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五

从乙卯年到丁巳年，共三年。

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春季，正月，戊子日，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丁巳日，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甄后死亡的情况，太后因此忧虑而死。

蜀汉的杨仪杀死魏延后，自认为立了大功，应当代替诸葛亮执掌朝政。然而诸葛亮生前暗中指出，杨仪心胸狭隘急躁，属意蒋琬。杨仪到成都后，被任命为中军师，没有实际统领事务，只是悠闲度日。当初，杨仪在昭烈帝手下任尚书，蒋琬当时任尚书郎。后来虽然都担任丞相参军、长史，但杨仪每次随行，承担繁重任务。他自认为资历比蒋琬老，才能超过他，于是怨恨不满表现在言语神色中，叹息声发自内心。当时人们害怕他说话不节制，没人敢接近他。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去安慰他，杨仪对费祎发泄怨恨，说了许多话。又对费祎说：“当初丞相去世时，我如果率军投靠魏国，怎么会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让人追悔莫及！”费祎密奏此事。后主将杨仪废为平民，流放到汉嘉郡。杨仪到流放地后，又上书诽谤，言辞激烈尖刻。于是下令郡守逮捕杨仪，杨仪自杀。

三月，庚寅日，安葬文德皇后。

夏季，四月，后主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接替蒋琬任尚书令。明帝喜好土木工程，已建造许昌宫，又修建洛阳宫，兴建昭阳太极殿，修筑总章观，高十多丈。劳役不断，农桑荒废。司空陈群上书说：“从前大禹继承唐尧、虞舜的盛世，仍住低矮宫室、穿粗劣衣服。何况现在丧乱之后，人口稀少，与汉文帝、景帝时相比，不过相当于一个大郡。加上边境有战事，将士劳苦，若再遇水旱灾害，是国家深重的忧患。从前刘备从成都到白水，修建许多驿站，耗费人力，太祖知道这是劳民伤财。如今中原地区耗费民力，也是吴、蜀所希望的。这是安危的关键，希望陛下考虑！”明帝回答说：“帝王基业和宫室，也应同时建立。消灭贼寇后，只需停止防守罢了，怎能再兴劳役！这本来就是君主的职责，是萧何的大略。”陈群说：“从前汉高祖只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灭亡后，宫室烧毁，所以萧何修建武库、太仓，都是紧急需要，然而高祖仍嫌过于壮丽。现在吴、蜀两个敌国尚未平定，确实不应与古代相同。人想做某事，没有找不到借口的，何况是天子，没人敢违抗。以前要拆武库，说不可不拆；后来要建武库，说不可不建。若要一定建造，当然不是臣下言辞能屈服的；若稍加留意，断然回心转意，也不是臣下所能做到的。汉明帝想建德阳殿，钟离意进谏，就采纳了他的话，后来还是建造了；殿建成后，对群臣说：‘钟离尚书在，就不能建成此殿。’帝王难道怕一个臣子吗？是为了百姓。如今臣连稍微阻止圣上德行都做不到，远不及钟离意。”明帝于是稍有减省。明帝沉溺于内宠，女官俸禄等级仿照百官人数，从贵人以下到掖庭洒扫的，共几千人，挑选知书识礼、可托付信任的六人，任为女尚书，让她们掌管处理外廷奏事，裁决可否。廷尉高柔上书说：“从前汉文帝吝惜十家资财，不建小台娱乐；霍去病忧虑匈奴祸患，无暇修建宅第。何况现在所损耗的不仅是百金的费用，所忧虑的不仅是北方狄人的祸患！可粗略建成现有营建，以充朝宴礼仪，之后停止工程，让民力休养；等吴、蜀平定后，再慢慢兴建。《周礼》规定，天子后妃以下一百二十人，妃嫔之礼已很盛大。我听说后宫人数，有时还超过此数，圣上子嗣不昌盛，大概由此。我认为可精选淑女以备内官之数，其余全部遣送回家，以培育精神、保养身体，以专一宁静为宝。如此，则《螽斯》的征兆可望出现。”明帝回答说：“你常直言，其他事也请告知。”当时狩猎法令严厉，杀死禁地鹿的人处死，财产没收，有能告发者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来百姓供给各种劳役，亲自耕田者已减少；加上近日有狩猎禁令，群鹿侵犯暴乱，残食庄稼苗，到处为害，损失不可估量。百姓虽设障防，但无力抵御。以致荥阳周围数百里，每年几乎无收。如今天下生育的人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突然有战争、灾荒，将无法应付。希望陛下放宽禁令，允许百姓捕鹿，解除禁令，那么百姓将永远受益，人人喜悦。”明帝又想铲平北邙山，在上面建台观，可望见孟津。卫尉辛毗进谏说：“天地之性，本来高高低低。现在反其道而行，既不合理，又耗费人力，百姓不堪劳役。况且如果九河涨溢，洪水为害，而丘陵都被夷平，将如何防御！”明帝于是停止。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奉行武皇帝开拓的大业，继承文皇帝完成的基业，本当思慕效法古代圣贤的善政，借鉴末世放纵的恶政。从前若桓帝、灵帝不废除高祖法度，文景的恭俭，太祖虽有神武，又能在何处施展，而陛下怎能处于如此尊位！现在吴、蜀未定，军队在外，各种修缮建造，希望陛下务必节俭。”明帝下诏优容回答。杨阜又上书说：“尧崇尚茅屋而万国安居，禹住低矮宫室而天下乐业。到了殷、周，有的殿堂高三尺，用九筵宽。夏桀建璇室象廊，商纣造倾宫鹿台，因而丧失社稷；楚灵王筑章华台而自身遭祸；秦始皇建阿房宫，二世而亡。不度量万民之力，而放纵耳目欲望的，没有不亡的。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为深戒，如今却自图安逸，只装饰宫室台阁，必有颠覆危亡之祸。君主为元首，臣子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相同。臣虽愚钝怯弱，岂敢忘谏臣之义！言辞不恳切，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若不察臣言，恐怕皇祖、先帝的基业将坠落。若臣死能有万分之一补益，则死之日如同生之年。谨备棺沐浴，伏候重罚！”奏章呈上，明帝被其忠言感动，亲笔回诏。明帝曾戴帽，穿缥绫半袖衣。杨阜问明帝：“这在礼制上是何法服？”明帝默然不答。从此不穿合法服制不见杨阜。杨阜又上书想裁减宫中不被宠幸的宫女，于是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旧令，回答说：“宫中机密，不得泄露！”杨阜发怒，杖打吏一百，数落他说：“国家不与九卿保密，反而与小吏保密吗！”明帝更加敬畏他。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养胎以待用，燕昭王恤病以雪仇，所以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如今二敌强盛，当世不除，是百代的责任。凭陛下圣明神武之略，搁置缓事，专心讨贼，臣以为不难。”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上书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百姓：‘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颜渊说：‘东野子驾车，马力已尽，还求进不止，恐怕会败。’如今劳役辛苦，男女旷废分离，希望陛下深察东野子的弊病，留意舟水之喻，在未尽时停息奔马，在未困时节省力役。从前汉朝拥有天下，到孝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虑说：‘把火放在柴堆下而睡在上面，却认为安全。’如今寇贼未灭，猛将拥兵，约束则无以应敌，拖延则难以留给后代。在圣明之世，不致力于消除祸患，若子孙不竞，是社稷之忧。若贾谊复起，必比那时更深切。”明帝都不听。

殿中监督劳役者，擅自逮捕兰台令史，右仆射卫臻奏请查处。明帝下诏说：“宫殿未建成，是我留心之事，你追究他，为何？”卫臻说：“古代有侵官之法，不是厌恶勤事，实在是因为所益小、所损大。我每次考察校事，都像这样，若再放纵，恐怕各部门将越职，以致衰败。”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决请求停止劳役，明帝下诏说：“敬纳直言。”却催促百姓劳作；监工者又上奏要求再留一月，以完工。孙礼直接到工地，不再重奏，称诏遣散百姓，明帝欣赏其意而不加责备。明帝虽不能全部采纳群臣直谏之言，但都宽容待之。

秋季，七月，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问侍中兼太史令泰山人高堂隆：“这是什么过失？在礼制上有祈祷消灾之义吗？”回答说：“《易传》说：‘在上位者不俭，在下者不节，妖火烧其室。’又说：‘君主高筑台，天火为灾。’这是君主专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所以上天以旱灾回应，火从高殿起。”明帝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火灾，而大建宫殿以压制，其义如何？”回答说：“这是夷越巫术所为，非圣贤明训。《五行志》说：‘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事。’按《志》所言，越巫建章台无所压制。如今应停止民役。宫室制度，务必节俭，清扫火灾之处，不敢在此有所建造，则萐莆、嘉禾必生此地。若使百姓疲劳、民财耗尽，不是招致符瑞、怀柔远人之道。”

八月，庚午日，立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明帝无子，收养二王为子，宫省事秘，无人知其来历。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之子。

丁巳日，明帝返回洛阳。

下诏重建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引穀水通过九龙殿前，建玉井绮栏，蟾蜍含接，神龙吐出。让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用水力转动百戏。陵霄阙开始建造，有鹊筑巢其上，明帝以此问高堂隆，回答说：“《诗》说：‘惟鹊有巢，惟鸠居之。’如今兴建宫室，起陵霄阙，而鹊筑巢其上，这是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大意是说：‘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这是上天之戒。天道无亲，只助善人，太戊、武丁见灾恐惧，故天降福。如今若停止百役，增修德政，则三王可变为四，五帝可变为六，岂止商宗转祸为福！”明帝为之动容。

明帝性情严厉急躁，监督修建宫室有延误期限的，明帝亲自召问，话刚出口，人已斩首。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如今宫室未成，正在施工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可安圣体，其内足以列六宫；只有太极殿以前，工程尚大。希望陛下取用常领粮饷之士，非急要者，选其丁壮，择留万人，一年一轮换。他们都知道休息替代有期，则无不乐意工作，劳而不怨。计一岁用三百六十万夫，也不为少。当一年完成的，可宽限三年，分遣其余，使其务农，是无穷之计。诚信于民，是国家大宝。以前车驾将到洛阳，征发百姓营建，有司命令建成后即罢；既成，又贪图其功力，不按时遣散。有司只顾眼前之利，不顾经国之体。臣愚以为从今以后，若再征发百姓，应明令规定，务必如期，依次有事，宁可使重新征发，不可失信。凡是陛下临时所行刑罚，都是有罪之吏、当死之人；但百姓不知，以为仓促行事。所以希望陛下将犯人交给官吏，公开其罪行，同样处死，不使宫掖受污染而为远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难生易死，气绝不能复续，所以圣贤重视。从前汉文帝想杀冲撞车驾者，廷尉张释之说：‘当时，皇上派人杀之即可，如今下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之平，不可偏。’臣以为此言大失其义，非忠臣所宜陈。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可失去公平，而天子本人反而可以糊涂吗！这是重视自己而轻视君主，不忠之甚，不可不明察。”

中山恭王曹衮病重，命令属下官员说："男子汉不能死在妇人手中，赶快按时建造东堂。"东堂建成后，他乘车前往居住。又命令世子说："你年幼就当国君，只知享乐不知艰苦，必将因骄奢而犯过失。兄弟中有不良行为，应当促膝谈心劝谏他，劝谏不听就用流泪开导他，开导仍不改正，就禀告他的母亲，还不改就应当上奏朝廷，并辞去封国。与其守着恩宠招致祸患，不如贫贱保全性命。这说的是大罪恶，至于微小过失，应当替他遮掩。"冬季十月己酉日，曹衮去世。

十一月丁酉日，明帝前往许昌。

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从此鲜卑部落离散，互相攻伐，强盛者远逃，弱小者请求归附，边疆由此安定。

张掖郡柳谷口水涨涌出，有宝石背负图形，形状像灵龟，竖立在西川，有石马七匹以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星宿、彗星等图像，又有文字写着"大讨曹"。皇帝下诏公告天下，认为是吉祥征兆。任县县令于绰连带着去请教巨鹿人张臶，张臶秘密对予绰说："神灵用来预知未来，不追溯过去，吉祥征兆先出现，然后兴废随之而来。如今汉朝早已灭亡，魏已得天下，哪里还有复兴的祥兆呢！这块石头，是当今的变异而预示未来的符瑞。"

明帝派人用马匹到吴国交换珍珠、翡翠、玳瑁，吴主说："这些都不是我所需要的，但可以换得马匹，我有什么吝惜的呢。"全部给了魏国。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四年（丙辰，公元236年）

春季，吴国人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

三月，吴国张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张昭容貌端庄严肃，有威严，吴主以下，全国都敬畏他。

夏季四月，汉主到湔县，登上观阪，观看汶水水流，十天后返回。

武都氐王符健请求归降汉国；他的弟弟不服从，率领四百户来降魏国。

五月乙卯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冬季十月己卯日，明帝回到洛阳宫。

甲申日，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旁，又在东方出现。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建邑，都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恭敬地供奉。将要营建宫室，宗庙为先，马厩仓库其次，居室最后。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的神位尚未确定，宗庙制度也不合礼制，却大肆装饰居室，士民失业，外面人都说'宫中的用度与军国费用差不多'，百姓不堪忍受，都有怨怒。《尚书》说：'上天的视听依从百姓的视听，上天的赏罚依从百姓的赏罚。'是说上天的赏罚，随从百姓的言论，顺应百姓的心意。用栎木做椽子、宫室低矮，是唐尧、虞舜、大禹流传皇风的做法；玉台琼室，是夏桀、商纣冒犯上天的做法。如今宫室太过盛大，彗星明亮照耀，这是慈父恳切的训诫。应当尊行孝子恭敬的礼仪，不应疏忽，以加重上天的愤怒。"高堂隆多次恳切劝谏，皇帝很不高兴。侍中卢毓进言说："我听说君主圣明则臣下正直，古代的圣王唯恐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这正是我们不及高堂隆的原因。"皇帝这才消气。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十二月癸巳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前后多次陈述得失，每次呈上密封奏章，就销毁草稿，当时的人和他的子弟都不能知道。议论者有的讥讽陈群居官拱手沉默；正始年间，下诏编纂群臣上书为《名臣奏议》，朝中官员才看到陈群的谏诤之事，都叹息不已。

袁子评论说：有人说："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看到君主的过失就勃然触犯，与人谈论未尝不说。"回答说："仁者爱人，施用于君主叫忠，施用于亲人叫孝。如今作为臣下，看到君主失道，直接指责其过失并宣扬其恶行，可称为直士，不是忠臣。已故司空陈群则不然，谈论终日，不曾说君主的过失；上书数十次，外人不知道。君子认为陈群在这件事上是长者。"

乙未日，明帝前往许昌。

下诏公卿各举荐才德兼备者一人，司马懿举荐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应选。王昶为人谨慎忠厚，为他哥哥的儿子取名王默、王沈，为自己的儿子取名王浑、王深，写信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个字为你们取名，想让你们顾名思义，不敢违背。事物速成则迅速消亡，晚成则善终，早晨开花的草，傍晚就凋零，松柏茂盛，严寒不衰，因此君子警戒于阙党。能够以屈为伸，以让为得，以弱为强，很少不成功的。毁谤与赞誉，是爱憎的根源和祸福的关键。孔子说：'我对别人，诋毁过谁赞誉过谁？'以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而轻易毁誉别人呢！别人如果诋毁自己，应当退而反省自身。如果自己有可诋毁的行为，那么那人的话就是对的；如果自己没有可诋毁的行为，那么那人的话就是虚妄的。对的就不要怨恨那人，虚妄的就无害于自身，又何必报复呢！谚语说：'救寒不如厚皮袄，止谤不如自我修养。'这话确实啊！"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景初元年（丁巳，公元237年）

春季正月壬辰日，山茌县报告有黄龙出现。高堂隆认为："魏得土德，所以祥瑞黄龙出现，应当改定正朔，变换服色，以神明其政，改变百姓的耳目。"皇帝听从他的建议。三月，下诏改元，以这个月为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用白色牲畜，采用地正。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五月己巳日，明帝返回洛阳。

己丑日，大赦天下。

六月戊申日，京都地震。

己亥日，任命尚书令陈矫为司徒，左仆射卫臻为司空。

有关部门上奏以武皇帝为魏太祖，文皇帝为魏高祖，明帝为魏烈祖；三祖的宗庙，万世不毁。

孙盛评论说：谥号用来表彰行为，宗庙用来保存容貌。没有当世就预先制定祖宗称号，未完结就自己尊崇显耀的。魏国的有关官员在这件事上失去正道了。

秋季七月丁卯日，东乡贞侯陈矫去世。

公孙渊多次对国内宾客说出恶言，明帝想讨伐他，任命荆州刺史河东人毌丘俭为幽州刺史。毌丘俭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没有值得记载的战功。吴、蜀凭借险要，不能很快平定，姑且可以用这方无用之士攻克辽东。"光禄大夫卫臻说："毌丘俭所陈述的都是战国时的细小权术，不是王者的大事。吴国连年兴兵，侵扰边境，而我们仍按兵不动休养士卒，没有去讨伐，实在是因为百姓疲劳的缘故。公孙渊生长在海边，传承三代，对外安抚戎夷，对内修习战射，而毌丘俭想用偏师长驱直入，早晨到达傍晚席卷，知道这是虚妄的。"皇帝不听，派毌丘俭率领诸军及鲜卑、乌桓驻扎在辽东东南边界，下诏书征召公孙渊。公孙渊先发兵反叛，在辽隧迎击毌丘俭。恰逢天雨十多天，辽水大涨，毌丘俭与公孙渊交战不利，率军返回右北平。公孙渊于是自立为燕王，改年号绍汉，设置百官，派使者授予鲜卑单于印信，封赏边境百姓，引诱招唤鲜卑侵扰北方。

汉国张皇后去世。

九月，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发生大水灾。

西平人郭夫人得宠于明帝，毛皇后被疏远。明帝在后园游乐，设宴极尽欢乐。郭夫人请求请毛皇后一同来，明帝不允许，并禁止左右不得宣扬。毛皇后知道了，第二天对明帝说："昨天在北园游乐宴饮，快乐吗？"明帝认为左右泄露了消息，杀了几十人。庚辰日，赐毛皇后死，但仍加谥号为悼。癸丑日，葬于愍陵。升迁她的弟弟毛曾为散骑常侍。

冬季十月，明帝采用高堂隆的建议，在洛阳南委杰山营建圜丘，下诏说："当初汉朝初年，承接秦朝毁灭学术之后，采集残缺，用以完备郊祀，四百余年，废弃没有祭祀礼节。曹氏世系出自有虞，如今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配享；在北郊祭祀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享。"

庐江主簿吕习秘密派人向吴国请求出兵，想开门做内应。吴主派卫将军全琮督率前将军朱桓等前往，到达后，事情暴露，吴军返回。

诸葛恪到达丹杨，传文书给四部属城的长吏，命令各保疆界，明确建立部伍；那些服从教化的平民，都让他们屯聚居住。于是分派诸将，布置兵力在险要处，只修缮篱笆，不与交战，等他们的庄稼将要成熟，就派兵收割，使之颗粒无收。旧粮吃尽，新粮收不到，平民屯聚居住，几乎没有收入。于是山民饥饿穷困，逐渐出来投降。诸葛恪又下命令说："山民去除恶行服从教化，都应安抚慰问，迁出外县，不得怀疑，有所拘捕！"臼阳县长胡伉得到降民周遗，周遗原是恶民，困窘暂时出来投降，胡伉把他捆绑送交官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教令，于是将他斩首示众。百姓听说胡伉因拘捕犯法被处死，知道官府只想让他们出来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一年时间的人数，都符合原定计划。诸葛恪自己率领一万人，其余分给诸将。吴主嘉奖他的功劳，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迁驻庐江皖口。

这一年，魏国迁移长安的钟架、骆驼、铜人、承露盘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出数十里。铜人太重，运不到，留在霸城。大量征发铜铸造两个铜人，号称翁仲，分别列坐在司马门外。又铸造黄龙、凤凰各一，龙高四丈，凤凰高三丈多，放在内殿前。在芳林园西北角筑土山，让公卿群臣都背土，在山上种植松树、竹子、杂树、好草，捕捉山中禽鸟杂兽放在其中。司徒军议掾董寻上疏劝谏说："我听说古代的直士，为国尽言，不避死亡，所以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辅把皇后比作人婢。上天产生忠直之士，即使白刃沸汤，也前往不顾，实在是为了当时君主爱惜天下。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有的家族灭绝，即使有幸存者，也是遗孤老弱。如果现在宫室狭小，应当扩大，也应当顺应时令，不妨碍农务，何况是制造无益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些都不是圣明君主所应兴建的，其工程是宫殿的三倍。陛下既已尊崇群臣，用冠冕显扬他们，用文绣披覆他们，用华车承载他们，以此区别于小人；却让他们凿穴运土，面目污黑，沾湿身体，涂污双脚，衣冠破烂，损害国家光彩来崇尚无益之事，很不对。孔子说：'君主使用臣下以礼，臣下事奉君主以忠。'没有忠没有礼，国家靠什么立！我知道话说出来必死，但我自比于牛的一根毫毛，活着既然无益，死了又有什么损失！握笔流泪，心与世辞。我有八个儿子，我死后，就拖累陛下了！"将要上奏时，沐浴等死。皇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管官员上奏要逮捕董寻，下诏不予追究。

高堂隆上疏说：“如今的小人，喜欢谈论秦朝、汉朝的奢侈生活来动摇陛下的心；寻求亡国的不合礼制的器物，劳民伤财，损害德政。这不是振兴礼乐、保佑神明赐福的办法。”皇帝不听。高堂隆又上书说：“从前洪水滔天历时二十二年，尧、舜作为君主不过是临朝听政而已。现在没有那时的紧急情况，却让公卿大夫和役徒一起劳作，这种事传到四方，不是好名声；载入史册，也不是好名声。现在吴、蜀两个贼寇，不是白地、小虏、聚邑的强盗，而是僭越称号自称皇帝，想和中原争高低。现在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禅一起施行德政，减轻租税，行动咨询贤老，做事遵循礼法。’陛下听了，难道不警惕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难以很快消灭他们而为国家忧虑吗！如果报告的人说：‘那两个贼寇一起施行暴政，崇尚奢侈没有节制，役使他们的百姓，加重赋税，百姓无法忍受，哀叹日益严重。’陛下听了，难道不庆幸他们疲惫衰弱而觉得消灭他们不难吗！如果是这样，就可以换位思考，事理的数也就相差不远了！亡国的君主自认为不会亡，然后才灭亡；贤明的君主自认为会亡，然后才不会亡。现在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担粮食的储备，国家没有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六军暴露在边境，国内大兴土木，州郡骚动，如果有敌寇警报，我担心那些筑城的士兵不会为国家效命了。另外，将吏的俸禄，逐渐减少，和以前相比，只有五分之一；那些退休的人又断绝了赏赐，不应该交纳的人现在都交一半，这样国家收入比以前多，支出比以前少。但是财政开支，却仍然不足，连牛肉这样的小赋，前后接连不断。反过来推算，这些费用一定有去向。而且俸禄赏赐的谷物布帛，是君主用来惠养吏民、掌握他们性命的东西，如果现在废除了，就是夺走他们的性命。既得到又失去，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皇帝看了，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高堂隆这个奏章，让我感到恐惧！”

尚书卫觊上疏说：“现在议论的人大多喜欢说好听话：他们谈论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谈论征伐，就把两个敌寇比作狸猫老鼠。我认为不是这样。四海之内，分成三分，各方人士贡献才能，各为其主，这和六国分治没有区别。现在千里无人烟，遗民困苦。陛下不留意，将会更加凋敝，难以再振兴。武皇帝的时候，后宫的人吃饭不过一块肉，衣服不用锦绣，坐褥不用装饰，器物不涂红漆，因此能平定天下，留福子孙，这些都是陛下所见到的。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君臣上下，核算府库，量入为出，还怕不够；而工程不停，奢侈日益，国库日益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道，认为应当得到云端的露水来和着玉屑吃，所以立了仙掌来承接高空的露水，陛下明智，常常讥笑。汉武帝追求甘露尚且被非议，陛下不追求甘露却白白设立它，既无益于喜好又浪费功夫，确实都是陛下应该考虑裁减的。”

当时有诏令没收已经被嫁给吏民为妻的士人之女，重新配给士人，允许用人口自赎，又挑选其中容貌好的送入后宫。太子舍人沛国张茂上书劝谏说：“陛下是天的儿子，百姓吏民也是陛下的儿子。现在夺走这个给那个，和夺走哥哥的妻子给弟弟没有区别，对父母之恩来说就偏心了。另外，诏书允许用年纪、容貌和妻子相当的人口自己代替，所以富人倾家荡产，穷人举债借贷，高价买人口来赎妻子。县官名义上配给士人，实际上却送入后宫，那些丑的就给士人。得到妻子的未必高兴，失去妻子的必然忧愁，有的穷困，有的愁苦，都不得志。君主拥有天下而得不到百姓的欢心，很少不危险的。而且军队在外几十万人，一天的费用不止千金，用天下的财物来供应这支军队，还怕不够，何况还有宫中超出编制没有记录的女子。皇后母后之家，赏赐随意，内外互相勾结，费用达到军费的一半。从前汉武帝挖地成海，堆土成山，靠的是当时天下统一，没有人敢和他争。自从衰乱以来，四五十年，马不卸鞍，兵不解甲，强敌在边境，图谋危害魏室。陛下不兢兢业业，想着崇尚节约，却追求奢侈，中尚方制作玩赏之物，后园建承露盘，这确实快意耳目，但也足以助长敌寇的野心！可惜啊，舍弃尧、舜的节俭而去做汉武帝奢侈的事，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皇帝不听。

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说：“曾子有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卧病越来越重，常怕突然死去，忠心不能表达。我的赤诚，希望陛下稍加阅览！我看夏、商、周三代拥有天下，圣贤相承，历经数百年，一尺土地不是他们所有，一个百姓不是他们的臣民。然而夏桀、商纣之类，纵欲享乐，皇天震怒，国家变成废墟，纣王被杀头挂白旗，桀王被流放到鸣条，天子的尊位，由汤、武占有。难道是别人吗？都是圣明君王的后代。黄初年间，上天显示警戒，异类的鸟，在燕巢中长大，嘴、爪、胸全是红的，这是魏室的重大异兆。应该防备萧墙之内的鹰扬之臣。可以挑选各王，让他们治理国家、掌管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镇守京城，辅佐帝室。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的人。百姓歌颂德政，就会延长国运；下面有怨恨叹息，就会中断国运授予贤能。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陛下的天下！”皇帝亲手写诏书深切慰劳他。不久高堂隆去世。

陈寿评论说：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正君主，借灾变陈述警戒，发自诚恳，真是忠臣啊！至于一定要改正朔，让魏国以虞舜为祖，这是所谓意图超过他的通识吧！

皇帝非常厌恶浮华之士，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人才不要取有名声的，名声就像在地上画饼，不能吃。”卢毓回答说：“名声不足以招致杰出人才，但可以得到普通人才：普通人才敬畏教化、向往善行，然后才有名声，不应当厌恶。我既不足以识别杰出人才，而主管官员正是以循名按常为职责，只应当有后续的验证而已。古代通过言辞来奏对，通过功绩来明试；现在考绩的法度废弛，而靠毁誉来升降，所以真伪混杂，虚实相蒙。”皇帝采纳了他的话。下诏让散骑常侍刘邵制定考课法。刘邵写了《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写了一篇《说略》，下诏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考据《周官》考课，那文章已经很完备了。从康王以后，就逐渐衰落，这就是考课之法在于实行的人。到了汉末，它的失误难道在于佐吏的职责不细密吗！现在军队有时杂乱有时仓促，增减无常，本来就难以统一。而且万目不张，要举其纲；众毛不整，要振其领。皋陶在虞舜那里任职，伊尹在殷商为臣，不仁的人就远离了。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成为百官的表率，那么谁敢不肃敬，何必用考课呢！”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功绩来明确考核，经过三次考察来决定升降，确实是帝王的盛制。然而经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显，经过七圣而课试之文不传，我确实认为那方法可以粗略依据，但详细之处难以完全列举的缘故。俗话说‘世上有乱人而没有乱法’，如果法可以单独依靠，那么唐、虞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周就不看重伊尹、吕尚的辅助了。现在上奏考功的人，陈述周、汉的做法，缀合京房的本意，可以说是明白了考课的要领。但以此来崇尚揖让的风气，兴起济济的治理，我认为还不完善。他们想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通过四科，都有实际效果，然后考察举荐，试用后征召到公府，担任新民长吏，再按功绩依次补任郡守，或者就地增加官秩、赐给爵位，这是考课最急迫的事务。我认为应当显扬他们的身份，采用他们的建议，让他们详细制定考课州郡的方法，方法实施后，立下必信的赏赐，施行必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和内职大臣，也应当根据他们的职务来考核。古代的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内职大臣，进言纳谏、弥补过失，没有善行不记录，没有过错不指出。而且天下极大，政务极多，确实不是一个人能全部照看的；所以君主是头，臣子是腿脚，说明他们是一体、相互依赖而成的。因此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不是一根木头的枝干；帝王的基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守着职务、完成考课就能实现太平盛世的呢！即使让人容身保位，没有放逐的罪过，而尽节在公，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不修而私议成欲，即使以仲尼主持考课，也不能完全发挥一个人的才能，何况世俗之人呢！”司空掾北地傅嘏说：“设立官职、均衡职责，清理民众事务，是用来立本的。循名责实，纠察激励成规，是用来治末的。根本纲领没有举起却制定末节规则，国家方略不崇尚却以考课为先，恐怕不足以区分贤愚、辨明幽明之理。”议论了很久没有决定，事情最终没有实行。

臣司马光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而了解人的方法，连圣贤都感到困难。所以从毁誉中寻求，爱憎就同时出现而善恶混杂；从功绩中考察，巧诈就横生而真伪相冒。总之，根本在于至公至明罢了。作为君主如果至公至明，那么群臣的才能高低就清楚显现在眼中，没有能逃避的。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课的方法正好成为偏私欺骗的凭借。为什么这样说？公明是心，功绩是迹。自己的心不能治理，却去考察别人的迹，不也很困难吗！作为君主，如果能不因亲疏贵贱改变用心，不因喜怒好恶扰乱心志，想知道治经的士人，就看他的记览广博、讲论精通，这就是善于治经；想知道治狱的士人，就看他能曲折详尽地弄清真情假意、没有冤屈，这就是善于治狱；想知道治财的士人，就看他的仓库充实、百姓富足，这就是善于治财；想知道治兵的士人，就看他能战能胜、敌人畏惧服从，这就是善于治兵。至于百官，没有不是这样的。虽然咨询谋议于人但决断在自己，虽然考察求索于迹但观察在心，研究核实其实情而斟酌其适宜，最精最微，不能用口说，不能用书传，怎么能预先制定法度而完全交给有关部门呢！有人亲贵虽没有才能却任职，疏远卑贱虽有贤才却被遗漏；所喜欢的人虽败官却不去职，所厌恶的人虽有功却不录用；咨询谋议于人，则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察求索于迹，则文书完备而实质消亡而不能察觉。即使再制定好的方法，增加条目，严格文书，怎么能得到真实呢！

有人说：君主治理，大的是天下，小的是国家，内外官吏成千上万，考察升降，怎么能不委托有关部门而自己独揽呢？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凡是做上级的，不只是君主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刺史居于一州之上，九卿居于属官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都用这个方法来考察升降下属；作为君主也用这个方法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哪里会烦劳呢！有人说：考绩的方法，是唐、虞实行的，京房、刘邵只是继承修订而已，怎么能废除呢？回答说：唐、虞的官，他们任职长久，受任专一，立法宽缓，责成长远。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有成效，然后治他的罪；禹治水，九州安定，四方可居，然后赏他的功。不像京房、刘邵的方法，考核细微的事务，责求眼前的成效。事情本来有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不可不考察。考绩不是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是因为京房、刘邵没有得到根本而追求末节的缘故。

当初，右仆射卫臻掌管官员选拔事务，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汉高祖对待俘虏的逃犯，任用他为上将；周武王提拔渔夫为太师。即使是布衣百姓、奴仆佣人，也可以登上王公之位，何必拘泥于成规，经过考试然后才任用呢！”卫臻说：“不对。你想把牧野之战与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相提并论，把汉高祖斩蛇起义与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相比，喜欢不循常规的举动，打开提拔奇才的途径，将会使天下人竞相奔走追逐了！”卢毓评论人物以及选拔官员时，都首先看其品性德行，然后才谈论才能。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经拿这事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能成就大善，小才能成就小善。如今声称有才能却不能行善，这样的才能是不合用的！”李丰信服了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