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武汉的汉口租界与赛马

今天武汉解放公园里那条环湖的林荫道，一百年前是赛马的跑道；航空路一带的居民区地下，还埋着当年跑马场看台的基座。一个多世纪前，汉口一度同时拥有三座跑马场，这在中国城市中绝无仅有。赛马本是英国侨民带来的故乡娱乐，为何在长江中游的这座商埠如此兴旺，又为何最终无声消亡？答案不在赛马本身，而在汉口租界特殊的制度结构，以及这座城市由土地、商业和移民共同建立起来的内在逻辑。汉口赛马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通商口岸把外来文化变成自身运转部件的标本。

租界里的“故乡娱乐”

1861年英国在汉口设立租界，此后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相继效仿，到1890年代，汉口沿长江一带已经并列着五个外国租界。租界是“国中之国”：司法、税收乃至市政管理归外国工部局，侨民在这里几乎可以完整复制本国都市生活——教堂、俱乐部、西餐馆、百货公司，自然也包括赛马。

赛马是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娱乐。大英帝国的殖民者几乎每到一处都要修跑马场，上海、香港如此，汉口也不例外。1905年前后，英国商人在汉口城区的东北郊发起修建了第一座跑马场——西南跑马场，位置大约在今解放公园一带，数百亩土地被圈成环形跑道、草坪和会所。最初，会员以英美侨民为主，华人除少数受邀买办外几乎不露面。这时的赛马，更像一群异乡人把故乡的周末搬到江边，是租界生活的一部分，与汉口华界没有太多关系。

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跑马场选址并不在租界内部，而在租界边缘的华界土地上。圈地筑路、平整场地，都需要与中方地主和官府打交道，也需要雇用大量华工。这意味着从第一座跑马场动工起，它就不可能只是洋人的私事。跑马场的修建，实际上是汉口从农业郊区向近代城市扩张的其中一个环节。

地皮、马路与跑马场：一场城市空间的扩张

如果只把跑马场看成娱乐场所，就看不出它真正的分量。占地数百亩的跑马场，是当时汉口最大型的土地开发工程之一。开埠以前，汉口城区的西北面是大片低洼湖塘和滩地，俗称“后湖”。开埠以后，随着租界商业繁荣、人口增加，地价上涨，这片荒地的价值迅速显现。西南跑马场选址在这一带，客观上把大片荒地变成了“城市的延伸”。

围绕跑马场，还形成了马路。早期的跑马场为了便利会员从租界到场，修筑了通往市区的通道，沿途随之出现住宅、商店和茶楼。大地皮商刘歆生是这场扩张的枢纽人物。他早年以围垦后湖荒地起家，手里握有大量低价土地。跑马场一经建成，他地界内的土地立刻升值。后来他索性自己出面，联合汉口华商筹建华商跑马场，在场地周边规划住宅和商业设施，把跑马场当作巨大的地产增值器来经营。

这就出现了一个独特的格局：西南跑马场、万国跑马场、华商跑马场先后出现在汉口城区的西北边缘，彼此相距不远，各自配套道路和街区。与其说是三家俱乐部在竞争谁的赛马精彩，不如说是三块资本在竞争谁圈出的“城市新区”更有吸引力。赛马场和今天的大型体育综合体一样，实质是城市扩张的先行者——用一块绿色公共空间把城市骨架向外拉伸。土地价值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嵌在赛马场的草皮下。

华洋共舞：赛马日里的阶层与身份

到了1920年代，赛马早已不是侨民圈子里的自娱自乐。每逢春秋赛马季的周末，跑马场外车马排成长龙，从汽车、马车到人力车、轿子，一眼望不到头。观众更是华洋混杂：穿西服戴礼帽的洋行职员，穿长袍马褂的华商，打扮入时的女眷，还有穿短打的普通市民。一个跑马日，进场人数动辄数万，这个数字在当时的汉口相当惊人。

跑马会并没有平等对待每一位观众。会所有严格的会员制，洋行大班和买办坐在最好的看台，华人普通观众只能在跑道边或外圈观看；会员餐厅和舞厅也按身份准入。种族与阶级的区隔，在这里表现得清清楚楚。然而，赛马场又必须向华人敞开大门，因为它的主要收入来自华人购买的马票。

这个矛盾恰恰构成汉口赛马的核心逻辑。跑马会不是慈善机构，它靠博彩分成维持运转和赚取利润。一张马票价格不高，能买得起的远不只是富裕阶层；香槟票那种彩票式的玩法，更让不懂马的人也乐于掏钱。于是，赛马场成为汉口极少数华人与洋人共同聚会的公共空间：洋人维护着俱乐部的体面，华人贡献着票房的繁荣，双方各取所需。甚至为了迎合华人的作息，跑马会后来增加了星期日的场次——这在以安息日传统为荣的上海租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赛马场是近代汉口“华洋共处”这枚硬币的正面：它既用栏杆和会员章程划出边界，又用马票和爆满的看台不断越过边界。汉口商埠的开放性，不在于没有种族隔阂，而在于商业利益总能找到穿透隔阂的办法。

从博彩到生意：华商接力

赛马在汉口还有一个独特的后续：华人不仅当观众，还自己办起了跑马场。1920年代中期，以刘歆生为代表的华商跑马场开业，完全由华人资本经营，规则上模仿西商，组织上却更贴合本地社会。买办、官僚、帮会人物在其中都有位置，马票销售网络深入华界各个角落。万国跑马场则走中外合资路线，股权华洋各半。三场并存，竞争激烈，从赛马水准到配套设施，都成了汉口都市新闻的常客。

华商愿意投入巨资建跑马场，不只是为了赚钱，更为了“华人能在自己的马场上体面地赛马”。但本质上，华商跑马场是汉口本地商业力量对租界文化的一次主动接手和改造。它承认赛马是一个有利可图的现代娱乐，也承认跑马场是城市公共生活不可缺少的装置。殖民者带来的文化形式，被本土资本改造为汉口自己的都市景观。这种改造建立在商业逻辑之上，却又超出了商业，因为跑马场同时是华商展示实力、联络关系、参与城市治理的舞台。

博彩经济把赛马推上高潮，也埋下了它的阴影。赌马造成的社会纠纷、兑奖冲突、假马票案件时有发生。报纸上既有渲染赛马盛况的报道，也有批评赌风日炽的文章。跑马场的辉煌始终伴随道德争议——提醒我们不要把它浪漫化为美好的中西交流图景，它同时是资本逐利和大众赌博欲望的产物。

跑马场沉寂之后：空间遗产与城市记忆

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赛马活动基本停顿。占领期间，跑马场有的被征用为操场和物资堆场。抗战胜利后，跑马曾试图恢复，但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已难现昔日风光。1949年以后，新政权把跑马场视为剥削阶级的娱乐场所和赌博空间，将其关闭、没收。西南跑马场旧址后来辟为解放公园，华商跑马场旧址被学校和居民区覆盖，万国跑马场一带则变成了工厂与街道。

表面上看，这段历史已经划上句号：跑马场作为殖民符号被清除，赌马被禁止，会员俱乐部解散。但空间自有它的惯性。解放公园里那条著名的环路，就是当年的跑道；航空路一带的道路骨架，沿用了跑马场时代的边界；汉口的“马场角”“马场路”等地名，至今还在提醒这座城市曾有过这段往事。跑马场留给武汉的，不只是几块绿地，还有一种由道路、地价、娱乐和商业共同塑造的城市延伸方式。

近代武汉的汉口租界与赛马，看似是一个猎奇性的题目，实际上讲述的是通商口岸如何把一个外来娱乐变成城市自身的运转部件。赛马能够存在，依赖租界的制度庇护；赛马能够壮大，依赖华人的金钱与参与；赛马能够改变城市，依赖地皮、马路和公共交通这些最实在的东西。殖民主义提供了形式，而汉口的土地资本、商业网络和市民文化提供了内容。当形式与内容结合，赛马便从侨民的多愁，变成一座城市的公共生活。

历史没有把跑马场完整地留给今天，但它留下的空间痕迹和商业逻辑，仍然写在地图和地名里。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不在于怀念当年的繁华，而在于看到：在近代中国，所谓“西方冲击”从来不是单向的文化灌输，而更像一粒种子落入既有的土壤——能不能生长、长成什么样子，最终取决于土壤的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