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的大义明白了，而传注的真伪自然就能辨别。《春秋》是什么义理呢？不过是尊崇周室、彰明法度、贬黜霸者、崇尚王道、褒扬善行、憎恶恶行罢了。王者治理天下，先用教化，接着用法令，再用赏罚来申明。这三者施行了，王政就能兴起、人心就能端正，而《春秋》就可以不作了。周室东迁以后，教化已经衰微，法令赏罚不能在全天下施行，于是诸侯互相吞并，仁义之道止息，如果没有圣人出来纠正它，那么天地恐怕几乎要止息了吧？所以说：“事迹止息、诗歌消亡，然后《春秋》才出现。”又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这就是《春秋》的义理。举出了它的纲领却没有涉及它的细目，断定了它的义理却没有详述它的案例，三《传》的写作怎么能少呢！可是有了传注，事情湮没不明的虽然少，义理隐晦不明的却更多了。因为传闻说法不同，各人凭自己的意见立言，而道理有不合的地方。汉代儒者又各自执守一家的说法来互相传授学习，于是使后世的人依据传注而误解经文，觉得经文所立的法度多不明确，赏罚多不恰当，而尊崇周王、树立教化的根本义理也就丧失了。程子说：“读《春秋》的人，应当用传注来考察经文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注的真伪。”朱子说：“孔子并非有意用一字来作褒贬，只是径直书写那件事，而善恶就清楚明白了。”元代新安俞氏著《春秋集传释义》，完全以程子、朱子为判断标准，参考啖助、赵匡等各家，再用自己的意见来折中，于是经义明白而传注的真伪是非判明得如同黑白一样。唉！汉、唐各位儒者只知道解释传注，不知道阐明经文，胡氏虽然阐明经义，却被时事激发，又多有附会，比起程子、朱子不穿凿而自然得到圣人本意的，大有差距。俞氏的书出现，可以补救胡氏的偏颇而阐发程子、朱子没有说尽的地方。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其中治乱兴衰的缘故，仁义与诈力的差异，贤者与不肖者被任用或舍弃，施行政事、发出命令的得失，足以作为人们鉴戒的，哪里数得完呢？只是经义不明白，而学术的害处有说不尽的。凭着圣人垂示训诫的经书，反而导致贻误后学的弊病，这就是俞氏的书不可不赶快向天下表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