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玉器中的葬玉与佩玉

汉代玉器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用途：一种深埋地下，包裹尸体，用成千上万片玉片编成“玉衣”；另一种佩戴在胸前腰间，随着主人的步伐叮当作响。葬玉与佩玉，一个面对死亡，一个面向生活；一个追求不朽，一个彰显身份。表面上是同一材质的不同用场，实际上却共同反映了汉代人对玉的根本理解：玉既能与死亡对抗，又能与德行相连。这种理解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帝国制度、丝路贸易和观念变迁共同塑造的。在汉代，玉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仅因为工艺精湛，更因为它同时承载了两个世界。

事实上，这两种玉器的功能存在内在矛盾。佩玉是生者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尘世的等级与秩序；葬玉则是死者从尘世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行装，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汉代人并不觉得矛盾，相反，他们把“玉德”与“不朽”巧妙地统一在一起。玉既是道德的化身，也是精气的凝聚物。于是，生者佩玉以修身，死者裹玉以存形，两条看似不同的路径，最终通向同一个关于“人”的完整理解——人应该在活着的时候配得上玉，在死去的时候被玉陪伴。

这便引出本文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恰恰在汉代，葬玉与佩玉同时达到鼎盛？它们各自的动力是什么？又怎样在数百年后共同衰落？

一、葬玉：用玉来对抗死亡

汉代厚葬之风的极端表现，就是对死后身体的保护。当时贵族们相信，玉可以保尸不腐，因为玉是“阳精之蕴”，能凝聚人的精气。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在殓服上缝缀玉片，做成完全覆盖身体的玉衣。这种衣服形似铠甲，按身体部位分成头罩、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一件玉衣要耗费数千枚玉片和大量金属丝。河北满城汉墓中山王刘胜的玉衣保存完好，其形制和规格常被视作汉代玉衣的标本。皇帝的玉衣用金线编缀，诸侯王用银线，更低的贵族用铜线或丝线。这不仅是奢侈，更是等级制度在死后世界的延伸。

玉衣并不是单独使用的。葬玉系统还包括九窍塞（堵住双眼、双耳、双鼻孔和前后阴的小玉片）、玉琀（含在口中的蝉形玉）、玉握（握在手中的猪形玉）以及枕在头下的玉枕。这些物件共同构成一套“封闭”死者的装置，防止精气从身体的孔窍泄出。玉蝉的形状尤其讲究，因其蜕变重生，恰好匹配死者“转世”或“升仙”的愿望。从这个角度看，葬玉并不是简单的随葬品，而是一套有明确技术逻辑的身体保存实验。当时的贵族不惜千金求玉，与其说是炫富，不如说是在认真实践一种不死信仰。

这种信仰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汉武帝以后，皇权借助儒家和神仙家思想加强了自己的神圣性。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也被贵族们用豪华的丧葬所放大。厚葬不仅向活着的人展示家族的实力，也向冥界宣告死者的身份。葬玉于是成为帝国等级秩序在死亡领域的延伸。谁能在死后拥有一身玉衣，就表明他在生前曾居于金字塔的上层。

二、佩玉：从礼制符号到士人标识

与葬玉的厚重相反，佩玉是轻盈的、有声音的。先秦时期，贵族佩戴组玉佩，那是多件玉璜、玉环、珠饰串成的复杂组合，走路时佩玉互相撞击，有固定声响，以约束步伐的缓急。这种佩玉的核心是礼制，强调人的举止合乎规矩。到了汉代，佩玉仍然存在，但其形态大变。汉墓出土的佩饰往往只有少量玉璧、玉璜或单件的小玉饰，佩挂方式也更简洁。这并不意味着佩玉不再重要，而是它从“以玉彰礼”转向“以玉比德”。

这种转变与汉代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了政治的核心。儒家经典中高度重视玉的道德意义，认为玉有仁、义、智、勇等德行，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对汉代的士大夫来说，佩玉是向外界传递自己道德修养的有效工具。它不像官服那样有严格的形制，却可以通过色泽和质感显示出佩玉者的品位。佩戴一枚温润的玉璧，比穿一件华服更有文化象征。因此，佩玉从贵族的专属品逐渐扩散到有教养的士人群体，成为中华文明中“君子”形象的重要符号。

而且，佩玉也沾染了时代的审美气息。汉墓中出土过玉舞人、玉鹰、玉熊等小饰品，这些不是礼制规定的佩件，而是个人喜爱的玩物。它们说明，在礼制和道德之外，佩玉还承担着情感与审美的功能。汉人生活在帝国强盛的时代，在长安、洛阳等城市中，玉器不只是朝廷祭祀和赏赐的用品，也出现在民间市场上。一些小件佩玉甚至作为商品流通，成为富人“买来穿在身上”的奢侈品。佩玉的流行，一方面依靠礼制与道德的号召，另一方面也依靠商业和城市的活力，二者并不互相排斥。

三、玉料之路：帝国的资源与分配

要理解汉代玉器，绕不开玉料的来源。中国优质玉料主要来自新疆和田，而汉代以前的中原贵族主要使用本地玉料，如甘肃地区的玉料，以及一些透闪石和蛇纹石。汉代首次控制西域，建西域都护府，和田玉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张骞使西域的军事和外交意义经常被强调，但不要忘了，通向玉石之路的开通，也决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品位。和田玉质地温润，油脂感强，颜色白净，比地方玉更受贵族喜爱。宫廷玉作优先采用和田玉，制作成礼器和佩饰，剩下的边角料则被制作成小型葬玉。

帝国对玉料与玉器制作的控制相当严格。汉朝廷设有少府属下的“尚方”等机构，专门监管玉器的制作。顶级玉衣、大型玉璧、皇帝玺印等，只有中央的工匠才有资格制作，玉料也由中央调配。地方诸侯王和郡国贵族若想得到玉衣，需要朝廷批准甚至赏赐。这样一来，玉料的分配就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信号。刘胜这样与皇帝关系亲近的诸侯王能得到金缕玉衣，而其他诸侯王可能只能得到银缕甚至铜缕，正是因为玉料与制度的双重限制。

玉料稀缺还塑造了汉代玉器的工艺风格。和田玉硬度高，加工费时，工匠只能减少浪费。汉代的“汉八刀”风格，用极简的线条就能刻画出玉蝉或玉猪的形象，看起来似乎草率，实际上是对原料高度珍惜的结果。这些手法尤其常见于玉琀和玉握那样的小件葬玉，因为小块余料正好适合做它们。所以，葬玉与佩玉不仅是用途不同，连原材料的分配和使用方式也完全不同。佩玉更讲究造型与色泽，葬玉更讲求质地与完整，而两者的基础，都是帝国控制下那条漫长而脆弱的玉料之路。

四、观念合流：玉德与不朽的相互成全

前面提到的礼制、身份和财政，还不足以解释汉代葬玉与佩玉的双重繁荣。最深层的动力，来自汉代人对玉的观念已经完成了两种思想的整合。

儒家经典赋予玉完整的道德人格。孔子曾用玉形容君子，说“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礼记》记载“君子于玉比德焉”。在汉代，士人把佩玉视为修身仪式的一部分。每天走向官署或进入书斋，身上的玉饰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端正温和。这种观念极大地提升了玉的价值，使它超越一般宝石。

与此同时，神仙家、方士们又赋予玉另一种力量。他们认为玉是“阳精之极”，具有防腐辟邪的疗效。汉墓出土的简帛中，就有服食玉屑以延年的记载。这种养生方术放大后，就成了用玉裹尸以求飞升的实践。汉代最重要的一种观念整合，是将儒家的“德”与方术的“不朽”联系起来：“德”附于身体，身体若不朽，“德”就能长存。于是，佩玉是养自己的德，葬玉是保自己的体，合起来就是德体兼备的理想。

这种观念也解释了为何汉代墓葬中既会出现玉璧，又会用玉璧串联悬挂起来。在马王堆汉墓的帛画上，我们可以看到玉璧在死者上方，似乎是引导灵魂升天的门道。玉璧在生者这里是礼天的祭器，在死者这里是升天的通道。一件器物，两种用途，却共享同一种信仰：玉能沟通天人。这就是汉代玉器双轨并行而不冲突的精神所在。

五、双轨的终结：汉以后为何难以复制

汉代葬玉和佩玉的双重繁盛，有赖于帝国的统一、丝路的畅通、儒术的定于一尊和神仙方术的流行。这些条件在东汉末年全部开始瓦解。汉末的战乱和大量盗墓，使厚葬的伦理遭到质疑。公元3世纪，曹操、曹丕父子推行薄葬，明确禁止玉衣，因为玉衣不仅不能保护尸体，反而成了招揽盗贼的指南。西晋以后，玉衣从葬式中消失，整套复杂的葬玉制度随之衰落。即使在唐代，帝陵中也少见汉代那种用来裹尸的玉片。

佩玉的道路则不同。它没有随厚葬消亡，反而改头换面。魏晋文人追求放达，不再严格按礼制佩玉，而是把玉作为独立的欣赏物，收入书房或系在扇柄上。唐代以后，玉器越来越世俗化和商品化，制作技艺尽管更精美，却失去了汉代那种与生死相通的沉重感。宋代金石学家把汉代玉器当作古玩研究，进一步把它艺术化。此后人们说“汉玉”，往往指其古朴神秘的风格，而不是它曾经拥有的宗教与政治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是玉器史上一个无法复制的时期。它用玉同时解决了生命与死亡两大问题，使玉成为连接个人与宇宙的媒介。后世每一件玉器，无论佩饰还是陈设，都还在无形地使用汉代奠定的“玉德”概念，但并不需要再承担葬玉那样极端的使命。汉玉的双轨，也随之合上了一轨，只剩下佩玉这一脉延续至今。

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汉代玉器提示我们：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从来不是单纯的审美趣味。葬玉的奢华，建立在帝国的边疆开拓与资源垄断之上；佩玉的风尚，则建立在儒家伦理与官僚体系的需求之上。当这些结构发生变化时，玉器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今天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汉玉，无论玉衣还是玉璧，都不再是冰冷的东西，而是一面镜子，映出汉代人对秩序、身体与灵魂的终极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