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評事楊君文集後序

赞曰：文章的作用，无非是运用辞令来褒贬、引导宣扬和讽喻劝谏罢了。即使言辞鄙陋质朴，也足以满足实用。然而缺少文采，本就不足以震动时人的听闻，向后学夸耀。立言而腐朽，君子是不走的。所以作者怀抱根本，必定经由这条道路。创作于圣人的，叫做经；述作于才士的，叫做文。文有两条路：辞令褒贬，本于著述；导扬讽谕，本于比兴。著述一类，大概出自《尚书》的谟、训，《周易》的象、系，《春秋》的笔削，其要旨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可以说是适宜收藏在简册中的。比兴一类，大概出自虞夏的咏歌，殷周的风雅，其要旨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可以说是适宜流传于歌谣诵读的。这两者，考察它们的旨义，是乖离不合的。所以执笔之士，常常偏胜独得，而很少有能兼擅的。其中有能专美一方的，就称之为艺成。即使是古文雅正的盛世，也不能并肩而生。

唐朝兴起以来，称得上是这类人选而不惭愧的，是梓潼陈拾遗。其后燕丈贞以著述的余力，攻比兴而不能穷极；张曲江以比兴的空隙，穷著述而不能完备。其余各探一隅，彼此背道而驰的，离道更远。文的难以兼擅，这也太严重了。像杨君，年少以诗篇著称于时，其光彩特异的词句，被文人讽诵，充满江湖，传到京师。晚年遍悟文体，尤其深于叙述。学问富足见识高远，才思涌出不止，其雄杰老成的风格，与时增加。既已获得这些，不到数年就夭亡了。他晚年所作尤其好，其中《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钱梓潼陈仲甫

、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羊士愕、陇西李谏

共六篇《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都是人们所称的大选。因此陪在陈君之后，可以说是具体而微了吧？

唉！公既已悟文却患病，既已成工却废弃，废弃不到一年，大病及身，终究不能究其工、尽其才，遗文未能流传于世，美声未能充塞于时。凡是我等从事于文的人，所当追惜而悼慕啊！宗元因通家修好，幼年即获省谒，所以得奉公长兄之命，编次篇简。于是叙述他制作所达到的境地，附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