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敦煌文书中的放妻书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文书里，有若干件被称为“放妻书”的离婚契约。在传统印象中，中国古代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离婚更是男子单方面的休妻。但放妻书呈现了另一幅画面：夫妻以“猫鼠同窠”形容彼此不合，互道相离后各寻前程，丈夫甚至祝愿妻子“选聘高官之主”。这提醒我们，在礼教森严的外衣下，唐代社会存在一条宽阔的和离通道。放妻书既是法律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心态的晴雨表，它的存在与消亡，记录了中古婚姻观念的重要转折。

一、法律框架下的“和离”

放妻书不是民间私造，它有着明确的律令根据。唐律《户婚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意思是夫妻感情不和而自愿离婚，不受法律追究。这条规定将离婚从“官府裁判”与“丈夫单方休妻”中独立出来，承认了双方协议解除婚姻的合法性。和离与七出、义绝并列为唐代离婚的三条渠道，而和离是为数不多的能给妻子保留体面的方式。

放妻书正是“和离”的书面形态。从敦煌文书看，其格式往往先引“盖说夫妇之缘，恩深义重”，再述“已见不和，今请两家父母六亲眷属，故勒手书，千万永别”。这份文书需夫妻双方及亲属签字画押，并由丈夫一方出具，但妻子也持有副本。它相当于今天的离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官府在发生纠纷时也会以此为准。

二、文书里的“好聚好散”

放妻书最动人处，在于它的语言。传世多件文书都会对妻子致以祝福：“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媚，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有的还写道：“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主动为妻子提供三年生活费用，并祝愿她再嫁高人。这与后人想象的“休书”大相径庭，倒更像一封临别赠言。

为何要写得如此客气？一种解释是，唐代社会认可婚姻的“缘分”本质。文书常用“缘业不遂”“前世之冤”等佛教语汇，将离婚归因于命运不合，而非个人过错。这样既保全了双方颜面，也降低了离婚带来的社会敌意。放妻书因此成为了一种仪式性文本，它用温情的辞令消解破裂关系的紧张，让分开的夫妻能以体面的方式走向新生活。

三、妇女的主动与财产

放妻书看似由丈夫出具，但其中许多细节透露妻子的参与。文书中常有“今既相别，各自安好”等对等表述，有的还明确记载“自今已后，更不相知”，甚至有的放妻书是由妻子姓名开头，如“某氏谨立放妻子书”。这表明和离并非丈夫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共同的决定。唐代女性在家中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利，嫁妆属于妻财，离婚时通常可由妻子带走。放妻书中“所有物色书仪，各还本道”的条款，正是对妻子财产的确认。

法律还规定，和离后妻子可以改嫁，不受限制。敦煌放妻书中“选聘高官之主”的贺言，说明改嫁是正常的社会预期。这种自由度与宋代以后“女不二嫁”的教条形成鲜明对比。唐代公主再嫁者众多，平民妇女改嫁亦不罕见，敦煌文书证明这种风气普及到了边陲。

四、敦煌：边缘地区的中原文脉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虽是边陲，但居民多为中原移民后裔，崇尚儒学和礼法。放妻书的格式用语，与唐代中原通行的书仪一脉相承，说明它不是当地独有的习俗，而是全国通行之礼法的变体。敦煌佛窟保存了大量文书，是因为寺院兼营当铺和公证，民间契约常存于寺庙。放妻书因此得以留存，成为我们窥见中古婚姻实态的直接证据。

同时，敦煌的多元文化可能强化了宽容性。佛教的“缘起”观念和丝路途中胡人的婚俗，都使得当地对婚姻的聚散看得较淡。但必须承认，放妻书的核心仍是唐代律令和儒家伦理的调和——它用“礼”的仪式包装了“法”的许可。

五、从宽放到禁锢的历史转折

放妻书在唐末五代以后逐渐消失。宋代的《宋刑统》基本沿袭唐律，但实际操作中，对离婚的限制日趋严格。北宋以后，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等理学家的提倡使得贞节观念深入人心。虽然后代仍存在“义绝”和“和离”，但女性主动要求离婚的难度大增，放妻书那种平和祝福、财产均沾的文书从此罕见。

这一变化并非单纯的道德滑坡，而是中央集权加强和宗族治理深化的结果。唐以后，地方宗族势力强化，为了维持家族稳定和财产继承，严防妇女因离婚带走嫁妆。同时，政府对户籍和赋税的控制，也倾向于维护稳定的家庭单位。放妻书所代表的契约性婚姻，让位于更具管控力的礼教婚姻。

结语：一纸文书里的社会弹性

放妻书不是反叛的产物，而是唐代社会自发形成的日常安排。它证明在“夫为妻纲”的官方话语之下，实际生活仍有相当的弹性空间。法律承认这种空间，民间善用这种空间，妇女在其中保有一定的主体性。放妻书在敦煌的留存，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巧合，却让我们看到中古婚姻的光谱比后来更为宽阔。

当放妻书消失，中国婚姻进入更严格的时代，这不仅是女性地位的下降，更是整个社会对个人生活控制力增强的信号。因此，解读放妻书，就是解读我们如何从允许“好聚好散”的文明，走向了另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