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纲领

一部宪法的缺席与一部纲领的登场

1949年秋天，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时，摆在代表们面前的并不是一部宪法，而是一部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文件。它没有被称作“宪法”，却在随后五年里实际上行使着宪法的职能；它没有经过普选产生，却得到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政治势力的认可。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历史现象：为什么一个崭新的国家，在立国之初选择的不是一部正式宪法，而是一部“共同纲领”？

答案藏在旧中国的政治遗产里。从清末立宪到民国约法，中国尝试过各种宪法文本，但无一能够真正整合国家。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贿选宪法”都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又过于理想化。到1949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但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全国性普选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一部通过选举产生的正式宪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政治协商会议本身是各方力量协商的产物，而不是代议制民主的产物，因此它制定的文件必然带有“协商”而非“表决”的性质。共同纲领正是这种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它用一部充满原则和妥协的文本，暂时填补了宪法的空缺，并为未来的正式宪法预留了空间。

协商的逻辑：谁在制定纲领，如何达成共识

共同纲领的制定者，是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下的起草小组。这个小组的构成耐人寻味：既有共产党的理论家如周恩来，也有民主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还有无党派人士如郭沫若。他们面对的不仅是起草一部文件，而是要回答一个根本问题：这个新国家，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或者像当时的说法，是“新民主主义”还是“旧民主主义”？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国体，即国家性质；二是经济政策，尤其是对私营资本和土地改革的态度。共产党的底线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但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它愿意在表述上作出让步。起草小组最终采用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这样的措辞，这既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又让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感到自己的地位得到了保障。在经济上，共同纲领规定“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实际上承认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合法性，并承诺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

这种协商不是简单的讨价还价，而是一种结构性安排。共产党需要通过共同纲领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巩固尚不稳固的政权；民主党派则希望通过共同纲领来获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保障。双方都清楚，共同纲领不是最终的宪法，而是过渡阶段的临时契约。因此，那些最尖锐的矛盾——例如是否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被有意搁置。这种“存异”的做法，恰恰是共同纲领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关键。它不是一个严密的意识形态宣言，而是一份务实的政治契约。

临时宪法的双重身份：原则性与妥协性

共同纲领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同时具备原则性和妥协性。它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规定是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这些规定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框架，使其区别于旧中国的任何政体。

然而，它的妥协性同样明显。共同纲领没有规定社会主义制度，甚至公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但在具体政策上却允许外资企业继续存在。它一方面规定“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另一方面又要求保护富农经济。这些看似矛盾的规定，实际上是出于现实的考量：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战争仍在进行的情况下，过于激进的经济政策会摧毁生产力；而过于保守的政治表述又会丧失民心。共同纲领的妥协，不是理论上的含糊，而是行动上的先后顺序——它把最困难的社会改造任务放在未来，而把当下的任务聚焦于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

正因为如此，共同纲领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弹性。它既可以用来解释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也可以用来规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弹性是一把双刃剑：它使得不同政治力量都能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依据，但也意味着当政治形势变化时，它可能被重新解释甚至抛弃。事实上，在共同纲领实施的五年间，对它的解释权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当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共同纲领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稳定构想就被迅速边缘化，政策的转向不再需要修改纲领，而只依赖于对“过渡”的理解。

从纲领到宪法：临时安排如何变成永久框架

共同纲领的“临时”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被正式宪法所取代。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并确认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这看起来是共同纲领的延续，但实质上是一次质的飞跃：共同纲领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性，而1954年宪法将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的奋斗目标；共同纲领中的“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取代（尽管当时措辞是“人民民主国家”）。

历史的吊诡在于，共同纲领所包含的政治协商精神，在其后的制定过程中逐渐被削弱。1954年宪法是普选产生的全国人大通过的，形式上比共同纲领更具合法性，但它所确认的集中领导体制，恰恰削弱了共同纲领中那种多党协商的色彩。全国政协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其职能从代行人大职权转变为“统一战线组织”，不再具有立法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纲领的结束，标志着一种宪法过渡形式的完成，也标志着从协商民主向代表制民主的转换——尽管这种转换带有强烈的单一化倾向。

然而，共同纲领的影响并未随着其被取代而消失。它确立的许多基本原则——如国家统一、民族平等、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都被后来的宪法所继承。甚至可以说，共同纲领构建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骨架，后来的制度变迁不过是这个骨架上的血肉更新。

制度遗产：为什么“共同纲领”不是一部被遗忘的法律

今天再读共同纲领，它既是一部历史文献，也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没有宪法的时候，如何通过政治协商来建立统治秩序；它也提醒我们，任何一个宪法或纲领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其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共同纲领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但尚未有能力将社会主义理想立即制度化，因此它必须与同盟者共享权力，并为此做出承诺。

共同纲领的脆弱性也同样明显：当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承诺可以被重新解释，协商可以被搁置。1954年宪法的诞生，既是对共同纲领原则的确认，也是对其妥协性的超越。此后，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被历史性地搁置，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到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理论中，才隐约看到某些延续。

从这个角度看，共同纲领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少条文被沿用，而在于它开创了一种用阶段性纲领来整合国家、用协商契约来过渡政权的传统。在中国政治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通过广泛协商产生的立国文书。它体现了现代中国在转型时刻的政治智慧：在没有普遍民主的条件下，用妥协换取稳定，用临时安排赢得时间。这种智慧或可争议，但它确实奏效了。共同纲领让一个新国家在废墟上获得了合法性，也让那代政治精英能够搁置分歧、放眼未来。它的遗产，不是一部具体的法律，而是一种立国的思路——在国家命运的关键节点，选择用一份各方都能接受的文本，来凝固共识，开启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