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56

教飬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日，增设宗室学官，下诏说：“因为宗室支系众多，而诱导的方法还未到位，所以命令近臣举荐有学问品行的人士担任教授，传上不是说过吗：‘少年时养成的如同天性，习惯成自然’，大概子弟的学习，如果没有尊长勉励，就不知道劝勉，如果不遵守教导，让尊长司把名字报告大宗正司，教授不称职，大宗正司察举上报。”宗室从率府副率以上有八百多人，其中奉朝请的有四百多人，而教学官员只有六员，开始命令增设——凡是皇族年龄三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三十人，设置讲书四员；年龄十五岁以上的有三百零九人，增设教授五员；年龄十四岁以下的，另设小学教授十二员，加上旧有的六员共二十七员，来分别教他们。皇上对韩琦等人说：“凡是事情的推行，担心的是渐渐长久而懈怠废止，何况为学之道，尤其要戒中止。宗室年幼的，仍须本位尊长常常加以率领鼓励，希望不懈惰，可召舍人谕知这个意思，作诏戒勉他们。”所以有这个诏书。皇上既已命令增设宗室学官，认为宗室数倍于从前，而宗正司事务也滋多，丁未日，又增设同知大宗正事一员，以左龙武卫大将军、宁州防御使宗惠，为怀州团练使，领其职，并且降诏申警他。宗惠，是允升的儿子。皇上在藩邸时，凡是宗室人才能否，都详细知道，很赞许宗惠，所以擢用他。谢恩那天，告诉他选任的意思，宗惠就所居筑堂叫“闻义”，每天与学士、大夫讲习其中，以身倡导宗属，两次召对延和殿，允许条奏朝政，由御药院进入。旧制：大宗正司只领宗室事，宗室女中人主的内外仆使，隶属管勾所；宗惠请求全部罢去，总于宗正，人们认为方便。起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的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说：“宗室应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至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皇上赞同，宗室正讲席，从申开始。申，是建安人。辛亥日，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起初，睦亲宅密州观察使宗旦等五位，广亲宅原州团练使克戒等二位，说子孙众多，而所居狭隘，遂命度量故上清宫地为七位，以宗旦等五位为睦亲东宅，克戒等二位为广亲东宅，有司正营造，而天章阁待制王猎建言，取睦亲四旁官私屋，以广两宅，既遣户部副使张焘等按视，而皇上以骚动居人，颇多不许，然上清所修七位，无复余地，而皇族蕃衍，恐后有当迁者，命别择地，焘说：“芳林园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余，可不扰民而足。”遂作宅于此园，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后有求徙者，又广宅而徙焉。克戒，是德雍的孙子。

三年五月庚午日，右武卫大将军、果州刺史叔褒，领文州团练使。初制宗室入学，十五以上，通两经的，大宗正上报，命官试论及大义，中的，度高低，赐出身或迁官。至是叔褒试所学中，故有这个任命。叔褒，是德恭的曾孙。

疑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日，三司使、给事中蔡襄，为端明殿学士、礼部侍郎、知杭州。起初，皇上自濮邸立为皇子，中外无间言，既即位，以服药的缘故，皇太后垂帘听政，曾为中书说：“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伤涕泣，宦官宫妾争相荧惑，而近臣中也有异议，可怪的，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于烧钱炉内焚之矣！”中书不敢问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也稍稍说蔡襄常有异议，然莫知虚实。皇上疾既愈，数问蔡襄如何人，一日，因其请朝假，变色对中书说：“三司掌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蔡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别用人？”韩琦等共奏：“三司事无缺失，罢之无名，今更求一人材识名望过蔡襄的也没有。”欧阳修又奏：“蔡襄母亲年八十余，多病，蔡襄但请朝假，不趋起居尔；日高后即入省，也不废事。”然而每奏事语及三司，皇上未尝不变色。及谅祚攻却泾原，皇上遂督中书以边事将兴，军须未备，三司当早选人，韩琦等初尚救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蔡襄陈乞，可以除移。”起初，传者多端，或说皇上入宫后亲见奏牍，至是因蔡襄请罢，韩琦遂质于上，上说：“内中不见文字，然在庆宁即已闻之。”韩琦说：“事出暧昧，若虚实未明，乞更审察，苟令蔡襄以飞语获罪，则今后小人可以倾陷，善人难立矣！”曾公亮说：“京师从来喜造谤议，一人造虚，众人传之，便以为实，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的，非惟臣下被祸，兼与国家为患。”欧阳修说：“陛下以为此事果有果无？”上说：“虽不见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无？”欧阳修说：“疑似之谤，不唯无迹可寻，就令迹状分明，犹须更辨真伪，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学石介字体，久之学成，乃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诏草，赖仁宗圣明，富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丧至阙下，小人有嫉忌臣的，伪撰臣乞沙汰内官奏稿，传布中外，内臣无不切齿，判铨才六日，为杨永德所谗，以差船事罢知同州，也赖仁宗保全，寻知其无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犹须更辨真伪，况无迹状，陛下幸勿致疑。”韩琦及曾公亮又各进说，上说：“造谤的因何不及他人？”遂命蔡襄出守。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吕公弼，权三司使，吕公弼奏事毕，上说：“卿继蔡襄为使，蔡襄诉讼不以时决，颇多留事，卿何以处之？”吕公弼知帝不悦蔡襄，回答说：“蔡襄勤于事，未常有慢失，恐言者妄尔。”帝益以吕公弼为长者。

刺陕西义勇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起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宇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款，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刺及诸郡，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诏从之，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沿边州军，上说：“不若即了之。”韩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徐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并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田承名额的，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人赐钱二千，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后复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说：“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之民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的，以此也。是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朝廷但籍其民以充义勇，更不刺为正军，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祐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今秋方获小稔，且望息肩，又值边鄙有警，众心已摇，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况即目陕西正军甚多，不至阙乏，何为遽作此有害无益之事，以循覆车之辙？”又奏说：“昔康定、庆历之间，陕西之民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说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于边州屯戍，当是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金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刺面之后，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更须千里供送，父母财产，日消月铄，以至于尽，况其平生所习的，唯桑麻耒耜，至于甲胄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临敌之际，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曳动大阵，自后官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以公据，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复归望，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业，较然可知。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惩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州县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晓谕，也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繁，足以动摇群心，感伤和气，若使分毫有益于国，也无所顾，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又奏说：“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元不曾刺手，后至庆历年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又奏说：“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祐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间，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之民，比于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后，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尽典卖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差点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军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且今日既籍之后，则州县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壮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故臣说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于国无分毫之利？……有难臣的必说：‘古之兵皆出民间，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则回答说：‘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长的，皆卿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集，无敢逃亡避匿的，以其纲纪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聚集教阅，则也有行阵旗鼓、开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战敌的，设若闻敌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迎望风声，奔波迸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你县官率士卒而待寇乎？’……臣所以说于国无分毫之利也。”又奏说：“今建议以义勇为便的，必说‘即河北、河东不用衣粮而得胜兵数十万，皆教阅精熟，可以战敌，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请言其不然——彼数十万的，虚数也；教阅精熟的，外貌也；兵出民间的，名与古合而实异也。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实，何不召试建议者而问他说：‘河北、河东自置义勇以来，敌寇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用义勇拒战而敌寇败退？今既有义勇之后，三路正军皆可废而不用乎？’若果然敌寇曾深入，因得义勇之力而败退；今来刺义勇之后，正军皆可废罢，此乃万世之长策也，愿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阵敌使用；今来虽有义勇，正军亦未可废罢，则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又奏说：“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陛下宣谕，以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胜郁悒，终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的，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夺台谏之言，则说命令已行，难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谏之辞，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之时，而也有此言，天下将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于天子之侧，议论大政，苟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人无一人知的，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之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说命令已行，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如此岂惟愚臣一人无用其时，谏诤之官皆可废也！以臣所见，但当论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当说命令已行，不可改也。”终弗听，司马光共六次上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终弗许，曾至中书与韩琦辨，韩琦对司马光说：“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方桀傲，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慴？”司马光说：“兵之用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少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宁复惧乎？”韩琦不能答，又说：“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耳，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司马光说：“虽光亦未免疑也。”韩琦说：“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司马光说：“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韩琦怒说：“君何相轻甚耶！”司马光说：“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韩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以为常矣！

熙宁元年夏五月丙申日，枢密使吕公弼请求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少壮人材武艺，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户下支移、折变，别团会教阅，依日限放散，并给口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伦的，听注籍，候有阙收补，从之。戊戌日，诏诸路籍义勇有胆力的，别为一等，以备非时捕盗，候有功，当议量材，优与名目，并立呈试武艺三等，许诸色人自陈，中不等，许义勇陈乞。

去冗官

治平三年九月，起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献言的都说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诏悉付两制详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说：“伏见审官院京朝官以上磨勘转官的，举一岁中约有千数，其因职任升擢的，尚不与焉。按《国朝会要》真宗用谏官孙何等疏，遂罢郊祀序进之制，即令有司考其殿最，临轩引对，亲加升黜，又令审官院考核京朝官，经任五年以上，磨勘无赃私罪，即以名闻，当议迁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经三年磨勘，改转后，依旧勾当，直候得替后更及三年，再令磨勘，当时条制虽前后不同，然大抵不限定三年，也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监主簿以上，率三岁，迁外任的，不俟替归，在京的也无候替别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阙于家动逾岁时，居无职事，禄廪不绝，苟及三年，则又磨勘，臣谓考课之弊，无甚于今，而亦无速于今也！欲乞朝廷检详旧制，以见今内外京朝官及两制以上磨勘之法，别立中制，虽未能尽如虞舜三考升黜之典，且复祖宗之制，也庶几抑侥幸之弊矣。”权御史中丞彭思永相继说：“乞今后前行正郎，该磨勘，依转大卿监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历任正郎后，须得举主五人，内有本路提转及大两省三人，方与改转少卿监。”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同知谏院傅卞说：“乞今后京朝官至员外郎，且依旧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员外郎入正郎，磨勘并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许磨勘，两制臣僚自待制以上，并乞五周年磨勘，至谏议大夫，更不许磨勘。”殿中侍御史吴申说：“乞从今裁节，如有前行郎中合转少卿监的，且令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授，仍以历任年深，无赃私罪；或曾历职司差遣，不经责降；或前后历官可称，及素有文行的，先次迁转。前行员外郎合转郎中，及太常国子博士合转员外郎的，也且权住，先立定员数，候有阙，则以次迁补。”监察御史里行刘庠说：“欲乞少卿监合磨勘转大卿监的，如年已及七十已上，更不许磨勘。”监察御史里行蒋之奇说：“两制已上，皆四年转两官，比京官乃是二年一转，欲乞两制也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转一官，至前行郎中后，更添左司郎中一转。”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奏：“检详祖宗朝，中外官不立迁转条限，大中祥符八年始降诏京朝官并以三周年，令审官院磨勘、引对与转官，是时仕路犹清，官员数少，厥后及今五十余年，约祥符初略计十倍，以故员多阙少，坐糜禄俸，才否无辨，差遣不行，考课之法难复施用，官制之弊无甚于此。今详定且欲自京朝官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升朝官至后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劳绩，或因繁难任使，即自朝廷甄擢，盖登仕升朝，累至正郎，奏荫子孙，稍奉法循理，自应至州郡长吏，以此处常调，固已为优厚，其待制以上，既处显近，请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圣衷，推恩迁改，应见资品已高，各据所居官止，自余条例一切仍旧，其任卿监不曾历职司差遣，只自常参官累迁的，并送审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陈乞留台宫观监当的，更不磨勘，如此则权柄归于君上，劝沮行于朝廷，人材有所甄别，重难烦剧之地可以用人，事体均平，简而易守，比于祖宗之制，犹为优幸。”癸亥日，诏说：“朕惟制治之本，必始于官，设官之方，其也有择。国家承累圣之祚，跻时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厘庶务，复许以三祀，俾之一迁，岁月既深，吏员猥积，虽海宇至广，工师实繁，以官率人，倍者数矣！肆我台阁，数陈其故，兹用博议，审求臧谋，而封章亟来，请从更制，朕嘉与卿士，图惟厥中，庶几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迁官后，六岁无过，则复迁之，有过亦展年，至谏议大夫止；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岁以上，校月日之久的，以次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如别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的，即不在此例。”

训导皇子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日，诏岁给皇子仲鍼公使钱千五百贯，仲纠、仲恪千贯。甲寅日，右司谏王陶为户部员外郎、直史馆、充皇子位伴读；屯田员外郎周孟阳、秘书丞孙思恭，充皇子位说书；宣庆使、安静军留后、入内都知任守忠，提举管勾皇子位。司马光说：“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属，博选天下有学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侧，与皇子居处燕游，讲论道义，耸善抑恶，辅成懿德，其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也皆选小心端悫之人，使所属官司结罪保明，然后得入，仍专委伴读官纠举施行，即时斥逐，不令在侧，若皇子自有过失，再三规诲不从的，也听以闻，如此则必进德修业，日就月将，善人益亲，邪人益疏，诚天下之幸也。”戊辰日，皇子仲鍼、仲纠始就东宫听读。

九月庚戌日，诏以皇子位为庆宁宫。辛亥日，皇子——光国公仲鍼，为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改赐名顼；乐安郡公仲纠，为明州观察使、祁国公，赐名颢；大宁郡公仲恪，为耀州观察使、鄠国公，赐名頵。壬戌日，皇子位伴读王陶，为淮阳郡王府翊善；皇子位说书孙思恭，为侍讲；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兼史馆检讨韩维，为太常丞，充记室参军，王陶等请王受拜，不许。吕诲说：“王今未出阁，当且设师友，不宜遂置僚属，臣欲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则礼分自安，况王年已长，当早令出阁，开府建官，翊善、侍讲，自为僚属，于事体即无不顺。”

十月戊寅日，赐淮阳郡王公使钱岁二千贯，祁国、鄠国岁一千五百贯。

十一月，吕诲乞密早建东宫，其书说：“陛下践祚以来，圣体违豫，虽天光临下而德音鲜闻，万几之事，未尝可否，悉付中书、枢密院，皇太后关决于中，自非辅臣承旨，两制近侍，也不得造帘箔之下，况疏远之臣耶？如是爵赏刑威，一归于政府，使政府尽公则已，脱有差缪，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闭，中外所以慊然不安也。为陛下谋的，莫若早建元良，内辅号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归而下无异心，此当今之速效也。汉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请豫建太子，以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贤明之嗣，尚以不豫建为忧，诚有谓也！况淮阳王天资颖悟，法当宠嫡，宜预建立，以固本根，旁绝窥觎，慰安人心，斯万世之利也！伏望陛下廓开聪听，俯纳愚忠，审权柄不可移于下，思机会不可失其时，法汉文豫建之策，为庙社长久之计，上有圣后之翊辅，下有元良之倚赖，陛下高拱岩廊，仰成庶政，泰山之安，何以喻此？如此则游心清净，不言而化，人神胥悦，天意昭辅，勿药之喜，计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日，淮阳王顼出阁，王辞两宫，悲泣不自胜，太后也泣，慰谕遣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日，进封皇子忠武节度使、同平章事、淮阳郡王顼，为颍王，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丙午日，宰臣韩琦等表请序位在颍王下，诏答不允。戊申日，诏大敕系位，皇子顼，在富弼上；颢，在宋庠下。丁巳日，诏岁赐皇子颍王公使钱三千贯；颢，二千贯；頵，一千五百贯。戊午日，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赐金紫；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直集贤院、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直集贤院、诸王府侍讲。起初，淮阳郡王将出阁，以王陶等为翊善、记室、侍讲，至是进封颍王，而东阳郡王颢又将出阁，故迁王陶，命兼翊善东阳，而韩维、孙思恭为两王记室、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宫僚，遇韩维尤厚，每事咨访，韩维悉心以对，至于起拜进止缓急，皆陈其节，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鞋进，韩维说：“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毁去。皇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太后泣告辅臣，并咎两王，韩维等极谏说：“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犹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对辅臣说：“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宫僚所致，宜召至中书褒谕之。”曹佾的除使相也，王欲使韩维等传太后意于辅臣，韩维及孙思恭不可，王卒使王陶言之，韩维及孙思恭戒王说：“陛下亲总万几，内外上下事体已正，王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二年二月甲申日，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邵亢，为直史馆、颍王府翊善、同判司农寺，令于皇子两位供职。帝曾召对群玉殿，访以世务，说：“学士真国器也！”故命为王府官。

十月戊申日，都官员外郎、权发遣三司开拆司孙永，为诸王府侍讲。颍王好学不倦，一日，出新录《韩非子》，属府寮雠校孙永说：“韩非险薄，无足观。”王说：“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巳日，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姻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此。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镇柜钱银，乃里巷常谈，盖荐绅所不道，行于圣朝，窃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礼院，博考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的，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到《国朝会要》皇亲婚会礼物数，请如《会要》故事。”从之。

三月甲子日，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今卜姓授室，其系尤重，宜历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

四月乙未日，颍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任知制诰、知谏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贤院、充任颍王府翊善，在皇子两位处供职。

十二月，此前皇帝长期服药，监察御史里行刘庠上奏请求册立皇子，皇帝不高兴，封存了他的奏章。一天，宰相韩琦等人问安，退下时，颍王走出寝门，忧虑形于色，回头看着韩琦说：“怎么办？”韩琦说：“希望大王早晚不要离开皇上左右。”颍王说：“这是做儿子的职责。”韩琦说：“不是为了这个。”颍王大为感悟。皇帝自从得病，不能说话，凡处理事情都写在纸上。辛丑日，皇帝病情加剧，辅臣问安完毕，韩琦又上奏说：“陛下长期不临朝，朝廷内外忧虑惶恐，应早立皇太子以安定人心。”皇帝点头。韩琦请皇帝亲笔指示，皇帝便写道：“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必定是颍王，烦请圣体再亲笔写一次。”皇帝又在后面批道“颍王顼”，韩琦立即召内侍高居简，把御札交给他，命翰林学士起草制书。学士承旨张方平到榻前领命，皇帝靠着几案说了几句话，方平不能分辨，皇帝用手指在几案上画，方平于是请进笔写下所谕，便进笔，皇帝写“来日降制，立某为皇太子”十个字，所写的名字不太清楚，方平又进笔请求，皇帝再写“颍王”二字，又写“大大王”三字，方平退下起草制书。壬寅日，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皇帝既采用大臣建议立皇太子，泫然落泪，文彦博退下对韩琦说：“看见皇上的脸色了吗？人生到这一步，虽是父子之间，也不能无动于衷！”韩琦说：“国事应当如此，能怎么办！”皇子刚听到任命，在榻前辞让了很久。癸卯日，大赦，赐文武官员儿子为父亲后嗣的勋一转。乙巳日，下诏以来年正月十九日册立皇太子，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礼仪使，翰林学士王珪撰写册文，钱明逸书写册书，知制诰宋敏求书写宝玺。

四年正月丁巳日，皇帝在福宁殿驾崩，神宗即位，当时年二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