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問進士策四首】

类型：古籍独立作品
作者：欧阳修
体裁：poem

## 原文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跡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民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玄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遊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鴝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啟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跡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跡，治跡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跡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跡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跡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跡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跡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跡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跡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跡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幹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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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译文

问：孟子认为井田不平均，谷禄就不公平，经界既然端正，那么分田、制禄就可以坐着安定下来了，所以说“仁政一定从经界开始”。这是三代井田的制度。从周朝衰败到现在，田制废弃而不恢复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凡是统治天下国家的人，他们善于治理的痕迹虽然不同，但他们的文章、制度、礼乐、刑政未尝不效法三代，唯独对井田制度废弃而不采用，难道是它不可用吗，难道是惧怕它困难而不做吗？然而这也不妨害他们治理好。仁政果真从经界开始吗？不可用与难做的，果真是万代的通法吗？王莽曾经依照古制更改民田的名称，而天下的人愁苦怨恨背叛，最终一起起兵灭亡了他。王莽加在人们身上的恶政虽然不止一项，而更改田制，当时民众特别认为不便。唉！孟子所优先主张的，后世都不采用却能治理好，采用了而民众特别愁苦怨恨背叛认为不便，那么孟子称它为仁政，可以吗？《记》说：“不同世代不同时期，不相沿袭。”《书》又说：“做事不效法古人，就没有听说能成功的。”《书》、传的话，如此相违背，那么听从谁呢？孟子，是世人所师法的。难道他拘泥于古代而不通晓后世吗？难道他是所说的迂阔吗？不是这样的话，将有说法。从三代之后，拥有天下的没有比汉、唐更兴盛的。汉、唐的治理，与三代相比怎么样？他们民田的制度、税赋的等差又怎么样？其中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又怎么样？都希望听到详细情况。

问：孔子不谈论怪异，写在先前的话中，因为它对事情没有益处而迷惑人。然而《书》记载凤凰来到舜时，《诗》收录玄鸟生商，《易》称黄河洛水出图书，《礼》记载龟龙游于宫沼。《春秋》明辨是非而匡正王道，“六鹢”、“鸲鹆”，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二《南》以后妃为本功德，“麟”和“驺虞”，难道是妇人而来感应吗？从前孔子看见制作俑的人，叹息他不仁，认为开启了用殉葬的先端。何况六经是万世的法则，却容纳异说，自己开启源头。从秦、汉以来，诸儒所述，荒虚怪诞，无所不有。推究它们的来源，大概有渐近的过程吧？没有的事却书写它，圣人不做。即使确实有，书写它没有益处而有害，不写也可以。然而书写它也有用意吗，或者不是圣人所书写的吗？我都不能明白，只有博辩明识的人详细研究。

问：为政的人追求名声呢，还是沿袭事迹呢？三代的名，是正名；它们的事迹，是治迹。所谓名，是万世的法则；迹，是万世的制度。正名立制，说话顺当事情成功，然后根据名迹来考察实际，那么文章事物鲜明无不完备了，可以说兴盛啊！董仲舒认为三代质文有改制之名而无变道之实，这是对的。自从秦放纵它的暴虐，灭亡废弃古典，然后三代的名与迹都变易而丧失它们的实际，难道是所说的变其道吗？然而从秦到现在，一千多年，有时治有时乱，它们废兴长短的形势，各由人为造成罢了。沿袭秦的名不可改，三代的迹不可复，难道是道理自然如此吗？难道三代的制度只限于三代，而不可施行于后世吗？王莽寻求它的迹而恢复井田，宇文寻求它的名而恢复六官，二者本来是昏乱败亡的国家。那么孔子说“为政必也正名”，孟子说“为政必始经界”，难道是空话吗？然而自秦以来，治世之主接近三代的，唐太宗而已。他的名迹本来未尝恢复三代的一二，而他的治理却接近三王，难道是所说的名迹不是这个意思吗？难道舍弃名与迹而直接考察实际吗？难道孔、孟所说的有旨意，而学者没有深入考察吗？请斟酌古今的适宜与它们的异同来回答。

问：古代取士，上下交相等待来成就其美。如今取士，上下交相损害，想要成事，可以吗？古代的士，教养有素而进取有渐。上对下的礼遇丰厚，所以下自守的操守重。上不丰厚礼遇不能得到士，士不自重不能在上面前见礼。所以有国的人，在朝廷设置爵禄、车服、礼乐，来等待其下；为士的人，在家修仁义、忠信、孝悌，来等待其上。在朝廷设置的，知道下能符合其期待，就更加丰厚；在下位的，知道上不薄待自己，所以更加自重。这难道不是交相成就其美吗？后世的士则相反。上对待其下，认为他们是求利而进罢了，虽然有爵禄的设置却每天防备，来革除进取的滥行。下看其上，认为即使自重，上谁知道我，不自进就不能通达。因此上对待其下更加薄，下自守的更加不重而轻。唉！在上的人想得到人才，在下的人想施行其道，可以得到吗？推究三代取士的制度如何？汉、魏到现在，其变制又如何？应该逐一详细说明。制度丧失其根本，导致反古，应当从何时开始？如今的士都学古通经，稍知自重了；而上对待他们的礼遇，没有加厚。噫！是由上丰厚，然后导致下自重呢？还是必须下自重，然后上礼遇丰厚呢？二者两不先做，其势又怎能合呢？应该详细陈述它们的本末与可以施行于今天的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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