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同盟会

1905年8月，在东京的一间破旧民房里，来自不同地域的反清团体正式合并为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取名为“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在此之前，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早已在海外和内地各自开展密谋和起义，但彼此互不通气，力量分散，很容易被清朝政权逐一击败。同盟会的成立，就是要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然而，这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从第一天起就面临一个根本矛盾：它希望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却不得不用相当古老的方式来支撑自身生存——秘密会党的组织习惯、个别领袖的号召力、海外华侨的零星捐款。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它在推翻清朝之后迅速失去方向，也决定了孙中山此后一生的反复探索。同盟会的意义，不能简单以“推翻了清王朝”来概括；它更是一个观察中国革命何以成功又何以受困的标本。

一、从会党到政党：联合是出路，也是软肋

20世纪初的反清活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兴中会以广东籍华侨和会党为主，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只能长期在海外活动；华兴会1903年前后在湖南起事，失败后骨干四散；光复会在江浙一带与秘密会社和知识分子联系紧密，带有浓厚的汉族民族主义传统。这些团体各自依赖不同的人际网络，活动范围也局限在特定的地区。它们之间最缺的不是勇气，而是一个能够把彼此行动协调起来的共同框架。

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这个框架的象征，并不是因为他当时在国内有多少部队，而是因为他拥有海外华侨的人脉和对外交涉的经验。他在1904年前后已经明确提出了后来形成三民主义框架的思路，这使他比同时代的革命者更具理论上的号召力。同盟会的成立，实际上是各派希望借助一个有国际声望的领袖来整合资源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同盟会虽然在东京设立了总部，并模仿近代政党设置了执行、评议、司法等部，但它在本质上更像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

后来发生的事情印证了这一点。1907年前后，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又与孙中山发生激烈冲突，几乎闹到组织分裂。冲突的起因既有经费分配问题，也有对革命路径的不同主张，但其根源在于同盟会成立时并没有解决各派之间的权力结构和认同问题。联合各派是必要的，但联合本身也意味着妥协，同盟会从成立起就带着派系结构，这使它难以形成真正统一的行动意志。

二、主义与分歧：三民主义并不是一张铁板面孔

三民主义为同盟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明确纲领，但它的作用与其说是统一了内部思想，不如说是提供了一面可以容纳不同期待的旗帜。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个概括具有很强的理论感，但它内部的缝隙并不比组织上的缝隙小。

民族主义在同盟会中最容易引起共鸣，因为“驱除鞑虏”可以是恢复汉人江山，也可以理解成反对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但问题在于，很多人把“民族”等同于“排满”，而较少考虑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威胁。孙中山本人更愿意把民族主义解释为反对列强压迫，可是在宣传上，最响亮的口号始终是那八个字。民权主义同样存在弹性。同盟会内部有坚定的共和派，也有一部分人并不反对在某些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真正在理论上信奉民主共和的人并不占压倒多数。最棘手的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这个口号，让不少以传统士绅身份加入革命的人感到不安，他们愿意反清，却不愿意被平均土地。即便在同盟会上层，也有相当一部分成员主张删去这一条，只是看到它写进纲领后才不再公开反对。

所以，三民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孙中山个人的思想综合，而不是同盟会内部共识的总结。它在宣传中很有力量，可以同时吸引排满者、立宪派和贫苦农民，但在实际工作中，各派都只选择自己关心的部分。革命成功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同盟会内部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这种思想上的松散，与组织上的松散互为表里，最终导致革命后的政治方案只能靠临时的权力平衡来拼凑。

三、没有固定财源的造反艺术

同盟会的行动能力受到财政和军事资源的硬约束。它既没有一块可以收税的根据地，也没有一支受它节制的正规军队，所有起义都必须临时拼凑。经费主要来自海外华侨捐款和孙中山发行的革命债券，数额并不稳定，使用起来也缺乏监督。从1906年到1911年间，同盟会先后发动了不下十次武装起义，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边境地带。选择这些地方不是偶然的，那里靠近香港、越南、缅甸等革命党的行动基地，便于从海外送人和军火入境。但这样一来，起义始终只能在清帝国统治最薄弱的边缘地区展开，很难对全国造成真正的震动。

起义的模式也比较固定：购置一批枪支，由少数革命党人组成敢死队潜入内地，联络当地的会党或策动新军，在一两个城市发动突然袭击，然后寄希望于周边地区响应。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都是这种尝试。最惨烈的当属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几乎调动了同盟会所能动员的全部精锐力量，但依然未能得手，事后收殓的烈士遗体有七十二具。

这种“起义制造革命”的思路，低估了财政、后勤和地方行政组织的必要性。会党虽然冲锋在前，但他们的纪律和诉求与知识分子不同，常常在起义初成后便失去控制，等待的援军又因交通和通讯不畅而无法赶来。新军虽然受过近代军事训练，但大多要等到起义已经成功或大体成功时才肯倒戈。因此，同盟会多数起义都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动的，与其说是有计划的进攻，不如说是一种宣泄和召唤。然而这种召唤并不全无效果，它让“反清”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正当性的政治符号，也让清廷的镇压变得日益失道寡助。

四、辛亥革命：组织缺席的胜利

1911年10月10日发生在武昌的起义，不是同盟会总部策划和指挥的。真正的发动者是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团体与同盟会有联系，但并不隶属同盟会总部。起义爆发之后，革命党人推举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因为需要一个有威望的军人来稳住地方秩序。此后各省纷纷宣告独立，但实际控制各省的，很大一部分是立宪派和旧官僚，而不是同盟会委派的人。孙中山当时还在美国，他是在12月下旬才经欧洲回国，随即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这一连串事实说明，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同盟会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力量几乎不在场。它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自己的思想和宣传。多年来，《民报》与保皇派刊物论战，革命党人不断在新军和学堂中发展势力，这些工作使得“革命共和”的观念渗透到了清军的基层军官和士兵中间。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们，也许曾经在学校里读过同盟会的刊物，也许加入过与同盟会有关的外围组织，但他们并不等待同盟会总部的命令。这正说明同盟会已经把自己最重要的资源——革命话语——散布到了它连不到的地方。

革命思想的扩散比革命组织的建设要快得多，这种错位决定了后来的政治格局。各地响应武昌起义的力量，只是借用了“革命”或“共和”的名义来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而实际权力大多落到地方实力派手里。同盟会虽然赢得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声望，却没有赢得一个能够指挥全国的政党组织。

五、政权移转中的脆弱同盟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同盟会声望的顶点，也是其无力掌握权力的一次集中暴露。临时政府从成立第一天起就面临财政枯竭，没有稳定的税收，各省又不肯把地方税收交到中央。临时政府只能靠外债和华侨捐款勉强维持，而各国列强并不肯给革命政权实质支持。军事方面，同盟会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各省军队名义上服从临时政府，实际上各有打算。在这样的条件下，与袁世凯的妥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孙中山后来在给议会和各方势力的一封信中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他愿意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这并非他一个人的意愿，而是当时临时政府内外的普遍共识。同盟会内部虽然有人主张继续北伐，但没有军队和钱的现实决定了这种主张找不到推行途径。袁世凯则掌握着清朝留下的北洋军队，这是一套经过多年训练和人事编织的军事机器，根本不是革命党人短期所能复制的。于是，辛亥革命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清帝退位，两千年的帝制宣告终结，但实际政治权力从清廷手中转移到了北洋集团手中。

同盟会的软弱不是领导人人格问题，而是组织特性使然。它是一个没有根据地、没有可靠税源、没有嫡系军队的革命联盟，当和平到来时，无法像现代政党那样控制军队和行政系统。它能够破坏旧秩序，却无法建设新秩序。袁世凯之所以能轻易接过政权，因为他手里有一套完整的军事官僚机器，而同盟会手里有的只是理念和声望。

六、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绕不开的组织困境

二次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已不复存在，它在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这次改组使局面更加糟糕，为了扩大议席，国民党大量吸收旧官僚、投机政客，把革命纲领压缩成“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这样的空泛表述。宋教仁希望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政权，但1913年3月他遇刺身亡，随后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一败涂地，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

流亡期间，孙中山开始反思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失败。1914年，他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这一做法让许多老同盟会会员难以接受，因为他把组织纪律建立在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上，而不是建立在党的纲领和民主程序上。可这恰恰反映出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以前那种松散联盟根本无法承担革命的后续任务。他后来在苏联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学习苏俄的建党模式，努力建立“党国”体制和党控制的军队，才真正让革命党拥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那已经是1924年前后的事，距离同盟会成立快过去二十年了。

因此，同盟会不应被看作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党，而是一个从传统会党和精英团体向现代政党过渡的雏形。它的历史功绩在于用统一的名号和主义把反清力量凝聚起来，最终埋葬了王朝；它的历史局限也正在于此——它没有能力提供一个替代王朝的稳定治理体系。此后中国政治史，在很长时间里都围绕着“如何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政党、如何建立一支受党掌握的军队”而展开，这些问题在同盟会时期就已经提出来了，却要到很久之后才有可行的答案。

余论：在主义与组织之间

回看孙中山与同盟会，最引人深思的一点，是“主义”和“组织”之间的落差。同盟会成功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语言，让共和、民族、民权这些概念第一次成为可以动员中国人的口号；但它的组织形式还保留着传统会党的影子，既缺乏稳定的经费，也缺乏严密的纪律，更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正因为这样，它能够点燃革命，却不能掌控革命。孙中山一生都在尝试解决这个矛盾：先想依靠会党，后来想依靠新军，再到依靠地方军阀，最后学习苏俄建设党军，其中一个贯穿的线索就是努力缩短“主义”与“组织”之间的距离。同盟会时代，这个距离始终太大，所以导致了革命功成而政权的果实却落到他人之手。也正因此，同盟会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几年，却把现代政治中的一个核心难题留给了后来的所有革命者：如何让一种思想变成一种制度力量，这不是靠几场起义或者几篇宣言能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