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論】

类型：古籍独立作品
作者：欧阳修
体裁：poem

## 原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

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已。

今之務眾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係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者，莫先乎立制。製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製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強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眾，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

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三年而一遍，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愧，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群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

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兵之敢驕者，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製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在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

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荊潭，天下分為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為用，尚何敢製？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敝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製，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據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製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於今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歎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 白话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本有末，治理国家有先有后。尧、舜的书籍简略了，后世的治理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的，因为他们推究本末而知道先后。三王的治理，以理数均平天下，以爵位土地等分邦国，以井田划分民众，以职事任命官员。天下有定数，邦国有定制，民众有定业，官员有定职。使下面供奉上面勤劳而不困乏，上面治理下面简省而不劳苦。财用充足而可以防备天灾，军队足以抵御祸患而不至于成为祸患。凡是这些都具备了，然后修饰礼乐、兴办仁义来教导他们。因此他们的政令容易推行，他们的民众容易驱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就了。虽然有荒淫子孙继承，还能七八百年而后才结束。

三王的治理，难道有别于人吗？财货必定取于民众，官员必定以俸禄供养，禁止暴乱必定用军队，防备民众必定用刑罚，与后世的治理者大抵相同。然而后世常多乱败，而三王独能安全，为什么？三王善于推究本末，知道先后，而做得有条理。后世拥有天下的人，谁不想安定且治理好呢？用心更加劳苦而政事更加不成，恐惧不安常怕乱败到来，却往往到来，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推究本末，不知道先后罢了。

如今的事务多了，所应当先做的有五件。其中两件是有关部门知道的，其中三件则是没有思考过的。满足天下的用度，没有比财更先的，关系天下的安危，没有比兵更先的，这是有关部门知道的。然而财丰足了，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面更加困窘而上面更加劳苦。兵强了，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横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没有比立制更先的。制度已经具备，兵已可使用，财已足够用，所以共同守持的，没有比任人更先的。因此均平财而节制兵，立法来制约，任贤来守法，尊名来激励贤，这五者相互为用，是拥有天下者的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所忽略的。如今四海之内并非有乱，上面的政令并非暴虐，天时水旱并非有大变故，君臣上下并非不和。以安然至广的天下，没有一丝间隙的端倪，而南夷敢杀天子的命吏，西夷敢有崛强的王，北夷敢有抗礼的帝，为什么？人口之数日益众多，土地之产日益广大，公家之用日益急迫，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为什么？因为五者不备的缘故。

请试着说其中一二。如今农民趋向耕作，可说是劳苦了；工商从山泽取利，可说是勤勉了；上面征收赋税、专卖交易、商利之臣，可说是纤悉而无遗了。然而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间，则天下公私乏绝。这是无事之世，民众没有一年的储备，而国家没有数年的积蓄。因此知道财的不足。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使之赴汤蹈火。如今厢禁之军，有关部门不敢役使，必不得已而暂时用之，则称之为借倩。那些兵相互说官倩我，而官府的文符也说倩。赏赐是用来酬劳的，如今因为大礼的缘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百万，有关部门不敢缓月日之期。兵得赏赐，不以无功知愧，却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群聚而呼，持梃想击天子的大吏。无事之时还如此，因此知道兵的骄横。

财用全部拿出而仍不足的，因为没有定数。兵敢骄横的，因为用之未得其术。因此知道制度的不立。财匮兵骄，法制未一，而没有人奋然忘身许国的，因此知道不在任人。不任人，并非没有人。他们或挟材蕴知，只因当时正厌恶人之好名，各自藏畜收敛，不敢奋露，惟恐近于名而犯时人所恶。因此人人变贤为愚，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讥疾，遂使天下之事将弛废，而没有人敢出力以为之。这是不尚名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祸患。所以说五者都废了。

前日五代之乱可说是极点了，五十三年之间，换了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的八，长的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五代之主难道都是愚者吗，他们的心难道乐祸乱而不想为久安之计吗？只是他们的力量有不能为的，是时势。当是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绕。以至狭的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据，那些君天下的，大抵都是立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因此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以残弊的民人，赡无赀的征赋，头会箕敛，犹恐不足，尚何说节财以富民？天下的形势方如破屋，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圜矩方而为制度呢？因此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如今宋之为宋，八十年了，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说有资者其为之容易。如今承三圣的基业，据万乘的尊名，以有四海一家的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说乏财。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说乏兵。中外的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择，不可说乏贤。民不见兵革于今近四十年了，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说无暇。以天子的慈圣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的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的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的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的治。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于五代之时，这很可叹。这是所谓居得致之位，当可致之位，当可致之时，又有能致的资，然谁惮而久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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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文忠公集》 · 卷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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