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50

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乙酉，尽二十九日癸巳。

《秀水闲居录》说：蔡京四次入朝为相——崇宁元年拜相，四年罢免。大观元年再次入朝，三年又罢免。政和元年再次入朝，宣和初年又罢免。六年冬天，王黼罢相，白时中、李邦彦一起拜为少宰，不久，京东盗贼兴起，蔡京党羽喧哗，认为宰相威望轻，于是下诏蔡京再总领三省，允许在私宅处理政事，三五日一次上朝，当时蔡京已八十岁，眼瞎不能写字，脚跛不能跪拜了。他的儿子蔡绦掌权，凡是判笔都由蔡绦代写，还代替蔡京在宫中奏事，于是肆意做奸邪贪利之事，赏罚没有章法，贬黜升迁纷乱，蔡绦的外兄韩梠，骤然被任用为户部侍郎，秘密与他谋划，贬逐朝臣几乎没有空日，蔡绦每次上朝，侍从以下都迎揖，附耳与他说话，堂吏抱着文案数十人跟从他，派遣使者四处诛求探访，喜欢的人，令推荐他，不喜欢的人，令弹劾他，朝廷内外缙绅无不侧目。先前，王黼设应奉司总领四方贡献之物，以市权宠，于是蔡绦效仿，请求设置宣和库，库中设式贡司，司分各库，如泉货、币帛、服御、玉食、器用等，都是其名，上自金玉，下及蔬菜，无不笼取元丰、大观库及榷货务现有钱物，都拘拨收桩，专门供进。次年四月，蔡绦恶行日益显著，二相不能履行职责，蔡绦的哥哥蔡攸揭发他的奸状，蔡京罢相，蔡绦也被谴责，这年冬天，金虏侵犯宫阙，岂不是将乱的征兆吗？蔡京久在相位，植党擅权，无人敢说他的罪，只有大观中再罢政后，中丞张克公一疏，及内翰张阁一制，粗略能数其过恶，天下传诵，张克公疏说：“臣先前曾论奏前宰相蔡京，罪恶显著，应加严责，上答天戒，下慰人心，未蒙睿旨施行，如果依阿不言，非但负陛下之责，天下之人都会以此责备我！义当竭力，不敢停止，蔡京昔居相位，擅作威福，权倾中外，滥赐予以蠹国用，轻爵禄以市私恩，说财利有余，都出诞慢，务夸大以兴事，肆为骚扰，援引小人，以为朋党，假借姻娅，布满要途，以至交通豪民，广兴产业，役使天子将作营葺居第，用县官人船运载花石，曾无尊主庇民之心，只事丰己营私之计，若是之类，其事非一，累有臣僚论列，臣更不敢具陈。若乃名为祝圣寿，而修塔以壮临平之山势，托言灌民田，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语，致妷俉之告变，而谬为心疾，受孟翊之讹言，而与之官爵，赵真欲辅之妖术，张大成窃议其奸意，骇动远近，闻者寒心，这些都足以鼓惑天下，而为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一于此，必加严刑，而蔡京兼有之，却独泰然忽视朝廷，无复畏惧，人臣强盛，莫甚于此。去年东南诸路都遭旱暵之灾，乃其应也，圣恩宽贷，为之保全，人心不平，而忿嫉之气充塞海内，星文变异，岂无意耶？盖蔡京之罪戾，积稔滋久，上赖圣德昭格，皇天眷祐，为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灵，于是星文再昭示其意，既曾罢蔡京相，消弭于前，则正蔡京罪，诚有待于今日也！虽天之垂象，不当其事应，而常无所不戒，然蔡京之罪未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蔡京再罢相，士民称庆，以为蔡京去，朝廷必矣，既宠以宫祠，又许其致仕，赐以苏州南园，尚无去意，然以哲庙《实录》未毕，犹可为说，今书已成而去计杳然，是终不可去也，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则人力何能为哉！臣闻之《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盖天之视听，因民而已，君之用刑，视天而已。臣愿陛下顺民心以奉天，体天道以用刑，暴正蔡京罪以释天下之疑，以为人臣之戒，则和气集而灾沴消矣！干冒天威，罪当万死，伏望圣慈深察愚衷，特赐听纳，早降睿旨。”张阁行责官词说：“政事所寄，尤严误国之诛；人臣之奸，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宪，扬于大庭。太师致仕、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一万二千六百户、食实封四千四百户蔡京，顷以时才，久膺柄任，两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图尔庸，以弼予治，而总秉众务，出入八年，事寝紊于后来，谋悉违于初议，擅作威福，妄兴事功，轻爵禄以市私恩，滥赐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党，以至假利民以决兴化之水，托祝圣而饰平临之山，岂曰怀忠，殆将邀福，屡有告陈之迹，每连狂悖之嫌，虽仅上于印章，犹久留于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谴，言章继上，公议靡容，顾欲用恩，难以屈法，其褫师臣之秩，俾参宫保之官，姑慰群情，尚为宽典。於戏！上天垂象明罚，所以弭灾，人道恶盈省躬，所以引咎。往钦善贷，无重后愆。可特授太子太保致仕，依前楚国公，勋封、食邑、实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谢辞。”

陈朝老上书说：“臣窃观陛下即位之初，布告治朝，爰立台辅，当时群臣在列耸听，以为所用必是奇才，白麻既出，天下失望！蔡京奸雄悍戾，诡诈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处，务以镇压天下。以为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苟简以为治，无敢横身为国、建议立志者于是出，而锐然更张，谓天下后世无以复加。陛下倾心俯纳，所用之人，惟蔡京是听，所行之事，惟蔡京是从，故蔡京得以恣其奸佞，玩弄无所畏忌，直欲败坏而后已，观其行法出令，徇名失实，无异于儿曹稚子，终日嬉戏，以尘为饭，以木为胾，何与于饥饱哉？且儿曹之戏，已则弃之，无有后灾，以蔡京之所为，求其所欲，其为害岂特一方与当年？盖将遍四方之广，覃万世之远而未艾也。厥今天下何如哉？官爵冗而非材杂进，财用竭而妄费无已，恩泽滥而侥幸成风，科配苛而农民重困，学校纷更而士失所业，谀佞成俗而上罔闻知，恩宠擅分而人多侮法，钱与物俱重，而无术以平之，其他害国蠹民，误上罔君，未可以指数，推其弊之所生，良由陛下任非其人所以致！此今缙绅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门，人无所守，各怀私恩而不知国家之公议，几成风俗，且爵禄名位，天下公议，权臣盗之以植私党，最为有国有家者之大患，况蔡京尤深结陛下左右近习之人，故此曹为之隐蔽，是以公肆诞谩，无敢谁何，陛下渐成孤立，可为寒心！幸其解去机务，退处祠宫，天下之人鼓舞抃蹈，有若更生，今既已谢事，尚犹安处上都，门阑如市，交结内贵，其意犹欲觊他日之复用也，平时出入门下之小人，恐其去国，失所倚恃，旁为之助，陛下何不察欤？愿陛下奋乾刚之断，勿贰勿疑，置之远方，以御魑魅，庶以杜绝其望，方快舆议。臣尝观其所为之事，合天下之人，举以为非，公论未失，劫于势利，导谀成俗，无一人敢为陛下言者，前者之伏蒲戴豸，皆伏下风，各怀刍豆之爱，上下相蒙，未以为非，臣观考蔡京之所为，合而言之，则其事止于十有四：曰诬上帝、曰罔君父、曰结奥援、曰轻爵禄、曰广费用、曰变法度、曰妄制作、曰喜导谀、曰钳台谏、曰炽亲党、曰长奔竞、曰崇释老、曰穷土木、曰矜远略，散而言之，其事数十万言，岂毫楮所能载。臣久困羁旅，不能具纸墨，陛下不以臣不肖，愿诏有司给笔札，使臣得尽胸中之所言，写天下是非之实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犹生之年，草莱无知，辄议国家大事，罪合诛夷，干犯天威，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右正言崔鶠劄子：“臣谨按贼臣蔡京，阴蓄异谋，潜窥神器，故窃爵赏，买天下小人以为朋党，相与遮蔽人主耳目，卒致远夷猖狂，直犯畿甸，宗庙震动，社稷荡摇，上皇南巡，肃王北质，百姓屠灭，天下之贼，其罪有大于蔡京者乎？此贼，祖宗神灵之所切齿也，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特赐睿断，斩此奸臣，为万世乱臣贼子之戒。取进止。”

又劄子：“臣谨按贼臣蔡京，以奸邪之术，诳耀人主，大类王莽，而朋党之众，则又万万于莽之奸也！制井田、更钱币、设六筦、造明堂、起辟雍、建灵台、颁时令、筑学舍万区，以诳耀其君，于是卒攘其国而有之；而蔡京贼亦用此术，其意安在？然王莽之腹心，不过王舜、刘歆等数人，岂如蔡京贼，收天下之士以为腹心乎！遂至盗贼蜂起，夷狄乱华，虽宗庙神灵为之震骇，然则蔡京贼之罪，宗庙神灵之所不赦，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圣心独断，戮此巨奸以为世戒。取进止。”

二十六日庚寅，下诏解太原之围。

诏书说：“朕惟金贼攻围太原一百五十余日，其势危蹙，惟兵与食最为急务，而朝廷于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于警奏，不过督责诸将，俾令进师，既不增兵，又无现粮，安能使之必战？既战，又安能使之必胜？进者屡衄，其弊盖出于此，朕每一念及，疾首痛心，寝不能安，食不知味。今闻黠虏筑垒临城，控扼要害，援师不可进，粮道不得通，势益危迫，卿等宜究心悉力，广加询谋，增兵置粮，不吝爵赏，以劝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须管太原解围，若稍有误事，不惟卿等负朕倚注之意，朕于负荷之重，亦岂敢委法以徇私于卿等哉？”

二十七日辛卯，解潜从威胜军进兵，屯于南关。

起初，诸将商议进兵，刘韐以河东宣抚副使到隆德府，张俊、苗傅都隶属麾下，与诸将约期七月都进兵，王渊与刘韐出平定军、辽州路，解潜、折彦质出威胜军路，张灏、折可求出汾州路。粘罕当时在太原，听说援兵到，就多积粮于南关，假装好像听说解潜到而怯惧的样子，藏匿强壮兵马，使轻兵守之，告诫说：“解潜必从威胜军，先趋南关，等他到，就假装逃走。”解潜派人勾探，只有轻兵，就以兵趋之，金人都假装逃走，解潜以为真逃，渐渐派人运其粮食，金人还未动，不久解潜全部派士卒车马运粮，已装载就道，而金人之兵冲突而至，官军不敌，弃粮而溃，死者相枕藉，自此解潜不能成军了。

张灏及金人在文水县交战，败绩。

张灏，是张孝纯之子，朝廷任为河东察访使，招河东义勇禁军五万，由辽州以夹援太原。张灏命统制张思政为前锋，遂同折可求到文水县上贤村马村下寨，金人每日出没，遇官军则假装逃走，未尝有胜败，而张思政以为不足虑，遂不设防，金人忽然取别道径直至，张思政失措，官军遂大败。起初，朝廷命折可求节制麟府路军马，前往救太原，知麟州杨宗闵告折可求说：“朝廷命公解围，未审由何路以入？若路出汾阳，以步兵当突骑，未见其可。愿节制建上将之旗，鼓行而声言救晋，假我精骑二万，攻其必救之所，则太原之围必自解矣！”折可求认为他说得好但不能用，卒至于败，仅以身免，折可求以便宜，升杨宗闵为前军统制军马、河东路兵马钤辖。

《传信录》说：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平定军、辽州两路，刘韐、王渊主持；威胜军路，解潜、折彦质主持；汾州路，张灏、折可求主持。而宣抚副使、察访使、勾当公事，都承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宣抚司虽有节制之名，只是文具罢了。我奏上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虽降指挥约束，而承受专达自若也。至期出师，解潜与贼相遇于南关，转战四日，杀伤相当，金人增兵，解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辽、汾之师都逗留不进，其后张灏又违节制，用统制官张思政复文水县，不久又被贼所夺，我极力向上论节制不专之弊，又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我孤军，不如合大军由一路进，会范世雄以湖南兵到，即荐为宣抚判官，方欲会合，亲率师以讨贼，而朝廷之议变了。

敕御史中丞张澂，追童贯行刑。

臣僚上言：“臣闻事有其失甚微，其贻患有丘山之重而不可胜救者，废置诛赏是也，请以古事验之——昔汉既诛董卓，不及赦凉州部曲，李傕、郭汜知不免，激其下以叛，遂贻汉室之祸，此当赦而不赦之失也；唐德宗有泾师之变，仓卒出狩，或劝取朱泚杀之，否则相逼，为乱将大，德宗不能用，泾师得朱泚，果称僭逆，遂陷京师，赖有良将相与戮力，仅能克复，此当诛不诛之失也。臣窃观童贯以阉臣仆隶之微，盗有兵权几二十年，其坏祖宗军政，开河朔边患，结新造之远夷，弃耶律之旧好，祸及华夏，至于今不止，其过恶误国，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诛斥，独轻于二人，公论固已郁矣。臣为陛下言其大者，以消未萌之祸。童贯久持内外兵柄，陕右诸路劲兵，号曰胜捷，阴常蓄养为牙兵，以市私恩，其督战也，不使之临行阵，特以自卫而已，战而胜，则归功厚赏，不胜则拥之以遁，其赏功之猥滥，至数千人，皆为将校，骄纵饱满，无复斗志，其实有战功者，皆抑而不赏，使西北战士归怨朝廷者，皆童贯纵之，使至此也。其随上皇之南狩也，童贯劫之东下，日用券直，或旬时犒赐，至纯用金银以给之，过为优厚，冀得其死力，朝论汹汹，至今以为疑也。臣又观近日张思政领胜捷余卒，败于河东，溃而东归，宣抚副使李弥大执张思政而戮之，复遣败亡余卒赴真定为援，将卒疑惧，挟其渠首以叛，淄青至今震动，贻患一方，论者恨其遣溃师之遽，而诛张思政之早也，则汉不赦凉州部曲，事之大小虽异，其失则同矣！臣所谓其失甚微而祸有丘山之重者也，虽然此已往之失不可复追，未然之事，尚可图也！臣闻诸道路，山东叛卒文其旗曰‘负冤胜捷’，意欲自沂密入寇淮浙，万一闻童贯尚在，素怀畜养之恩，一旦乌合，岂不大为东南之患，此臣所以夙夜过计，不能无泾师得朱泚之忧也，陛下岂得不过为之虑哉？况童贯自用师持权以来，毒流夷夏，以无事无罪之民，驱之死地，所杀伤者，不啻数十万众，缘童贯而破产流离者，延及四方之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今以诛一童贯之身，曾不足少谢穹苍之怒、兆庶之怨，陛下尚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晓也！伏望陛下遣一介之使，即贬所，正典刑，声其罪恶，以谢天下无辜之民，以绝群小怀怨之望。”

又上言：“臣窃以为祖宗垂宪，于治安无事之时杀大臣，为当在所戒，后世有乱天下、危社稷而不杀之，非祖宗之志也！况如童贯者，阉腐刑余，在祖宗时，止堪扫除之役，岂真所为大臣者哉？童贯握兵柄几三十年，大奸大恶，不可缕数，臣独论其可杀而不可赦者——坏太祖皇帝之兵制；败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万余里之小夷，残百余年之与国；萧后欲归，却其表而不受，虏主潜遁，指其踪而使擒，契丹旧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俾之报怨，旁结西夏，共为敌雠；虏骑欲入，童贯犹趣往太原，虏破忻代，即舍太原以归，具舟楫载其亲兵之家属；佩陕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印，浮汴渡江淮而去，于是时，何有陛下？奈何卒赦之？”

又上言：“臣谨按童贯以奴隶之资，荷不世之遇，渐缘恩宠，包藏祸心，近者臣僚论其罪恶，备载章疏，以其养兵于家，储甲于库，有潜谋不轨之兆，陛下宽容，姑投海裔。今者窃闻有司检校其家器用，复有校椅，以青龙首金银丝背为饰者，士论传骇，以为不轨踪迹暴白，无甚于此。臣愚闻之史氏，为国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信矣。童贯之误国召兵，几危社稷，两观之诛已后天下之望，今暴其罪恶，复出其不轨之器，苟复置之，何以为巨奸元恶之戒？”奉圣旨：“童贯罪有十——首荐朱勔起花石；引赵良嗣灭契丹；修延福宫等；朕在东宫，屡为摇动；册立之时，亦有异语；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东京解围，闻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养死士。前项。罪不容诛，差监察御史张澂，将带开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贯，随所至州军行刑讫，函首赴阙，当议赍送宣抚司军前，一行人漏泄者，依军法。其子孙，已降指挥送吉阳军编管——见随童贯子孙，仰张澂交割与所在州军，选差官，多差兵级，管押前去；如在别州军，即移文监司，依此施行。”

二十九日癸巳，右武大夫、温州观察使、提举河北西路保甲、兼权提点刑狱、权真定府李邈，除青州观察使、知真定府。

这个月的某日，派遣使者给金人元帅皇子两封信。

《宣和录》说：“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相元帅：比因专使，尝已布书，具载悃诚，想加通亮，但以三镇之民怀土顾恋，以死坚守，虽令不从，遂至宿师，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悯伤，是用欲以三镇税租，纳充岁币，既不失通和之议，抑亦为长久之图。谅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单车，复陈本末，愿加聪亮。有少礼物，具如别幅。秋暑尚炽，更希保护。谨白。”

“七月某日，大宋皇帝致书大金国皇子郎君：比常布问，具致悃诚，近因使介之旋，尤详敦好之意，但以三镇之民怀土顾恋，虽令不从，以致宿师引日已久。重惟兵民各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悯伤，是用愿以三镇税租，纳充岁币，方昭大信，谅不受于闲言，将究远图，岂自生于细故，成长利于两国，在仁人之立谈，想为英聪，必能体亮。已遣使大金国相元帅，今再命单车，复陈本末，愿加聪察。有少礼物，具如别幅。秋暑尚炽，更希保护。谨白。”

粘罕大起云中路民兵到太原。

王安中临江军安置。

臣僚上言：“谨按王安中昨自尚书左丞建节知燕山府，委任之寄重矣，借令无才可办边事，至如贼势强弱，与沿边兵食乏阙，馈运艰难，民户残弊，众所共知者，自合条具实状，逐项奏闻，使朝廷灼见利害，审定取舍，早为备御之策。而王安中畏避童贯，专务蒙蔽，终不端言其事，数奏祥瑞，诬罔谄谀，以固宠禄，养成边患，一旦虏骑长驱，燕蓟覆没，深入畿甸，社稷几危，推原本因，其罪与蔡攸等耳！今臣僚论列，以为行法未尽，乞斥诸远方，少为误国者之戒，虽责授散官，复处汉东近地，恐公论不以为允，矧以太原被围，师屯未解，强虏压境，朔部戒严，若不恃赏罚之公，厌服物论，何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圣旨：王安中移临江军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