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朕认为国家必有史书，用来记载一代治理的痕迹。像唐虞时代的典谟，孔子的《春秋》，它们的体裁虽然不同，但主旨在于阐明君道、叙述臣事、昭示治制、展示劝惩，则未尝有所不同。后世纪传体模拟典谟，编年体模拟《春秋》，而实录则兼有二者。自唐朝以来，沿袭编纂记述，大概有不能废弃的了。洪惟我圣祖宗列圣，前创后继，都具有成书，藏在金匮，副本在有司，盛德大功，垂范万世。

到我皇兄武宗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君临天下，共十七年，他的言行举动，设施于朝廷，推行于海宇，日记日历自然有不容泯灭的。

朕继承统绪之初，于是命令儒臣开局分曹，选取其中有关治体的，谨书写而备录之。起自弘治十八年五月至正德十六年三月，总共一百九十七卷，惟皇兄承重熙累洽之运，文武弛张之道，遵循虞周时，巡四征之典，出入起居，号令赏罚，或许不能尽合于旧章，然天性英明，刚而能断，委任辅相，无所猜疑，托以腹心，动必咨访，未尝以自用为贤。

权幸有怙宠乱政的，开始虽暂被其所蔽，既觉即加诛戮，不稍假借。且宽仁之德孚于臣庶，不忍以淫刑暴敛毒之，故一时中外群臣钦若肃将，乃心王室。

平居则相率摅忠以尽其棐迪纠绳之职，临事又往往捐躯赴难能为国家树捍御戡定之勋。群盗四起，其势益甚炽矣，而旋就京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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