲疏多少来确定数目。因此天子立七庙，远庙称为祧。’郑玄说：‘天子迁庙的神主，按昭穆合藏在二祧之中，举行袷祭时才祭祀。’《王制》说：‘袷禘。’郑玄说：‘袷，是合的意思。将先君的神主合到祖庙中祭祀，称为袷。三年夏季举行禘祭，五年秋季举行袷祭，称为五年两次大祭祀。’又‘禘，是大祭’。《春秋》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左传》说：‘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食。’《传》说：‘合族人一起进食，按昭穆排列顺序。’《祭统》说：‘在太庙有事，则所有昭穆都参与，不丧失其顺序。’如今大祭祀是在太祖庙合食，并排列昭穆。章太后既然在上位受到委屈，不列于正庙。如果迎神主进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常顺序，又未听说在昭穆之外另立位置。如果按徐邈的提议，如今大祭祀到别庙进奉献祭，则违背了禘袷大祭合食排列昭穆的意义。徐邈说：‘阴室中的四个夭殇，不与袷祭一同祭祀。’这也是此意。《丧服小记》说，‘夭殇和无后者，从祖附食’。《祭法》说，‘王下祭夭殇’。郑玄说：‘祭嫡系夭殇于庙中的奥位，称为阴厌。’既然从祖在庙奥进食，这是夭殇在奥位有位置，并非在别宫祭祀的意思。如今章太后庙，四时进奉献祭，虽不因孙辈停止，但若在太庙举行禘袷时，独在别宫祭祀，与四季的烝尝没有区别，则不是禘大祭的意义，又不符合袷合食的经文。认为不应与太庙同享大祭祀之礼。高堂隆回答魏文思后依照姜嫄庙举行禘袷，又不分辨袷的意义，而改称袷为大享，大概是有缘由的。拘守文字学识浅薄，恐怕违背礼的宗旨。”博士王燮之提议：“按禘小袷大，礼无明文，从情理事例中寻求似乎有。推究袷这个名称，虽在于合食，但祭典的重要，以此为大。以孝心享受祭祀亲人，尊爱无穷，既大祭于太祖，也致盛祭于小庙。好比有事于尊者，可以延及卑者。所以高堂隆所谓只因为袷祭而祭祀它。因此魏的文思后，晋的宣后，虽都不排列于太庙，但仍和姜嫄一样享受禘祭，其用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殇不参与袷祭，而是到其处祭祀，作为别享的例证，这就是证据。我认为章皇太后庙，也应举行大祭祀。”太常丞孙缅提议认为：“袷祭的名称，意义在于合食，遵守经典依据古礼，孙武说得详细。私下寻找小庙的礼仪，始于近世的曹魏，晋代所实行的，足可作为前例准则。高堂隆以袷祭而祭祀，附合情敬之心。徐邈引用就祭四殇，来证明别享。孙武依据夭殇附祭于祖庙，认为庙中有殇位。考察事情虽同庙，但祭祀并非合食。况且七庙同宫，始于后汉，礼中祭祀夭殇，各附于其祖先。既然参与袷祭，则必在不同庙宇祭祀。我认为章庙的大祭祀，由此可知。”祠部朱膺之提议：“宫中祭祀，高堂隆、赵怡都说周人举行袷祭，每年都举行袷祭。魏、晋两代，取法进奉献祭，名儒通达礼制，没有相互讥讽非议，不犯错误不忘旧，遵循旧章。我意见与王燮之、孙缅相同。”诏书说：“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怎能唯独缺大祭祀，隔绝此盛大祭祀。宫中遥行袷祭，已在周代实行，魏、晋随从享祭，典范没有废除。应遵循附合前代典制，以宣示情敬之心。”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去世。五月甲寅日，有关部门上奏：“晋朝太元年间，开始正式确定太后的尊号，徐邈提议庙制，从此以后，成为固定的典制。如今昭皇太后对皇上没有亲属关系，皇上特别为她制定义服，合祭祖庙的礼仪，应该交给礼官详细讨论。”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建议：“确定名分以保存道义，是国家的美好典制；臣子一样对待，是史传的明文规定。如今昭皇太后正位为天下母亲典范，尊号明确显著，合祭祖庙的礼仪，应该完备遵循常法。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此事在圣贤文章中已有明确记载。孝武帝的祭祀，既然百代不废，那么昭皇后的合祭，没有理由有亏缺。愚意认为神主应该进入章后庙。又应该依照晋元皇帝对于愍帝、安帝对于永安后的先例，祭祀的日子，皇上不亲自执持酒杯，让有关部门行事。”当时太宗宣太后已经合祭于章太后庙，长兼仪曹郎虞龢建议认为：“《春秋》的义理，庶母虽然名号与崇敬的尊号相同，但实际与正嫡不同。因此仍然在别宫祭祀，而由公子主持其祭祀。如今昭皇太后既非皇上生母，更没有亲自供奉的道理。《周礼》宗伯职掌说：‘如果王不参与祭祀，就代行其位。’既然如此，那么应该让有关部门举行其礼仪。又妇人没有固定的等级，各自以丈夫的家族为定，丈夫去世后以儿子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后，按顺序而言，应该把新的神主升于上位。”参酌详议，认为虞龢的建议恰当。皇帝批复同意。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日，有关部门上奏：“来年七月将要祭祀两处祖庙，依照旧例皇上要亲自奉行。孝武皇帝室，皇上应亲自进献酒杯并跪拜伏地。又昭皇太后室，皇上应跪拜，以及祝文应称皇帝名讳。又皇后本月二十五日虔诚朝见祢庙，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都没有明确文字规定，请交给礼官讨论确定。”太学博士刘绲建议：“考察晋元帝面向北对愍帝称臣，冬祭秋祭进献祭品，也派有关部门行事。而且兄弟之间不互为后嗣，这在鲁史中有明确记载。由此推论，孝武帝的庙室，皇上不应亲自进献酒杯并跪拜伏地。那天皇上亲自进献章皇太后庙，经过昭皇太后室，先前已议论让有关部门行事，认为不应进庙跪拜。昭皇太后正号早已确定，名列庙祀，详细考察祝文，应该称皇帝名讳。按礼，妇人没有拜见兄长的典制，昭后位居旁系尊位，表达虔敬的礼仪，按理不应完备。孝武、昭后两处庙室，祭祀的牲礼应该省略。”太常丞虞愿建议：“冬祭秋祭的礼仪，事情在于继承后嗣，所以旁系尊长虽然亲近，弟与侄不祭祀。君道虽然崇高，臣下没有祭祀的典制。按晋景帝对于武帝，亲属关系为伯父，武帝到祭祀的日子，还进献酒杯。如今皇上既已祭祀文皇，对于孝武室，认为应该只进拜而已，酒杯让有关部门行事。按《礼》，‘经过墓地就凭轼行礼，经过祭祀之处就下车’。凡是对神祇，尚且或许表示恭敬；何况昭太后以母亲身份君临天下，皇上曾亲自北面称臣，对兄长的母亲应有敬意，认为应该进拜，祝文应称皇帝名讳。考察皇后庙见的礼仪，本是以修持虔敬为义，如今对于孝武，论其嫂叔关系，则没有互通问候的典制；论其尊卑，也没有相见的道理。又皇后登位之初，昭后仍在宫中正位，敬谒的礼仪，早已完备。愚意认为孝武、昭太后两处庙室，都不再进献祭告。”参酌议论认为虞愿的建议恰当。皇帝批复同意。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日，有关部门上奏昭太后庙的撤毁设置，交付礼官详细议论。太常丞韩贲建议：“按国君之母的尊崇，义理出于《春秋》，庶母的祭祀没有间隔。周代典制，七庙承继正统，尚且亲缘尽了就撤毁。何况伯父的生母，没有丧服而隔代祭祀，稽考前代，没有看到这样的标准。”都令史殷匪子建议：“昭皇太后不系属于祖宗，进还是退应当撤毁。议论者说，‘妾祔祭于妾祖姑’，祔祭既然必须祭告，撤毁也不应有异议。应当祭告章皇太后一室。按《礼记》说：‘妾祔祭于妾祖姑，没有妾祖姑，就改变牲礼而祔祭于女君是可以的。’起初章太后对于昭太后，论昭穆而言，则不是妾祖姑，又不是女君，在义理上不恰当。伏思昭太后名位极正，当初开始祔祭之时，从上面祔祭于赵皇后，即安居于西庙，并且都用币帛祭告各室。古代大事必须祭告，又说每事必告。礼制，牲礼和币帛杂用。考察魏、晋以来，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交付礼官辨明纠正。太学博士殷灵祚建议称：‘吉事用牲，凶事用币。’从此以后，吉凶有所区分，已是一代的成规。如今事情虽不完全属于凶，也不接近吉，所以应当依旧，用币帛普遍祭告二庙。又考察昭太后被撤毁的神主，没有理由陈列于太祖庙，博士想依照虞主埋藏在庙的两阶之间。按两阶之间本是埋藏告币和虞主的地方。过去虞喜说，依据五经经典的建议，把撤毁的神主附于虞主，埋藏在庙的北墙下，最为可据。昭太后神主撤毁埋藏之后，上面的庙室不可不空置，太后便应上下升迁。既升迁之时，又应设肉脯肉酱以安定神灵。如今礼官所议，谬误简略不够周全。迁庙撤毁之事重大，请求广泛详细访询。”左仆射刘秉等七人赞同殷匪子。左丞王谌再次参酌议论，认为：“用币帛普遍祭告二庙，埋藏撤毁的殷主于北墙下。宣太后的上室，仍设肉脯肉酱以安定神灵，殷匪子的建议为恰当。”皇帝批复同意。

魏明帝太和三年，下诏说：“礼制，王后没有后嗣，选择建立支子以继承大宗，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能顾及私亲呢！汉宣帝继承昭帝，后来加给悼考以皇号；哀帝由外蕃援立，而董宏等人称引亡秦，有时误导朝廷议论。于是尊崇恭皇，在京师立庙，又宠幸蕃妾，使她比于长信宫，僭越差失无礼，人神不保佑，不是怪罪师丹忠正的谏言，用以导致丁、傅火烧的灾祸。从此以后，相继这样做。命令公卿有关部门，深深以前代为警戒。后代万一有由诸侯入京奉行大统的，就应当明白为人后嗣的道理。敢有佞邪之人，引导谄媚君主，妄自建立非正统的称号，称父亲为皇，称母亲为后，那么股肱大臣，诛杀他们不得赦免。将其书写在金策上，收藏在宗庙里，著录在令典中。”此后高贵、常道援立，都不加外尊。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论追尊的礼仪。皇帝既不听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也引称魏制，认为不可以，所以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关部门说琅邪恭王应该称为皇考。贺循建议说：“礼典的义理，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加于父亲的名号。”皇帝又听从了。两汉的这个典制废弃了。

魏明帝有个爱女叫淑涉，三个月就夭折了，皇帝非常悲痛，追封谥号为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在京师立庙。没有前代典制，不合礼法。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日，有关部门上奏：“东平冲王年幼没有后代，只有殇服五个月。虽然不以殇礼对待国君，但应有主祭之人，而封国是追赠，又没有他的臣子。不清楚是撤毁灵位建立庙宇，还是应当祔祭于别处？请交付礼官详细议论。”太学博士臣徐宏建议：“王既无后代，追赠没有臣子，殇服既已结束，灵位便应撤毁。《礼记》说：‘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说：‘士大夫不得祔祭于诸侯，祔祭于为士大夫的祖父。’按诸侯不得祔祭于天子，冲王则应当祔祭于为王的祖父之庙，应祔祭于长沙景王庙。”皇帝批复同意。

大明四年丁巳日，有关部门上奏：“安陆国封土虽然建立，但奠祭酹酒之所，未能营建，四时祭祀，所以祔祭于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应当祭祀还是不？”太学博士傅郁建议：“应当废祭。”右丞徐爰建议：“按《礼》，‘慈母妾母不世代祭祀’。郑玄注：‘因为她不是正室，所以传文说子祭孙止。’又说：‘为慈母后嗣的人，可以为祖庶母。’注称：‘缘于为慈母后嗣的意义，父亲妾室无子，也可命自己的庶子为之后嗣。’考察此义，父母的妾室祭祀，不一定只限于子。江夏宣王太子，本身出于元宰，是道义亲戚的后代，遭遇时运不幸，圣上哀怜悼念。降出皇爱，继承美好基绪，光大藩国，以属国为祖。始王夫人养育明德，则是一国的正室，上无所厌弃，哀敬得以申展。既未获祔祭于江夏，又不从祭于安陆，就事求情，愚意认为应当依祖母有后嗣之义，认为应列于庙中祭祀。”两种议论不同，参酌议论认为徐爰的建议恰当。皇帝批复同意。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日，有关部门上奏：“已故晋陵孝王子云没有后嗣，安放神主庙后三日，国臣依从权制解除丧服，朔望及周年忌日，应回来哭临不？祭祀之日，谁为主祭？”太常丞庾蔚之建议：“既葬三日，国臣依从权制解除丧服。而灵座还在，朔望及期日忌日，诸臣应回来哭临，换穿夹衣，让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后嗣，又无服三年丧的人，期亲服除之后，而封国尚存，便应立庙，作为国的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祔祭于祖庙。诸王不得以天子为祖，应祔祭于从祖之国庙，然后迁居新庙之室。未有后嗣之前，四时祭祀，常让上卿主祭。”左丞徐爰参酌议论，认为庾蔚之的建议恰当。皇帝批复同意。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曰，有关部门上奏：“已故宣贵妃加给特殊礼遇，不清楚应立庙还是不？”太学博士虞龢建议：“《曲礼》说：‘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说：‘舜葬于苍梧，三妃未从葬。’《昏义》说：‘后立六宫，有三夫人。’既然如此，那么三妃就是三夫人。后有三妃，如同天子有三公。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然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也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不是鲁惠公的元嫡，尚且能祭祀于别宫。如今贵妃的品级，是上天的高位，理应建立此新庙。”左丞徐爰建议：“宣贵妃既加特殊命令，礼制超越五宫，考察古代经典，有明显依据。庙堂能够建造，应选任将作大匠。”参酌详议认为虞龢、徐爰的建议恰当。皇帝批复同意。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日，有关部门上奏：“新安王为宣贵妃服齐衰期年，十一月练祭，十三月缟祭，十五月禫祭，心丧三年。不清楚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应当先有祔祭，还是只入新庙而已？如果在祥祭及禫祭中入庙，遇到四时便得祭祀不？新安王在心丧期间，得亲自奉行祭祀不？”太学博士虞龢建议：“《春秋传》说：‘祔祭而作神主，烝尝禘祭于庙。’尝是吉祭的名称，大祥及禫祭，未得入庙，应在禫除之后。新安王心丧之内，如果遇到时节，便应在庙中行吉祭，亲自奉行也无妨。祔的意思，是把后死者祔祭于先庙。《小记》说：‘诸侯不得祔祭于天子。’如今贵妃的爵位视同诸侯，显然不得祔祭于先后。又另建新宫，无所宜祔。而且卒哭之后，更没有祔祭的道理。”左丞徐爰建议认为：“礼有增减，古今礼仪不同，虽说卒哭而祔祭，祔祭而作神主，当时的诸侯，都在禫祭终了后入庙。而且麻衣浅绛缘边，在元嘉时变革丧服，草垫杖绖变除，在皇宋时申明情感。何况宣贵妃生育睿智的藩王，丧葬加特殊礼遇，灵座庐位，都由哲王主持，考究宫室创立祭祀，不得关涉朝廷。认为禫除之后，应亲自执持奠爵之礼。如果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受皇姑压制，下与列国隔绝，无所应祔。”参酌议论，虞龢的建议大体与徐爰不异，应以徐爰的建议为恰当。皇帝批复同意。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日，有关部门上奏说：“晋陵国上报：孝王庙依照庐陵等国旧例，一年祭祀五次。这两个王国由三卿主持祭祀。是否应依照有服丧关系的亲属条例？”博士颜僧道建议说：“《礼记》说：‘如果所祭之人与自己已无服丧关系，便不祭祀。’如今晋陵王对衡阳王服小功丧，应当比照这两个王国一同废止祭祀。”太常丞庾蔚之建议说：“服缌麻丧者不参与祭祀，是针对主祭者而言。晋陵王虽无子嗣，应依照有子嗣的情况服丧，按缺祭的期限处理。衡阳王是族伯，服缌麻丧，则应在三月内祭祀。”兼左丞徐爰建议说：“继位的王子尚未确立，将来继承者亲疏远近未知，怎能凭空计算服丧关系，而损害祭祀的敬重。”经讨论认为徐爰的建议合理，诏令批准。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日，有关部门上奏说：“已故的齐敬王子羽将来要立后嗣，但不知是否应立即制作神主、建立庙宇？还是等立后之后？若未立庙，应在何处祭祀？”游击将军徐爰建议认为：“王国若无后嗣，按制度应撤销封国。始封之君，应当保存继承者。皇子追赠，便成为始祖。臣下不将未成年君主视作夭折，此事已有前例可循，岂能空缺祭祀而等待有后嗣？应当立庙制作神主，依旧由三卿主持祭祀。”经全面通报讨论，认为徐爰的建议合理。下令立即建庙，庙建成后制作神主，依照晋陵王近期先例，暂时将神主附祭于庐陵孝献王庙。祭祀结束后，神主即迁回新庙。在未立后嗣之前，常令王国上卿主持祭祀。

《礼记》说：“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儿子句龙被称为后土，能平定九州土地，所以被祭祀为社神。”周代在甲日祭祀社神，因为甲日是每旬的第一天。“社是神化大地之道。大地承载万物，上天垂示天象。从大地获取财物，从上天取法规律。因此尊崇上天而亲近大地，所以教导人们美好地报答。一家之主祭祀中溜，一国之主祭祀社神，以示根本。”所以说报答根本、返回初始。烈山氏拥有天下，他的儿子叫农，能种植百谷。他的后代叫柱，辅佐颛顼担任稷官，主管农事，周代的弃继承此职，其法施于人民，所以被祭祀为稷神。

《礼记》说：“天子为天下百姓设立社神称为太社，天子为自己设立社神称为王社。”所以国家有两社，而稷神也有两个。汉、魏时期有官社，没有稷神，所以常设两个社神和一个稷神。晋初沿袭魏制，没有增减。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社稷坛与宗庙一同迁移。于是下诏说：“社神其实只有一个，应合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上表说：“《祭法》中二社各有其意义。天子尊奉郊祀和宗庙，所以冕服亲自耕种，是为了重视孝享的祭品，隆重地向上帝进献。《谷梁传》说：‘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祭品。’亲自耕种，是指自我报答，为自己立社，是因籍田而报答。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谷物为命，所以又为百姓立社而祈祷报答。事情不同，报答有别，这就是社神有两个的原因。王景侯论述王社，也说是春季祈祷籍田，秋季报答。他论述太社，则说‘天子在畿内分封土地，为百姓设立，称为太社，不在京城为自己设立’。景侯此论，依据《祭法》，‘大夫以下，集合众人立社，称为置社’。景侯解释说：‘就是今天的里社。’景侯解释《祭法》，认为置社是人间的社。而另论又以太社为人间的社，不明白这个意图。太社，天子为人民而祭祀，所以称天子社。《郊特牲》说：‘天子太社，必须承受霜露风雨。’因为天下百姓众多，天子为他们统一立社，所以称太社。至于置社，数量不一，大概以里巷命名。《左传》中盟于清丘之社就是如此。人间的社，已经不再称太。如果又不设立在京都，那应当设立在哪里呢？《祭法》又说：‘天子为群姓设立七祀，为自己设立七祀。’说为自己，是为自己而祭祀；为群姓，是为群姓而祭祀。太社与七祀，文字正好相等。解说者对此穷尽，于是说古籍只有五祀，没有七祀。按祭祀五祀，是国家的大祀，七种是小祀。《周礼》所说祭祀凡小祀，则穿墨冕之类。景侯解释大厉说：‘如同周代的杜伯，鬼有所归宿，便不为厉。’如今说没有二社，称景侯《祭法》不说没有二，则说口传没有文字。以景侯的明智，经过商议而后作解，而想以口论废除明文。如此，不只是二社，应当思考景侯后来的解释，也不容易废除。先前受命，《尚书·召诰》：‘在新邑立社，只用一太牢，’是不立二社的明义。按《郊特牲》说：‘社稷用太牢。’如果一定要引用一牢的文字，以说明社没有二，那么稷就没有牺牲了。解说者就说，举社以明稷。为什么不可以举一以明二。‘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因有过失而废除，不如因有过失而保存。何况保存有道理，而废除无根据呢。《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没有稷字。如今帝社没有稷，大概由此而来。然而国家以社稷为主，所以经传常称社稷。《周礼》，天子祭稷则穿絺冕。这是王社有稷的文字。封人设纮没有稷字，解说者认为是省略文字，可以推知。认为应当依旧设立二社，并加立帝社之稷。”

当时成粲议论说：“景侯论太社不设立在京都，想要破除郑氏的学说。”傅咸再次上表认为：“如成粲之论，景侯的解释文字因此被破坏。《大雅》说：‘于是建立大社。’毛公解释说：‘大社，就是太社。’景侯解释《诗》，就采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释说：‘天子取五色土作为太社，分封四方诸侯。各割取相应方位颜色的土覆盖四方。’如此，太社又是设立在京都了。不知此论从何而出而与解释相违背。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愚顽浅陋，但自幼学有所长，不能沉默，谨再次续上。”刘寔与傅咸意见相同。诏令说：“社神其实只有一个，却相沿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动，使其依旧，全如魏制。”到元帝建武元年，又依照洛阳旧制设立二社一稷。其太社的祝文说：“地德普遍施与，恩惠永存无疆。于是建立太社，保佑万邦。辽阔四海，全依赖美好吉祥。”其帝社的祝文说：“坤德厚重载物，王畿得到保护。于是建立帝社，以神化大地之道。祝祷时刻光明，大福到来。”《礼记》说，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循此制，所以洛阳的社稷在宗庙之右，而江东也是如此。吴国时宫东门为雩门，怀疑吴国的社也在宫东，与宗庙在同一处。宋朝沿袭旧制，没有改动。

曹魏三祖都亲自耕种籍田，这说明先农之神没有被废弃祭祀。其礼仪没有特殊记载，应当遵从汉朝礼仪。执事者用太牢告祭。晋武帝、哀帝都曾想行籍田礼而未成功，礼仪规格也缺略。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亲自耕种，于是在籍田中阡西陌南设立先农坛，高四尺，方二丈。开四条台阶，台阶宽五尺，外加矮墙。距离田埂和道路各二十丈。皇帝车驾未到时，司空、大司农率领太祝令及众执事人员在黎明用一太牢告祭。祭器用祭祀社稷的器物。祭祀完毕，将剩余祭肉分给参与祭祀的人。旧典中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之中。

汉朝礼仪，皇后亲自在东郊苑中采桑。蚕室祭祀蚕神说：“苑灒妇人，寓氏公主。”祭祀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在西郊亲自采桑，祭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开四条台阶，台阶宽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距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时，太祝令在黎明用一太牢告祭。一名谒者监督祭祀。祭祀完毕，撤去祭品，将剩余祭肉分给随从采桑及参与祭祀的人。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日，首次祭祀五岳四渎，并普遍祭祀各种神灵，埋瘗沉没珪璋等玉器。六年七月，文帝率水军进入淮河。九月壬戌日，派使者将玉璧沉入淮河，这是礼仪。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明帝东巡，派使者用特牛祭祀中岳，这是礼仪。魏元帝咸熙元年，元帝巡幸长安，派使者用璧币祭祀华山，这是礼仪。晋穆帝升平年间，何琦论修五岳祭祀说：“唐、虞制度，天子五年一次巡狩，视察四方，烧柴祭天于五岳，遥祭山川，遍及群神。所以说‘依靠名山升中于天’。以此昭告神灵，享报功德。因此灾害不生，风雨寒暑按时。下至三代，年数虽不同，但其礼不变。五岳视同三公，四渎视同诸侯，记载于经书，所谓已有祭祀，无人敢废除。到秦、汉定都西京，泾、渭、长水等河流，虽不在祀典，因靠近咸阳，所以都能比照大川祭祀。而正式的祭祀，怎能缺失！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此事废弛。唯有灊山的天柱峰，在王畿之内，旧制由台省选派百石吏卒，以掌管其职。中兴之际，没有官守，庐江郡常派大吏代理，四季祈祷祭赛，春季送寒而冬季请冰。咸和年间至今，又已废弛。估计现在不合典制的祭祀，可说不少。考察其正名，则是淫昏之鬼；推究其浪费，则是四民的蛀虫。而山川大神，反而简略缺失，礼俗颓废紊乱，人神混杂干扰，公私奔波忙碌，逐渐增多。确实因为近来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率建立废弛事务，事情有未暇顾及。如今首恶已除，应当修复旧典。岳渎之地，是风教所及，来归附的人民，都蒙受德泽，而神灵的祭祀，却未加甄别，巡狩烧柴，荒废已久。崇尚彰显前代典制，将待皇帝车驾北还，考察古代宪章，大力整顿制度。其五岳、四渎应当遵循修治之处，但祭品牺牲，祝祷文辞，旧章没有记载。可令礼官制定规范，归于真诚简约，以表达明德馨香，如此而已。其余各种妖孽，可都依照法令，先除去其中严重的。使邪正不混杂。”此议未被省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日，有关部门上奏：“诏令祭奠霍山，不知应派什么官职？用什么牺牲和食物？进奠之日，又用什么器具？”殿中郎丘景先建议说：“修治祭祀山川，光耀历代；按等级用珪璋，意义昭明于简册。但此事旷废于中叶，礼仪漏载于典文。查考周代典制，事属宗伯，汉代记载持节侍祠，血祭埋沉，经典有明范，酒脯牺牲，都有详细条例。又名山有珪币的差异，大冢有尝禾的加礼。山海祭祀霍山，用太牢告玉，这是斟酌记传，可以说的。如今皇风远畅，光辉祭祀通岳，愚见认为应派太常持节，牺牲用太牢之具，祭品用酒脯时谷，礼仪用赤璋和纁币。又鬯人的职责，‘凡山川四方用蜃’，则盛酒应当用蠡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郊祭遥望山川，以质朴表示诚意，器具崇尚陶匏，垫以茅席，近期可以依准。山川以兆域，应建坛场。”经讨论认为丘景先的建议合理。下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牺牲用太牢，加上璋币，器具用陶匏，当时不再用蜃，应同郊祭，用爵献酒。所有菜肴种类，一律依社祭为准。诏令批准。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长期干旱。四月丁巳日，下诏说：“各地干旱之处广泛进行祈祷。”五月庚午日，开始向社稷山川祈雨。六月戊子日，获得及时雨。这是雩禜的旧典。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此行事。此后，一直沿修至今。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下诏说：“从前孔子凭借大圣的才能，怀有帝王的器量，处在周朝衰落的末年，没有受天命的时运，于是退而考察五代的礼仪，从事素王的事业，依据鲁国历史编撰《春秋》，向太师请教而订正《雅》《颂》，使得千年之后，没有人不尊崇他的文章来著述，敬仰他的圣明来成就谋划。这可以说是闻名于世的大圣人，万代的师表啊。因为遭遇天下大乱，各种祭祀崩坏废弃，原有的庙宇，毁坏而没有修葺，孔子的后代，断绝而无人继承，阙里听不到讲习诵读的声音，四季看不到祭祀的位次，这难道就是所谓崇尚教化、报答功绩，盛德百世必须祭祀的吗！现在任命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食邑一百户，供奉孔子的祭祀。命令鲁郡修缮旧庙，设置一百户吏卒，来守卫它。”

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下诏太学及鲁国四季准备三牲，来祭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下诏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季祭祀孔子，祭祀应当依照泰始年间的旧例。孔亭的五世孙孔继之赌博没有节制，常常用祭祀的费用换取进献，轻慢不祭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关部门上奏剥夺爵位。到十九年，又授予孔隐之。他哥哥的儿子熙先谋反，又失去爵位。二十八年，又让孔惠云担任奉圣侯。后来患上重病，失去爵位。孝武帝大明二年，又让孔迈担任奉圣侯。孔迈去世，儿子孔莽继承，有罪，失去爵位。

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皇帝讲解《论语》通晓；五年五月，讲解《尚书》通晓；七年十二月，讲解《礼记》通晓；并让太常举行释奠礼，用太牢在辟雍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解《孝经》通晓；咸宁三年，讲解《诗》通晓；太康三年，讲解《论语》通晓。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讲解《论语》通晓，太子并亲自举行释奠礼，用太牢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成帝咸康元年，皇帝讲解《诗》通晓；穆帝升平元年三月，皇帝讲解《孝经》通晓；孝武帝宁康三年七月，皇帝讲解《孝经》通晓，都按旧例举行释奠礼。

穆帝、孝武帝都临时将中堂作为太学。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解《孝经》通晓，在国子学举行释奠礼，如同晋朝的旧例。

汉东海恭王去世，明帝出巡到津门亭表示哀悼。魏国时遇丧事和使者吊祭，采用博士杜希的建议，都脱去玄冠，加上布巾。魏武帝年轻时，汉太尉桥玄独先以礼相待，认为他与众不同。所以在建安年间，派使者用太牢祭祀他。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经过梁郡，又用太牢祭祀他。黄初二年正月，皇帝校猎到原陵，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世祖。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皇帝车驾巡幸江宁，经过司徒刘穆之的墓，派使者致祭。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巡幸籍田，经过左光禄大夫袁湛的墓，派使者致祭。大明五年九月庚午，皇帝车驾巡幸，经过司空殷景仁的墓，派使者致祭。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日，派使者祭祀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的墓。

刘禅景耀六年，下诏在沔阳为丞相诸葛亮立庙。在此之前，诸葛亮所居之处各请求立庙，不被允许，百姓于是私下祭祀他。而议事的人中有人认为可以在京师立庙，但顺从民意，都没有采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允等人对刘禅说：“从前周人怀念邵伯的美德，因此不砍伐甘棠树；越王思念范蠡的功劳，铸造金像来保存他的形象。自从汉朝兴起以来，小的善行德行，而画像立庙的人很多；何况诸葛亮的德行感化远近，功勋盖世，使王室不坏，实在是依赖此人。然而祭祀只限于私家，庙像缺失而没有建立，百姓在街巷祭祀，戎夷在野外祭祀，这不是用来保存德行、纪念功劳、追述往事的方式啊。现在如果完全顺从人心，就会亵渎而没有礼法；在京师建立，又逼近宗庙，这是圣心之所以犹豫的原因。愚意认为应该就近他的墓地，在沔阳建立，让所属部门按时赐予祭祀。凡是他的旧臣想要奉祠的，都限定到庙里。停止他们的私祭，来尊崇正礼。”于是听从了这个建议。何承天说：“《周礼》说：‘凡是有功的人在大烝时祭祀。’所以后代遵循它，以元勋配享。向允等人不曾效法这个，刘禅又听从他们，都不合礼法。”

汉朝时，城阳国的人因为刘章对汉有功，为他建立祠庙。青州各郡，互相仿效，济南尤其盛行。到魏武帝担任济南相时，都毁掉断绝了。等到主持大政，普遍加以铲除，世上的淫祀于是断绝。到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下诏说：“先王制定祭祀，是用来昭明孝道、侍奉祖先，大的有郊社，其次有宗庙，日月星辰、五行，名山大川沼泽，不是这类，不在祭祀典礼中。衰乱的时代，推崇相信巫史，以至于宫殿之内，门窗之间，无不洒酒祭奠，太迷惑了。从今以后，敢设非礼的祭祀、巫祝的话，都按执持邪道论处，写入法令。”明帝青龙元年，又下诏：“郡国山川不在祭祀典礼中的，不要祭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下诏：“从前圣明的帝王，修整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沼泽，各有固定的制度。这是用来报答阴阳的功绩，而符合幽明之道的缘故。然而以道治理天下的人，他的鬼不作怪，他的神不伤害人。所以史官进献而没有惭愧的言辞，因此人们敬慎幽冥，而淫祀不发生。后代信道不诚，僭越礼制亵渎神灵，放纵欲望祈祷请求，竟然不敬而远之，只是苟且求取侥幸，妖妄互相煽动，舍弃正途走向邪道，所以魏朝憎恶它。现在按照旧礼，详细制定制度，使功劳显著于人的人，必定有回报，而妖淫的鬼，不扰乱其中。”二年正月，有关部门上奏：“春分祭祀厉殃和禳祭。”下诏说：“不在祭祀典礼中，废除它。”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遍禁止淫祀。因此蒋子文祠以下，普遍都被毁掉断绝。孝武帝孝建初年，又修建起蒋山祠，所在的山川，逐渐都修复。明帝在鸡笼山建立九州庙，大量聚集众神。蒋侯在宋代逐渐加封爵位，官位到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特殊礼遇，封钟山王。苏侯封骠骑大将军。四方众神，都加封爵位等级。

汉安帝元初四年，下诏说：“《月令》说：‘仲秋，赡养衰老，授予几杖，赐予粥食。’如今正是八月按比的时候，郡县多不奉行。虽然有粥食，但糠秕泥土相混杂一半，不能饮食。”按照这个诏令，汉朝时仍然依据《月令》施行政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