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製，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鋤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檟，叢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吊，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

周官

》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

詩

》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苻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彷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古代的君子，趁着天下安定，来安守自己的成功；趁着天下混乱，来补救自己的不足。不把安定诬蔑为混乱，不把混乱攀附为安定。把混乱攀附为安定，这是愚弄他的君主；把安定诬蔑为混乱，这是胁迫他的君主。愚弄君主胁迫君主，是君子所不忍做而世俗所侥幸做的。所以不如说天下的真实形势，请让我说说当今的形势。当今天下的事，治而没有到安定，乱而没有到危险，纲纪粗略建立而没有兴举，没有急变而有缓病，这是天下共同知道而不可欺骗的。然而世上谈论政事的人，说大就说没有乱，说异就说有变。认为没有乱，就可以无所再为，认为有变，那形势常至于更改制度，这两种都不是今世的忠言至计。今世的弊端，错在想要治理天下却不建立治理的根基。有意于治理却没有根基，好比想耕种却没有田地，想经商却没有钱财，即使有锄耰车马、精心强力，也无处施展。所以古代的圣人将要治理天下，常先做他们所没有的而补足他们所不足的，使天下凡是可以没有祸患而后自在遨游，只做他想做的而没有不可以，这就是所说的治理的根基。治理的根基既已建立，然后依从所有的来施行。种上禾就长出禾，播下菽就长出菽，种上松柏梧檟，丛莽朴樕，没有不茂盛而如意的。因此施行仁义，用礼乐来感动，安然接受就成为王；用刑法来整齐，用信义来兴起，安然接受就成为霸；用勤俭来督促，用勇力来激励，安然接受就成为强国。其次有根基却没有可施行的，也还能安定生存。最下等的，抱着所有的茫然无处施行，抚左边右边动，镇前面后面起，不能安全而救患都来不及。所以王霸的谋略，富强的利益，是治理的工具而不是治理的根基。有根基却没有工具，它的弊病不过是没有功效。有工具却没有根基，我不知道怎么用它。从前的君子，只因才能不同，所以成功不齐。然而他们能立于世，未尝不先建立根基。古时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就建立父子，确立君臣，正定夫妇，联结兄弟，种植五谷，服牛乘马，制作宫室、衣服、器械，用来便利天下。天下的人，生有用来养，死有用来葬，欢乐有用来相爱，哀戚有用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帝的道才能在其中施行。凡是今世所说的长幼之节、生养之道，都是上古治理的根基。至于尧舜三代之君，都因所缺而随时补足。所以尧命羲和历日月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理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昏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用来利安其人的，凡是都已定而后施行圣人的德。因此施行而没有抵触。举今《

周官

》三百六十人所治理的，都是他们用来治理的根基，而望人的德不在其中。所以周衰时，其《

诗

》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说来，幽、厉之际天下乱了，而文、武的法还在。文、武的法还在，而天下不免于乱，是幽、厉施行的人不仁。施行的人不仁而遗法尚在，所以天下虽乱而不至于就亡。到它更甚时，法度大坏，想治理的人，没有容足之地，泛泛如同乘舟无楫而浮在江湖，幸而没有暴风之忧，就悠然只随水漂，东西南北不是我的心，不幸遇到风就覆没而不能止。所以三季之极，用暴君来乘，用虐政来加，天下就涂地而无法救。然而世上的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要治理其国家，也必在此先做。齐桓公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墐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公返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荆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苻坚，而其国都以富强。这数人，虽然所施行的不同，而他们用来作根基的是一样。正因为他们用来作根基的是一样，所以他们的国都以安存。只因所施行的不同，所以王霸不齐，长短不一。这两者不可不察。当今之世，不必疑惑天下不跻于大治也不陷于大乱，祖宗的法具存而不举，百姓的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责怪根基不立，而责怪所施的不当、种的不生，而不知没有容种之地，这也是大惑而已。况且那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即使授给贤才，也无处用，不幸加以不肖，天下就败而不可治。所以说：不如先立其根基，根基立，天下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