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个“主义”的时运：为什么是1919年？

1919年9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的形式出版，其中刊载了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后来被公认为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它的意义并不在于“最早”——在此之前，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已经零散地提及过马克思的学说。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篇带有个人色彩、甚至自认“启导”和“批评”的文章，会成为此后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分水岭？

答案首先在于1919年前后中国思想世界所面临的特殊困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共和秩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接踵而至，让“民主共和”这几个字在现实中反复受挫。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西方文明内部的相互残杀，又使“科学”和“进步”的神话蒙上阴影。严复晚年甚至对早年译介的《天演论》产生怀疑，梁启超也在《欧游心影录》中感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在这种双重幻灭下，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同时解释社会病根并指引出路的“主义”。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转折，正是因为它证明了一批年轻学生和市民可以在瞬间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力量，而运动的直接诱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又清楚表明，仅靠外交斡旋和道德呼吁无法改变国际秩序的不公。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并非作为纯粹的理论被接受，而是作为一套“行动的纲领”进入中国。许多读书人并不关心它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学术脉络，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主义”能否解释中国为何积弱，能否告诉中国人如何改变命运。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既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又保留了一定的审慎和讨论空间，从而让读者感到这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可以继续发展和适应现实的学说。

北大红楼里的文本生成：李大钊的独特位置

如果说时代需求提供了土壤，那么李大钊本人则拥有播种的特殊位置。1918年，他经章士钊推荐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兼任经济学系教授。北大图书馆在当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枢纽：这里不仅有《新青年》的同仁，还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让他可以接触到国内外的新书刊，包括日文和英文的社会主义文献。李大钊很早就开始留意十月革命，1918年他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敏锐地指出俄国革命预示着“世界新文明的曙光”。这种敏锐并非来自理论素养，而是来自他对“群众的运动”的密切关注。

李大钊的个人经历也至关重要。他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在那里接触了安部矶雄、河上肇等学者介绍的社会主义学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时处于亚洲前沿，而河上肇的《社会问题研究》等书刊，成为了李大钊理解马克思的重要桥梁。1919年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他大量参考了河上肇和福田德三的论著，也因此，这篇文章在理论框架上带有明显的日本中介的痕迹。

更耐人寻味的是，李大钊当时并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而更像是一位学者和舆论家。他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而《新青年》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这意味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天然获得了一个巨大的读者群——那些正在从“文学革命”转向“社会改造”的年轻人。北大的课程、图书馆的藏书、同人杂志的渠道、再加上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信息优势，这些条件叠加在一起，使得李大钊能够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迅速转化为一种公共知识。同一时期，南方也有国民党人讨论社会主义，但缺乏一个像北大这样的平台来系统传播。

如何取舍：被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不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而是一种带有明确取舍的阐释。全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学说，下篇重点解释剩余价值理论。李大钊开宗明义地承认，自己对马克思的学说“不论他是一种历史观，或是一种经济论，都必须先经过自己的再思考，才能决定可否信从”。这种态度一方面体现了五四时期“怀疑—批评”的启蒙精神，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社会实际和思想传统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阐释中明显带有调和与选择性。他用中国传统的“互助”观念来补充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提出“阶级竞争是手段，互助是目的”，试图把西方学说嫁接到中国的大同理想之上。他还特别强调唯物史观并非宿命论，而是主张“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过程”，但人可以认识和顺应这种过程。这种解读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却极大地降低了中国读者接受时的心理障碍。在一个以儒家“仁爱”和“公天下”为传统的社会里，直接接受“阶级斗争”一词，势必引起反弹。李大钊用“互助”来软化它，虽然引发后世研究者的争议，却在当时成功地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读者。

对剩余价值的解释同样体现了这种中介性。李大钊通过河上肇的解说，把剩余价值理论概括为“工人所生产的价值，除去劳力成本，剩下的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部分”。他试图用朴素的语言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机制，进而论证私有制应当被取代。由于他本人并没有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原著，这一部分相对简略，甚至有一些不精准之处。然而，对于1919年的中国读者而言，他们并不需要精确的政治经济学推演，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对立图景：劳动者受到剥削，社会制度不公，而解决之道在于变革生产关系。李大钊的文章恰好提供了这样一幅图景。

从读本到组织：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意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后，迅速成为各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核心读物。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进步青年通过阅读这篇文章，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许多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回忆中都提到受其影响。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承认，自己是到1920年才“第一次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促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虽然这种回忆可能带有事后追认的色彩，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链条不能忽视：从文本到社团，从社团到工人运动，再到政党建立，这正是1919年至1921年间最重要的思想组织化过程。

李大钊本人也在文章影响下加速从学者转向行动者。1920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门系统讲授马克思学说的课程。与此同时，他与陈独秀通过书信讨论“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协助组建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虽然带有演义成分，却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受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影响的这群人看来，仅仅在刊物上宣传“主义”已经不够，必须建立严密的政党组织，才能把理论转化为改变国家的力量。

从文本到组织，这一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当时中国社会工人阶级的规模很小，产业工人不足二百万，文盲率极高，马克思主义缺乏直接扎根的阶级基础。但正因为它先以学术的面貌出现在《新青年》这样有威望的杂志上，再由知识分子带入工人夜校和劳动补习所，才绕过了这些障碍。从这个角度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起到了一个“理论枢纽”的作用：它把一种外来的、抽象的学说，转译成中国知识分子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然后通过他们的中介，再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扩散。没有这层转译，马克思主义很难在短短数年内成为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

历史的边界：早期传播的成就与局限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它也有明显的时代局限。首先，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理解主要依赖日本学者，而日本学界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带有选择性，导致中国早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常常和欧洲的“正统”存在偏差。例如，他更强调经济决定论的一面，对社会形态更迭的论述带有线性历史观的色彩，这为后来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埋下了伏笔。其次，文章虽以“我的”为题，却并没有展开深入的中国现状分析。它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却没有回答“中国的出路应当是什么”。这个空白，后来由毛泽东等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填补，但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和代价。

另一个容易忽略的局限在于，李大钊对“阶级斗争”的软化处理虽然在传播上了便利，却在理论上留下了模糊地带。当后来中国革命进入更激烈的阶段时，如何处理阶级斗争与民族民主革命的关系，如何处理阶级利益与全民族利益的关系，就成为一个不断争论的课题。可以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所体现的“以互助调和阶级斗争”的思路，一方面反映了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互助论在中国思想界的流行，另一方面也暗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不断经受实践检验和再解释的过程。

如果站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回望，这篇文章的真正贡献在于确立了“主义”与“问题”之间的一种新关系。五四运动的参与者曾经热烈争论“问题与主义”：胡适主张多研究些具体问题，李大钊则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一个基本框架的变革。他说的“主义”并不是悬空的教条，而是指一种能够统摄个殊问题的社会理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把这种“主义”首次详细地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此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党，它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当然，这种改变并非这篇文章单独造成的，而是诸多历史力量合力的结果。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传播的起点，它确实像一座桥梁，把旧时代的忧患意识，接引入新时代的革命洪流。理解这篇文章，就是理解中国如何从一个寻求“器物”和“制度”变革的国家，转向寻求“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