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活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青年社团，少年中国学会是其中规模最大、存续最久、也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它发起于1919年7月，汇聚了后来中国政坛和学界一大批名字：李大钊、王光祈、毛泽东、张闻天、曾琦、李璜、宗白华、田汉……这些人在当时共同怀揣一个抱负：创造一个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少年中国”。然而，学会从成立到1925年自行解散，短短六年间的活动轨迹，却像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一次浓缩——从文化理想出发，经过社会试验，最终被政治选择所撕开。理解这个过程，有助于我们看清五四到底改变了什么，又留下了哪些未解的难题。

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不是一次简单的结社，而是一代青年对“国家如何新生”这一根本问题的组织化回答。它的兴起，承接了新文化运动对旧价值的批判；它的分化，又预示了五四后中国思想界在“主义”层面的深刻分裂。学会自身的演化，恰恰是“启蒙”与“救亡”这对近代中国反复拉锯的张力，在一个具体群体中的完整展开。

创会的思想土壤：为什么必须是“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并非新词。早在1900年，梁启超就写下《少年中国说》，以“少年”比喻一个摆脱老朽、充满生气的未来国家。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相继发生，让很多青年意识到，仅仅推翻一个皇帝或一个政府，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新一代人的精神工具，他们开始追问：支撑一个现代国家的，到底是什么？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1919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等七人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学会规约开宗明义：“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这三个短语分别对应着认识世界的态度、介入社会的方式和最终目标，恰好概括了五四青年对“改造”的全部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的发起者把学会定位为一种“超政治”的纯粹青年运动，不赞成会员卷入现实政党活动。他们认为，要想真正创造新国家，首先要有一批在人格、学识、道德上都“更新”过的青年，由这些青年构成新社会的种子，而非急于夺取政权。

这种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清末以来的改革与革命，反复呈现出一种困境：当原有的社会结构未变，即使换了政府、改了国号，旧的人情、旧的风俗、旧的权力运作方式仍会改头换面地延续。少年中国学会的创会者，把“新人”的养成视为创造“新国”的前提，这实际上是在回应一个延续已久的现代化难题——制度移植容易，人心改造难。而学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教员和记者，他们自视既是启蒙的受惠者，也是启蒙的传递者。在这种自我定位下，学会从一出生就带有浓重的精英气息，它相信一小群清醒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带动一个民族的整体觉醒。

以言论和组织作启蒙：学会如何运转

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重心，不在街头，而在书斋与印刷物上。1919年8月，学会正式出版《少年中国》月刊，由北京总社负责编辑，上海、南京、成都等地还设有分会，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网络。会员分散在各地，通过通信和会刊保持联络，每期杂志刊载会员的研究心得、调查报告乃至通信讨论。最初的月刊内容相当驳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科学偶谈无所不包，但几乎所有文章都指向一个共同关怀——如何理解中国病痛的根源，如何寻找救治的药方。

这种以言论和切磋为主的活动方式，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优先”的基本路径。会员们相信，只要把问题谈透，把真理弄清，中国的变革自然会发生。所以学会很少直接参与具体政治事件，即便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部分会员作为学生领袖组织了游行与罢课，但学会作为一个整体，仍保持着与直接政治行动的刻意距离。这种距离感，换来的是讨论的开放性和思考的从容。在《少年中国》上，李大钊写《“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主张由文化运动逐渐走向社会运动；王光祈则构想具体的“新村”实验；曾琦、李璜等人则开始译介法国、德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各种方案彼此碰撞，热闹非凡。

与此同时，学会在工作层面也力求严谨。会员入会需要介绍人推荐，并须通过评议会审查，确保名节和才识。各地分会每月都有集会，讨论的题目往往被记录下来邮寄给总会。这种组织方式，既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又带着一点准社团的纪律色彩。它反映了一种时代共识：只有建立在自觉规则之上的联合，才能避免中国历来“一盘散沙”的弊病。少年中国学会希望通过这种严密的组织实践，为未来的新国家提供一个微观模型。

从文化试验到社会改造：工读互助团的夭折

理念的漂亮，往往要经现实的检验。1919年末，王光祈带着极大的热忱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这是少年中国学会影响最为直接的一次社会实践。工读互助团的设想带着乌托邦色彩：团员们白天劳动，夜晚读书，共同生活，把劳动所得归公，实行按需分配。他们试图在一个小团体内先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再把这个模式逐步推广到全社会，最终通过无数个新式“细胞”的复制，和平地改造整个社会。

第一组工读互助团租下北京东城的几间民房，团员们从事洗衣服、办食堂、开小商店等劳动，同时继续求学。头两三个月，这个小小公社颇有一番气象，吸引了众多好奇的参观者。但很快，经济问题压顶而来：劳动收入入不敷出，团员之间繁琐的记账和分配酿成摩擦，更根本的困扰是，当外界商业竞争和物价波动袭来，这个封闭小团体立刻显得异常脆弱。不到半年，第一组宣告解体。其他几个组也陆续夭折。

这次失败的教训，远比那些洋洋洒洒的宣言更能塑造一代人的思想。许多亲身尝试者开始意识到，在一个由私有制和市场竞争主导的社会里，画一个孤立的小岛屿根本挡不住惊涛骇浪。要想实现“少年中国”，不能只寄希望于几个青年团体的道德试验，必须深入整个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乃至要有真正的主义作为行动指南。王光祈本人也承认工读互助团“是白费工夫”，转而留学德国研究音乐；而像恽代英、毛泽东这样参加过类似尝试的青年，则从经验中转向更具总体性的社会变革方案。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小实验，以失败为代价，把一批青年推向了更现实、更激进的革命道路。

主义之争与学会的分化

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只是导火索，更深层的分裂来自对“创造少年中国”具体路径之不同理解。五四运动之后，政治局势急剧变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思潮涌入。学会内部，一直存在“纯学术”与“重实践”两条路线的争吵。1920年前后，部分会员主张学会应当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成为有明确宗旨的政策性团体；另一部分则坚持学会应保持文化运动的超然立场。到了1921年，在南京学会大会上，关于“学会是否应有主义”的问题被激化，讨论数月而无法达成共识。

分歧的实质，既是对中国病根的不同诊断，也是对行动资源的不同想象。李大钊、邓中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制度联合造成的压迫，非经过一场社会革命不能解决；而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者则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优先，认为个人自由和阶级解放都必须服从于国家建设；还有一批会员如宗白华、田汉，坚持文化教育的长期主义，认为政治和主义会限缩思想的自由。三方在《少年中国》月刊上公开辩论，火药味越来越浓。到了1923年苏俄问题和国共合作问题浮现，学会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1925年，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大会上，相互对立的会员不得不承认，他们已不再是同道。学会随即停止活动，自行解散。

这场分裂今天容易事后诸葛地看作“思想阵营的必然重组”，但对其当事人来说，却是极其痛苦的抉择。许多早期会员之间保持着深厚的私人友谊，他们曾共同相信“少年中国”会是一个包容多元理想的共同体。然而，当外部政治斗争日益激烈，任何一个社团都很难再维持“兼收并蓄”的姿态。学会章程里的“本科学的精神”和“为社会的活动”，最终被各自信奉的“主义”所覆盖。这不是某个人的性格弱点的产物，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结构性困境：在一个主权危机深重的国家里，任何关于未来的思考都无法绕开现实政治，而一旦卷入政治，又必然要求纪律和排他性。少年中国学会的分歧在于，它试图用社团的方式同时容纳思想者、行动者和审美者，但历史的车轮很快证明，这种多元主义的组织空间在当时的高压环境下几乎不可能长期存在。

遗产与回响：分裂之后的共同体

学会虽然解散，但这个团体培育的关系网络和思想种子，却并未随之消亡。会友们在各自的道路上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少年中国”的关怀。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将这份理想融入了共产主义革命；曾琦、李璜等组织了中国青年党，走上国家主义道路；王光祈转向音乐学，宗白华成为美学家，他们的学术研究里始终带着早期那段社会讨论的印记。可以说，少年中国学会如同一个培养皿，把五四时期各种思想放在同一环境中竞争、试验，然后让它们在不同方向各自生长。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至少留下了两重遗产。第一重是组织上的：学会那种以青年为主体、以主义为纽带、以严肃纪律和自我修养为特征的结社模式，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政党组织与青年团体，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从这类社团中汲取过经验。第二重是思想上的：关于“创造新国家必须以创造新人为前提”的命题，在中国政治变迁中被反复提起，从“改造国民性”到“新人新世界”，始终是知识与权力对话的一个核心轴线。

但需要指出，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没有兑现它的初衷。它既没有创造出一个“少年中国”，也没有守住一个超越党派的文化阵营。它的历史意义，恰恰在于以失败或者说以分化，划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那条边界：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任何单纯的文化方案和社会试验都不足以打开突破口；而一旦选择了政治道路，就必须接受政治的规则。这不是对任何一方的简单褒贬，而是近代中国在“救亡”和“启蒙”双重压力下必须付的代价。学会的成员们用六年时间走过了无数社团要花更久才走过的路——从理想主义的多元讨论到现实主义的主义选择——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五四思想史的一个微缩样本。它提醒后来者，所谓“中国向何处去”的答案，从来不是抽象议论文里得出的，而是在具体的组织、试验、争执和失败中，逐渐被有血有肉的人用一生去写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