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為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係者，未為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為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為，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為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為相，後之人言為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醜、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為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醜，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為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製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醜、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為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问：古代的人作诗，也是因为时代的得失，把郁积在内心的情感，通过咏歌抒发出来罢了。一个人的咏歌，欢乐悲愁所关联的，似乎并不算重要。然而子夏为《诗》作序，却说“感动天地、感通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的”。《诗》的语言，果真足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吗？

问：古代的圣人没有比得上舜的，贤能而接近圣人的没有比得上颜回的。孔子称虞舜不可企及，而颜氏大概差不多接近了。至于他称舜所做的，则说“好问而好察迩言”罢了；称颜氏的好学，则说“不迁怒，不贰过”罢了。既然如此，像这样，就是不可企及与差不多接近吗？

问：汉宣帝中兴，丙吉、魏相为相，后世的人说为相贤能的必定考察他们，应该是有兴盛树立的功业显扬于世的。等到看他们的纪传，也没有别的功德，为相只有《明堂月令》一章，吉祥之事大概而已。不知道丙吉、魏相之所以被后世称为贤相的原因，能够看到吗？

问：子、丑、寅，是三代的正月，孔子为什么独独实行夏代的时间？解说的人说：“夏代的时间质朴。”忠、质、文，是三代的政教，孔子为什么独独说遵从周代的文？假使夏代的时间是正月，那么商代、周代的时间就不是正月吗？周代的政治崇尚文，那么夏代、商代的政治就没有文吗？周代以子月为正月，那么现在的冬十一月就是春正月；商代以丑月为正月，那么现在的冬十二月就是春正月。把冬十一月、十二月作为春正月颁行天下，而教导百姓做事，岂不是与天时相违背吗？君臣和睦、父子相爱、兄弟夫妇相互悌顺，这是文的根本；用仁来守持、用义来制约、用礼乐来调和节制，这是文的完成。假使夏代、商代没有文，那么夏代、商代的时候，就没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制度吗？解说的人说：“三代的正月，都是相同的。子、丑、寅，出于后世儒者的妄说；忠、质、文，也出于后世儒者的妄说。”假使果真出于后世儒者的妄说，那么孔子怎么会有实行夏时、遵从周文之说？

问：周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号称万乘，万乘的马都具备，又有十二闲的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定都各有车马，车马难道不多吗？千里之地，作为田地有多少，其中牧养的土地又有多少，而能容纳像这样多的马吗？千里之地，作为田地有多少？马的法度又怎样？现在天下广大了，常常苦于没有马，难道古代善于养马而现在不善于吗？应该有说法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