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係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係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牴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台》、《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於眾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吳季劄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後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己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而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舍簡而從迂，舍直而從曲，舍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

餘於《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餘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根据郑氏《诗谱》，《周南》、《召南》说周文王接受天命在丰地建都，于是分出岐邦、周邦，把周、召的城邑作为周公旦、召公奭的采地，让他们在自己所管辖的六州之国施行先公太王、王季的教化，那里的百姓蒙受二公的德教尤为纯正。到武王灭纣，巡行天下，陈献那些诗给太师，按国分列，其中得到圣人教化的系于周公，称为《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系于召公，称为《召南》。今以诗义考察，都不相合，而作这种解说的人又自相矛盾。

所谓蒙受二公的德教，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行的太王、王季的德教罢了。今《周南》、《召南》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都是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都是夫人之事，夫人就是太姒。《麟趾》、《驺虞》，都是后妃、夫人德化的感应。《草虫》、《采蘋》、《殷其雷》，都是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都是说文王的教化。大概这二十二篇诗，都叙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说召伯听讼，《何彼秾矣》是武王时的诗，哪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的德教呢？这是以《谱》考察诗义，都不能相合的地方。

《谱》说得到圣人教化的，指周公，得到贤人教化的，指召公，说旦、奭共同施行先公的德教，而他们所施行的自有优劣，所以用圣贤来区别罢了。今诗所叙述的既然不是先公的德教，而二《南》都是文王、太姒之事，没有优劣，不能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从自家施及国，都是他们夫妇亲身实行，以化育下属，久而久之改变纣的恶俗，成就周的王道，而显现在歌诵中罢了。大概《谱》说先公的德教，周、召二公未曾施行，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的教化，二公也不能参与，那么郑《谱》之说，左右都不能相合。

后世治郑学的人，又说《谱》说圣人教化的是文王，贤人教化的是太王、王季。然而《谱》本来说二公施行先公的教化，起初不及文王，那么治郑学的人又自相矛盾了。

今《诗》的《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之风，所以系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之风，所以系于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叙述，一个太姒罢了，为什么是后妃？为什么是夫人？二《南》之事，一个文王罢了，为什么是王者？为什么是诸侯？那么《序》都讲不通。又不说明作诗的时代，大概自孔子去世，众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去其旨意，《诗》以讽诵相传，五方风俗不同、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所以对于六经的失误，《诗》尤其严重。《诗》三百余篇，作者不是一人，所作不是一国，先后不是一时，而年代久远失去传承，所以对于《诗》的失误，时代尤其严重。周的德行在文王、武王时兴盛，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不一，有的是当时所作，有的是后世所述，所以对于时代的失误，周诗尤其严重。自秦、汉以来，学者的说法不同很多，不只是郑氏的说法。

从前孔子曾谈论《关雎》了，说“哀而不伤”，太史公又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都认为是康王政衰时的诗，都与郑氏的说法意旨不类。大概曾以哀伤为言，由此说来，说《关雎》是周衰时的作品近乎正确了。周之为周，远自上世积德累仁，到文王时兴盛，征伐诸侯中不服从的，天下归附的三分有其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所叙述。大概其功业盛大，积累的勤勉，其由来久远了，其盛德覆盖天下的不是一件事。太姒，是贤妃，又有内助之功罢了，而谈《诗》的人过分称述，于是以《关雎》为王化之本，认为文王的兴盛，自太姒开始，所以对于众篇所述德化的兴盛，都说后妃的教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的祥瑞，也认为是后妃功化兴盛的效验，所以说“《麟趾》，《关雎》的感应”，“《驺虞》，《鹊巢》的感应”。多么过分的论断啊？王者的兴盛，岂专由女德，只是其后世因妇人而导致衰乱，那么应该思考其当初有妇德的帮助以兴盛罢了。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这是《关雎》之所以作。其思彼之辞很美，则哀伤之意也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说“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个。司马迁对于学问，杂博而无所选择，然而他离周、秦未远，其说法必有老师宿儒所传，他说“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从何得到这话，我有取于此。

从前吴季札听鲁乐歌唱《小雅》，说：“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吗？犹有先王的遗民在。”而太史公也说：“仁义陵迟，《鹿鸣》刺焉。”那么《小雅》，也是周衰时的作品。《周颂·昊天有成命》说：“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是文王、武王。那么成王，是成王，犹如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那么《昊天有成命》应当是康王以后的诗，而毛、郑之说认为《颂》都是成王时所作，于是以“成王”为成就这王功，不敢康宁。《执竞》说：“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是成王、康王，犹如文王、武王称为文、武罢了。那么《执竞》，应当是昭王以后的诗，而毛认为“成大功而安之”，郑认为“成安祖考之道”，都认为是武王。根据诗的文字，只说“成康”罢了，而毛、郑自己出意，各以增就已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呢？《噫嘻》说“噫嘻成王”的，也是成王。而毛、郑也都认为是武王，由于信其己说以为《颂》都是成王时所作。诗所谓成王的，是成王，成康的，是成王、康王，岂不简单而直接呢？而毛、郑之说岂不迂回而曲折呢？认为是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而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而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辩，因为离诗的时代远，茫昧而难明。

我对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因为其说合于孔子之言。若《雅》、《颂》，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毛、郑的失误，患在自信其学而曲成其说。若我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然而见其失误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我的说法得以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明白者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