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将亡，李牧挡住秦军，秦国借赵王之手杀了他，三个月后赵国灭亡

长平之战以后，赵国虽然没有立即灭亡，国力的根基却已经被打断。数十万青壮年死在长平，接下来的邯郸保卫战又几乎耗尽赵国积蓄。魏国、楚国出兵援救，才迫使秦军撤退。此后二十多年，赵国仍然能够维持强国的外表，甚至还能出兵攻打燕国，内部的人口、粮食和兵源已经经不起下一次巨大的失败。秦国看准这一点，沿着赵国西部和南部不断推进，一座城一座城地割取赵国土地。

公元前234年，秦将桓齮在平阳击败赵将扈辄，赵军损失十万人。经历长平之后，十万人的损失对赵国近乎又一次放血。第二年，桓齮继续进攻赤丽、宜安，准备从赵国中部打开通往邯郸的道路。赵国原有的将领已经无力抵挡，赵王迁只得把国家最后的希望交给李牧。《史记》随后写下六个极有分量的字：“大破秦军，走桓齮。”秦军惨败，桓齮逃走，李牧被封为武安君。

李牧原来长期镇守代地、雁门，面对的是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兵。他善于等待，宁愿承受怯战的骂名，也不肯按照敌人的节奏出兵。赵王曾经因为他长期避战而撤换他，结果继任将领连续失败，北方百姓连耕种和放牧都无法维持。赵王只得重新请李牧出山，李牧提出必须完全按照自己的办法用兵，赵王最终答应。李牧经过长期训练和诱敌，一战重创匈奴，此后十余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

肥之战以后，秦国并没有放弃。公元前232年，秦军再次大举攻赵，李牧又在番吾一带将其击退。到这个时候，赵国朝廷、军队和百姓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赵国的城池可以失守，赵国的军队可以被消灭，只要李牧还在，秦军便无法走进邯郸。李牧的威望由此急剧上升。他已经成了赵国最后一道活着的城墙。

这也制造了君主政治中最危险的局面。公元前233年，赵王迁最害怕的是秦军，因此愿意把兵权交给李牧；到了公元前229年，他开始同时害怕秦军和李牧。一个连续战胜强敌、掌握全国最后精锐、深受士卒拥戴的统帅，在国家危亡时可以救国，在昏弱君主眼中也可能随时取代国君。李牧的威望越高，赵王对他的依赖越深，内心的不安全感也就越强。

王翦发现赵军在李牧和司马尚统率下难以突破，秦国便把进攻方向从赵军营垒转向赵国宫廷。秦国重金收买赵王宠臣郭开，让他散布李牧、司马尚准备谋反的消息。司马尚是当时与李牧共同抵抗秦军的赵将，除此之外，史书几乎没有留下他的个人资料。所谓两人谋反也没有任何证据，它的作用只是让赵王相信：掌握赵国最后军队的两名主将已经不再可靠。

赵王迁随即命令赵葱和齐国将领颜聚接替李牧、司马尚。李牧拒绝接受命令。军事上，他的选择完全可以理解：秦赵两军正在前线对峙，临阵换将很可能重演长平之战的灾难。可在赵王眼里，事情瞬间变了性质。郭开原来说李牧将要谋反，现在李牧真的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谣言仿佛得到了验证。李牧想保住赵国的军队，这一举动却成了赵王认定他威胁王权的理由。

《史记》对李牧之死只留下“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十个字。“微捕”意味着秘密逮捕，也说明赵王知道公开解除李牧兵权很可能引起军队动荡。史书没有记载执行者是谁，也没有交代李牧是在军营、行辕还是奉召途中被捕。赵王可能派人假传召见，也可能买通李牧身边的军吏，趁他离开亲兵时突然下手；这些都只能算推测。

李牧统率的是赵国军队，还没有成为拥有私人领地和世袭部曲的割据军阀。军粮、军械、将领任命以及士兵家属都掌握在赵国朝廷手中，许多中下级军官效忠的仍然是赵王的国家权威。士兵敬爱李牧，也不等于愿意跟随他攻打邯郸。李牧本人尤其不可能为了保命发动兵变，因为一旦调兵对抗王命，他便真的坐实了谋反罪名。赵王能够抓住李牧，靠的不是比李牧更有能力，而是准确利用了李牧的忠诚：真正准备谋反的人会严密控制亲兵，李牧始终相信自己是在替赵国守国。

司马尚没有像李牧一样被杀，只是遭到罢免。赵葱和颜聚接管赵军以后，王翦立即发动猛攻。《史记》记载，李牧死后三个月，赵军便被击溃，赵葱战死，颜聚失败，邯郸陷落，赵王迁本人也成为秦军俘虏。秦军在战场上始终无法越过李牧，最终通过赵王的猜疑除掉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