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論下】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慎，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

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於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謂是非之公也。

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討，其跡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跡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於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嚐。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弑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嚐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為弑君，則止決非不嚐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

難者曰：「然則盾曷為復見於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

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弑君叛逆，是大恶！这种罪过无法赎免，对于人伦不能容忍，在法律上不可赦免。法律施加于人，即使小罪也一定要慎重，何况施行大法而加之于大恶呢。既然已经施加了罪名，又随即赦免，那就是自己轻侮自己的法律而人们不再畏惧。《春秋》运用法律，不会这样轻率。

三位学者解说《春秋》记载赵盾因为不讨伐贼人，所以给他加上了大恶的罪名，后来因为赵盾并非实际弑君，就又在经文中出现，以表明赵盾无罪。这是随即施加又随即赦免罢了。认为赵盾没有弑君之心吗？那怎么可以轻易把大恶加给他？认为赵盾不讨贼，情理上可以责备而应该加罪吗？那么他后来顽固地不曾讨贼，既不改过以自我赎罪，为什么突然赦免，使他等同于无罪之人？这在进退两方面都说不通，这不是《春秋》的意思。赵穿弑君，是大恶。赵盾不讨贼，不能为君主复仇，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比较也可知。即使赵盾可以责备，然而赵穿怎么能免罪呢？如今赦免首恶为善人，使无辜者承受大恶之名，这决然知道不是这样。《春秋》的法则，使作恶者不得侥幸免罪，疑似者有所辨明，这就是所谓是非的公正。

根据三位学者的说法：起初，晋灵公想杀赵盾，赵盾逃走而免祸。赵穿，是赵盾的族人，于是弑君。而赵盾不讨伐，他的形迹涉嫌参与弑君。这是疑似难明的事，圣人尤其应当寻求实情、责求事实来弄明白。假使赵盾果然有弑君之心吗？那自然罪在赵盾，不能说他是为守法而承受恶名并称赞他贤德。假使果然没有弑君之心吗？那就应当为他辨明，必须先正赵穿的罪恶，使罪责有所归属，然后责备赵盾放纵贼人，那么赵穿的大恶不可侥幸免罪，赵盾的疑似形迹得以辨明，而不讨贼的责任也不能推辞。这样，是非善恶就明白了。如今作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这决然知道不是这样。如果说赵盾不讨贼，有希望弑君之心，与亲自弑君相同，所以宁可舍弃赵穿而归罪赵盾。这是逆诈用情的官吏矫激的做法，不是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的法则。孔子忧虑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即使旧史如此，他肯听从而不纠正吗？他肯听从并称美，又教人越境逃避恶名吗？这可知是谬传。问的人说：“那么夷皋是谁弑的？”回答说：孔子所记载的是对的，赵盾弑了他的君主。

如今有一个人，父亲病了，亲自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个人，父亲病了而不亲自进药。而两位父亲都死了。又有一个人，拿着刀而弑父。让官吏审理，这三个人，他们的罪相同吗？说：“即使是庸吏也知道不能相同。亲自进药而不知尝药的人，有爱父的孝心而不熟习礼，这是可哀的，是无罪之人。不亲自进药的人，确实不孝了，虽然没有爱亲之心，然而没有杀父之意，让善于审理案件的人来判，还应当与拿刀者不同科。何况以亲自进药的孝，反而与拿刀者同罪呢？这是庸吏也不做的。那么许世子止确实不尝药，孔子决不会记载说弑君，孔子记载为弑君，那么止决不是不尝药。”责难的人说：“圣人借止来垂教罢了。”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借止来垂教，不过是想让人知道尝药罢了。圣人一句话明白地告诉人，就是万世的法则，何必给孝子加上大恶之名，而尝药的事最终不见于文字，使后世只知道止是弑君，而不知道药应当尝。教化未能垂示而已使人陷于大恶了，圣人垂教，不会这样迂阔。果然说责备止，不会这样苛刻。”

责难的人说：“那么赵盾为什么又在经文中出现？许悼公为什么记载安葬？”回答说：“弑君的臣子不出现在经文中，这只是三位学者的说法，果然是圣人的法则吗？悼公的安葬，又怎么知道不是因为不讨贼而记载安葬呢？从止以弑君出现在经文中，四年后，吴国打败许国军队，又过了十八年，当定公四年，许男才出现在经文中而不称名。许国在经文中的记载简略了，止的事迹，无法得知。”

责难的人说：“三位学者的说法，不是他们臆造出来的，他们从所传的学问中得到如此。那么所传的都不可信吗？”回答说：“传闻怎么可以完全相信？《公羊传》、《穀梁传》以尹氏卒为正卿，《左传》以尹氏卒为隐公之母，一个认为是男子，一个认为是妇人。从所传中得到的竟是这样，这可以完全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