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泉州的外来社群：港口贸易与多宗教城市社会

类型：深度解读
历史时期：北宋·辽·西夏、南宋·金
发布日期：2026-08-08T20:59:56.466Z
更新日期：2026-08-08T21:13:15.519Z

## 摘要

在宋代的版图上，泉州只是一个远离政治中枢的州级城市，却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成为中国与世界海洋联系最紧密的地方。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和南洋各岛船员在此长期居留，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和摩尼教的庙宇在城墙内外陆续出现，以至于当时的记载把泉州看作“万国商船辐辏之地……

## 正文

在宋代的版图上，泉州只是一个远离政治中枢的州级城市，却在十二至十三世纪成为中国与世界海洋联系最紧密的地方。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印度商人和南洋各岛船员在此长期居留，伊斯兰教、印度教、景教和摩尼教的庙宇在城墙内外陆续出现，以至于当时的记载把泉州看作“万国商船辐辏之地”。这种景象并非偶然，也不是单一帝王政策的结果。它的出现，源于宋代财政对海外贸易的结构性依赖，源于泉州兼具内河与海运优势的地理位置，也源于朝廷在管理外来人口时采取的有限自治策略。可以说，泉州的外来社群既是一部贸易史，也是宋王朝如何用开放换取财赋的试验场。只是这个试验场的维系，需要国家、商人和外来社群之间在利益上不断地达成默契，一旦这一默契遭到破坏，泉州城市社会的脆性也就暴露无遗。

## 为什么是泉州：地理、财政与王朝重心的偏移

论自然条件，泉州并不是最理想的大港。它的海岸线虽然曲折，近岸海水却不算深，大型海舶需要停泊在离城较远的围头湾一带。真正让泉州胜过广州、明州等老牌港口的，是它与内陆腹地之间那一道由晋江串联起来的水路。货物从泉州港上岸，可以沿晋江支流深入福建山区乃至江西、浙江，这条通道比从广州翻越大庾岭更省力。更重要的是，福建本身在宋代已经人多地狭，生计压力迫使大量沿海居民投身贸易，他们既当水手，也做贩客，成为泉州外向型经济的人力基础。

但地理优势只是提供了可能性，真正把泉州推到第一港口位置的是国家的财政需要。宋代税收以农业为主，但养官、养兵的开销远超前代，市舶收入逐渐成为弥补中央财政缺口的重要来源。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朝廷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这意味着海外贸易可以就近抽税入官。到了南宋，政治中心迁到杭州，曾经背靠岭南海路、面向岭南腹地的广州相对失去了向心力，而泉州更接近首都，江浙一带的庞大消费市场也近在咫尺。于是，泉州在十二世纪后半期超越广州，成为南海贸易的实际枢纽。

与其说是泉州选择了贸易，不如说是宋王朝把自己的财政命运绑在了海上。这种绑定带有相当大的风险，但它也意味着，至少在南宋的一百年里，中央对泉州的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态度。市舶司不只是收税，还负责招徕外商、修理海港、抚恤船舶的船员。国家利益与港口繁荣由此连在一起，外来社群得以在一个合法的制度框架内生长。

## 从朝贡到抽分：南方贸易的制度转型

在唐以前，海外商人进入中国，通常要顶着“朝贡使团”的名义，货物被朝廷当作贡品，再以赏赐的名义换来远超价值的回赠。这种形式对民间商人毫无吸引力，因为利润被政治仪式吃掉了。宋代的市舶制度改变了游戏规则：外商船只抵港，市舶司首先对全部货物抽取十分之一左右的实物税，称为“抽解”；余下的货物，官府再按官方价格买走一部分，称为“博买”；剩下的才允许商人在市场上自由出售。这一套程序，其实就是近代海关关税的雏形。

对商人来说，虽然要交税，但毕竟有合法的经营权，可以估算成本、规划航线，不再需要伪装成使者。对朝廷来说，抽解所得香料、象牙、珠宝等奢侈品，一部分进贡宫廷，大部分出售换取现钱，成为直接的财政收入。南宋初期，泉州市舶司每年解送中央的息钱可达上百万贯。这个数字背后，是成百上千艘海舶的往来，而操纵这些海舶的，已经不只是福建本土商人，而是大批从印度洋远道而来的阿拉伯和波斯买办。

为什么是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充当主角？因为印度洋的贸易网络自八世纪以来就被他们牢牢掌握。他们熟悉季风，掌握从波斯湾、红海到马六甲海峡的航线，还带来了伊斯兰世界成熟的商业信用制度。当宋政府开放市场时，他们便沿袭祖辈的贸易传统，把泉州作为东方航线的终点站。他们不是朝贡者，而是职业商人，用一船船乳香、胡椒、象牙，换取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这样一来，泉州的对外贸易就深深嵌入了印度洋的贸易循环，本地只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外来社群正是这个节点的代理人。

## 番坊、蕃长与“依本俗法”：外来社群的自治空间

大批外商长期居留，自然会产生管理问题。宋朝廷并没有像明清那样把外国商人圈禁在特定区域，而是沿用了唐代以来“以蕃治蕃”的思路。在泉州，虽然没有像广州那样门墙森严的“番坊”，但确有外商聚居的街巷，并且被赋予相当程度的内部自治权。朝廷从外商中挑选有威望者，任命为“蕃长”，其职责包括管理外来商船、处理同业纠纷、负责向官方传达政令，以及代表整个社群与官府交涉。蕃长虽然由皇帝敕封，但通常本身就是富有的商人首领，他的权威来自贸易网络与个人财富，而不是官职品级。

更重要的是司法上的特殊安排。宋律规定：“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也就是说，外国人之间发生争执，适用他们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只有涉及中国人或重大刑事案件时，才归宋地官府审理。这种司法自治，在今天看来近乎治外法权，但在当时却是极其务实的制度设计。印度洋商旅沿线早已形成一套庞杂的商业习惯法，包括借贷、合伙、保险、破产清算的规则，商人们信任自己民族的长老，而不信任异国官员。如果硬用宋律来处理外商之间的纠纷，一方面会被视为不公，另一方面也无法执行——因为判决后如果当事人不认账，官府连证人都找不到。承认自治，其实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当然，自治是有边界的。外商不得擅自越界购买土地或结交往来者，也不得在境内航海时携带武器。朝廷给自治权，前提是这些社群能够为市舶司带来稳定税源。这种交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外来商人得到了安全与自由，朝廷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海税，而泉州的城市空间也由此呈现出与他处不同的面貌。

## 寺庙、墓地与海上网络：多宗教城市社会的形成

外来社群为了在异国他乡维持认同，也为了安置生老病死，他们建起了各自的宗教建筑和公共墓地。宗教空间从来不只是祈祷场所，它同时是临时住所、货物仓栈、交易谈判地，甚至处理纠纷的法庭。在泉州，至今仍能触摸到这种多宗教并存的物质痕迹：位于涂门街的清净寺，始建于北宋真宗年间，大约是十一世纪末期，由阿拉伯商人出资建造，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它采用中亚式石构门楼，与城内闽南红砖建筑迥然不同，仿佛一块被海浪冲上沙滩的异质礁石。

比清真寺更奇特的是印度教的遗迹。泉州开元寺两侧的婆罗门教石柱、盖立于城墙上的印度教神像石刻，都说明在十二至十三世纪，城南曾有规模不小的印度教神庙。这些石雕的狮身人面像、象头神等造像风格，与南印度神庙如出一辙。除此之外，景教、摩尼教的印记也散见在出土的墓碑和石刻中。一块墓碑上可能同时刻着中文、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家族中父辈信伊斯兰教而子辈信景教的事也非孤例。宗教在这里，似乎不像后来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排他性，它们更像是商人集团的标志物，每一种信仰连接着一条特定的商路和一个稳定的贸易伙伴。

墓葬也同样重要。泉州东郊的灵山圣墓，相传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两位弟子的长眠之地，尽管这一传说无法证实，但宋元时期确有大量外国商人的家族墓地分布于此。墓碑上刻着逝者的姓名、籍贯和职业，有的甚至标明他生前是某地商人或某海舶船员。这告诉我们，这些外来者不是暂时寄居的过客，而是把泉州当作第二故乡，在这里婚嫁、生子、终老。寺庙和墓地共同构建了一个可以预期的生活空间，有了这个空间，他们才敢把毕生财富押在往返数年的远洋航行上。

## 土生番客与地方权力：融合中的张力

随着时间推移，外来社群的第二代、第三代开始在泉州长大。他们和父辈不同，从小说闽南话，读汉书，有些人参加科举甚至入仕。文献中称他们为“土生番客”，意思是在本地出生的外国人子孙。土生番客的出现，意味着外来社群已经不再只是寄居的商人集团，而是正在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最极端的例子是蒲寿庚。他的祖先据说是阿拉伯人，到他父亲一代已在泉州经营香料贸易，后来蒲寿庚本人被南宋朝廷任命为泉州市舶使，负责海外贸易并统帅一支海船队。到南宋末年，他几乎掌控了泉州湾的军事和商务大权。

权力与财富集中在外来家族手里，难免在本地居民中埋下怨恨。宋代泉州人口至少已有数十万，本地人看到“番商坐拥巨资，子弟出入春游，皆骑马乘轿”，而底层百姓却因物价上涨和土地兼并而流离。尤其当市舶司为了讨好外商而压低番货收购价时，损失的利润最终还是摊到本地生产者头上。这种经济矛盾在太平时期尚可被官府压制，一旦政局动荡便会爆发。

南宋德祐年间，元军南下，泉州地方官希望能保存城中百姓，但蒲寿庚选择了降元，并下令屠杀城内南宋宗室。这一事件让外来社群的政治立场直接暴露在复仇的刀锋下。元朝建立后，泉州继续作为重要港口运转，但朝廷的政策重点已从商业转向军事控制，外来社群失去了宋代那种与官府讨价还价的地位。此后不到一百年，元末泉州又陷入波斯后裔军队“亦思巴奚”之乱，战乱持续十年，城市焚毁，商铺倒闭，幸存的外来家族或逃往东南亚，或被迫改姓融入本地。多宗教共处的城市社会，由此走到了尽头。

## 泉州模式的尽头：战争、海禁与遗产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废除市舶司，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泉州作为前朝大港，瞬间失去了制度支撑。没有了市舶收入，港口荒废，曾经穿梭在泉州湾的外国商船再也看不见了。少数残存的穆斯林后裔、景教徒和犹太社团，在社会压力下逐渐改宗或迁居，清真寺和印度教寺庙因无人维护而倾圯，只有那些刻着异国文字的石雕被后人砌进城墙，成为远近好奇之物。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泉州外来社群的兴衰，固然与朝代更迭和战争有关，但真正的转折点是帝制中国对海洋的重新选择。宋代需要商贸利润来养活庞大的官僚和军队，所以开放；明代以农业生产秩序为基础，民间航海被视作不安定因素，所以封禁。泉州的多宗教城市社会，其实是一个财政逻辑下的副产品。当财政逻辑改变，这个城市的开放性也随之消失。

然而，这种多元社会的遗产并没有完全湮灭。航海所需的季风知识、造船技术、商业信用制度，被泉州周围的沿海社群继承下来，后来明代走私贸易和移民潮中，闽南商人依然活跃在东南亚各地。宋代的泉州也留下了另一种遗产：它证明在一个庞大帝国的边缘，只要有足够的财政激励，异质文化完全可以共生共存。多宗教庙宇和坟场的遗迹，是那个时代国家利益与商人空间最直观的证明。当后人站在清净寺门楼前，看到斑驳的石头上既有阿拉伯的几何纹样，又有闽南民居的滴水兽，便会明白，所谓开放，从来不是无根的空话，而是把不同文明装进一座城市里的具体能力。

泉州的兴衰，不是中世纪中国走向封闭的注脚，而是王朝财政、海洋网络与地方社会三者力量交织的样本。当国家不再需要海外利润时，外来社群便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当国家重新打开大门，港口和城市又会活过来。历史不会重演，但类似的张力会一再出现。在这一点上，宋代的泉州所提示的，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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