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水災狀】

右臣伏睹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辭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對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維，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於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眾，未來而可尤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眾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眾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說也。

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眾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輪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襄，靜默端直，外柔內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眾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跡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計也。若量沾恩澤、稍升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眾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

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恤，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為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恤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為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准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臣近日看到朝廷降下手诏，因为水灾成为变异，使圣上忧虑。既然天子已表现出罪己之言，百官应当没有安逸之意，但应诏言事的人还很少，也没听说有什么施行。难道是进言者不足采纳吗，还是将没有人进言呢？难道是有言而不能用吗？如此则上有诏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都是空话罢了。臣听说：“顺应天意要用实事而不是虚文，感动百姓要用行动而不是言语。”臣最近有实事应对诏命，私下认为水进入国门，大臣奔走，淹浸社稷，破坏都城，这是天地的大变异，恐怕不是小有作为可以消弭的，因而为陛下陈述一两大计。但言狂计愚，不足以感动圣听。臣日夜思考，当今的弊病，纲纪的败坏不是一天，政事的失误不是一端，水灾至大、天谴至深，也不是一件事所造成的。灾谴如此，而祸患相应于后的，又不是一句话可以预测的。因此已往而应当补救的弊病很多，未来而可忧的祸患无边，也不是只责成二三大臣所能拯救的。况且自古天下的治理，必须与众多贤人共同进行。《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尚书》记载尧舜之朝，一时同列的，夔、龙、稷、契之流二十多人，这只是其中大的，百官在位，无不是贤人。如今要救大弊、消弭大患，如臣前面所陈述的一两大计既未实行，而又不思求众贤，以济庶务，那么天变何以堵塞，人事何以修明？所以臣又敢进用贤之说。

臣才识愚暗，不能知人，但众人所知道的，臣也知道。臣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从贫贱时就显著；谠言正论，在朝廷闻名。自从列于侍从，多有补益。当今天灾人事非贤不能济时，包拯因小故，被弃于远地，这是议论者所惋惜的。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襄，静默端直，外柔内刚，学问通达，好像不能说话的人。至于见义必为，可说是仁者之勇。这是朝廷之臣，不是州郡之才。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故相夷简之子，清静寡欲，生长富贵而淡于荣利，识虑深远，文学优长，都可过人而喜欢自晦沉默，这是左右顾问之臣。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当时之才的用处，所谓无施不可的人。这四位臣子，是难得之士。包拯因小过被弃，那三人进用退隐与众人无异。这都是世人所知道的尚且如此，臣因此知道天下广大，贤材沦没于无闻的不少。这四位臣子，名迹已著，伏乞更广加询访采纳，紧急加以进用提拔，置于左右，必有裨补。凡臣所说的，是希望陛下听其言，用其才，以济时艰罢了，不是为那人私计。如果仅仅沾恩泽、稍升差遣之类，正好足以为那人的累赘，也不是臣荐贤报国的本心。臣见近年变异不止水灾，谴告叮咛，无所不有。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话极对了。伏惟陛下恳切诏令大臣，深图治乱，广引贤俊，与共谋议。未有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治的，这也是救灾消患的一件大事。

臣又见京东、京西都有大水，都应当存恤，而唯独河北遣使安抚，两路遂不差人。或者说就近委任转运使，这就是只虚作行遣罢了。两路运司只见河北遣使，便认为朝廷之意有所重轻，以为不遣使的路分，不是朝廷忧恤的急事。兼又放税赈救，都耗费运司钱物，于彼不便。兼又运使未必都得其人，其才未必能救灾恤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职事，又怎能专意抚绥？所以臣以为虚作行遣罢了。伏乞各差一使，在这两路安抚，虽然不能大段有物赈济，至于兴利除害，临时措置，更易官吏，询求疾苦，事既专一，必有所得，与就近委任运司相比，其利百倍。又听说两浙大旱，赤地千里。国家运米，仰赖东南。今年灾伤若不赈济，则来年不只民饥，国家之物也自阙供。这不可不留心。臣听说三司今年京师粮米已有二年备准外，还有三百五十万余未漕运之物。今年东南既旱，则来年少纳上供，这未漕之米确实不可不惜，但稍停以济急，时亦未有所阙。欲下三司勘查，若实如臣所闻，则乞量停五七十万石物与两浙一路，令及时赈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贷，他时米熟，不妨还官，然而所利甚博。这不是消灾之术，也是救灾的一端。臣愚狂妄，伏望圣慈特赐裁择。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