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常平、苗、役之制

常平、苗、役的政策，从熙宁年间开始。建炎初年，于是废除它，建炎二年冬天，吕元直、叶少蕴、张达明、孙仲益在从班，奉诏讨论常平法，元直等人认为此法不宜废除，如免役、坊场也可以实行，只有青苗、市易应当废除，皇上说：“青苗的敛散，永远不要施行。”于是设置各路主管官，追还糴本。绍兴八年冬天，李泰发参政，又向皇上进言，常平法本于汉朝耿寿昌，岂能因为王安石而废除它。绍兴九年，于是恢复提举官，让他掌管其政，然而自从军兴以后，常平的窠名，往往拨用于赡军，不再像以前的封桩了。

免役钱自熙宁以来已有宽剩的数额，建炎元年，既增加射士，议者恐怕费用不足，第二年夏天，于是下诏官户役钱不再减半，而民户役钱一概增加三分，建炎三年，又减去，其后命拨已增的钱赴行在。绍兴二十九年，又采用赵直阁善养的议论，下诏品官子孙名田，减少父祖的一半，其余同编户差役，其诡名寄产都合并。乾道二年，李侍郎若川又请求令官户全纳役钱，皇上起初不同意，不久终于实行。

耆户长雇钱，旧时以免役钱给之，建炎四年，广西漕司请求罢除户长而用熙丰法，每三十户逐料轮甲头催租。绍兴初年，于是全部取他们的庸钱隶属提刑司，既而言者以差甲首不便者五，于是不再实行，而耆户长雇钱因不再给，绍兴五年，下诏其钱分季起发赴行在，后来于是成为总制窠名。

义仓

义仓创始于庆历元年，其法，令民上三等，每税米二斗输一升，以备水旱，后来也废除。熙宁初年，神宗曾想恢复它，适逢王介甫主张青苗，于是向皇上进言：“人有余粟，藏在家里有什么害处，却反而让他输官，不是好办法。”于是停止。熙宁末年，王尚书古为司农簿，奏请恢复实行，仍令就县仓输，从此义仓入县仓了。元丰八年，又废除。绍圣初年，又设立，然而议者说：“义仓应当留在各乡，以备水旱可以。现在并入县仓，都被官吏移用，后又命上三等户输郡仓，转充军仓或资他用，所以荒年无法救民之死，失去古立法的本意了。”绍兴末年，赵郡王令服在户部，说州县的义仓多陈腐，请每年以三分之一出陈易新，又请水旱伤灾检放不及七分，即许赈济，沈守约丞相持不可，皇上独许之。第二年，浙西提举吕广问说诸道常平义仓名存实无，请遣使核实，除其虚数，禁其移用，于是命司农寺丞韩元龙往浙西核实，得糴米钱六十余万緡，诏别行收糴。现在成都一路义仓，岁额二万七百斛有奇，除赈给贫丐人外，所余无几。绍兴五年，高平续耆为提举，于是刷本道义仓钱及金银，总为七万五千余緡，别储米于彭、汉、蜀三州，以备糴济饥。庆元六年，宣城孟纶为提举，又想取本道抵当本钱六十余万緡，以市义仓米，朝廷不从。近年来，制置司又有广惠仓，乃丘宗卿所创，凡为米三十余万石，制司自掌之，凶年颇资其用。只有闽中魏元履处士、朱元晦先生曾置于里社，每年以贷乡民，至冬而取，有司不参与。现在若以义仓米置仓于乡社，令乡人之有行谊者掌之，则合先王的遗意了。

经制钱

经制钱，是宣和末年陈亨伯资政所创，当时方腊初平，用度百出，徽宗命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亨伯于是创比较酒务及头子钱。

头子钱，是唐德宗除陌钱之法，五代、国初也取之以供州用，其数甚少。康定元年，始令具数申省，不得擅支。政和四年，又令给纳系省钱物，每贯收五文。及亨伯为经制，于是令凡公家出纳，每千收二十三文，止供十三州县及漕计支用而已。

所谓经制钱，其始行于东南，后又行于京东西、河北，岁入钱数百万緡，靖康初废。建炎二年冬，皇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能如期至行在，户部尚书吕元直、翰林学士叶少蕴于是请恢复，于是先取钞旁定帖钱，命提刑司掌之，仍禁不得擅用。三年冬，于是命东南八路提刑司收五色经制钱赴行在：一、榷茶酒钱；二、量添卖槽钱；三、增添田宅牙钱；四、官员等请受头子钱；五、楼店务添收三分房钱。绍兴十七年二月，又增头子钱十三文，充经制。

迄今东南经制钱，岁入凡六百六十余万緡，而四川不在其中。凡公家出纳，每千经总二制共五十六钱，比宣和时超过一倍。

总制钱

总制钱，绍兴初年孟富文参政所创。五年春，高宗在平江，命富文提领措置财用，富文请以总制司为名，专察内外官司隐漏遗欠，从之，于是首增头子钱三十文，其十五文充经制窠名，七文充总制窠名，六文提转两司，二文公使支用，既又请收耆户长庸钱，抵当四分息钱，转运司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常平司七分钱，人户合零就整二税钱，免役一分宽剩钱，官户不减半、民户增三分役钱，常平司五分头子钱，并令诸州通判、诸路提刑催充总制，至十一年，浙东一路收总制钱一百八十九万緡，总诸路准此。乾道元年十月，又增头子钱，每贯十三文，充总制，是时户部岁入，比其出阙七百万緡，故有增头子钱及官户不减半役钱之令，盖补经费也。时虞彬甫当国，有赵咨者献言，所在吏禄皆除头子钱，而京百官独否，除之岁可得七十万，彬甫命都司计之，仅二十四万緡，以其不多而止，时六年四月也。至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余万。

经总制钱额

经总制钱，旧法，守贰通掌，而隶提刑司。李朝正为户部侍郎建言，始属通判，一岁所入一千一百二十万緡，其后又命知、通同掌，无岁不亏，于是议者又请委通判，事既行，诸道因请以绍兴十九年所入为准，时汪明远为侍御史，上疏言：“财赋所出，当究源流。是年经界初行，民输隐漏之税，盖是适然，当取十年间酌中之数为额。”皇上同意，然而现在东南诸路经总制钱，岁收千四百四十余万緡，又多於朝正在户部之额三百万了。乾道初，孝宗曾谕洪景伯丞相说：“祖宗时，财赋无经总制钱。朕他时用度有余，即令民间免输纳。”然而其所入浩大，终不容免。

旧广西经总制银，都随税均取于民，民甚以为患。绍兴二十六年二月，高宗用知雷州赵伯柽言，下诏禁止。

四川经总钱

四川经总制钱额理五百四十余万緡，其一百三十一万緡赡军，一百三十四万緡应副湖广总领所，二百六十九万緡上供，六万余緡诸郡支用。光宗受禅，蠲湖广三年钱四百余万緡，对减盐酒重额钱，即此钱。然而四路宪司岁拨湖广钱实止六十万緡，故减之，令后三年乃下，而每年所减，通总司抱认，也才九十万緡，迄今遂为永例。

田契钱

田契钱，也隶经总制司，旧时民间典买田宅则输之，为州用。嘉祐末，始定令每千输四十钱，宣和经制增为六十，靖康初罢，建炎三年恢复，绍兴总制于是增为百钱，后以其三十五钱为经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总制窠名，三十二钱半为州用。乾道末，曾怀在户部，又奏取州用的一半入总制，先前已诏牙税外，每千收勘合钱十文，后又增三文，并充总制窠名，而牙税勘合之外，每千又收五十六文，分隶诸司，大率民间市田百千，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而请买契纸、贿赂吏胥之费不算，因此人多惧费，隐不告官，称为“白契”。

绍兴三十一年，军兴，王瞻叔为四川总领，于是括民间白契税钱以赡军，遣官置司会三司飞申之籍，许人告没三分之一，以其半给告者，嫁资移嘱隐其直者，视邻田估之，虽产去券存者，皆倍收其赋，细民墓地也首纳算钱，于是，除威、茂、珍州、长宁军、关外四州不括外，其他三十三郡共得钱四百六十八万緡，成都等二十四州未见数，第二年，沈德和为制置使，首以蜀中括契钱不便为言，而议者也讥其敛怨，于是下诏：“自登极赦前，有带白契者，悉蠲之，即已输，许对折二税。”命下，瞻叔乃疏驳白札子于朝，且言不愿输者皆豪强与士大夫之家，请理纳如故，诏“白契在户下者，许行首纳，仍依赦免其倍输。”时瞻叔已被章，而德和入境，于是檄郡凡三十年以前白契在户下者，悉放免之，又截成都当输总所折糴钱给民户，瞻叔犹在蜀，三上疏争之，且言：“虞允文以买马职事疑臣张震付放甲户输金甚多，故二人以此属介。”请下御史台、大理寺鞫实，其实瞻叔以军兴，用度不给，因行一切之政，故议者非之。

其后所括钱，朝廷悉取他用，总司终不能有。现在蜀中田契钱，诸县既有定额，大抵不能敷，则以其钱均取其牙侩，人甚苦之。

称提钱

称提钱，是郑亨仲改四川宣抚副使的那年，始命益、梓、利三路茶、盐、酒课及租佃、官田应输钱引者，每千别输三十钱为铸本，于是三路每年共得钱四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以其二十四万七千緡为铸本，又得其赢余十八万緡有奇，以助军食之用，至今不减。

月桩钱

月桩钱，从绍兴二年冬开始。这时，淮南宣抚使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元直、朱藏一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钱十万緡，以酒税、上供、经制等钱应副，其后，江浙、湖南都有，虽命以上供、经制、系省、封桩等钱充其数，然而所桩不能给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横赋于民，如江南的科罚、湖南的麯引，在上者终无法禁止，大为东南之患。绍兴三年，李泰发秉政，向皇上言月桩钱害民，而江东西尤甚，请损之，于是命诸路漕臣均定，如窠名不足，取旨自朝廷给降，不得一毫及民，然而终不能大有所减。十七年，朝廷既罢兵，又命监司郡守将宽剩钱拨充月桩，以宽民力，其后遂减江东西月桩钱二十七万七千緡有奇。十八年冬，皇上又谕秦会之说：“昨已减月桩钱，要当尽罢。”会之即谕版曹李仲求以经制钱赡军，然而月桩钱终不能罢。乾道中，始减广德军月桩钱千八百緡。淳熙初，又减桂阳军万二千緡。光宗登极，以月桩有数额太重，去处令台谏侍从同户部长贰详悉措画，开春当议斟酌施行，以宽民力，其年用吏部尚书颜师鲁等奏，再减江浙诸郡月桩钱十六万五千緡有奇。现在东南月桩钱，岁为緡钱犹三百九十余万。

又有版帐钱，军兴后诸邑都有，而浙中尤甚。绍熙元年夏，议者请令监司州郡宽属县无名之取，以纾民力，时朝请郎四明刘俣守岳阳，会四县版帐之额为二万一千余緡，而无窠名者万一千余緡，乃与提刑丁端叔、漕判薛象先议，取凡无名者，尽蠲之，举一郡而言，则其余可知，又其余郡未减者，今犹存之。

折估钱

折估钱，始自绍兴初，张德远为川陕宣抚使时，供给关外大军的名称。因为诸军月支正色米之外，又有折支估钱者，故以此名之。其后衣赐、犒赏、供给、刍豢之类，通以折估为名，而其数渐广了。

盐折估，取三路盐引税钱而供此折色，酒折估，取四路场务坊店酒息钱而供此折色，故又以折估名之，大凡一年折估之入，凡七百一十余万緡，其出一千二十八万余緡，盖以糴本经总诸色窠名助其费，而糴买粮绢与搬运之费，八百七十二万余緡不算。诸杂费约九十万緡，又不算。

大抵蜀中的折估与江浙的月桩，都以赡军得名，其事相同名异，但折估犹有盐酒为之窠名，而月桩乃白著横科，尤为无艺，为今之计，要当如蜀中之法，以盐茶钱赡军，则月桩可免了。

免行钱

免行钱，创始于元丰，推行于宣和，废罢于靖康。绍兴十一年，以军事未宁，始令诸道量纳，时川陕四路岁取免行钱至五十万緡，东南又倍之。十七年，既罢兵，诏损三分之一。十九年，王大宝尚书守连州，还言于上，但免广中新循等六州而已。二十五年，曹泳在户部，言其所取苛细，始尽罢之。隆兴用兵后，王自外还朝，复以免行为请，上批曰：“民不可扰，难以施行。”翼日，进呈上谕，钱处和说：“曹泳所行，惟免行一事，人至今以为是，今日岂可不依曹泳。”遂不行。

麴引钱

麴引钱，湖南路有之。绍兴间，乡村有吉凶聚会者，听人户纳钱买引，于邻近酒户寄造酒麴，不得非理抑配，法非不善，然而时方用兵，而敷大军月桩钱于诸路，湖南诸郡兵火之余，赋入鲜少，所桩不能供十之二，其刘獬者知衡阳县，始令人户买麴引，以助月桩，自是旁郡之邑都效之，后四年，当绍兴十八年之经界法行，遂以人户田畆分为三等，上等输三千，听造酒十石，中等二千，造酒七石，下等一千，造酒三石，最下输五百文，造二石，若二石以下，则例输百三十钱，都随夏秋税送官，自田二十畆而上，无能免者。袁州，江西凋郡，其地西北与长沙接，自初科月桩，时漕臣韩球与郡守赵士瑗不叶，所科偏重，无所从出，遂也于麴引中取之，每人户税钱一千，则科二百文，凡为钱五千四百余緡，乾道三年，王次长为湖南漕，始请禁戢，户部莫如之何，第行下，依见行条法而已，会《乾道新书》行，删改绍兴纳钱买引旧令，于是麴引钱暂罢，旋稍复行，终不能禁。四年，湖南提刑赵思恭又乞将衡山等八县，随宜裁酌，均于上三等户，黄仲秉为副漕，奏言：“本路三十八县不皆待此而足，岁计匮乏者独十余县，望朝廷稍减月桩之额，以宽此十数县之不足，则麴引之禁可力行于一路之间，而九州三十八县之民皆被惠泽了。”淳熙元年，袁州言自《乾道新书》行，月桩始大不足，户部勘当，欲权依绍兴旧法，许之。四年，张定叟知袁州，复奏：“江西始以税额均月桩，则一路皆轻，而袁州独重，今复麴引以补月桩，则一路皆无，而袁州独有，既未能减月桩之重，而反增麴引之征，非所以示公于天下。”赵子直为小漕，会本州所卖麴引之入，岁为三万緡，令本州与漕司各认其半，而麴引遂罢，独湖南如故。

我曾论今之天下多有不可为之县，而未有不可为之州；间有不可为之州，而未有不可为之漕。若长民使部者，人人如定叟、子直之心，则麴引之征真可免了。

身丁钱

身丁钱，东南淮浙湖广等路都有，自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阳军、茶陵县民丁钱绢米麦。嘉祐四年，诏无业者与除放，有业者减半，然而道州丁米每年犹为二千石，民甚苦之。绍兴五年，守臣赵坦请以二分敷于田畆，一分敷于民丁，诏下其议，漕司言：“如此，则贫民每丁当输二斗有奇，乞尽敷于田畆。”言者以为太重，请损其一分，诏漕司相度。六年，枢密院检详王迪又请两路丁钱随田税带纳，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罗长源言于朝，遂尽放湖南诸郡丁钱，然而上供桩数则如故，后十余年，杨良佐邦弼为漕，乃奏除之。

江东诸郡丁口盐钱，李氏有国日所创，盖以秦州及静海军盐货，计口俵散，收钱入官，其后失淮南，而盐不可得，既又令折绵绢输之，民益以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为江淮安抚，乞会一路主户，以见在盐价，于春时给盐食用，随夏税送纳价钱，奏可，其后称为“蚕盐”者此也。

两浙身丁钱，始，未行钞法以前，岁计丁口，官散蚕盐，每丁给盐一斗，输钱百六十六文，称为“丁盐钱”，皇祐中，许民以绸绢依时直折纳，称为“丁绢”，自钞既行之后，盐尽通商，而民无所给，每丁仍增钱三百六十文，称为“丁身钱”。大观中，始令三丁纳绢一疋，当时绢贱，未有倍费，后物价益贵，乃令每丁输绢一丈、绵一两，皆取于五等，下户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诏以一半折绢，一半纳见钱，于是岁为绢有二十四万疋、绵百万两、钱二十万緡。绍兴初，又用严守颜之言，增得解人免丁钱。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特免丁绢钱绵一年，以内府钱帛偿户部。乾道元年，孝宗以两浙岁涝，又免灾伤郡邑身丁钱十三万七千緡、绢十六万三千疋皆有奇，惟临安以驻驆所在，每三年辄一下诏除之，岁满复然，至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浙路身丁钱自今永与除免，恩施渐溥了。先是绍兴末，吕公雅广问为浙漕司，以湖州丁绢多所隐漏，乃给甲帖付民户，俾自排丁名，得四十万丁，每丁为钱一千四百、绢八疋有奇，第二年，守臣陈之茂因请折绢，以五千为疋仍止岁额为定，不以添丁而增赋，诏皆可之，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疋了，未几又增以七千为一疋，乾道八年，余处恭为乌程令，请于朝，乞以七丁科一疋，曾钦道秉政，奏行之，自是为例。

两淮丁钱，不知所从始。乾道末，诏民户一丁充民兵者，本名丁身勿输。

二广丁钱也不知其所始，广西郡县贫薄，凡民间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也行科纳，称为“挂丁钱”。绍兴初，诏令本路监司约束。

大抵丁钱多伪国所创，我曾说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后世差役复不免，是力役之征已取其二了。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是取其三了，合丁钱而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了，设有一边事，则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取其五了。孟子曰：“有布缕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今布缕之征，有折税，有和预，四川路有激赏，而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三了。粟米之征，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输不算，是粟米之征也三了。通力役之征而输之，盖用其十了，民安得不困呢？我厌恶世之俗吏，不知财赋本末源流，顾以趣办为能而拨其本，故详录其事以待上问而出。

僧道免丁钱

僧道士免丁钱，绍兴十五年始取之，自十五千至二千，凡九等，大率律院散僧丁五千，禅寺僧、宫观道士散众丁二千，长老知观、知事、法师有紫衣师号者，皆次第增钱，六字、四字师号者，又倍于是，岁入緡钱约五十万緡，隶上供。二十四年，以紫衣师号不售，乃诏律院有紫衣师号者输钱，视禅刹禅僧及宫观道士有之者，输丁钱一千三百有奇，至今以为例。初，取免丁时，立法年六十以上，及病废残疾者听免，后诏七十以上乃免之。然而现在浙中诸大刹及都城道观，多用特旨免徭役科敷，而州县反以其额敷于民间，大为患。

田四厢钱

田四厢钱，自绍兴十三年春，以护军统制田晟所部人马隶马司，第二年，有旨令四川岁拨总制钱一百七十三万余緡、绸绢四万七千余匹、绵五万四千余两赴鄂州，盖此钱本供晟军费故。二十九年，军事将兴乃以其十五万緡还四川应副，增招军兵岁计淳熙末，又以其余緡对减四川盐酒重额，详在〈经总制钱〉事中。

市舶司本息

市舶司，祖宗时有之，未广。神宗时，始分闽、广、浙三路，各置提举官一员，本钱无虑千万緡，海货上供者山积。宣和后，悉归应奉。建炎初，李伯纪为相，省其事归转运司，第二年夏，复闽、浙二司，赐度牒直三十万緡为博易本，四年春，复置广司，绍兴二年秋，废闽司，寻并广浙，提举官皆罢，已而闽广复置。六年冬，福建市舶司言自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收息钱九十八万緡，诏官其纲首。十四年，命蕃商之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诏于沉香、荳蔻、龙脑之属，号“细香药”者，十取其一。至绍兴末，两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緡，隶版漕，然所谓乳香者，户部常以分数下诸路鬻之，柳州当湖湘穷处，程限颇急，宜章吏黄谷射士李金数以此事受笞，不堪命，乾道元年春，因啸聚峒民作乱，遂陷桂阳军，上命刘恭甫为帅，调鄂州兵讨平之。盖利之所在，害亦从此生，可为理财者之戒。

祠部度牒

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冬始鬻之。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渡江后，增至二百千，其后民间贱之，止直三十千而已。绍兴初，李仲永初入朝见上，为皇上言：“今岁鬻度牒万，是失万农。积而累之，农几尽了，非生财之道。”皇上采纳其言。十三年，既罢兵，遂不复鬻，久之，复以其绝产隶其国养士，时王元龟尚书为国子司业，又请放行，上谕大臣说：“大宾殊未晓朕意，人多以鬻度牒为利，也以延人主寿为言；朕为人主，且当事合天心，而仁及生民，自当享国长久，如高齐萧梁奉佛，皆无益，僧徒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无父子君臣之礼，以死生祸福，恐无知之民，蠹教伤民莫此为甚，岂宜广。”辅臣皆称善，然而诸路僧尼犹有二十余万人，女冠道士万余人。第二年遂诏换给不尽，度牒皆归礼部。三十一年春，朝廷闻金亮欲败盟，始放度牒，增直为五百千，自后所放渐益多，隆兴初，诏减为三百千，因出度牒二万，鬻于江浙、湖南、福建，计直六百万緡，期以一季，州县皆抑以予民，民大以为扰，周元持御史言于上，乃损为二百五十千，自辛巳调兵以后，九年之间，官鬻度牒至十二万道有奇，孝宗知之，乃降诏权行住卖，时乾道五年冬了，第二年春，遂增为四百千，淳熙初，又增五十千，第二年夏，诏四川度牒每道估川钱引八百千，寻诏东南度牒如绍兴之旧。绍兴三年，中书门下言亡僧道度牒申缴绝少，显有弊幸，乃又增其直为八百千，自淳熙后，四川总领所岁得度牒六百六十一道，以补还酒课蠲减之数，而东南诸路委都司官给卖，岁也不下二千三百有奇，以三十年计之，是失十万农。然而僧道士有金钱而度牒不可得，故蜀中度牒，官直千引，而民间至千六百引。今总所对减酒课度牒僧徒已输钱至嘉泰十五年。近来朱晦翁为浙东提举，遇饥岁，也请度牒于朝，以备糴济，盖自绍兴以来，已为缓急所仰，不可复废了。

东南军储数

东南军储，始仰给于江湖转漕，绍兴元年，以寇盗多，贡赋不继，始命户部降本钱，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军储，所谓本钱，或以官告，或以度牒，或以钞引，类多不售，而出纳之际，吏缘为奸，人情大扰，五年，上在临安，又命广东漕臣市米至闽中，复募客舟赴行在，十一年夏，始分行在省仓为三界，界每百五十万斛，凡民户白苗米，南仓受之，以廪宗室百官，为上界，次苗米，北仓受之，以给卫士及五军，为中界，糙米，东仓受之，以给诸军，为下界。十八年，户部奏免和糴，而命三总领所置场糴之，上大喜。旧制，二浙江湖岁当发米四百六十九万斛，至是欠一百万斛有奇，乃诏临安、平江府及淮东西湖广三计司，岁糴米百二十万斛，浙西七十六万斛，淮西十六万五千，湖广、淮东皆十五万。二十八年秋，户部遂请二浙江湖米榷以见发三百六十七万为准数，从之，时二浙以三十五万斛折钱，盖纲米及糴场岁收四百五十二万斛。旧，川、广、荆、湖，岁自运河漕纲至京庾，每有浅阻之患，三十年夏，议者以建康之邓步银林，自江达湖，止遵陆二十里，请于其地置转般仓，上命江东漕臣相度为，然终不果，或谓经由湖中，恐有飘失之患，故但行运河。

四川军粮数

四川的军粮，每年用一百五十六万多斛，其中十三万多斛是每年收入一百三十七万多斛通过购买来的，然而运粮道路既遥远，水运也颇为劳苦。绍兴六年春天，吴涪王担任宣抚副使，命令将领攻取秦川，一定要从陆路运输，赵应祥担任大漕，坚决不同意，吴终究自己做了，两川调派民夫运米十五万斛到利州，大概花费四十多千才运到一斛，那年冬天，吴又想从陆路运输，召集各路转运使拿着户籍到军中，邵泽民代理宣抚副使，独自说：“今年春天驱使梁州、洋州的遗民背粮到秦川，饿死的有十分之八九，怎么能再来一次！而且宣司已经收取了蜀地百姓的运脚钱一百五十万，怎么忍心再让他们陆运呢？”上疏后，立即以便宜行事制止了，最终实行水运，此后席大光、胡丞公相继入蜀，都认为水运可行，于是总领所委派官员在沿流各郡就近购买，然而民间不免受到弊害，粮食也不足。十八年，符行中担任总领，采用他的属官李景孠的策略，在兴州、利州、阆州设置场，听任客商买卖，因此完全革除了以前的弊病，米运充足。三十一年，金军统帅合嘉入侵，王瞻叔调发利路民夫六万七千人，从鱼关背粮到凤州，每人带七斗米。旧例，民夫自己携带粮食，到这时才开始供给，然而民间一个民夫的费用，仍要数十千，还有很多人死在路上。乾道初年，王圣锡统帅蜀地，请求优恤他们，漕司每人给三千，应用度牒八百，皇上命令给两千。乾道初年，虞雍公从宣抚使回朝担任右仆射，皇上问西部边境积粮的数量，虞公上奏：“臣离开蜀地时，有近八十万斛。在绍兴初年，关外四郡有很多不耕种的田地，所以多迁移各军到内郡来就粮，如守边的士兵必须靠内郡的水运供给粮食，其后四十年间，耕种开垦遍野，粮食多得狼藉，有关部门不及时措置购买，到辛巳年用兵，王之望调发利路丁夫运米，一个民夫的费用达到七八十千，民力耗尽，又有丁夫很多死在路上的。臣刚到宣司，就在边地措置和籴，不仅省去了内郡的水运，而且边头渐渐有储蓄了。也听说王炎委派孙叔豹增加购买，但近日移兵戍守黑谷等地，吃的人既多，或者一旦歉收，仰赖这些米，必定没有盈余，一旦边境有事，就会有辛巳年调发民夫的祸患。”皇上说：“是的。你应该把这个意思告诉王炎，让他广泛采取措施。”其后到淳熙年间，西部边境才有积粮一百一十多万斛。自从符行中在利州、阆州等州设置买粮场，招募商人运两川的米入中，那些在阆州的，泛嘉陵江而上，到利州，又从利州运到鱼关，官府不堪其费，又有很多丢失的，绍兴末年，杨嗣勋总计，开始采用属官井研陈厚的建议，废除阆州买粮场，让商人直接到利州及鱼关，仍然优待其价格，公私都方便。

行在诸军马草

行在各军的马草，每年共计三百六十万束，每束户部拨给本钱一百文，下发给浙漕司，在各州收买，其中十六万缗，用榷货务的现钱关子，二十万缗用本部窠名钱科降。绍兴三十一年，殿前司既献上酒坊一百六十五户，部因此请求用其净息钱三十六万缗，专门充作马草本钱，而用递年合降本钱收买马料，听从了。大抵马草料钱七十多万。

关上诸军马料

关上各军的马料，旧例在沿流各州和籴，然而实际上以等第分科为率。绍兴五年，冯震武传之总计，开始自己设场买粮，每年用大麦二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斛，第二年夏天，请求暂时免除和籴马料一年，允许了。现在西边有积料十二万多斛，大概是防备军兴，不是每年常规所用。

都下马料

都下的马料，旧例以其数量向民户和籴。绍兴二十七年冬天，言官说江浙间的沙田芦场被人冒占，每年损失官课很多，第二年春天，下诏派遣户部郎中莫济子同三路漕臣按视，将以其租作为马料的费用，当时叶审言担任御史，上言：“陛下当初想免除每年买马料，为国便民；然而三路遥远，使者怎能全部走到，必定有强行增加其数量，以希求进用的，对于有力之家没有损害，而害及贫民，恐怕导致逃亡，坐失税额。”于是极力论说，开始浙漕赵清献建议想全部将沙田收归官府，随其肥瘠高下轻立租课，就令现佃火客耕种，如果形势之家还敢占吞，具名取旨，事情既已施行，而有人不认为方便，就令现占人暂且管佃净，认租课，所以审言论说，不久下诏第三等以下户，不再一律根括，后数月，又下诏淮东人户检寻契要未备，可限半年，不久特予放免，后月余，又命令并浙西、江东官户千亩、民户二千亩以下放免，其余并依原旨增加，当时福建江海之滨，也有新出沙田，户部听说后，立即下常平司出卖，而殿院任信儒认为这都是民间自备钱本兴修，数年之间偿还费用未足，希望稍宽限，才停止，其后淮东、浙西、江东三路沙田芦场的籍册，总二百八十万亩有余，凡是沙田，就起催小麦米丝，沙地就起催豆麦丝麻，芦场就起催柴芦科发现钱，民间以为扰，诉讼不断，方务德滋守京口，五次上疏论说，孝宗问大臣此事，有人认为可取，有人认为可减，陈鲁公说：“君子小人各从其类，小人乐于生事，不惜为国敛怨；君子务存大体，唯恐有伤仁政。这就是不同之处。”皇上说：“是的”，于是下诏沙芦田场的指挥，不再施行，是三十二年冬天。乾道元年秋天，幹辦皇城司梁俊彦又献议，请求以官民请买的田立税，请佃的田立租，于是下诏淮东西绍颂、张津、杨倓同三路漕臣措置，而俊彦总制之，叶子昂秉政，深不以为然，但不能制止，俊彦等请求沙田折纳米，沙地及芦场并纽折现钱，听从了，六年春天，开始立税租数目，自一分至三分，共为钱六十万七千七十余缗，下诏并赴南库送纳，八月秋天，言者认为“向来措置之初，只为有力之家侵耕冒占，而奉行之际，乃并人户租产口业一概打量，加立新租数倍，致人户有逃移的”，于是下诏已业芦场草地所纳赋税，并减五厘，租佃与减一分。先是创设提领官田所，到这时并入户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