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說，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範寧亦云義以必當為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

魯僖之十六年：「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於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

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眾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誌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鴝鵒來巢」不書幾鴝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鴝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周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曰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依据天道，沿循人事，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这是《春秋》写作的做法。引述其他学说，攻击异端，肯定所肯定的，否定所否定的，这是三《传》的不同之处。至于上揣度天意，下验证人情，推究极隐微之处以探求万事的本原，垂示将来以树立一王之法，没有比《春秋》更接近的了。所以杜预认为经是不可改易的书，范宁也说义理必以恰当为准则。然而至于一经的旨意，三《传》说法不同，肯定这个否定那个，学者对此疑惑。

鲁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左氏》解释说：“石从宋地陨落，是星。六鹢退着飞，是风。”《公羊》又说：“听见它硜硜的声音，看它则是石，仔细看则是五，所以先说石而后说五。看它则是鹢，慢慢看则是退着飞，所以先说六而后说鹢。”《穀梁》的意思，又说先后的数目，是聚散的辞语，石、鹢尚且详尽其辞，何况对于人呢？《左氏》则辨别其物，《公》、《穀》则明察其意。唉！难道圣人的旨意不一致吗？还是后来的学者有偏见呢？为什么如此纷乱呢。

况且《春秋》记载二百年的行事，阴阳的变化显现，灾异的显著传闻，推究其结局，各有条理。况且《左氏》把石当作星，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如果所陨落的是星，那么应当星陨落而成为石，为何不说是星而直接说陨石呢？至于大水、大雪，作为异常必定记载。如果因为小风而鹢自己退飞，就不是风的力量了。如果是大风而使它们退飞，那么众鸟都会退飞，岂独退鹢呢？成王的风有拔树的力量，也没听说使飞鸟退飞。如果风能使鹢退飞，那就是超过成王的风了，而唯独经不记载说大风退鹢吗？以《公羊》的意思，是说数石、看鹢而排列其言辞。况且孔子生在定公、哀公之间，离僖公五世了，当石陨、鹢飞之际，是宋人次列于旧史，那又不是仲尼善于记述了。况且仲尼隔数世修经，又怎能亲自数石而看鹢呢？《穀梁》认为石后说五、鹢先说六，是因为石、鹢是微物，圣人尚且不差先后，以谨慎记其数目，那么对于人的褒贬可知了。至于“西狩获麟”不记几头麟，“鸲鹆来巢”不记几只鸲鹆，难道唯独谨慎记石、鹢，而忽略麟、鸲鹆吗？如此，那么仲尼的志意就荒疏了。殊不知圣人记载灾异，昭著劝戒而已，又何必区区谨慎于数目呢？一定说谨慎物察数目，人人都能做到，不是唯独仲尼而后可以做到。

唉！三家的说法，一无是处。而周内史叔兴又说是阴阳之事，不是吉凶所生。况且天裂为阳，地动为阴，有阴陵阳就说日蚀，阳胜阴就年旱。阴阳的变化，出现为灾祥，国家的兴亡，由此而作。既说是阴阳之事，谁说不是吉凶所生呢？那不也又更过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