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187

起自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戊申，止于二十九日辛亥。

二十六日戊申，枢密副使王庶上奏请求免于签署和议文件。

王庶与讲和主张持异议，金国使者张通古等人将到达国都城门，王庶于是上奏札子请求免于签署和议文件，说：“臣见识昏昧，考虑疏漏，在枢密院任职待罪，毫无成效。近来金国使者到来，大臣们共同商议，有的主张和，有的主张战，所持意见不同。臣忠愤所激，就妄自发言，不考虑彼己的形势，不考察时事的适宜，屡次上奏封章，极力请求拒绝和议，专心图谋恢复，认为金国情况不可测，不能用仁恩驯服，王伦前往，必定会拖延；如今听到奏报，已返回近境，和议可以决定，臣的谋略不及，远见不明，正让他充位效官，还怕荒废职务，何况担当本兵的重任，怎能称职？臣的失职，罪不容诛，伏望圣慈速赐降黜，以正无知误国的惩罚。陛下不想立即放置闲散，只应处以外职，以备缓急，或者因为适逢执政缺员，不便斥出，就请求特降处分，遇到有和议文字，允许免于签署，或许能逃避前后反复，有失立朝节操，滞固不移，粗安愚钝的本性。臣区区诚心，不敢饰词，深怕沉默有伤国体。”当天，亲降御笔，不允许辞免签署和议行遣事。王庶再次上奏说：“臣听说从前楚王有吴人的祸难，派由于在城麇，复命而不知高厚大小，子西怒说：‘不能就辞去！’回答说：‘坚决辞去不能，而让我去。人各有能有不能，王在云中遇盗，以背受戈，这是我能做的。脾洩的事，是我不能做的！’臣然后知道古人以忠事君的，其才能的能与不能，未曾敢有一毫欺人，所以在艰难祸乱之际，各以其能自效，而国家可以安宁。臣生于陕西，渐染那里的风气，耳目所闻的，无不是兵事，祸乱以来，曾想以气吞强虏，那么所谓讲和的，不是臣所能做的！不是其所能而强使他做，就恐怕误国家的大计，所以臣愿陛下只责臣以修治戎兵，不以讲和的事命臣，那么缓急之际，可以支撑，纵使金人知道陛下命臣做这个，那么奸谋不得放肆，而和好容易成功，虽然说治戎兵，其实是促使和议。又何况臣赋性愚钝，曾说过金人不可和，如今如果参与此事，臣身为大臣，自为反复，何以使人？唐浑瑊、马燧、李晟，是将领中的忠贤，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他们，吐蕃君臣大惧，尚结赞谋划说：‘唐的名将，依靠这三人，不去掉他们，必为吾患。’于是甜言厚币，以申勤恳，朝廷同意了，在平凉会盟，李晟以言不可信被罢，浑瑊以被劫被罢，马燧以为被出卖被罢，果然如他的计谋，而无一人留下，愿陛下察臣孤忠，特留圣念，天下幸甚！”贴黄：“契勘臣前次所上章疏，及与王伦议论，实有妨嫌，陛下也曾洞照底里，如今若不自陈禀，则又如赵鼎、刘大中辈，首鼠两端，于陛下国家何益？兼臣备数枢庭，自合辞职，不合辞事，伏乞睿慈除臣一近边州郡，愿效尺寸，以尽臣节。”

施廷臣为殿中侍御史。

勾龙如渊除御史中丞，不几天，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极力赞和议。秦桧念如渊的话，应当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不附和议者，所以除如渊中丞，又除廷臣侍御史，除目既颁，搢绅骇愕，道路以目，莫敢异辞。又有寺丞莫将上疏，附会和议，骤除起居舍人；沈该也因附会，由冗散而召对。中外沸腾，兵部侍郎张焘说：“吾世受国恩，身忝法从，不可自同于众，当念以死争之！”乃上疏极论其非，说：“臣仰惟陛下圣孝天至，痛梓宫之未还，念两宫之未复，不惮屈己，已与虏人议和，夙夜焦劳，诚心恳切，皇皇汲汲，惟恐后时，特以众论未同，故未欲轻屈耳，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执事之臣，小大一心，无复异议，朝夕进退，从容献纳，庶几天听为回，卒不至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复迎合，辄敢抗章力赞此议，姑为一身进取之资，不恤君父屈辱之耻，核实定罪，殆不容诛，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纲纪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龙如渊以附会此议而得中丞，众议固已嗤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跻横榻，一台之中，长贰皆然，既同乡曲，又同腹心，惟相附会，变乱是非，岂不紊国家之纪纲，蔽陛下之耳目乎？众论沸腾，方且切齿，而沈该者又以此议，由冗散而召对，莫将者又以此议，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渊、廷臣，庸人也，初无所长，但知观望，而将则奸人，该则赃吏，考其平日，奚所不为，陛下奈何遽与此曹断国论乎？今既拂众情，敢犯公议，荧惑圣听，感移圣心，力图显官，如取如携，臣恐侥幸之徒，皆有觊觎之心，乘时射利，布列要涂，倡和邪谋，终危社稷，此臣所以痛愤不能自己也。夫自六察而陟台端，超躐甚矣，至以寺丞而擢记注，则自祖宗以来，未之有也，除目既颁，缙绅骇愕，道路以目，莫敢一言，是此等辈气焰皆已能箝人之口矣，一时小人，缘类偕来，羽翼既成，何所不至？《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曰：‘小人成群，斯可愠矣’，今如渊、廷臣、莫将辈，渐已成群，岂国之福哉？伏望睿照，断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几稍杜群枉之门，天下幸甚！至于议和，则王伦实为谋主，彼往来虏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为心腹，而信之如蓍龟者也，今其为言，自以二三，事之端倪，盖亦可见，更望陛下仰念祖宗付托之重，俯念亿兆爱戴之诚，贵重此身，毋轻自屈，但务雪耻，但思复仇，加礼其使，厚资遣发，谕以必得事实之意，告以国人皆曰不可之状，使彼悔祸，果出诚心，惟我所欲，尽归于我，然后徐议所以报之之礼，似未晚也。如其变诈，将复诱我以虚辞，则是包藏，终不可测，便当励将士、保疆埸，自治自强，以听天命，以俟天时，天时既至，何为不成？何求不得？伏愿陛下少忍而已。所谓自强之策，岂有甚高难行之论，特患陛下不为而已，君臣上下，协力一心，定为规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志哉？矧我将士寖皆可用，比之往年，气已数倍，万一未能进取，以之自守，盖有余矣，释此不为，而甘心卑辱之事，臣窃惑之。仰惟陛下脱身艰难危苦之中，保有国祚，一纪于兹矣，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议，上下皆已解体，傥遂成屈己之事，则上下必至离心，人心既离，何以立国？伏愿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国恩，身参法从，不敢自同众人，是用辄敢进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当死，不能救止而使陛下受屈辱之耻，罪亦当死，干冒天威，俯伏俟命，所有施廷臣、莫将除命，更取自圣旨指挥。”

二十九日辛亥，史馆校勘范如珪（应为范如圭）给秦桧写信，责备其和议。

信中写道：“史馆校勘范如珪，近日得以职务之便，在史院侍奉钧座，有幸听闻余论，说先儒训释《春秋》，不务空言，皆可见诸行事，如圭私下以为先儒有可行之学，而未必得其位，相公既有其学，又得其位了，而设施注措却似与经旨相违背的，心中实在疑惑，不敢默默。《礼经》有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寝苫枕土，誓死以报’，鲁庄公父亲被齐所弑，又为齐主婚同狩于禚，连兵合党，伐卫围郕，及盟于蔇，纳公子纠，其忘君背父，绝灭人的大伦如此，鲁国臣子，效法他，于是公子牙之弑成于前，庆父无君之心动于后，圉人荦卜齮之徒，交侵于党氏、武闱之间，而子般、闵公皆不得其死，仲尼为此惧，故大书特书，以著其罪恶，为万世臣子的大戒，不亦深切著明了吗！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崩于沙漠，去年凶问既至，主上攀号擗踊，哀动天地，四海之内，若丧考妣，相公身拜元枢，不在此时建白大义，乘六军痛愤之情，与之缟素，挥戈北向，以治女真反天逆常之罪，却遣一王伦，卑辞厚币以请梓宫，甚矣谋之颠错也！《春秋》之法，仇不复、贼不讨，则不书葬，葬者，臣子之事，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夫人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君亲不得其死，而不复仇、不讨贼，使神灵含冤抱恨于地下而不伸，虽得梓宫而葬之，于臣子之心，能安否？古之人，有命将出师，誓灭鲸鲵，以迎梓宫的了，虽其力小势穷，不能有济，而名正言顺，也可以无愧于天下后世，未闻发币遣使，祈哀请命，以求梓宫于寇仇之手的。女真因此知我无复仇之心，可以肆为玩侮，仍示欲和之意，使伦归报，交使往来，至于再，至于三，其谋我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虔，礼益恭，堕其计中，不自觉知，虽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伦的话说：‘女真欲以梓宫、母后、渊圣皇帝、中原境土，悉归于我。’审如是，岂惟足以解吾君终身之忧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愿也，然自王者迹熄，五霸而下，鲜不以诈力相倾，今乃欲以信义之道，望于豺狼，宁有此理？且讳日之报与不报在彼，无毫厘利害，至不难从之事也，我之恳请屡次了，而寂无闻焉，于其至易者尚不我从，则其他可知了！《春秋》之于中国，书名爵，而夷狄则以号，外而贱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外而贱之？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得不峻内外之限，别贵贱之分，以防不测之患于未然也。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的，《春秋》必谨志而深讥之，其法严了，女真自海上结盟，借助於我，以灭契丹，契丹既灭，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为城下之盟，讲解而退了，曾不旋踵，复围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时厥后，和使项背相望，而侵犯之兵，无岁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敛兵议和，诱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刘豫其所立的，事之无所不至，一旦执之，如探囊取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诡，不可测度如此，何为一旦与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说：‘虏酋初立，粘罕已死，亲族离畔，契丹复振，方务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释憾解仇，以免南顾之虑。’岂其然乎？自刘豫既废之后，我益畏缩远屏，未尝敢向北方发一矢，彼何惮于我哉？是其深谋长计，欲不费一镞而坐收混一之功耳！闻其使称诏谕，挟册命而来，要主上以下拜之礼，果有之乎？其无也，果可从乎？其不可从也。反面事仇，匹夫犹不肯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说：‘吾为梓宫屈、为皇太后屈、为渊圣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获伸于一日，志愿足了，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开陈于咫尺之前乎？诚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诏册，则将行女真之命令，颁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滨，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虽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显肃之梓宫，无地可葬，母后、渊圣之辇辂，无家可归了！无乃违主上圣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节乎？昔汉高祖责数项羽，兵不少解，卒能免太公于俎上；晋大夫征缮以辅孺子，使恶我者惧，卒能归惠公于强秦，此古人已试的明验了。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悌之念，奈何欲误主上举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弃之哉？今所以委曲顺从虏意，不敢少有违忤的，惟恐其不归梓宫、母后、渊圣，而加兵于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则号令生杀皆出于其手，设若拥梓宫、母后、渊圣于大江之外，下一纸诏，召吾君相以下来迎于境，我若从之，立有祸变，如其不从，彼将责我说：‘吾归尔父母之丧、归尔亲、归尔兄，有大造于尔国，而乃违我之命不肯来迎，是不孝于父母、不恭于兄、不忠于我也！’声罪来寇，将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则前日所以顺从其意的，非特未有分毫之益，适足以致莫大之祸，和好既败，虽兵不用，其可得乎？为和之说者必说：‘今虽讲和，而边备实未尝弛，必无意外之患。’如圭观之，朝廷以议和故，谓谋臣猛将可以折冲御侮的皆无所用，或斥逐而远之，或并之于峤广之外，骄庸之将又将包羞忍耻，甘心屈辱，以沮丧士气而离其心，殆若归马放牛，示天下不复用兵的，而谓之不弛边备，是内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亿兆之众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了，其即位也，由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至于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惮于屈己，天下军民以爱君之故，不肯听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虏，不为无辞，若其举兵而来，适足以激怒吾众，我以大义明诏天下，率励疮痍之余，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之机会也，忠义之动，孰不奋发？中外貔貅之士数十万众，怀愤怒不平之气，思一吐之积有年，所惟君相用之如何耳！昔申胥一身，乃能存楚；楚虽三户，足以亡秦；遂氏四家，尽歼齐戍；田单孤垒，一战而复济上七十余城，惟其诚心恳切，以气直决胜负耳。况女真无道已甚，中国虽败亡之余，亦未至如即墨遂人之弱，讵可甘心降虏而无自强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赞成主上受此屈辱，如有奸雄因众心之愤，拥数十万众，仗大义以问相公之罪，则将何辞以对？且如靖康以来，为金人之所屠戮的，非将士之父兄，则其子弟，幸得脱身于锋镝，恨不得女真之肉，脔而食之，今相公反爱信之如天属之戚，万口籍籍，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曾自谓：‘我欲济国事，死且不避，宁避怨谤？’相公之心则忠了，使杀身而有济于君，固志士仁人之所愿为也，若犯众怒，陷吾君于不义，政恐不惟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苟非至愚无知，自暴自弃，天夺其魄，心风发狂的，孰肯为此？靖康时，有老卒郭京的，自言有异术，能遁形用兵，使敌人莫觉，宰相何㮚信以为然，使为大将，募京城市井浮滑之徒，部分教习，为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京不可用，惟渊圣与㮚倾心委任，不以为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犹延颈以望成功，及既败而走，然后悔之已无及了！今伦之妄，何以异京？愿相公鉴覆车之辙，早悟而改图之，无至事败，顿足拊髀，悔恨于不可奈何之时也。如圭闻虏使为接伴官范同所难，颇已恭顺，不敢过索礼数，人皆以为喜，如圭私忧过计，窃谓其既以诏谕为名，岂但肯已哉？深恐一旦到朝，乘君臣上下震慴危惧之际，张皇事势，以恐喝朝廷，我或仓惶错愕，不暇顾虑，遂为之屈，则大事去了！可不早定计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前日诏侍从台谏之臣，所议既上，不知以屈为可者有几人，以为不可者有几人，相公何不启主上，遍观而熟计之？人心惟虚一而静，如止水与鉴，乃能明烛物理，毫发无遗，苟有所偏主，则虽泰山在前而且不见，相公岂可执一己之私意而忽深思焉！则是非利害，判若黑白了！若说主上圣意坚确，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于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公卿书爵，而宰咺、渠伯纠皆书名者，以其承王命而赗诸侯之妾，聘弑逆之人，故贬之也，当不义而不知其不可，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听而不去，阿谀患失，惟命是从，以误君父，则将焉用彼相矣！此张华所以见责于张林而不能答也。相公立乎人之朝，谋人之邦国，而欲使万乘之主辱身于不共戴天之仇，较诸咺、纠，罪孰轻重？圣人复起，难乎免于诛绝了！昔尧舜与群臣谋谟庙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咈，可否相济，不专尚同，故能相与致巍巍之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比来议论鲠直，不肯诡随的，往往听其去，而柔媚谄谀之人，相公平日所疾的，乃或号召，岂相公厌恶正直，觉今是而昨非乎？将使吾君惟以莫违予言为乐，虽知其足以丧邦，亦莫之恤也，可不为痛心哉！传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惧将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祸福，上下所同，谁不可言的？而当路巨公，乃或谓士大夫各有司存，不当越职论朝廷事，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自涂其耳目也！擿埴冥行，将入于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了。靖康之间，相公不畏其死，发一忠言，高名大节，辉映千古，卓然如泰山北斗，天下仰望，若不可企及，如圭舅氏胡文定公，每训子弟，举相公为标准，相公亦以道义相知，生则援之于朝，与谋国政，殁则发扬幽光，被哀荣之典，施及不肖之甥，亦蒙收录，且辱与进款赐教，载恩眷厚了，今兹滥从诸儒，备僚属之末，诚不忍相公坏前日之名节，受天下怨怒，祸集厥躬，而并及于国家也。与其雷同众人，窃议于后，孰若献区区之忠于执事者，庶几悟聪听于万一哉？恕其狂直而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怒其僭而加之罪，亦惟命，不胜皇恐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