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备志

国家自承受天命以来，太平无事的时期，已经二百五十年了。士大夫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他们的精神分散在理学、诗歌、音乐、文章、博物这些领域中，而平民百姓处在下层不能在当时显达，也就顺从士大夫所喜好的去做。不这样做就不能依附权贵而声名传播。

至于武士之流也舍弃他们本应从事的学业而效仿士大夫的步调，为什么呢？人不能凭自己所不知道的去了解别人，却喜欢把和自己所知相同的人当作贤能，所以朝廷和民间没有谁懂得军事。再者古时候文和武的途径是合一的，所以做官的人也交替从事文武。交替从事自然不得不兼通这两方面的学问，从本朝开始才把它们分判得像水火一样，而洪熙、宣德以来，文臣的权柄又一天天加重，因此不懂的人控制懂的人，限制他们的学问却责求他们的成效。所以东胡一旦兴起，士大夫相互看着惊慌害怕。

文士挥袖而谈论军事的，是武弁。能够披甲驰骋的，就认为可以担任将领。上面凭这个来求取，下面凭这个来应对，计策无处可施就厚着脸皮说‘神妙而明察它，在于那个人’。

唉，一个人的身上，聪明不能同时具备两方面。假使士大夫在学塾从师学习，眼睛还没有看过书的时候，父亲不教，老师不传授，却能握笔纵横挥写，屈伸如意吗？现在纵横屈伸的人，未必都是所教所传的，但不是教传又得不到，所以我私下希望朝廷和民间的士人及时学习军事，还可以像制作三年的艾草那样做准备，不要只是抬高自己的气性而自欺欺人。

现在士大夫不学习军事的原因大约有五个：

第一是认为容易而不去研习。古代兵家流派不下百余种，而现在所存留的只有几家，几家之中变化权谋奇诡，运用起来没有边际，而士大夫认为它们平直普通，不值得深入研讨，这是认为六艺不能用来探究道理而壁藏根本，口授之外另有妙处。

第一是狭隘而自以为是。古代，是今天的老师，所以《周官》采用万世可行的制度。而汉、唐、宋的好法度，到今天有关部门施行起来就立即见效。唯独名将制胜的方法被认为是已经陈旧的痕迹，搁置而不问。曾见面临事情的人竭尽昼夜的筹划，却仅仅得到古人的十分之一，才相信不如借助古人的方便而有利。

第一是震惊而自我放弃。营阵的制度开始于握奇，握奇的方法出自井田，八门六花之类都是它的支流余绪，只是它们命名变制都是想要愚弄敌人耳目、振奋士气而附会的人，于是把它们尊奉得像秘箓天书。士大夫不深入思考其中的意思，明白考究其中的方法，就认为必定是不能穷究的事情。至于进退的次序、搏击的方法，查考唐、宋的文艺以及占传的秘术，都不能超出。近来名将之上又因震惊古人而不屑于蹈袭今法，像这样那么什么方法可以符合呢？

第一是懒惰而自我困窘。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兵送给敌人。而制作器械修缮甲胄、攻守水战火战，以至于立营设垒、刍牧粮饷，各有成法。有古胜于今的，既因拘泥近法而不去探讨；有今胜于古的，又因拘泥他人而不专一，这是不知道药性却想讲求卫生的方法。所以任凭有关部门欺骗而不知道查看将吏的践踏，危险而不察觉，甚至草创儿戏，把军事当作玩弄，大都由此而来。

第一是愚昧而自我陷溺。占测天象丈量地形，不只在军事上，而军事上尤其重要。士大夫既不学习天官的说法，又不讲求险要阻塞的形势，一朝领受军中大权，面对术士的纷纭说法却不知道折衷，安抚天下的形势却不知道缓急，想要强悍地去做却违背天背弃地，必定不能成功。

我私下为此悲伤，于是写作《兵诀》。评说兵诀没有超过研习六家的，为它们疏解滞碍之处而又删去旧注的烦琐，标出要点而又阐明旧解的谬误，像《卫公问答》《太白虎钤》二经是用来注疏六家的。一并表而出之，曾宣靖认为深奥而难以穷究，马端肃认为隐晦而无法穷尽，希望这样可以免于那些毛病了。

写作《战略》，大略考察古代的方略，见于史传的，有的汇集成书却苦于疏略，有的标署篇目却苦于割裂，现在依照时势而编排，固然有一件事而具备数种方法，也有依靠古法而演绎新意的，都可以得到。

第一是阵练制。古代的阵图散在方册中，举出而合并它们，又陈述异同的说法，使明白的人自己去探索其中进退赏罚的方法。古今制度不同而用意相同，都是用来训练耳目的。搏击驰射的方法雅俗说法不同而情理相同，都是用来训练手足的。合并起来教习，作战就有方法了。为此写作《军资乘》，军资不超出八端：

第一是营

第一是战

第一是攻

第一是守

第一是水

第一是火

第一是饷

第一是马

一并罗列这些方法，使用的人没有缺漏那么疲惫的士兵也可以抵挡精锐的军队了。

第一是占度。记载占测的话很杂乱，杂乱就简选其中明白中肯的来量度，事情烦多烦多就撮取其中条理显著的来立论，倾尽而可以穷尽阴阳的变化，指掌之中而可以预料四海的形势，那么变而化之就不可测度了。

合并这五者而命名为《武备志》。有文事的人必定有武备，这是三代之所以成为有道之长久的原因。

自从武备松弛而文事就不可保全，所以古人有话说：‘我不做这个，您怎么能安坐清谈呢？’唉，假使一个人独自做这个，国家又多么幸运啊！

曾经考察良将的众多，远的没有比得上春秋战国的，近的没有比得上三国六朝的。而汉、唐、宋的末年，它们的将领也胜过兴盛时期，为什么呢？这是寄托精神的说法。时代所需要的，在那方面那么擅长的人必定多，只是担心不预先准备罢了。曹子桓有话说：‘先帝因为世道正扰乱，教我学习射箭，不是英雄的先见吗？’处在太平的日子，谁能这样做呢？！

时在天启辛酉夏日防风茅元仪撰