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儒林下

沈重，字子厚，是吴兴武康人。他天性聪明颖悟，幼年时就成了孤儿，守丧符合礼节。长大后，专心研究儒学，不远千里跟随老师学习。于是博览群书，尤其精通《诗经》和《左氏春秋》。梁武帝想提高学官的地位，以推崇儒家教化。中大通四年，于是改革选官制度，让沈重补任国子助教。后来被任命为《五经》博士。梁元帝还在藩地时，非常赞叹欣赏他。等到即位后，就派主书何武迎接沈重西上。

北魏平定江陵后，沈重便留下来侍奉梁主萧察，多次升迁至都官尚书，兼任羽林监。萧察又让沈重在合欢殿讲授《周礼》。北周武帝因为沈重通晓经术、品行端正，就派宣纳上士柳裘送去书信以礼征聘，又敕令襄州总管卫公宇文直敦促劝说他出发，沿途供给，务必优厚。保定末年，沈重到达京城，诏令他讨论《五经》，并校定音律。天和年间，又在紫极殿讲解三教义理，朝廷官员、儒生、僧侣、道士到场的达两千多人。沈重言辞义理周全融洽，论辩清晰明快，凡是他的解释，都被众儒生所推崇。天和六年，被授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露门博士，仍在露门馆为皇太子讲授《论语》。建德末年，上表请求回梁朝，武帝下诏优待不答应。沈重坚决请求，才允许。武帝派小司门上士杨汪送他。梁主萧岿任命沈重为散骑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来京城朝见。开皇三年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隋文帝派舍人萧子宝用少牢之礼祭祀，追赠使持节、上开府仪同三司、许州刺史。沈重学问渊博，是当世的儒家宗师。至于阴阳图纬、道经、佛典，没有不涉猎的。著有《周礼义》三十一卷、《仪礼义》三十五卷、《礼记义》三十卷、《毛诗义》二十八卷、《丧服经义》五卷、《周礼音》一卷、《仪礼音》一卷、《礼记音》二卷、《毛诗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是河东猗氏人。侍奉继母非常谨慎，二十岁时喜好学习，背着书到河西跟随老师，讲习《五经》，日夜不倦。北魏永安年间，随军征讨，因功多次升迁至中散大夫。曾读书时，见到吾丘子，于是回家侍奉赡养。

孝武帝西迁后，樊、王两姓起兵，被北魏杀害。樊深的父亲樊保周、叔父樊欢周都被害。樊深因此避难，坠落山崖摔伤脚，断粮两夜。后来遇到一竹篮饼，想吃，但又想到继母年老瘫痪，或许免于被虏掠，于是没吃。夜晚爬行寻找，见到了母亲，就把饼给母亲。然后返回再次逃走，改名换姓，在汾水、晋水之间游学。学习天文和历算之术。后来被人告发，被囚禁押送河东。恰逢东魏将领韩轨的长史张曜看重他的儒学，邀请樊深到家中，因此得以逃脱隐藏。周文帝平定河东后，追赠樊保周为南郢州刺史，樊欢周为仪同三司。樊深回去安葬父亲，背土堆成坟。

不久于谨引荐他为府参军事，让他在学馆教授子孙。周文帝在东馆设置学校，教导诸将子弟，以樊深为博士。樊深经学渊博，每次讲解经书，多引用汉魏以来各家学说来解说。所以后生听他讲的人，不能明白理解，背后讥讽他说：“樊生讲书，门派太多，不可理解。”但儒者推崇他知识广博。他生性喜好学习，年老而不懈怠。早晚往来，常常骑在马上读书，直到马受惊把他摔到地上，摔伤肢体，也始终不改。后来被任命为国子博士，赐姓万纽于氏。天平二年，升任县伯中大夫，加开府仪同三司。建德元年，上表请求退休，诏令允许。朝廷有疑难问题，常常召他来询问。后来因病去世。

樊深既专攻经学，又读诸史及《仓颉篇》《尔雅》、篆书、籀文、阴阳、卜筮之书。学问虽然渊博，但拙于言辞辩论，所以不被当时人称道。撰有《孝经》《丧服问疑》各一卷。又撰有《七经异同》三卷。儿子樊义纲。

熊安生，字植之，是长乐阜城人。年少时好学，勤奋不倦。跟从陈达学习《三传》，跟从房虬学习《周礼》，师事徐遵明，多年潜心学习，后来跟从李宝鼎学习《礼》，于是博通《五经》。但专门以《三礼》教授学生，从远方来的弟子有一千多人。他讨论图谶纬书，搜集异闻。前辈儒生没有领悟的，他都加以阐发。北齐河清年间，阳休之特别上奏推荐他为国子博士。当时西朝已经推行《周礼》，公卿以下，多学习这门学问，有几十条积存已久的疑难问题，都没有人能详细辨析。天和三年，北周与北齐通好，兵部尹公正出使北齐。与齐人谈到《周礼》，齐人不能回答。于是让熊安生到宾馆，与尹公正交谈。尹公正有口才，熊安生话还没说到的地方，他就抓住要点突然提问。熊安生说：“《礼》的意义宏大精深，自有条理，一定要登堂入室看到奥妙，怎么能打乱它的先后顺序？只要能留心，我会按次序陈述。”尹公正于是问他的疑问，熊安生都一一解说，全都探究其根本。尹公正叹服。回来后，详细告诉武帝，武帝非常钦佩敬重他。

等到攻入邺城，熊安生急忙让人打扫门庭。家人感到奇怪而问他，熊安生说：“周帝重视道义推崇儒学，一定会来见我。”不久皇帝驾临他的宅第，诏令不准跪拜，亲自握着他的手，拉他一起坐下，对他说：“朕未能停止战争，因此感到惭愧。”熊安生说：“黄帝尚有阪泉之战，何况陛下奉行天罚呢！”皇帝又说：“齐氏赋税徭役繁重，竭尽百姓财力，朕要救民于水火，想革除这些弊政，打算把府库和三台的杂物分给百姓，公认为怎么样？”熊安生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散发鹿台的财物，发放巨桥的粮食，陛下这道诏令，与古代同样美好。”皇帝又说：“朕与武王相比如何？”熊安生说：“武王伐纣，把纣王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陛下平定北齐，兵不血刃，我认为陛下的谋略更优。”皇帝非常高兴，赏赐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第一区，并赐给象笏和九镮金带，其余物品与之相称。又诏令有关部门供给安车驷马，让他随驾入朝，并敕令沿途供给。到京城后，敕令他在大乘佛寺参议五礼。宣政元年，拜授露门博士、下大夫，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不久退休，在家中去世。

熊安生学问深厚堪称儒家宗师，曾经受教于他，后来以学问闻名的人，有马荣伯、张黑奴、窦士荣、孔笼、刘焯、刘炫等，都是他的门人。所撰写的《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孝经义》一卷，都在世上流传。熊安生与同郡的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被尊为祖师。宗道晖喜欢戴高翅帽、穿大木屐，州将初次到任，他就穿着这些去拜见，仰头抬肘，在木屐上跪拜，自称学士堪比三公。后来北齐任城王高湝鞭打他，宗道晖慢慢喊着安伟，安伟出来，对人说：“我挨鞭子，不汉体。”又穿着木屐离去。冀州人为此编话说：“显公钟，宋公鼓，宗道晖屐，李洛姬肚”，称之为四大。显公是僧人，宋公是安德太守，李洛姬是妇人。

熊安生在山东时，每年游历讲学，跟随他的人倾城倾县。有人骗他说：“某村有古冢，是晋朝河南将军熊光，距今七十二世。原来有碑，被村人埋藏了。”熊安生挖地寻找，没找到，连年诉讼。冀州长史郑大讠雚判决说：“七十二世，那是伏羲以前的人；河南将军，晋朝没有这个官号。诉状没有道理。”熊安生率领族人到古冢前大哭。将要通报姓名时，见到徐之才、和士开二人相对，因为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于是自称“触触生”，众公卿都嘲笑他。

乐逊，字遵贤，是河东猗氏人。幼年就有成人的操行，在赵、魏之间跟从徐遵明，学习《孝经》《丧服》《论语》《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氏春秋》的大义。不久山东发生寇乱，学者离散，乐逊在混乱之中，仍然立志于学问不懈怠。大统七年，被任命为子都督。大统九年，太尉李弼请乐逊教授自己的儿子们。不久周文帝广泛选拔贤良，授予他们郡守县令之职。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荐乐逊，称他有治理百姓的才能。李弼请求留下他，不派遣。魏废帝二年，周文帝召乐逊教授儿子们。在学馆六年，与诸儒分授经业，讲授《孝经》《论语》《毛诗》和服虔注释的《春秋左氏传》。周闵帝即位后，因为乐逊有处理事务的才能，任命他为秋官府上士，转任小师氏下大夫。自谯王宇文俭以下，都带着束脩行弟子之礼。乐逊以经术教授，很有训导的方法。等到卫公宇文直镇守蒲州，乐逊任宇文直的主簿。

武成元年六月，因为连续多日大雨，诏令百官上密封奏章。乐逊陈述时事十四条，其中五条切中政务要害。第一，崇尚教育。第二，减少建造。第三，明确选举。第四，重视战争。第五，禁止奢侈。保定二年，因为训导有方，多次受到赏赐，升任遂伯中大夫。保定五年，诏令鲁公宇文赟、毕公宇文贤等，都带着束脩之礼，同时向乐逊受业。

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宇文纯举荐乐逊为贤良。天和五年，乐逊因为年届七十，上表请求退休，优诏不许。于是赐给他粟米布帛和钱等，任命他为湖州刺史，封安邑县子。当地人多是蛮族，未沾染儒学风气。乐逊鼓励学生，加以考试，几年之间，教化遍及全州。蛮俗生子，长大后大多与父母分居。乐逊常常加以劝导，革除了许多旧弊。在任数年，多次受到褒奖赏赐。任期届满回朝，拜授皇太子谏议，又在露门教授皇子。大象初年，进爵为崇业郡公，又任露门博士。大象二年，进位开府仪同大将军，出任汾阴郡守。乐逊因年老多病坚决推辞，诏令允许，于是改授东扬州刺史。并赐给安车、衣服和奴婢等，又在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此为荣。隋朝开皇元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原官，加授蒲、陕二州刺史。

乐逊生性柔和谨慎，很少交游，立身以忠信为本。不自我夸耀。每次在众人中议论，不曾抢先发言，学者因此称赞他。所著《孝经》《论语》《毛诗》《左氏春秋序论》十多篇。又著《春秋序义》，贯通贾逵、服虔的学说，揭示杜预的违背之处，文辞义理都很可观。

当初，北周还有黎景熙，以古学闻名。

黎景熙，字季明，是河间郑人，年少时以孝行闻名于世。曾祖黎嶷，北魏太武帝时，因军功赐爵容城县男，后来任燕郡太守。祖父黎镇、父亲黎琼，都袭爵。季明年少时喜欢读书，记忆力强，善于默记，但没有应对的才能。他的从祖黎广，太武帝时任尚书郎，擅长古学。曾跟随吏部尚书清河人崔宏学习字义，又跟随司徒崔浩学习楷书篆书，从此家传其法。季明也传承学习，与许慎的学说多有不同。又喜好玄象，颇知术数，但落魄不经营生计。有书千余卷。虽然穷困独处，不因饥寒改变操守。与范阳人卢道源是莫逆之交。永安年间，卢道源劝他出仕，才任威烈将军。孝武帝西迁，季明于是寓居伊洛。侯景攻占河外地区，召季明从军，逐渐升迁至黎阳郡守。季明跟随到悬瓠，观察侯景终究不足依靠，于是离开。客居颍川。当时王思政镇守颍川，多次派使者召季明，留他在内馆。一个多月后，周文帝又征召他，于是入关。就让季明在东阁校正古今文字。大统末年，拜授著作佐郎。当时同辈人都位居常伯，车马服饰华盛，只有季明以贫寒素朴居之，而无愧色。又勤于职守，著述不懈。但性情特别专固执，不合时宜，因此一旦成为史官，就十年没有调动。武成末年，升任外史下大夫。

保定三年，大规模营建宫室。春夏大旱，诏令公卿百官，尽情谈论得失。季明上密封奏章说：

我听说成汤遭遇旱灾，用六件事来反省自己。周宣王时旱灾严重，祭神的玉器都用尽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深谋远虑，顾念百姓，俯身哀怜黎民吗？如今正是农事紧要的月份，应时的雨水仍然缺少，天下人的心里都怀着渴望和仰慕。陛下垂爱万物，像爱子女一样爱护众生，祭祀百神，却仍未完全调和。或许是行事不节制，违背了时令，举措不当，才招致这场旱灾。

《春秋》说，君主的一举一动必须记载，行动要符合典礼。水旱阴阳的变化，没有不随着君主的行动而来的。孔子说：“言行，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能够不谨慎吗？”《春秋》记载鲁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五行传》认为这一年多次筑台，奢侈而不体恤百姓。鲁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是当时修建南门，役使百姓、大兴劳役所致。汉惠帝二年夏天大旱，五年夏天又大旱，江河水量减少，溪涧水流断绝，《五行传》认为这是因为之前征发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汉武帝元狩三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是这一年征发天下旧吏开凿昆明池。可见土木工程、役使百姓兴办劳役，上天就会用异象来回应。典籍中记载的告诫，或许值得思考；上天的警告，改正了就好。现在如果让百姓休息、减少劳役，来回应上天的责罚，或许甘露就会按时降临，好庄稼应时而熟，那么丰收可以期待，百姓的归附也不会太晚。《诗经》说：“百姓也劳苦了，差不多可以稍稍安康；施恩于中原，来安抚四方。”或许担心阳气过盛会生出阴气，秋天雨水过多，年成又不好，百姓将没有指望。如果再发生连年饥荒，忧患就更严重了。

当时富豪之家，竞相追求奢侈华丽。黎季明又上书说：

我听说宽大才能覆盖万物，慈爱才能怀柔众人。所以天地被称为高厚，是因为万物能得到它们的容纳养育；四季表现为寒暑，是因为万物依靠它们的忠信。因此帝王应该像天地一样宽大，像四季一样忠信。北斗指向东方，天下就知道春天来了；君主布施恩德，天下人就感受到他的恩惠。伏惟陛下凭借天德统治天下，万物皆亨通，按时乘着六龙，自强不息，喜好咨询、接受规劝，天下很幸运。

自古以来至道的君主，也都广泛延请、博采众议，询问采集草野之人的意见，设置鼓和木牌来征求自己的过失。近来大旱超过了时节，百姓盼望收成，陛下于是颁发诏书，广泛征求民间疾苦，如同夏禹、商汤那样归罪自己，比宋景公坚守正道更高尚，于是雨水及时而降，五谷丰登。克制自己、节省开支，仰慕质朴、去除浮华，这已经是高尚的了。然而朱紫色的官服仍在道路上闪耀，绮罗绸缎在富豪之家仍然奢侈，粗布短衣在平民百姓中还不充足，糟糠在编户之家还吃不饱。这是因为劝导教化的道理，还有不周全的地方。现在虽然用礼来引导，用刑来整治，风俗终究难以统一。过去汉文帝收集上书的布袋来作帷帐；珍惜十家的产业，不建露台；后宫宠爱的嫔妃，衣服不拖到地上。比起今天富豪之家的装饰，连奴婢的衣服都不如。然而他以身作则，带动臣下，国家富裕，刑罚清明，庙号称为太宗，确实是有道理的。我听说圣人长久地坚持他的道，天下就能教化成功。如今承接魏氏衰乱之后，忠贞诚信还没有兴起。应当先尊崇五美，摒弃四恶，革除浮华的习俗，抑制奔竞的风气，考察鸿都门学这类雕虫小技，焚烧雉头之类的奇装异服，无益的货物不要让它贵重，有损德行的器物不要陈设在身边，这样百姓就知道德行的重要了。

我又听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选拔人才。如果差之毫厘，就会有千里之失；后来者居上，就会招致积薪的讥讽。所以古代善于为政的人，像贯鱼一样按顺序，任用一定要根据才能。在朝廷上封爵，不凭私人的偏爱。选拔人才授予官职，衡量才能任用其职。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任用符合其才能，就像六条缰绳已经协调，可以坐着到达千里之外。虞舜选拔众人，不仁的人就远离了，于是各种事务都安康，百姓也感受到他的教化。

皇帝看了之后称赞他。

当时外史府的办公场所多次搬迁，没有固定地点。黎季明又上言说：“外史的职责，相当于汉代的东观，这是帝王所珍视的，重要的职责就在这里。从魏到周，官署没有建立，我虽然愚昧无知，也知道这不合适。所以去年十一月中，我冒昧上奏陈述，特地下达旨意，立即派人修建。拖延了一周年，不知道工程进展如何。我职责所在，为这事忧虑，怎敢不再次请求。”皇帝采纳了，于是官署才建立起来。天和二年，晋升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后来因病去世。

另外，周文帝初年，正值天下分崩离析，当时学术之士很少，所以一些不正规的学问和小的技艺，都被引进任用。比如冀俊、赵文深这些人，虽然才能不及古人，但在当时名声显著，都被收录任用。

冀俊，字僧俊，是太原阳邑人。生性沉静谨慎，擅长隶书，尤其精于摹写。起初担任贺拔岳的墨曹参军。贺拔岳被害后，周文帝引荐他为记室。当时周文帝有志于平定侯莫陈悦，就命令冀俊伪造魏帝的敕书给费也头，让费也头带兵帮助周文帝讨伐侯莫陈悦。冀俊查检旧敕书摹写，并代替舍人、主书等人签名，与真迹没有区别。周文帝非常高兴。费也头看到敕书，没有怀疑，于是派兵接受周文帝的指挥。大统初年，封为长安县男，跟随征讨弘农，在沙苑作战，进爵为子。多次升迁任襄乐郡守。不久被征召回朝，教明帝和宋献公等人隶书。当时世俗中入学书法的人也施行束脩之礼，称为谢章。冀俊认为书法的兴起，始于苍颉，如果与平常习俗相同，不符合礼制，于是启奏周文帝，祭祀苍颉以及先圣、先师。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本州大中正。多次升迁任湖州刺史。他恬静谦退，常常以清静简约自处。前后所任官职，很有声誉。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后来进爵为昌乐侯，去世。

赵文深，字德本，是南阳宛人。父亲赵遐，凭借医术在魏做官，任尚药典御。赵文深年少时学习楷书和隶书。十一岁时，向魏帝献上书法。后来起义归附朝廷，被任命为大丞相府法曹参军。他的书法很有钟繇、王羲之的法则，笔势可观。当时的碑刻匾额，只有赵文深和冀俊两人而已。大统十二年，追论起义的功劳，封为白石县男。文帝认为隶书有错误，命令赵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人依据《说文》和《字林》，刊定六种字体，编成一万多字，流行于世。等到平定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族子弟们全都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法，于是被抛弃。赵文深惭愧愤恨，表现在言语神色上。后来知道喜好风尚难以企及，也改学王褒的书法。然而最终没有成功，反而被讥讽议论，说是邯郸学步。至于碑刻匾额，其他人还是赶不上他。王褒也常常推让他。宫殿楼阁上的题字，都是他的手迹。升任县伯下大夫。明帝命令他到江陵书写影覆寺碑，汉南的士人也认为写得精妙。梁主萧察看了之后赞美他，赏赐很丰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宫殿刚刚建成，赵文深因为题写匾额的功劳，被任命为赵兴郡守。赵文深虽然担任外任官，但每当需要题写匾额时，就又把他召回来。后来因病去世。

辛彦之，是陇西狄道人。祖父辛世叙，曾任魏的凉州刺史。父亲辛灵补，曾任周的渭州刺史。辛彦之九岁时成了孤儿，不结交不正派的人。他广泛涉猎经史，与天水人牛弘志同道合，喜好学习。后来入关，于是在京兆安家。周文帝见到他后很器重，引荐为中外府礼曹，赐给他衣马珠玉。当时国家刚刚创立，朝中显贵大多是武人，修定礼仪制度的，只有辛彦之一人而已。不久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等到周闵帝接受禅让，辛彦之与小宗伯卢辩，专门掌管仪礼制度。历任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封为五原郡公。宣帝即位，被任命为小宗伯。当时宣帝设立五位皇后，辛彦之恳切劝谏，因此违逆圣旨，被免官。

隋文帝接受禅让，任命他为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开府。历任国子祭酒、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写了《新礼》。文帝曾经命令辛彦之与沈重议论，沈重不能抗衡，离席道歉说：“辛君所说的，真是金城汤池，没有可以进攻的形势。”文帝非常高兴。后来被任命为随州刺史。当时州牧大多进贡珍玩，只有辛彦之所贡的，都是用于祭祀的物品。文帝对朝臣说：“人怎么能没有学问！辛彦之所贡的，是稽考古道的力量啊。”迁任潞州刺史，前后都有惠政。辛彦之又崇信佛道，在城内建造了两座佛塔，都是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突然死去，几天后才苏醒。说游历天上，看到新建成的一座殿堂，形制极其高大华丽。张元问是什么原因，说是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建造这座殿堂等待他。辛彦之听说后不高兴。这一年去世，谥号宣。

辛彦之撰写了《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都流行于世。儿子辛孝舒、辛仲龛，都早年有美好的声誉。

何妥，字栖风，是西城人。父亲细脚胡，经商进入蜀地，于是在郫县安家。事奉梁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事务，因而致富，号称西州大商人。何妥年少时机警，八岁在国子学游学，助教顾良戏弄他说：“你姓何，是荷叶的荷？还是河水的河？”何妥应声回答说：“先生姓顾，是眷顾的顾？还是新故的故？”众人都感到惊异。十七岁时，凭借技艺事奉湘东王。后来湘东王知道他很聪明，召他为身边诵读诗书的人。当时兰陵人萧翙，也有俊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当时的人为此编话说：“世间有两位俊杰，白杨的何妥，青杨的萧翙。”他就是这样被赞美。

江陵平定后，进入北周，出仕为太学博士。宣帝初立五位皇后，问儒者辛彦之。辛彦之回答说：“皇后与天子是匹敌同体的尊贵，不应该有五位。”何妥反驳说：“帝喾有四位妃子，舜又有两位妃子，又哪里有什么常规呢？”因此被封为襄城县男。隋文帝接受禅让，任命他为国子博士，加授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

何妥性格急躁刚直，有口才，喜好评论是非。纳言苏威曾经对文帝说：“我的先人常常告诫我说：只要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处世治理国家，何必读那么多？”文帝也认为对。何妥进言说：“苏威所学的，不止《孝经》一部。他父亲如果确实说过这话，苏威不遵从父亲的教诲，就是他不孝；如果没有这话，他当面欺骗陛下，就是他不诚。不诚不孝，凭什么事奉君主？而且孔子又说：‘不读《诗》就没法说话，不读《礼》就没法立身。’岂能容许苏绰教儿子，偏偏违背圣人的教导呢？”苏威当时兼领五个职务，文帝非常亲近重用他。何妥于是上奏说苏威不可信任。又因为掌管天文律度的人都不称职，何妥上奏八件事来劝谏。

其中第一件事说：我听说能了解人就叫做明智，只有帝王难以做到。孔子说：举用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举用邪曲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从。由此说来，政事的安危，必定在于谨慎地举荐。所以进荐贤才的人受到上赏，遮蔽贤才的人受到公开诛戮。观察现在的举荐人才，确实与此不同。不论谄媚正直，不择贤愚。心里想要抬高某人，就让他一入仕便担任喉舌之任；心里想要压制某人，就让他直到白头还在郎署为官。百姓不服从，实在是因为这个。我听说在朝廷上封爵，是与士人共同商议；在街市上行刑，是让众人一起唾弃。我看见陛下留心狱讼，爱民如子，每当判决案件，没有不询问各位大臣，刑罚不滥用，是陛下的英明。刑罚既然如此，爵赏也应当这样。如果有大功，记在帝王心里的，就可以提拔任用。在此之下，如果选拔重要官职，一定要参酌众人意见，不要相信一个人的举荐，那么上面不偏私，下面没有怨望。

第二件事说：孔子说：考察偏私结党，那么罪过就无法掩盖。又说：“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所说的“比”，就是偏私结党。意思是心里喜爱的，已经荣耀显贵了，还要加以提携；心里厌恶的，已经沉滞屈辱了，稍微说坏话就发怒。提携一旦成功，必定互相掩盖，那么欺骗君王的心就产生了；屈辱施加之后，就有怨恨，诽谤的话就出来了。伏愿广泛加以访查，不要让朋党的路子打开，威福由自己专断。国家的祸患，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第三件事情说：我听说舜提拔了十六个部族，就是所谓的八元和八凯。衡量他们的贤明，按理说优于今天。但还是选择人才授予职务，不互相侵扰滥用。所以能做到四门和睦，各种事业都兴盛。现在官员非常多，但真正任用的人很少，一个人身上兼任好几个职务。这是因为国家没有人才呢？还是因为人才不好呢？如今拥有万辆战车的大国，英俊之士不少，即使有明智的人，也没有途径自己显达。东方朔说：“尊重他就可以做将领，轻视他就成了俘虏。”这话确实啊。现在当官的人，不衡量德行和力量，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地怀有傅岩、渭水那样的气概。不考虑忧虑深重、责任重大，只害怕总管的事情不多。安于这种宠信和任用，轻视那些权力枢纽。颠仆失败，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易经》说：“鼎折断了脚，打翻了公侯的美食，其形被沾湿，凶险。”这是说不能胜任啊。我听说用尽力气举重，不能发挥作用。恳请再任用贤良之士，分别才能让他们参与掌管，使各自发挥自己的力量，那么各种事情就会安康了。

第四件事情说：我听说《礼记》说：割裂言辞破坏法律，变乱名号改变制度，用邪道扰乱政事的人要处死。孔子说：遵循旧有的制度，何必一定要改变呢？我看到近年来，改变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范威制作刻漏，十年没有成功；赵翊制作尺秤，七年才决定；公孙济迂阔荒诞，医方耗费超过巨万；徐道庆颠倒子午，浪费饮食；常明破坏法律，经历多年；王渥变乱名号，没有止境；张山居不知星位，先前已经践踏太常；曹魏祖不认识北辰，现在又欺凌太史。没有不是用他们的短见，自己夸耀，追求名誉，大肆相互欺瞒。请求从今以后，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的言论不灵验，一定加以重罚。希望让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上奏狂妄简慢的言论。

其余内容很多没有记载。当时苏威兼任好几个职务，先前曾经隐居在武功，所以何妥说“自负傅岩、渭水之气”，用这个来激皇上。奏疏呈上后，苏威非常怀恨。开皇二年，苏威考核评定文学，何妥更加互相诋毁。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也不怕没有博士！”何妥应声说：“没有苏威，又何必担心没有执事！”于是与苏威有了嫌隙。

后来，皇上命令何妥考核审定钟律。何妥又上表说：

我听说明白的方面有礼乐，幽暗的方面有鬼神。然而感动天地、感应鬼神的，没有比礼乐更近的了。又说：乐到达就没有怨恨，礼到达就没有争斗。谦让而面对天下，说的就是礼乐。我听说乐有两种：一种是奸邪之声，一种是纯正之声。奸邪之声感动人，逆气就应和它；纯正之声感动人，顺气就应和它。顺气形成形象，所以乐推行而伦理清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都安宁。孔子说：“禁绝郑国的音乐，远离谗佞的人。”所以郑、卫、宋、赵的音乐出现，对内就引发疾病，对外就伤害人。因此宫音混乱就荒废，国君骄横；商音混乱就破碎，官员败坏；角音混乱就忧虑，人民怨恨；徵音混乱就哀伤，事情勤苦；羽音混乱就危险，财物匮乏。五种都混乱，那么国家灭亡就没有几天了。

魏文侯问子夏说：“我端正衣冠听古乐，就想睡觉；听郑卫的音乐却不疲倦，为什么？”子夏回答说：“古乐，开始演奏时是文，结束收束时是武。修养自身以及家庭，平均天下。郑卫的音乐，奸邪之声扰乱，沉溺不止，优伶杂耍子女，不知道父子关系。现在您所问的是乐，所爱的是音。乐和音相近而不同。作为国君，要谨慎审察自己的好恶。”按照圣人制作音乐，不只是苟且取悦耳目罢了。想要使在宗庙之内，君臣一起听，就没有不和谐恭敬的；在乡里之内，长幼一起听，就没有不和谐和顺的；在闺门之内，父子一起听，就没有不和谐亲密的。这是先王设立乐的原则。所以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律的是禽兽；知道音律而不知道乐的是百姓。所以黄钟、大吕，弦歌干戚，小孩子都能舞动。能知道乐的，大概只有君子。不知道声音的人不能和他谈音律，不知道音律的人不能和他谈乐，知道乐就接近于道了。纣王无道，太师抱着乐器逃到周国。晋国君德薄，师旷坚持珍惜清徵之声。

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就在其中。《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崇尚德，隆重地献给上帝，用来配享祖先。”至于黄帝制作《咸池》，颛顼制作《六茎》，帝喾制作《五英》，尧制作《大章》，舜制作《大韶》，禹制作《大夏》，汤制作《大濩》，武王制作《大武》。从夏代以来，年代久远，只有名字，那些声音听不到了。从殷到周，完备在《诗·颂》中。所以自圣贤以下，很多人学习音乐，至于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祖击筑，元帝吹箫。

汉高祖初年，叔孙通依靠秦国的乐人，制作宗庙的音乐。在庙门迎神，奏《嘉至之乐》，如同古代降神的音乐。皇帝进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作为行步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进献乾豆，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清庙的歌。登歌两次结束，奏《休成之乐》，赞美神灵享用。皇帝到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赞美礼仪完成。其中《休成》、《永至》两曲，是叔孙通制作的。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在春秋时，陈公子完逃到齐国，陈是舜的后代，所以齐国有《韶》乐。孔子在齐国听《韶》，三个月不知肉味就是这事。秦始皇灭齐，《韶》乐传到秦。汉高祖灭秦，《韶》乐传到汉。汉高祖改名为《文始》，表示不互相沿袭。《五行舞》，本来是周代的《大武》乐，秦始皇改名为《五行》。到了汉文帝，又制作《四时之舞》，表示天下安和，四时顺遂。汉景帝采用《武德舞》作为《昭德》，汉宣帝又采用《昭德》作为《盛德》。虽然改变了名称，大致都是沿用秦朝旧事。到了晋、魏，都使用古乐。魏的三祖，都制作乐词。从永嘉之乱流徙，五都倾覆，乐声南渡，因此大备于江东。宋、齐以来，到梁代，所推行的乐事，都还传自古乐。三雍四始，实在称得上大盛。等到侯景篡逆，乐师分散，那些四舞三调，全部流传到伪齐。齐氏虽然知道传授接受，得到曲子却不用于宗庙朝廷。

我从小喜好音律，留意管弦，年纪虽然老了，大多还能记忆。等到东土平定，乐人全部返回，问他们滞留的原因，果然说是梁人所教。现在三调四舞，都有手法，虽然不能精熟，也颇具雅声。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大概能流传古乐。然后吸取会归，撮合要旨，因循增减，再制作美好的名称，歌颂盛德于当今，传播雅正于后世，难道不美吗？谨详细记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又另外制作歌辞附后。其中有些声曲流荡，不适合陈设在殿庭的，也全部附在后面。

奏疏呈上，另外敕令太常，听从何妥的调度。于是制作清、平、瑟三调声，又制作八佾《鞸》、《铎》、《巾》、《拂》四舞。先前太常所传宗庙雅乐，经历数十年，只作大吕，废弃黄钟。何妥又深深违背古意，于是奏请用黄钟。下诏令公卿商议，听从了他。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任秘书郎。有罪应当处刑，皇上哀怜他，减死论处。此后恩礼逐渐淡薄。开皇六年，出任龙州刺史。当时有背着书箱游学的人，何妥都为他们讲说教授。又作《刺史箴》，刻在州门外。在职三年，因病请求回京，下诏允许。又主管学事。

当时皇上正让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苏夔有建议，朝中大多顺从。何妥独独不同，常常说苏夔的短处。皇帝把这事交给臣下议论，群臣大多排斥何妥。何妥又上密封奏章，指出陈述得失，大致论述时政的利弊，并指责当世的朋党。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授伊州刺史，没有赴任。不久任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

撰有《周易讲疏》三卷、《孝经义疏》二卷、《庄子义疏》四卷。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都流行于世。

当时从江南来的学士，萧该、包恺都很知名。

萧该，兰陵人。是梁鄱阳王萧恢的孙子，少年时封攸侯。荆州平定后，与何妥一同到长安。生性刻苦好学，《诗》、《书》、《春秋》、《礼记》都通晓大义，尤其精通《汉书》，很受权贵礼遇。开皇初年，赐爵山阴县公，授国子博士。奉诏与何妥校正经史。但各自坚持己见，互相是非，很久不能完成。皇上责备而停止。萧该后来撰《汉书》及《文选音义》，都被当时所珍视。

包恺，字和乐，东海人。他的哥哥包愉，精通《五经》，包恺全部继承了其学业。后来跟从王仲通学习《史记》、《汉书》，尤其称得上精研。大业年间，任国子助教。于是《汉书》学者以萧该、包恺二人为宗师，远近聚徒教授的有数千人。去世后，门人起坟立碑。

房晖远，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代传承儒学。房晖远幼年有志行，精通《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常以教授为务，远方背着书箱跟从他的，动辄上千人。齐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听说他的名声，召为博士。周武帝平定齐，搜访儒俊，房晖远首先响应征辟，授小学下士。隋文帝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每称他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推荐他，迁太学博士。不久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后又任太常博士，不久擢升为国子博士。正逢皇上让国子生中通一经的，都推荐举用，将要提拔任用。策问结束后，博士不能及时判定优劣。祭酒元善觉得奇怪，问其原因，房晖远说：“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都拿自己的短处，称自己的长处；博士各自疑惑，所以久久不能决定。”祭酒于是让房晖远考核评定，房晖远提笔就写，最初没有疑滞。有不服的人，房晖远问他们所学义疏，就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然后指出他们的短处。从此没有人敢掩饰错误。所试四五百人，几天就决定了。诸儒没有不推服他通达渊博的，都自认为不能测度。不久奉诏参与修定律令格式。文帝曾对群臣说：“自古天子有女乐吗？”杨素以下，没有人知道出处，于是说没有女乐。房晖远说：“我听说‘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就是王者房中之乐，著录在《雅》《颂》中，不能说没有。”皇帝非常高兴。仁寿年间，死于任上，朝廷感叹惋惜，赏赐助丧财物很丰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少年好学，跟从老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谶纬，没有不阅览的。尤其精通《三礼》，被儒者所宗仰。

隋开皇初年，征召山东义学之士，马光与张仲让、孔笼、窦仕荣、张买奴、刘祖仁等一起到达，都授太学博士，当时人称为六儒。但都粗野没有仪范，朝廷不重视他们。窦仕荣不久病死。张仲让不久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称：“此书如果上奏，一定为宰相。”又多次谈论玄象之事。州县上报，最终因此被杀。孔笼、张买奴、刘祖仁不久也被谴责而死。只有马光独自存活。

曾因释奠，皇帝亲临国子学，王公以下都聚集，马光升坐讲《礼》，启发章节门类。然后诸儒生依次论难的有十多人，都是当时大学者。马光剖析疑难，虽然言辞不是俊美善辩，但《礼》义弘大丰富。论者不能测度他的深浅，都共同推服。皇上嘉奖慰劳他。山东《三礼》学者，从熊安生之后，只有宗仰马光一人。起初教授于瀛州、博州之间，门徒上千人，到这时大多背着书箱跟从进入长安。后数年，遭母丧归乡里，因病死于家中。

刘焯，字士元，是信都昌亭人。他额头宽阔，脊背像龟背，目光高远，聪明敏锐，性格深沉，小时候不爱玩耍。年轻时与河间的刘炫结为好友，一同跟从同郡的刘轨思学习《诗经》，跟从广平的郭懋学习《左传》，曾向阜城的熊安生请教《礼》，但都没完成学业就离开了。武强交津桥的刘智海家，一向藏有很多古籍，刘焯到他家去读书，将近十年，虽然衣食不继，却安然自得。于是凭借儒学闻名，担任了州博士。

隋朝开皇年间，刺史赵煚征召他担任从事。他考中秀才，在射策考试中获得甲科。与著作郎王劭一同编修国史，并参与讨论律历。随后在门下省值班，以备顾问。不久被任命为员外将军。后来与各位儒生在秘书省考订各种学说。趁机请假回乡，县令韦之业任命他为功曹。不久又回到京城，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人，在国子监共同讨论古今疑难问题，那些前代贤人未能通晓的。每次登坐，辩论诘难纷纷兴起，都不能使他屈服。杨素等人没有不佩服他的精深广博的。开皇六年，将洛阳的《石经》运到京城，文字磨损湮灭，没有人能辨认。他奉命与刘炫两人讨论经义，大大挫败了各位儒生，他们都心怀嫉妒怨恨。于是被人写匿名信诽谤，被除名。

于是他悠闲地在乡里生活，专门从事教授和著述，孜孜不倦。对贾逵、马融、王肃、郑玄所传的章句，多有批评指正。《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等十余部书，涉及推算日月运行、测量山海的方法，无不核查其根本，穷尽其奥秘。著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都在世上流传。刘炫聪明博学，名声仅次于刘焯，所以当时人称他们为“二刘”。天下名儒后学，前来质疑请教、接受学业，不远千里而来的人，数不胜数。评论者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人能超过他。但他心胸不够宽广，又吝惜财物。不交学费的人，从不加以教诲，当时人因此轻视他。

废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还没来得及进见，皇帝就下令让他事奉蜀王。这不是他的爱好，过了很久也不去。蜀王听说后大怒，派人给他戴上枷锁送到蜀地，编入军防。后来他负责校对书籍。蜀王因罪被废，刘焯又与各位儒生修定礼法、律令，被任命为云骑尉。炀帝即位后，升任太学博士，不久因品级低而离职。几年后，又被征召以备顾问。于是进献自己所著的《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的很多地方不同，被驳斥而未采用。去世后，刘炫为他请求谥号，朝廷没有批准。

刘炫，字光伯，是河间景城人。小时候以聪明敏捷著称。与信都的刘焯闭门读书，十年不出门。刘炫眼睛明亮，直视太阳也不眩晕，记忆力强，能默记，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口中诵读，眼睛计数，耳朵听，五件事同时进行，没有遗漏。周武帝平定齐国后，瀛州刺史宇文亢征召他担任户曹从事。后来刺史李绘任命他为礼曹从事，他以处理公务的才干闻名。

隋朝开皇年间，奉命与著作郎王劭一同编修国史，不久在门下省值班，以备顾问。又诏令各位术士修定天文律历，同时在内史省考订各种学说。内史令博陵人李德林非常礼遇他。刘炫虽然在三省都值班，但最终没有得到官职，被县司责问赋税徭役。刘炫向内史陈述，内史将他送到吏部。尚书韦世康询问他的能力，刘炫自己写成状文说：“《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安国、郑玄、王肃、何休、服虔、杜预等人的注释，共十三家，虽然义理有精粗之分，但都能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较少；史书、诸子、文集中的嘉言故事，都记在心中；天文、律历，穷究其精微奥妙。至于公私文书，从未假手他人。”吏部最终没有详细考试。但在朝中知名人士十余人，证明刘炫所陈述的不假，于是任命他为殿内将军。当时牛弘上奏请求搜求天下散逸的书籍，刘炫于是伪造了一百多卷书，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送交官府，领取赏赐后离开。后来有人告发他，经大赦免去死罪，被除名。回到家中，以教授为务。废太子杨勇听说后召见他。到了京城后，皇帝下令让他事奉蜀王杨秀，他拖延不去。杨秀大怒，给他戴上枷锁送到益州。不久后编为帐内，常让他执仗担任门卫。不久释放了他，让他校对书籍史册。刘炫于是模仿屈原的《卜居》作《筮涂》以寄托情怀。等到杨秀被废，他与各位儒生修定五礼，被授予旅骑尉。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认为《礼》规定：诸侯为旁系亲属服丧一年，大夫降一等。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的诸侯，但可比照大夫，官在第二品，应该降旁系亲属一等。议论的人多认为正确。刘炫反驳说：“古代做官的人，只有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能进用，因此先王重视嫡子。宗子有分给俸禄的道理，族人与宗子虽然关系疏远，仍然服丧三月，实在是因为受其恩惠。现在做官的人，职位因才能晋升，不限嫡庶，与古代已经不同，为什么要降等呢。现在显贵的人，多忽视近亲，如果降等，人伦关系的疏远，就从这里开始了。”于是牛弘的建议被搁置。

开皇二十年，废除国子学、四门学以及州县学，只设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刘炫上表说学校不应该废除，情理恳切，皇帝不采纳。当时国家殷实强盛，都专注于辽东事务。刘炫认为辽东不可征伐，作《抚夷论》来讽谏。当时没有人醒悟。等到大业末年，三次征伐都未成功，刘炫的话才应验。

炀帝即位后，牛弘引荐刘炫修定律令。当初文帝时，认为刀笔吏大多是小人，时间久了易生奸邪，是情势使然；又因为风俗衰败，妇人没有节操。于是制定规则：州县佐吏，三年更换一次；九品官的妻子，不得再嫁。刘炫著论认为不可行，牛弘最终听从了他。各郡设置学官以及流外官给予俸禄，都源于刘炫的建议。牛弘曾问刘炫：“根据《周礼》，士人多而府史少，现在令史比从前多百倍，判官减少就不够用。这是什么缘故呢？”刘炫说：“古人委任职责，年终考核其优劣，案卷不重复校核，文书不繁琐详尽，府史的职责，只是掌管要点罢了。现在的文书案卷，常担心审核推究，如果不周密，就要万里追查百年前的旧案。所以谚语说：‘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如此悬殊。事务繁杂，政务败坏，正是这个原因。”牛弘又问：“魏、齐的时候，令史从容不迫，但现在却忙碌得没有闲暇安坐。这是什么事由？”刘炫说：“齐氏设立州，不过几十个；三府、行台，相互统领，文书下发，不过十条。现在州有三百个。这是繁重的原因之一。过去，州只设置纲纪，郡设置守、丞，县只设置县令而已，其属官则由长官自行征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几十人。现在则不然，大小官员，都由吏部任命，细微的踪迹，都归考功考核。这是繁重的原因之二。减少官员不如减少事务，减少事务不如清净内心，官员和事务不减少却希望从容，怎么可能呢！”牛弘非常赞同他的话但不能采用。

纳言杨达举荐刘炫博学有文采，在射策中获得高第，被任命为太学博士。一年多后，因品级低离职。回到长平时，奉命追到皇帝行在所。有人说他品行不端，皇帝于是罢免了他。回到河间。当时盗贼蜂起，粮价飞涨，经籍之道止息，教授无法进行。刘炫与妻子相距百里，音讯断绝，郁郁不得志，于是自己写了一篇赞文说：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人都自叙美德，流传芳名于后世。我岂敢仰慕等同先贤，遗笑后人？只是因为日薄西山，大限将至，故友飘零，门徒四散，猝死于朝露之间，魂魄埋葬在朔方原野。亲友无人知晓其心，后人不见其行迹。趁我尚有余喘，略述胸臆，留给远行的人，传于州里，使将来的俊杰哲人，知道我的鄙陋志向罢了。

我从束发以来，直到白头，幼时被慈亲宽容，从未受过鞭打；从学被明师怜惜，不曾受过杖责。至于敦睦亲族，结交同辈，重物轻身，先人后己。从前年幼时，乐于陪伴长者；到了老年，多次接见后生。学习则服膺不厌，教诲则劳而不倦。幽深的情怀少有适意，心事多与愿违。反省平生，回顾始终，有四大幸事，一大深恨。

本性愚昧闭塞，家业贫寒，被父兄宽容，忝列士人之末。于是得以博览典籍，涉猎古今，小善闻名于乡里，虚名传于邦国。这是第一幸事。

隐显人间，沉浮世俗，多次忝居徒劳之职，长期执掌刑狱之书。名字不曾记录于弹劾的奏章，事情不曾沾染于判案的朱笔。立身行事，实在多有惭愧，保全身体，或许可以免于祸患。这是第二幸事。

以如此庸碌虚浮，屡次触动君主的眷顾；以如此卑贱，常常升入朝廷。与骏马并驾，与凤凰比翼，在凤池整理素帛，在麟阁记载言行。参谒宰辅，造访诸公，厚礼殊恩，增加荣耀，改变身价。这是第三幸事。

白天漏刻将尽，年迈已可感叹，退返初服，归骸故乡。玩味文史以怡神，观赏鱼鸟以散虑。观察野外景物，登临园池，缓步代车，无事为贵。这是第四幸事。

仰慕清明盛世，慨叹道德教化衰败，遵循先儒的逸轨，感伤众说的芜杂。驰骋于典籍，改正谬误，修撰刚刚完成，事业恰好成就。天违人愿，时运不与我，世路未平，学校尽废，道不能完备于当时，业不能流传于身后。含恨于九泉之下，大概就在此吧！这是第一大深恨。”

当时在郡城，粮饷断绝。他的门人大多跟随了盗贼。哀怜刘炫穷困，到城下索要刘炫，郡官于是交出刘炫给他们。刘炫被贼人带走，经过下城堡。不久，贼人被官军击破，刘炫饥饿无所依靠，又投奔县官。县官认为刘炫与贼人相识，恐怕留下后患，于是闭门不接纳。当时夜晚冰寒，刘炫因此冻饿而死。后来门人追谥他为宣德先生。

刘炫性格急躁好胜，很喜欢诙谐，常自我夸耀，喜好轻慢侮辱当世之人，被执政者厌恶，因此仕途不顺。著有《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释《诗序》一卷、《算术》一卷，以及所著文集，都在世上流传。

当时儒学之士，还有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孝籍都很有名。

褚晖，字高明，是吴郡人。以《三礼》学在江南著称。炀帝时，征召天下儒术之士，都集中在内史省，依次讲论。褚晖善辩博学，没有人能使他屈服，因此被提升为太学博士。撰写义疏一百卷。

顾彪，字仲文，是余杭人。精通《尚书》、《春秋》。炀帝时，担任秘书学士。撰写《古文尚书义疏》二十卷，流行于世。

鲁世达，是余杭人。炀帝时，担任国子助教。撰写《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流行于世。

张冲，字叔玄，是吴郡人。在陈朝做官，担任左中郎将，不是他的爱好。于是潜心研究经典，撰写《春秋义略》，与杜预不同之处有七十多事，又撰《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职做到汉王侍读。

王孝籍，是平原人。年轻时好学，博览群书，遍习《五经》，颇有文才。与河间的刘炫志趣相同，友善相处。开皇年间，被召入秘书省，协助王劭编修国史。王劭不礼遇他。在省多年，不免缴纳赋税，郁郁不得志，向吏部尚书牛弘上书说：

私下认为，毒虫叮咬皮肤，就会整夜无法安睡；饥寒交迫身体，也终年无所依靠。为什么呢？痛苦难以安宁，贫穷容易悲伤。何况胸腹之内，冰火煎熬脂膏，肌肤之间，风霜侵入骨髓。怎能咬舌闭唇，忍气吞声，厌恶呻吟的声音，忍受酸辛的酷烈呢！伏惟明尚书公，显露哀怜的神色，敞开宽厚的胸怀，咳嗽唾沫足以救活干涸的鱼，吹气可使穷困的鸟飞升。散发椒兰的芬芳，温暖如布帛的言辞，准许小人的请求，让大君听闻。即使山川遥远，鬼神在此，诚实而有验证，言语无不践行。仍然担心拯救溺水者时援手太迟，救助跌倒者时扶足太慢，等待越人的船桨，寻求鲁燕的云梯，那么必定悬挂在高树的枝头，沉没在深泉的底部。

以我一个贫寒之人，七年值班官署，赋税徭役不能免除，庆赏恩惠得不到沾溉。卖掉贡禹的田地，供应释之的费用；有幼子的拖累，缺乏强兄的产业。加上慈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失调，关山遥远。咬臂约定归期，前途更加遥远；倚门盼望，朝夕相对。像谢相如那样辞病，没有官职可以免除；像梅福那样发狂，不是仙人所能够躲避。愁苦疾病比厉鬼还厉害，人生不同于金石。魂魄即将离散，恐怕占卜没有应验；含恨入于九泉，就白白辜负了恩顾。这就是王稽之所以进言，应侯因此不快的原因。潜藏在鬓发之内，居于眉睫之间，子野未曾听闻，离朱所未曾看见。长久沦落在东观，滞留于南史，始终无人荐举引见，永远如同埋没。三代不迁官，虽然由于寂寞；十年不调任，实在是缺乏知己。

那不出世的是圣明的君主；不万一的是真正贤良的臣子。以那不出世的君主而遇到不万一的贤臣，这是小人所以为明尚书感到庆幸的原因。身居人物源流之地，掌握选拔人才的权柄，反而穿着狐白裘，不喜欢黑色礼服，这是小人认为明尚书不可取的做法。从前荆山美玉未被剖开时，卞和的脚被砍去；百里奚未被任用时，禽息的头被撞碎。处于可以进言的地位，拥有能够用人的资质，憎恶耳目的聪明，没有头脚的忧虑，畏惧而不去做，谁知道其中的道理！官员或许不称其才能，士人或许未申其冤屈，一个人私下议论，话流传于天下，功劳不被图报，怎能没有怨恨！倘若病未到死，狂病还能克制念头，写满穷愁的书简，属于离忧的文辞。托志于前代贤人，通心于后世智者，使千年之后，哀怜其不遇，追咎执事，玷污了清名。那么不才之身，死生成为拖累，小人的罪过，将要无法消除。希望稍加怜悯，留心不要忽略。

刘弘也知道他的学业，而终究未能调任。后来回到乡里，以教授为业，在家中去世。注释《尚书》和《诗经》，遭遇战乱散失。

评论说：古语说：“容貌体态不值得观赏，勇力不值得依靠，族姓不值得称道，先祖不值得称颂，然而扬名四方，流传声誉于后代的，大概只有学问吧？”这话确实啊！梁越这些人，专心致志不知疲倦，向自己求取，于是能够听闻圣道于下风，被称为珍品而登席。有的聚集徒众千百人，有的戴冕乘轩，都是稽考古道的力量啊。然而远溯汉、魏，大学问家大多清通；到了近古，大儒大多鄙陋粗俗。文武之道不坠，在于人的弘扬，难道唯独当今愚昧蔽塞，而往昔都明哲？在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罢了。然而从前辅佐各种政务，必定从鸿儒中选拔德行；近代治理国家，都从刀笔吏中选取士人。纵然有学业优异入室，勤奋超过刺股，名扬海内，考中甲科，如果命运逢时，未必能期望得到高官；或者命运不顺，必定被抛弃在草野。那么古时的学者，俸禄在其中；今天的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有志向见识之士，怎肯停滞于所学的知识，以求贫贱呢！这就是儒者中少有通人，学者多鄙俗的原因。至于刘焯，德行在士大夫中最高，穷究天文历数，既精且博，洞悉幽深隐微，钩取深奥，推致远大，源流不可测度。数百年来，只有他一人而已。刘炫学问确实是通儒，才能足以成事，九流七略，无不览。虽然探求隐微，不如刘焯；裁定成说，文雅超过他。都因生不逢时，饿死沟壑。这就是子夏所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天所给予的是聪明，所不给的是高官厚禄，上圣尚且不能免，刘焯、刘炫又能对命运怎样呢！孝籍只是写作离骚那样的文章，又怎能挽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