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175

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于当天。

参知政事王绹上奏答对说：“臣先前承蒙错爱，被任命为浙东帅臣，勉力在职，差不多满一年，去年秋天偶然因为衰老疾病，竭尽诚恳，请求领宫观闲职，以休养疲惫之身，仰赖圣恩怜悯依从，免于因罪罢免，得以来到浙右，寄居昆山，席子还没坐暖，虏骑侵犯承楚，御驾亲征，苏秀两地的老幼，伸长脖子欢呼，争着看天子，臣在这个时候，却因衰老体弱，隐伏在异乡，不能同郡县官吏一起在道旁列队迎接，瞻望御驾的清尘，臣的私心，死也不瞑目。臣私下想，先前以菲薄之才，承蒙提拔，忝列政机，每天侍奉帷幄，亲自承受睿训，眷待优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如今虽然闲退，忠心不忘君上，岂敢自居于田亩百姓之后？所以对于今天的备御之计，日夜忧心，私自筹度，藏在胸中，想献纳，却不敢，正惭愧愤懑，不知怎么办。本月十六日戌时，准尚书省红字皮筒，递到诏书一道赐臣，臣已即时望阙谢恩祗受完毕，伏念臣窃位素餐，以试用无效，分当被斥退，不足以被收采，竟想不到圣慈还赐记录，曲垂询问，仍不遗弃，伏读之际，战栗陨越，汗流涕零，不胜感激惭愧之至。伏读诏书所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都是军国先务，庙堂大计，臣虽竭尽，何足以奉承？虽然，岂敢隐默以违明诏，臣谨竭尽愚妄之说。攻战之利，臣愚以为不如振作士气；守备之宜，臣愚以为不如固守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为不如经久长远；绥怀之略，臣愚以为不如惠养吾民。谨按条列如后——臣所说攻战之利不如振作士气，传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是一战之中，士气有振作和衰竭。兵法曰：‘朝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是一日之间，士气有锐惰。去年冬天虏骑突然到来，侵犯疆场，东陷承楚，西掠濠寿，曲折在彼，人所共知，如此严重，所以我军愤怒，人人百倍其勇，直前无前，直到虏势既屈，潜师遁逃，都如明诏所说的，臣听说新春以来，捷报载道，市井闾里、田亩薮泽的百姓，声气相接，互相告诉，欣喜若更生，人人开始有安居之意，这实在是宗庙社稷之灵，国家之福，生民之幸。然而臣私下有话说，士气愤怒，一百多天，不是一战一日之比，其气岂能常锐而不衰？又何况屡胜之后，将佐士卒，志得意满，气正平而怒已释，假使敌人伺隙乘之，那么今天胜，怎知不是他日之负？这是兵家的大忌！臣所以说攻战之利不如振作士气，正是说今天新捷频胜之后，应长虑却顾，所宜素讲的。臣愿明诏诸帅，各分士卒之半，分据淮南要害之地，明间谍、远斥堠，厉兵秣马，常若寇至，假使再来，力足以御，申严约束，更迭救援，无敢失误，以后约期会合，击东则西应，击尾则首应，不约而动，如十指保护头目，朝廷再按时派兵，张大 sound势，使前行知道后必继至而增勇，后继知道前行深入而先争，如猎豺虎，如救焚溺，以此众攻，何虑不克？以此众战，何虑不捷？倘若留兵寡少，敌兵一到，委之而去，那不如不留兵为好，又或留兵虽众，而士气骄惰，人不思战，忘戒而易扰，弛备而易犯，兵数虽多，虽说是寡弱也可以，何足以为固？臣又看狡狯不情，暴戾狠贼，是金虏常态，怎知今春之遁，不是今秋再来？伺探所得，可喜之报，怎知不是彼扬其虚声，疑我戒心，怠我士气，以施展其奸谲之谋？臣私计六师顺动，饷军犒师，赏赐之数，费用倍于他年，从前吴想使楚疲弊，其谋说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屡次演习以疲之，多方以误之，今我的行动，兵烦费如此，臣私谓虏情诡诈，隐伏难测，怎知彼计不出于此？所以东据承楚而不动，西掠濠寿而不居，去则摽掠驱虏，再归巢穴，我来则去，我去则来，这种风气渐不可长，所宜深讲攻战之策，预备再至之谋，使异时虽想如此而不可得，则攻战岂可遽已，而士气安可不作？臣所以说攻战之利不如振作士气，就是此一。臣所说守备之宜不如固守淮甸，臣说固守淮甸，不是直以淮甸为边陲而无意于中原，国家大计，理有先后，势有缓急，自当循理而行，观势而动，不可倒行逆施，为什么？汉高祖东向争天下，以关中为根，荥阳为固，所以虽屡战屡败，终守死必争，不肯舍弃，志不在荥阳而在于天下。今国家北面恢复中原，与此何异？江浙，是国家的关中，淮甸，是国家的荥阳，淮甸虽屡残破，也不置之度外，志不在淮甸而在于中原。从前苻坚以九十七万之众伐晋，既破寿春，而败于淝水，当时，寿春、淝水都是晋有；魏太武从云中，由青徐伐宋，至瓜步、百牢，掠广陵而回，当时，广陵、瓜步也是宋有，由此见晋宋五朝，都倚淮甸以为屏蔽，因保淮甸然后可以驻跸建康，保淮甸然后可以经营中原，决定二大策，其要都在淮甸。淮甸，是国家的荥阳，在所必争而不可失之地，汉得天下，基业实创于荥阳，则国家恢复中原，其基础实在淮甸，使淮甸安固而富实，然后可以恢复中原，臣请设为难问以说完其说，若说何不乘战胜之势，大举深入，克复中原，据上都以令天下四方，指顾而定，一举而成，希世绝绩，岂不暂劳永逸？臣私谓过矣，为什么？汉高祖二年，楚兵方胜而深入，则汉曾大败于彭城，后有五年，楚粮既乏而夹攻，则汉方得志于垓下，从临淮以北，陷没多年，绵地千里，行军十万，月计粮饷，以石数者，七万多，以运漕则汴水绝流，以负担则非调夫十五万不可，继以食则无粮可因，又何况归路邀我，粮道困我，若大兵皆行，则内轻外重，外实内虚，分兵而往，我分而弱，彼合而强，未见衰弱之形而遽深入，岂不类似汉入彭城之害？其害不可胜言！则深入之说，臣不敢以为然。若说敌人乏粮，匆遽而归，臣又私谓过矣，为什么？金人犯顺构难近十年了，初未尝带粮，今日从伪境济淮而袭承楚，何遽计日裹粮，顿改常度？又何况承楚收割未完，赋税未入，虏骑忽至，县官仓廪虽乏，而农家之谷遍野，必驱使吾民，舂谷为米，负薪供爨，饱餐饱膳，又运余粮西去，则粮乏之说，臣又不敢以为然。若说虏寇能袭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其兵力之少，臣又私以为过矣，为什么？多年以来，伪境固然已划宿州为界，今暗导狄人，无故出疆，怎知彼意不在通泰盐利，岁得八百万缗之利？彼必以为使我得承楚而有之，即通泰在我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则力不能至通泰，臣又不敢以为然。假使通泰盐利为彼所有，彼漕舰溯长江而上，长江之利日日与我争，虽想只保江表，也将惊扰，不得安居，不只我失煮海之利，虽天堑之险也不足恃，利害所系至重大，然则淮甸岂可不固守而力争？臣所说守备之宜不如固守淮甸，就是此一。臣所说措置之方不如经久长远，有二说：一是规度驻跸之地、一是操秉统御之权。所说规度驻跸之地，臣私曾伏思汴都宗庙、洛邑陵寝，都在中原，洛汴在天下，犹如水木有本源，网裘有纲领，诚能恢复中原而都之，则临莅四方，举而措之，无复难者，睿意所向，未尝不在此，可谓得其要。将恢复中原，早定驻跸之地，稽考古昔，揆度时宜，驻跸之地未有过于建康，为什么？从前曹氏先有中原，孙仲谋就据武昌，七八年间，山川形势在江表者，览观规度至详熟，不久迁居建业，使曹氏父子必睥睨逡巡而不敢进，后五胡浊乱河洛，元帝南渡，王导为相，虽叛臣剧贼频繁陵犯，终不肯舍此而他往，由此观之，将图恢复中原，驻跸之地，确实未有过于建康，岂钱塘苏台可比。建炎己酉，行宫告成，不久金寇兵火残毁，近来也已修缮，稍就绪，增葺年岁，必复全备，虽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势虽胜，营缮兵甲虽多，也未可遽议驻跸，所以淮甸之说，臣已粗陈于前。今距防秋才半年，防秋以前，经营淮甸，宿兵捍备，足为屏翰，使今秋冬金寇不能再肆侵轶，则来春銮舆驻跸建康，方议恢复中原，这是举措光复的顺序，不可改变的，臣所说规度驻跸之地就是此。所说操秉统御之权，自不久前虏骑长驱，犯我北鄙，士卒暴露，至今十年，结草为庐，枕戈而寝，师旅之众，应已厌兵苦战，厌苦之意萌，则勇锐之志消，勇锐或消，而望其立功难了！近来士气奋厉，战辄克捷，遂立却敌之功，如此之盛，臣已仰观陛下神武英断，命将出师，超越前古远甚，虽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异世同规，若合符节，岂臣愚陋所能窥测万一。大抵将帅用士卒，招则聚，麾则散，非命之进，不敢进，非命之退，不敢退，去来前却，唯其所欲，无不如志，虽使之蹈白刃，赴汤火，无甚难之色，人主用将帅，将帅用士卒，一样，人主以将帅用士卒者用将帅，将帅以士卒听命将帅者听人主，则天下之大，军旅之众，如心使臂，如臂使指，运动图维，以一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余地！《左氏》曰：‘师能左右曰以’，诗称于以四方诵武王，然则以四方者，王道帝王之事，史载韩信自谓善将兵，称高祖善将将，然则善将将者，也是王道帝王之事。国家诸大帅，爵禄极了，宠锡至了，眷渥优了，事权重了，前古所谓以四方善将将者，陛下渊衷秉操，深自得之，斡旋转运，沛然闲暇，虽天下英雄之难驾御者，也复得而用之，惟陛下于以四方善将将者，当留神加意，则数十万之众，趋走奔命不暇，岂有慢令难使者？如这样，何求不得？何为不成？操秉统御之权者就是此，臣所说措置之方不如经久长远，就是此一。臣所说绥怀之略不如惠养吾民，为什么？濠泗襄邓以北，陷于伪境的，都是吾民，今加惠，不是载粟帛以送之，招惰游而养之，推原其故，不是我弃彼而不收，也不是彼叛我而不附，因田庐之累，虽想不从而不可得，凡此庶民，都蒙祖宗德泽涵养，既久且深，其老壮，日夜望思，都怀徯后来苏之志，人人皆是，不幸身陷伪境，威力驱使，杂于丑虏，与我交兵，岂其人的本志？臣愚谓宜因事区别，或降服之际，或俘获之余，物色询访，覆验情伪，愿从则随宜存拊，欲归则给资使，人人皆知圣度宽容，海涵天覆，原恕胁从，一视同仁之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驱来战，则人无斗志，众有遁心，我往伐彼，则前途倒戈，开门迎降，所至如归，无与我敌者，孟子曰：‘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济者。’其此之谓？晋羊祜行平吴之策，未尝杀吴人，吴人视祜同于父母，吴人岁饥，归者如市，惟其平居无事之日，祜得其民如此，后杜预、王濬得以兵破其国，易于摧枯，此正今日所宜先。吾民陷溺西北者，惠心既孚，招徕之意已喻，吾民在东南者，独何不思加惠？多年以来，数十万兵戍于东南，而民不敢病者，正以陛下轸恤黎元，禁戢科敛，诏令丁宁，诚心孚信，实惠及民，非异时俯伛空言，同日而语，这都是所以惠吾民。去年冬天亲征诏下，东南之民，都知道陛下亲屈帝尊，蒙犯霜露，不惮躬临，为生灵计，德至渥，虽小民，莫不愿效力财力，助国讨贼，所以预纳苗税，及和买绢钱之类，都尽所有，争先供输，无复难色，其说以为若非车驾之来，怎知私室之藏不为盗贼所有？这是所以乐输而不病，虽然，臣私闻大军骤移，数万之众庐舍阙乏，无以避风雨，苏秀等州，各备苇箔椽柱，不免赋之于民，这也当然非甚难，然而此诸州，类似泽国，数百里间，地势平坦，水田弥望，苇实生之，不产竹木，织苇为席，尚可力为，径寸之竹、拱把之木，远出浙东，极难得，军期急遽，日限逼促，至有拆室取椽，三倍市席者，其烦费，过于预纳钱谷之数，臣愿明降谕旨，自今春无屋宇处，庐舍之备，但如往年，临安给价直，或随所产竹木充用，不得限以径寸丈尺，则民免烦费，且又及期易办，不致误事而失时。加意吾民至此，则无复可议者，所谓绥怀之略不如惠养吾民。臣谨条具如前，又念臣识暗见迟，料事不工，建言无取，不适时用，今也，遽承明诏，出于望外，虽务罄竭，何补毫厘，至于智虑浅陋，论议迂阔，冒进狂瞽之说，仰渎渊听，则臣之罪无所敢逃，谨昧死条具以闻。”

枢密韩肖胄上奏答对说：“臣伏闻近来贼豫怙恶不悛、金人同恶，举兵侵犯，深入蹂躏两淮，警报初传，群情大震，陛下睿谟自定，神断必行，亲御戎衣，天临吴会，将相协虑，士卒一心，遂摧贼锋，所向俘馘，虏气沮丧，潜师遁逃，信悔祸之自天，知戡难之有日，夷夏震动，中外欢呼。臣荷国恩，历忝枢近，顾当此时，窃食祠宫，既不能画半策以赞助帷幄的成谋，又不能备前驱以展行阵的微效，进退维谷，日夜不宁，敢望圣度兼容，温诏下逮，访以急务，使之尽言，拜受兢惭，不知所措，伏读再四，极喜而泪。从前帝尧舍己而问于众，大舜与善而取于人，夏禹拜昌言，汉高屈群策，惟圣虚己，与古同符，岂涓尘可裨海岳，仰应诏旨，姑竭愚虑，圣问所及，敢不一二条列，试为陛下言之。圣问首说攻战之利，臣闻乘其时而为的，功必倍，因其利而成的，人不劳，圣人奉若天道，时若未至，惟修德政以待，时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终日。臣昔在绍兴二年以备从班，获陪外廷末议，恭被诏问攻守之策，臣时辄敢不自揆度，对言终当用兵，如晁错论七国，以为削也反，不削也反，金虏也是这样，继因赐对，再具陈贼豫盗据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择遣兵将，鼓行进讨，声言翠华复幸金陵，督使过江，愿赐睿断，济成大勋，二疏谅存，其言可复，臣的出使军前，陛辞之日，也曾面奏，和议是权时宜，以济艰危，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私惟臣愚，前后狂瞽之言，尚蒙俯记清衷，则攻战之利，臣先固知之，况臣亲见女真等军，曾至川陕的，都畏服西兵劲锐善战，有难敌之语，今兹入界，韩世忠等三大帅，都是山西将种，所统精锐，颇多西人，临难敢前，屡挫敌众，又闻吴玠继有捷奏，军声大震，虏意必摇，若以此时数道并进，此有犄角之势，彼受腹背之敌，不战自溃，理之必然，这是可以攻战一。抑臣闻从前，汉运中微，新莽纵暴，民怀高祖、文帝之德，讴吟思汉，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兴之业，田单以即墨两邑余众，败燕于百胜之后，因燕用间言，劓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后，又发掘垄墓，僇及死者，人怀悲愤，怒自十倍，用以出战，卒破燕军。恭惟大宋祖宗之泽，海内涵濡垂二百年，人心爱戴，岂只汉民之讴吟，虏寇近年暴我中原，岂只即墨之愤怒，这是可以攻战二。加以贼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敛烦役，殆不堪命，臣前过伪境，亲所见闻，比又签发，使临行阵，其怨叛之心更甚了。传曰：‘天予不受，反受其咎’、《书》曰：‘傒我后，后来其苏’。若因上穹助顺之心，远副遗黎云霓之望，万全之举，一怒而安。圣问次说守备之宜，臣闻胜负何常，敌之情伪难察，近来番伪入寇，信由守备有方，彼多失亡，因其窘蹙之势，畏我振厉之威，潜迹奔窜，然金虏自恃胜强，反成败衄，犬羊之性，切于复仇，况又狼子野心，万一内怀诡谲，有如子胥教吴分三师以敌楚之计，我出则归，我归则出，屡肄而疲之，则此寇才还，他酋继至，方喜其去以撤警，又乘我怠来寇，脱或少失堤备，岂不动的致驿骚，所以想议战攻，当先整守备，远如川陕，固有吴玠及宣抚使司之兵，守备之宜，既自为计，惟是荆襄之制上流，吴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绵亘数千里间，尤其出入的要冲，兵法有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今若无事而更加守，则不惟兵势之分，有所寡弱，兼也劳人费财，坐以守困，昔人论长江之守，如七尺之躯，要害不过数处，朝廷近因去年冬天之警，近里险要，必已熟讲，至于两淮的濡，所当守的，故也有要害，若分择文武臣僚，谙练古今，察知形势的，按行计度，预图其宜，量远近之中，求险阻之要，某将最才，可将某屯，某人有兵，可援某所，某地可以储积，某道可以转饷，以至器械财用，战船水军之类，一皆素具，不取于临时，备在敌先，仓卒无患。臣私以方今当守备的要地，臣固不能尽知，也未易尽言，姑举所闻见，惟当先急的，莫如淮南，淮南在昔，固南北所必争，晋败苻坚百万之众，实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寿春、盱眙为重，至若魏人想制吴，则邓艾先耕垦于寿春，周世宗谋江南，也三至淮上，亲破寿州，因寿州据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近，此则平窥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连颍蔡，可以直抵京师，北虏入寇，也先安重兵于寿春，而济自淮阴。淮南，是贼豫父子窥觎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趋大江，使江南而无淮南，便纵敌人在吾户限之外，不再可以为固，不当以利遗人，更为贼有。前日潘致尧回，其书已有江北不许屯戍人马的语，及遣王翊来，果持分画之说，我既难从，以理拒之，疆议未定，便可扼险而固守，而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不列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裨分守，不过给以轻兵，既已势孤，难必责其固志，况又力弱，岂足抗于敌锋，且狃于连年无虞，可谓泰然而坐视，守备既缺，斥堠不修，遂致番伪之兵，如践无人之境，虽既往不咎，岂未来可忽？抑闻虏在承楚，通泰形势孤绝，旁无阵寨，邑人难以坚守，贼兵易于攻取，而终以全免的，或疑以通泰皆系盐产地分，虏既窥取淮甸，私指此以为外府，阴加保护，以为后图，借说不然，在理所当致虑，近报三将奏功，而韩世忠、刘光世置司镇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测庙谟用意的微，或者妄揣以车驾方在浙西，翼卫全恃江上，故三将皆屯滨江淮，朝廷未想示敌以强，尚存修好之议，若移两将江北，或致蕃伪亟争，臣愚以为张将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阙，力已 rest，况二将若在淮南，篱藩可谓深固，若说不欲致疑虏寇，彼既举兵，我则移屯有名，若虑引惹生事，但当严加约束，俾守封疆，无得轻以一人一骑逾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揭敕榜，告谕远近，以示兼爱生灵的德意可也。圣问又说措置之方，私臣以为方今所谓措置，莫大攻守二策，若守备，已备陈其宜，其于攻战，犹当慎重，臣闻兵家至理，莫善于纪律，军行急务，无先于粮饷，至于号令必有总摄，权力必能节制，然后可以一臂指之用而御强愤之众。昔李晟统军，秋毫不犯，故方克复京师，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盖非如此，不足以为吊伐之师，然军行纪律，多利卤获，今想削平僭乱，止当取彼凶残，至若其民，实吾赤子，况闻伪境之民，深苦贪暴，日望王师之至，救于水火之中，若非纪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敕诸将，严立军制，昔诸葛出师，虽有木牛流马之运，而仓粮不继，因无成功，先主出兵荆州，敌国震动，至想迁都避之，而关羽粮尽，更致丧败。今若进兵伪境，虽稔山东、河洛间民言王师若来，愿资粮饷，然伪境兵火之余，户口凋耗，垦田数寡，出谷不多，比更金寇往来，无不蚕食，岂敢保其尚有余粮？在昔运道水行，则虑河流有断涸不通之处，陆运则恐附近无移用转饷之人，要须预计有无之事，臣闻《春秋传》曰：‘师能左右曰以’，号令不能使之听，权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左右。唐以九节度之师，环贼而攻之，一旦溃败，虽以李光弼的威严，郭子仪的宽厚，势不能自制其兵不自立庭户，一有纤芥利害，未免更相仇疾，其能出私己以徇国家之急，殆未之见，若想并遣进攻，必先选命总师，分以精锐之兵，附以招集之众，合数万人，隐然自成一军，遂遣诸将并进攻讨，总统的号令既一，权力既重，诸将虽素贵重，谁敢不听从，维持辑睦，使必有成，其利害与非用素所抚循之兵，而侥幸取胜的，盖也异了。抑前代君臣的遇合，相与有为，必先有素定之论，然后见之行事，享其成功。韩信初见汉高、诸葛亮初见先主、王猛初见苻坚，凡其指陈，皆有定论，后所设施，不愆本谋。今者措置之方，惟陛下与二三大臣谋谟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几临事不惑不疑，这尤措置的本原。圣问又说绥怀之略，私以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金虏的多暴，苦伪齐的烦苛，臣前已概言了，为今之计，当以安集流亡，招携归附，彼念虏寇的威虐，而蒙朝廷的德惠，犹如童蒙脱盗贼之手、虎狼之口，复亲依父母的慈爱，岂他往？要在择羊祜、陆抗之属以为守帅，择卓茂、鲁恭之属以为守令，使之悉广陛下的德，惠辑而附之，以招其余，远听风声，扶携而至的，势必众了。近闻诸将俘获签军，恩旨悉贷不杀，自拔而归的，加以官资，赐以金帛，给以田土，重以宴犒，虽女真、渤海绝域异类，所以优假安全的，恩意已无不备至，况今淮南、江东西荒闲之田至多，唯宜具述陛下所为爱养元元的诚心，揭榜境上，或选旧西北人，若初附签军的可信使者，使深入伪境，转相告谕，俟其来归，从所欲往，授田给粮，蠲其赋租，遂其生理，必将接迹而至，这也是诸葛亮使民杂耕渭滨之意。昔人有言，彼民与此民同，是天意与民意同，无不成之功，盖民心悦则天意得，以此德声溢广，西北旧疆可传檄而定，尚何血刃转战之劳？恭惟陛下天纵之资，日跻之学，万事统纪，灼见微渺，而众美不居，隆恩盖载。如臣固陋戆愚，岂足以策大事，殚蠡管的小识，进其诚款，盖直罄胸臆，与亲所见闻，无复文饰本末，具夷伪之情，终始言天人之助，至于高为迂阔之谈，力持难行之说，臣皆不为。况番僭历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无，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数推之，行且灭亡，兼臣昨在军前，闻金酋颇有厌兵之意，其众军也甚思休息，特粘罕、兀室、高庆裔辈坚持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贰，纵未能亟加天讨，也将见内患自生，变乱可待，尔后姑复尚与通使，经理种种，也易商量，权轻重之间，事易以成，臣蝼蚁之愿，伏望陛下俯从人欲，无失天时，因得而虑失，得胜而弥惧，思尝胆之报，遵驭朽之戒，扫叛逆之余烬，拯黎庶之横流，以雪宗社的大愤，为天下的福，这不只愚臣忧世爱君之心，实海宇臣民忧国之义，轻渎冕旒，臣无任惶惧陨越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