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正論

志愔担任大理正，上奏说：法令，是人的堤防，堤防不正，那么人就没有禁束。我私下看到大理寺的官僚，大多不奉行法令，把放纵罪犯当作宽恕，把遵守法律条文当作苛刻。我滥竽充数执掌刑法，实在怕被众人诽谤。我常常撰写《应正论》，来显示微小的志意，于是献上它。那论说：

曾经读《易经》读到《萃》卦：“利于见大人，亨通，聚以正也。”六二爻：“引吉，无咎。”注说：“处在萃聚的时候，体性柔顺而居位适当，处于坤卦之中，自己独居正位，与众人相殊。操行不同而聚合，民众多邪僻，独自守正的人危险，不能改变自身来远离祸害，所以必须被引荐，然后才吉而无咎。”王肃说：“六二与九五相应，都履行贞正，引就是迎，被吉所迎，有什么咎呢？”我未尝不放下书而叹息说：“居中履正，是事情的常体，被引荐而无咎，道也应该是这样。”

有客人听到而迷惑，于是对我说：“如今主上文明，天下治理安定，您屡次掌管典章法纪，不务求与人和同、处正的志向，虽然存有被引荐的吉，难以在自己身上施行，我私下害怕。”我敛起衣襟走下台阶，作揖谢客人说：“补缀衮衣的遗阙，以直言为己任，以蒙昧养正，被引荐获得吉，应对此道，仁哪里远呢？从前皋陶谋议虞舜，登朝作士，设教理训，开物成务，因此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恃恶不改就施刑，故意犯罪即使小也不赦。于是舜赞美他的事说：‘你明于五刑，以辅佐五教，期望我治理刑罚，期望无刑之人，合于中正之时，这才功绩盛大啊！’所以孔子赞叹其政说：‘舜举用皋陶，不仁的人就远离了。’这难道不是明君执法、大人被引荐的应验吗？季孙行父事奉君主，举发窃宝的罪过，黜免受邑的赏赐，明善恶而纠察邪恶，议论僭越党羽以堵塞违逆，在虞舜的功绩中，居二十分之一。主司得以施行其道，当时的君主不以此为嫌，这难道不是自己独居正位、引吉（一作应正）而无咎吗？在棠地观鱼，臧伯正色进谏；贿赂的鼎在庙中，哀伯直言抗词：进言的人得以尽忠，听到的人不加罪。所以《春秋》称赞臧氏的正说：‘积善之家，必有馀庆。’这难道不是操行不同而聚合、引吉所导致的吗？魏绛理直，晋侯于是恢复其位；邾人言辞顺理，赵盾不讨伐其国：这难道不是正体未变、被吉所迎吗？在上者垂拱而治，臣下守制，如果正应乎上，就引吉于下，而中士闻道，若存若亡，在胸中交战，（一作谲正之门），在语默之境怀疑，怕独自守正而无人引荐，忘了这正必定亨通。唉呀！行己立身，居正践义，其动也直，其止也方，只与正直相与，何往而不利？

怎么证明呢？《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说：‘直就是正。方就是义。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则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写《释私论》，曹羲著作《至公论》，都以崇尚公义激励世俗，抑制私心事奉主上，一句话可以概括，归于体正而已。《礼记》说：‘刑就是侀，侀就是成，一成而不可变，所以君子尽心焉。’如果以喜怒控制刑罚，轻重设立比附，这就是桥前惊马，迎合旨意论人，苑中猎兔，顺从欲望废弃法律。理有违背而合于道，物贵在和而不同，不同而（一作之）和，正就在其中了。从前任延为武威太守，汉帝告诫他说：‘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回答说：‘臣听说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不是国家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诏。’任延雅正的奏对，汉帝肯定其正言。这就是归正不回，违背旨意顺应义，不因忤逆心怀而被忌恨，这也是违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见梁邱据说：“据与我和吗？”晏子说：“这是同，不是和。和，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如今据，君甘也甘，所谓同，怎能算和。”由此知道用盐梅调羹，才适合平心之味；献可否而论道，才恢弘正体之节：等待引正而遵度，所以说物贵和而不同，刘曼山辨和同之义，有旨意啊！如果以不同被非议，未敢听教诲。’

客人说：“和同背离训诫，已经听说了，援引成法而不变的人，难道是体恤狱事的宽宪吗？《书》说：‘御众以宽。’《传》说：‘宽则得众。’如果以严厉综理事物，不同于宽政了。”回答说：“刑赏二柄，只有人主操持，崇厚任宽，这是帝王之德。《慎子》说：‘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上也。然则非人臣之所操。’后魏游肇为廷尉时，魏帝曾私下敕令游肇，有所降恕，游肇执意不从说：‘陛下自己能恕，岂可让臣曲从呢？’由此知道宽恕是君道，曲从非臣节。有人未达此旨，不揣度其事务，把平刑当作严峻，将曲法当作宽，谨守宪章，号称深密。《内律》说：‘释种亏戒律，一日诛五百人，如来不救其罪。’难道说佛法残忍刻薄吗？老子《道德经》说：‘天纲恢恢，疏而不漏。’难道说道教凝峻吗？《家语》说：‘王者之诛有五，而窃盗不与此。’即行伪言辨之流；《礼记》也陈述四杀，破律乱名之谓：难道是儒家执禁、孔子深文吗？这三教用法的，所以明真谛、重元猷、存天纲、立人极。然则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齐众惟刑，百王所以垂范；折人以法，三后于是成功：所务掌宪决平，这是廷尉之职。《易》说：‘家人嗃嗃无咎，妇子嘻嘻终吝。’严于其家，可移于国。从前崔寔达于理体（一作无体字），而作《政论》，仲长统说：‘凡为人君，宜写《政论》一通，放在座位旁。’其大概说：治国者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然则称严的，不必窬条越制，凝纲重罚，在于施隐括以矫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罚轻无舍，人不易犯，防之难越的缘故。但人慢吏浊，伪积赃深，而日以宽理之，可以无过，何异于命王良御驷（一作駻），舍弃衔辔于奔踶；请俞跗攻疾，停药石于肤腠？正好见鞅（一作秋）驾转逸，膏肓更深，医人仆夫，有何功呢？”

又对我说：“成法的变更，只有帝王的命令吗？”回答说：“为什么这样呢？”从前汉武帝外甥昭平君杀人，因为公主之子，廷尉上请论刑（一无刑字），左右为他说话。武帝垂泪叹息说：‘法令，是高帝所造，用亲故挠乱先帝之法，我有何面目入高庙呢？又下负万人。’于是批准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为并州总管，因奢纵免官，仆射杨素说：‘王是陛下爱子，请舍其过。’文帝说：‘法不可违。如若如公意，我是五儿的父亲，不是兆人的父亲，何不别制天子儿律呢？我怎能亏法？’终究不许。这是帝王操法，合于礼经不变之义，何况秋官典职，司寇肃事，而可以变动吗？我皇睿哲登宸，高视岩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辑穆庙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华，庶绩其凝，众工咸理，聚以正也。我幸利见大人，引其吉，期望养正于下位，中正是托，你怕什么呢？君子百行之基，出处二途而已：出则策名委质，行直道以事君，进善纳忠，仰泰阶而缉政，谔谔其节，思为社稷之臣，蹇蹇匪躬，愿参柱石之任；处则远辞征召，高谢公卿，孝友扬名，是亦为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贞：行藏事业，心迹斯在。至于水中泛泛，天下悠悠，执驭为荣，埽门自媚，拜尘邀势，括囊守禄，从来长思，以为深耻。”客人于是逡巡不对，遂无以问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