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貨論

从前开元初年，宇文融首先把向客户征税、登记户籍外人口、清查剩余田地、户口、色役等策略，推行于天下。其后天宝年间，韦坚又凭借开凿广运潭、兴办漕运的利益，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人议论财货的政策。君子说：宇文融等人的失败，难道不悲哀吗！《诗经》说：“人们多邪僻，自己不要立法度。”说的就是宇文融等人啊。当初玄宗凭借雄武的才能，再次开创唐朝的基业，贤臣在身边辅佐，威权在自己手中。姚崇、宋璟、苏颋等人，都是刚直的大臣，以清静之道镇守，朝廷有固定的制度，下面没有非分的企图。四夷来侵犯，驱赶他们而已；百姓富饶，向他们征税而已。接着张嘉贞、张说，守住这些而不丧失。此后赋税徭役顿时加重，豪强兼并，强者凭才能力量相互欺凌，弱者因被侵夺而失业。逃避徭役的人，大多浮寄在乡里，县里登记他们的名字，称为客户，混杂在居民中的，有十分之一二了。大概就是汉魏以来浮户流人的一类。这个时候，天子正想凭借士马的众多，炫耀将帅的勇猛，高视天下，慷慨有制服夷狄的心意。然而担心军队供应不足，流民庸工没有恢复，想见到有奇谋的人，来发扬皇上的明察，大概有些日子了。而宇文融揣摩皇上的旨意，叩关求见，天子移席向前接见他，恨得到他太晚。话从宇文融口中说出，策略符合主上的心意，不出几年之中，独自立于群臣之上。没有德行而享受俸禄，最终因此败亡。不久天子正从事四夷之事，国家用度不足，多认为宇文融有才能，追悔当初。于是杨崇礼又因善于计算财帛而被宠幸，但他廉洁谨慎自守，与人无害，所以能得以善终。宇文融死后十多年，才开始任用韦坚以及杨崇礼、杨慎矜，他们都以计算财利、兴办功业来迎合君主，依仗权势相互倾轧，被天下人耻笑。而王鉷、杨国忠威震海内，尤其暴虐强横，人们反而思念宇文融了。大凡这几个人，少的兼任几个使职，多的兼任二十个使职，判官佐使，遍布天下。客户比过去多一倍，主管部门守在那里取决于他们，只是充数而已。四十年间，被灭族的有五家，抛弃人命、招致祸害，难道是天道吗？先王治理百姓的制度，已经富足就聚集他们，用来兴办利益；节俭就分散他们，用来消除祸害。所以取多补少，衡量事物平均施予。到了后代，也能治理。《礼记》说：“粮仓充实才知道荣辱。”人如果不足却可以治理的，从古到今，没有过。看这几个人的意思，想要竭尽百姓的财货，利用君主的欲望，耗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应国家，窃取王者的权柄来谋取私利，张开他们的长嘴，来鼓动天下。于是权柄归他们掌握，利益出自他们的胸臆，呼吸之间、手指目顾之间，车船在万里之外沸腾奔涌。诡诈既然施展，拱手而取得公卿之位，窃取富国安人的名义，系着青色绶带、拖着紫色印绶作为实利，名和实不是相违背吗？况且君主以安民为忧虑，而宇文融之辈扰乱了他们；百姓以丰财为利，而宇文融之辈竭尽了他们；向来认为有利的，难道不是相反了吗？而这几个人正自以为有功不让，坐享富贵，斧钺已经在他们身后，却说自身安稳如泰山。等到他们死时，剁成肉酱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难道不愚蠢吗？唉！凭玄宗的才能功业，作为中兴之君，奸臣一句话，利益打动了英明的主上，韦坚等人窥见其余波，不顾万死的原因，是贪图爵禄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展示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