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科举制：进士与明经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哪个词像“科举”那样，既承载着底层向上的希望，又缠绕着官僚体制的复杂纠葛。而唐代的科举，表面上是众多科目并行的考试体系，实际上却早已暗中分出了高下：进士科如日中天，明经科则日渐衰微。这个分野不是考试科目的简单差异，而是两种人才理想、两种社会来源、两种政治风格的竞争。理解进士与明经的分野，就是理解唐代国家如何在选官中重新规定“什么样的人能当官”，以及这种规定如何反过来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文化面貌。

一、选官制度的重建：走向中央的人才收编

科举制出现在隋唐，并不是文帝和炀帝一时的心血来潮。它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运行了数百年的旧问题：官位如何在社会中分配？自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把“人才”的认定权交给了地方中正官，而中正官又大都来自门阀士族，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成为常态。这种制度的内在矛盾在于：国家的官职本应是皇帝的权力授予，却实际变成士族认同的身份流转。隋文帝取消九品中正、开科取士，等于把选官的最终决定权从地方收归中央，由皇帝（或者皇帝委任的考试机构）按照统一标准来判断谁的学识够格。无论这个标准是什么，至少它不再取决于出身。

但统一标准本身也是权力。考什么内容，谁就拥有更多机会。隋唐之际的科举科目繁杂，明经、进士、明法、明算、书学、算学，不一而足。表面上是不同专业知识的分工，实际上却反映了国家在不同治国领域的需求。然而，明经和进士两科在历代考试中最受瞩目，因为它们对应的不是具体技艺，而是治理国家所需的宏观知识——儒家经义和文章辞采。这两者的取舍，决定了国家想用哪一类人来进入统治核心。

二、两种考试，两种知识：明经与进士的天平

明经科的核心是背诵。考试以“帖经”和“墨义”为主，帖经是遮住经典的一句，让考生填出上下文；墨义是直接默写经文或者注疏。这样的考试不需要太多个人发挥，它检验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尤其是对官方钦定文本的掌握。相比之下，进士科在唐代逐渐确立了以策文、杂文（尤其是诗赋）为主的考试形式。诗赋需要的是文采、韵律、想象力和临场构思能力，策文则要求对政治现实提出见解。从知识性质上说，明经考核的是一种“存量知识”，进士考核的是一种“生成能力”。

考试难度的差异也直接影响了录取规模。进士科因为参考者众多且要求高，每一次放榜，及第者通常只有二三十人，甚至一名之下的失落者比比皆是；而明经科因为背诵相对易于准备，录取人数常常多于进士，出仕机会也更大。因此在初唐，明经出身者并不低人一等，许多名臣如魏征、姚崇都是从明经或类似途径进入仕途的。但历史的关键转折在于，这个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易考科目，却渐渐滑向了“容易”本身——它越来越像一座只需要积累就能通过的独木桥，而桥上的人被贴上“明经”的标签后，往往也就被固定在了翰林院、国子学等文教机构，或者长期担任地方佐官。他们很少有机会进入宰相府和决策圈。

三、进士何为独尊：文学与官僚政治的联姻

进士科的崛起，不能简单归因于唐太宗、武则天等皇帝个人的文学爱好。它的深层动力，是唐代国家对于官僚理性化与个人才干的双重需求。中央集权帝国的行政文书日增，草拟诏敕、分析时局、应对外交，都需要能够随机应变的文士，而不是只会诵读经文的书袋。诗赋看似无关政事，但它检验的却是用语言组织经验、表达情感、构造意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唐代贵族政治转向官僚政治的过程中，恰恰被视为“才”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进士考试采用“行卷”——考生把自己的诗文献给当时的名人或考官，以获得赏识——这种方式虽然滋生了人情关系，但也促使文学交流成为一种社会网络。进士们及第后，往往互称为“同年”，在官场中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

唐中期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和高级文官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有学者统计，中唐以后的宰相中，进士出身者已超过半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个趋势并非偶然：进士科选拔出来的士人，更年轻、更有创造力，也更愿意投入到以皇帝为中心的政事中;而明经科出身的人则被视为保守、缺乏变通。政治上的实际表现，反过来又巩固了进士科的声望，形成一个正反馈：越是被认为“高级”，就越能吸引最优秀的应试者；应试者越优秀，其在官场的表现就越耀眼。于是，进士科逐渐从众多科目中的一种，变成了“正途”的代称。

四、明经的边缘化：死记硬背的制度性代价

明经科的衰落，并不是因为儒家经典不重要，而是因为考试对经典的把握方式被窄化了。唐代的明经考试过度依赖对经文的机械记忆，导致考生可以不去理解经文背后的义理，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背诵的精确度上。这种应试技术一旦成熟，就变成了“射策”式的重复劳动。考试本身失去了筛选意义，因为所有人都能通过努力背诵获得分数，除了记忆力超群者，几乎无法区分优劣。于是，明经及第者的社会声誉随之降低。在唐代的官场中，人们常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是年轻的，而三十岁考上明经已经算老了。这种流行说法直观反映了两科在士人心目中的权重。

更重要的是，明经科出身的人在仕途晋升中受到隐性歧视。即使在初唐，明经也可为官，但到中晚唐，很多官职已经有意无意地优先让进士充任。那些明经出身的人，往往只能担任州县僚佐、学官或地方县令，进入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例子凤毛麟角。这种制度性的排斥，不是某位皇帝决定的，而是整个官僚体系在运作中不断选择的结果。它反过来又强化了明经科在社会观念中的低等形象，导致“为学者皆不愿习明经”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从更深的层面看，明经科的命运其实是“考试化”对“经典教育”的异化。当背诵取代了理解，当应试技术取代了经世致用，明经科就不再能培养出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这并不是说进士科的文学考试就真的选拔出了治国安邦之才，但至少它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创造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明经与进士的对比，不只是一场考试的对比，而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与官僚选拔制度的交锋。

五、科举的边界：国家如何塑造精英，精英如何重塑国家

隋唐科举制的最重要遗产，不是它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理想——事实上它远未做到平等，而是它建立了一种新的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科举出现之前，国家与士族之间的关系是血缘和土地赋予的身份认同；科举出现之后，做官资格越来越依赖于一种可重复、可检验的精神才能。国家通过设定考试内容，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知识价值排序，诱导人们投入诗歌和经义的学习；同时，能够通过考试的人又在政治上汇聚成新的精英集团，反过来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才能”。进士科的独尊，既是国家权力介入文化选择的结果，也是文人群体自我认同的选择。这种循环，让科举制成为连接政治与文化的一块旋转双面镜。

但科举制也有它的边界。它从来不是纯粹的能力评价体系，它对家世、地域和财富的依赖始终存在。唐代科举没有严格的“糊名”制度，考官可以看到考生的姓名和家庭背景，行卷和请托也屡禁不止。门阀士族虽然不能直接世袭官职，但他们的子弟拥有更好的藏书、更长的学习时间、更广的人脉关系，因而在进士科中仍然占据优势。所以，进士与明经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了社会阶层：上层士族倾向进士，中层平民可能迫于现实选择明经，但因为明经地位低，他们又希望侥幸转入进士。这是阶层流动中的一道窄门，而不是一条坦途。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与中央对抗，科举出身的文官成为中央团结士大夫阶层的重要纽带。进士及第者通过同年、座主（考官）与门生之间的关系，编织起一张坚韧的人际网络，使得文臣集团在皇权与藩镇之间保有话语权。唐王朝在政治上走向尾声，但进士文化却通过五代延续到宋代，最终在宋代成为唯一正途。宋代取消明经，只留进士，正是对唐代后期进士独占趋势的确认。从那时起，中国官僚制度的选拔基调才真正定下来：不是记诵的经学，而是文学的才艺。

回头再看隋唐之际那个简单的考试名单，会发现进士与明经的分野，远不止是一次科目调整。它是一场关于“人才是什么”的观念竞争。明经代表着这种观念的传统版本：人才是熟悉经典、忠守规范的人；进士代表着这种观念的创新版本：人才是才华横溢、善于应变的人。最终，创新版本赢了，但赢的方式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此后一千年的中国政治，既受益于这种对创造力的鼓励，也受困于它造成的文风与政事的背离。科举制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压缩成一场文字游戏，而唐代正是这游戏的剧透者：它已经预示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